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 第二章：教授与史前人

科学在这些史前事物上有一种弱点，而这弱点几乎从未有人注意到。我们都赞叹其现代奇迹的那种科学，是靠不断增添资料而取得成功的。在一切实用发明中，在大多数自然发现中，它总能借实验来增加证据。但它不能拿造人来做实验，甚至不能在一旁观察最初的人造出了什么。一个发明家可以一步一步地推进飞机的建造，哪怕他只是在自家后院里拿些木棍和废金属片做实验。但他无法在自家后院里观看“缺失的环节”如何进化。如果他在计算上出了错，飞机会一头栽到地上，替他把错误纠正过来。但如果他在祖先的树栖生活上弄错了，他却无法看见自己那位树栖的祖先从树上掉下来。他不能像养猫一样在后院养一个穴居人，看看他是否真的吃人，或者是否真的按照抢婚的原则把配偶掳走。他不能像养一群猎犬那样养一个原始人部落，看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群体本能的支配。如果他看见某种鸟有某种特定的举动，他可以另外弄些鸟来，看它们是否也这样做；但如果他在山洞里找到一个头骨，或者一片头骨，他却无法把它繁衍成遍地骸骨的异象。〔译注：典出《旧约·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先知在异象中见平原遍满骸骨，后骸骨复生。〕面对一个几乎已完全消亡的过去，他只能依据证据，而不能依靠实验。而证据又少得几乎算不上证据。因此，大多数科学都沿着一种曲线前进，不断被新的证据所修正；这门科学却沿着一条直线飞入太空，不受任何东西的修正。然而，在更富成果的领域里，结论确实是可以这样得出的；这种得出结论的习惯在科学头脑中已根深蒂固，以致它忍不住要照样说话。它谈起由一块骨片所引出的想法，仿佛那就像一架飞机——而飞机终究是用成堆成堆的废金属片一点点造出来的。研究史前的教授的麻烦在于，他没法把他那块残片当作废料扔掉。那架了不起的、凯旋般的飞机，是由一百次错误造就的。研究起源的学者却只能犯一次错误，然后死抱着它不放。¶

我们说科学有耐心，这话很对；但在这个领域里，说科学没耐心倒更对些。由于上述的困难，理论家实在太过匆忙了。我们得到一连串如此仓促的假说，简直可以称之为幻想，而且无论如何也无法再由事实加以修正。在这里，最讲经验的人类学家也和古物收藏家一样受限。他只能紧抓着过去的一块碎片，却没有办法为将来增添它。他只能紧握着他那一块事实的碎片，几乎就像原始人紧握着他那一块燧石的碎片一样。而事实上，他对待它的方式也差不多，理由也差不多。那是他的工具，他唯一的工具。那是他的武器，他唯一的武器。他挥舞它时，常常带着一股狂热，远远超过科学家在能够从经验中收集更多事实、甚至能够借实验增添新事实时所表现出来的任何狂热。有时候，守着骨头的教授几乎和守着骨头的狗一样危险。而狗至少不会从骨头推演出一套理论，证明人类正在“走向狗”——或者证明人类原本就是从狗那里来的。〔译注：英语俗语 going to the dogs 意为“每况愈下、走向堕落”，字面即“走向狗”。〕¶

