序言：在未来缺席之际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未来正在迅速消失的世界。全球环境危机——其中，气候发生严重而不可逆变化的前景是最明显的信号——威胁着生物圈的状况，可能使之改变到无法恢复的地步；而我们的各种文化，乃至人类生命本身，都依赖于这个生物圈。¶

这一惊人的转变带来一种强烈的、几近很可能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人类本身可能消失。仅这一可能性就要求我们审慎思考。虽然详细预测未来几十年究竟会发生什么显然愚蠢，但眼下正在展开的过程已经表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共同以之为基础的那些关于人类将永远存续的假设——无论如何理解这种存续，无论它处于“人”这一概念的意识形态运用之内还是之外——都不再可信。今天，世界诸文化的前提，与它们似乎许下的承诺相反，既无坚实根据，也不恒久，而是脆弱、短暂、会消亡的；无论神圣的还是世俗的期待，都不再稳固。因此，以这些前提为基础的话语与实践正在崩塌；使当代文化得以成立的宏大建筑，如今正在化为废墟。¶

因此，虽然今天无法知道未来事件实际会怎样发展，但我们能够知道：人类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内——甚至仅仅几十年之内——消失，而不是在漫长的地质时间里消失，这已经不可挽回地损害了思想的基础。这一点是确定的。因此，下文试图认真对待这种确定性，着手思考那不可思考之物——我将称之为“终点”。¶

关于全球环境危机的各种描述已广为人知；关于生物圈现状、促成这一状况及其未来的人类实践史，以及我们可以采用哪些技术和政策应对危机的研究，也已经极其丰富。但研究世界文化遗产的人，尚未充分投入对终点之于思想条件意味着什么的考察。事实上，这绝非易事。一种常见态度已揭示这一挑战的困难。当人们思及人类的未来可能消失时，往往实际上这样回应：“好吧，那就完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仿佛这一前景消灭了直面它、思索它的意义、将它彻底 想清楚的可能性。然而，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刻，思想的命令并未消失；当深渊在我们面前敞开时，要求我们理解自身处境的任务并不会就此离去。（关于本书中“我们”及相关代词的用法，参见下文的一篇短文。）不过，只要我们可能借以解释这一处境的观念本身建立在已经不再成立的前提上，文化的破碎便不只是思想的对象，因为它如今已成为思想自身的条件。要思考文化的废墟，我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从废墟之中思考，既考察思想的残骸，也将这残骸付诸演行。¶

什么形式可能适合这样的思想？传统的书籍有其统领全书的论点、章节以及整体的概念统一性，这意味着一种我们已无法拥有的连贯性。如今召唤着我们的是另一种方法——一连串短论、试探性的探索、暂时性的尝试，使受损的思想或可在其中表达自身。这些探索将不完整，也不一致，它们提示的论证线索本身可能磨损、崩塌；事实上，这些沉思有时可能彼此分岔，也可能即使身处灭绝思想的境况，仍瞥见未曾料及的可能性。这种方法的遥远先例，可以在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关于历史概念》诸论纲或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找到；它们是思想如何在重压下成形的杰出例子。^[1]然而，这些作品所回应的迫切处境，不如今天压在我们身上的处境严峻；这些范例无论多么敏锐，都只能部分预示思想在我们这个时刻必须采取的形式。¶

如今思想应维持怎样的范围与焦点？如果如我所说，世界诸文化通常据以立足的前提正在崩塌，那么思想便面临一项规模极大的重新表述的任务。因此，我所着手做的，不过是追踪那些我最为熟悉的文化前提如今出现的裂缝。虽然这些前提主要塑造了西方的观念与实践，但我在此的目标不是再次肯定它们——进一步扩张西方的霸权——而是在终点的标记之下辨认它们消解的迹象，偶尔也在这个过程中援引另外的前提和未被预料的选择。（在较早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气候变化著作中，我曾触及某些相关主题，着重讨论我们据以生活的叙事与这些叙事所依赖的未来之日益衰弱之间的不协调；但那本书未曾处理我在此探讨的核心问题。）^[2]而且，我将讨论的关切——主要包括西方宗教传统的根基、现代的历史和政治观念、现代哲学的若干方面、文学的地位、人类在生物圈中的位置， 以及时间性与情感的形态——虽然涉及许多探究领域，却只占今日必须处理的领域的一小部分。然而，如果以为投入更英勇的努力，就能对我们的处境作出全面说明，那便错了，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整体”，也不存在一个可据以作出完全自洽、有所依据或总体化判断的基础。这些探索并非某个更大论证的片段，而是一片我们无法望见其边界的残骸场中的碎片。¶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