举例来说，我已经指出，要养一只猴子并看着它进化成人是多么困难。既然这种进化不可能有实验的证据，教授便不满足于说（像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说的那样）这种进化无论如何总是颇有可能的。他拿出他的一小块骨头，或者一小堆骨头，从中推演出最神奇的东西。他在爪哇发现了一块头骨，从轮廓看似乎比人类的小。在它附近某处，他又发现了一根直立的大腿骨，并以同样零散的方式发现了几颗不属于人类的牙齿。假如它们都属于同一个生物——这一点本身就可疑——那么我们对这个生物的构想也几乎同样可疑。然而它在通俗科学中产生的效果，却是造出了一个完整乃至复杂的形象，连毛发和习性的最后细节都一应俱全。人们给他起了名字，仿佛他是一个寻常的历史人物。人们谈论猿人（Pithecanthropus），就像谈论皮特、福克斯或拿破仑一样。通俗历史书刊登他的画像，就像刊登查理一世和乔治四世的画像一样。有人复制了一幅精细的图画，阴影描得一丝不苟，表明连他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任何不明底细的人，看着那张线条细致的脸和那双若有所思的眼睛，都一刻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一根大腿骨的画像，或者几颗牙齿加一块颅骨碎片的画像。同样，人们谈起他来，仿佛他是一个我们都熟知其影响和性格的个人。我刚刚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爪哇的小说，讲的是那个岛上的现代白人居民如何在可怜的老猿人的个人影响之下，被诱得行为不端。爪哇的现代居民行为不端，这我很容易相信；但我不认为他们还需要从几块极其可疑的骨头的发现中得到什么鼓励。无论如何，这些骨头实在太少、太零碎、太可疑，填不满那片巨大的空白——那片无论在理性上还是在现实中都确实横亘于人与其兽类祖先之间的空白，如果那些兽类真是他的祖先的话。假定确有这种进化上的关联（这种关联我丝毫无意否认），那么真正引人注目、值得深思的事实，恰恰是在那个节点上相对缺乏任何记录这种关联的遗骸。达尔文的真诚实际上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正是因此才用上了“缺失的环节”这样的术语。但达尔文主义者的教条主义压倒了达尔文本人的不可知论；人们不知不觉地把这个完全否定性的词语变成了一个肯定性的形象。他们谈论要探寻“缺失的环节”的习性和栖息地；这就好比说要跟叙述中的一段空缺、论证中的一个漏洞交朋友，要和一个non-sequitur（不合逻辑的推论）一起散步，或者和一个“中项不周延”共进晚餐。¶

因此，在这篇论述人与某些宗教和历史问题之关系的概要中，我不会再在这些关于人成为人之前的本性的推测上浪费篇幅。他的身体也许是从禽兽进化而来的；但对于任何这样的过渡，我们一无所知，没有任何东西能对他那在历史中显露出来的灵魂投下哪怕最微弱的光。不幸的是，同一派作家在谈到关于最初的真正的人的最初真正的证据时，也沿用了同样的推理方式。当然，严格说来，我们对史前人一无所知，原因很简单：他是史前的。“史前人的历史”显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这是一种只有理性主义者才被允许沉溺其中的非理性。假如一位牧师随口说洪水是在洪水以前的，他的逻辑也许会遭到一点儿取笑。假如一位主教说亚当是亚当以前的人，我们也许会觉得有点古怪。但当怀疑派历史学家谈论历史中属于史前的那一部分时，我们却不该去注意这类字眼上的细枝末节。事实是，他们在使用“有史的”和“史前的”这两个词时，心中并没有任何清楚的标准或定义。他们的意思是，在人类的故事开始之前，已经有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至少确实知道，人类存在于历史之前。¶

人类文明比人类记载更古老。这才是陈述我们与这些遥远事物之关系的明智方式。人类留下了早于书写艺术的其他艺术的实例；或者至少早于任何我们能读懂的文字。但可以肯定，原始的艺术是艺术；而且从各方面看，原始的文明很可能就是文明。那人留下了一幅驯鹿的画，却没有留下一篇他如何猎捕驯鹿的叙述；因此我们关于他所说的是假说，而不是历史。但他确实从事过的那种艺术颇有艺术性；他的绘画颇为聪慧，也没有理由怀疑他讲的狩猎故事会同样聪慧，只不过那故事即使存在，我们也已无从领会了。简言之，史前时期未必就是原始时期——即野蛮或兽性意义上的原始时期。它并不意味着文明以前的时代，也不意味着技艺以前的时代。它仅仅意味着在任何我们能读懂的连贯叙述出现以前的时代。这确实造成了铭记与遗忘之间的全部实际差别；但完全可能曾有过各种被遗忘了的文明形式，正如也有过各种被遗忘了的野蛮形式。而且无论如何，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些被遗忘或半被遗忘的社会阶段中，有许多远比今天一般人所想象的更文明、更少野蛮。但即便是对于人类这些未成文的历史——那时人类无疑已经是人——我们也只能怀着极大的怀疑和谨慎去推测。不幸的是，怀疑和谨慎恰恰是当今文化中那种松散的进化论最不愿鼓励的东西。因为那种文化充满了好奇心；它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不可知论的痛苦。正是在达尔文的时代，这个词第一次为人所知，而这件事第一次变得不可能。¶

必须明白地说：所有这些无知，不过是用厚颜无耻掩盖起来罢了。种种论断说得如此直截了当、如此斩钉截铁，以至于人们几乎没有道德上的勇气停下来细想一下，从而发现它们毫无根据。前些日子，一份关于某个史前部落状况的科学概述，开头就满怀信心地写道：“他们不穿衣服。”一百个读者中恐怕没有一个会停下来问问自己：对于一群除了几片碎骨和碎石之外一切都已消亡的人，我们怎么会知道他们是否曾经穿过衣服？想必人们是希望除了一把石斧之外，还能找到一顶石帽。显然人们曾期待，我们也许会发现一条与永恒的岩石质地相同的永恒的裤子。但对于性情不那么乐观的人来说，立刻就会明白：人们完全可能穿着简单的衣服，甚至是极富装饰的衣服，而留下的痕迹并不比这些人所留下的更多。例如，用灯芯草和青草编织的技艺，可能变得越来越精巧，却丝毫没有因此变得更加不朽。一种文明可能专长于那些碰巧易于朽坏的东西，如纺织和刺绣，而不专长于那些碰巧较为持久的东西，如建筑和雕塑。这类有所专长的社会，例子多得很。一个未来的人发现了我们工厂机器的废墟，同样可以有理有据地说，我们只认识铁，不认识任何别的物质；并宣布一项发现：工厂的业主和经理无疑是赤身裸体走来走去的——或者也可能戴着铁帽子、穿着铁裤子。¶

这里并不是主张这些原始人确实穿衣服，正如并不主张他们确实编织灯芯草一样；只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知道他们穿还是没穿。但也许值得回头看一看我们确实知道的、他们确实做过的那极少数事情。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些事，一定会发现它们与服饰和装饰之类的观念并无抵触。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装饰自己；但我们确实知道他们装饰别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刺绣，即使有，也不能指望那些刺绣保存至今。但我们确实知道他们有图画；而图画保存下来了。正如前面已经提示过的，与这些图画一同保存下来的，还有对某种绝对而独特之物的见证；那是属于人、而除了人之外不属于任何别的东西的；那是种类上的差别，而不是程度上的差别。并不是猴子画得笨拙而人画得巧妙；并不是猴子开创了再现的艺术而人把它推向完美。猴子根本就不画；它根本没有开始去画；它连开始去开始画都根本没有。在第一道模糊的线条能够落笔之前，某条界线已经被跨越了。¶

又有一位杰出的作家，在评论那些据说出自驯鹿时期新石器时代人之手的洞穴壁画时说，他们的图画似乎没有一幅带有任何宗教目的；他似乎几乎要由此推断他们没有宗教。我简直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细的一根论证之线了：某人在岩石上胡乱画了几幅素描——出于什么动机，我们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我们不知道；遵循着什么习俗或惯例，我们也不知道——他也许只是觉得画驯鹿比画宗教容易些；而人们竟从这个事实出发，去重建史前心灵最内在的情绪。他画驯鹿，也许是因为那是他的宗教象征。他画驯鹿，也许是因为那不是他的宗教象征。他可能什么都画，唯独不画他的宗教象征。他可能在别处画了他真正的宗教象征；或者那象征画好之后被故意毁掉了。他可能做过或没做过五十万件事；但无论如何，推断他没有宗教象征，或者更进一步，从他没有宗教象征推断他没有宗教，都是一种惊人的逻辑跳跃。而这个特定的例子恰好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些猜测是多么靠不住。因为不久之后，人们在洞穴中不仅发现了绘画，还发现了动物雕塑。据说其中一些带有凹痕或孔洞的损伤，被认为是箭留下的痕迹；于是人们推测，这些受损的形象是某种对着兽像施行杀戮的巫术仪式的遗迹；而那些未受损的形象，则被解释为与另一种为畜群祈求繁衍的巫术仪式有关。这里又一次透出科学那种正反都有理的习惯中的几分滑稽。形象受了损，就证明一种迷信；没有受损，就证明另一种迷信。这里又一次是相当鲁莽地妄下结论；这些推测者几乎从未想到，一群冬天被困在洞穴里的猎人，也许只是为了取乐而瞄准一个靶子射箭，当作一种原始的室内游戏。但无论如何，如果这是出于迷信而做的，那么“它与宗教毫无关系”的论点又到哪里去了呢？事实是，所有这些臆测跟什么都毫无关系。它还远不如朝一只雕刻的驯鹿射箭来得像一种好的室内游戏，因为它是朝着空中放箭。¶

例如，这类推测者颇容易忘记，现代世界的人有时也会在洞穴里留下记号。有人注意到，当一群游客被领着穿过“奇妙石窟”或“魔幻钟乳石洞”的迷宫时，他们所经之处便会冒出种种象形文字：一些姓名首字母和题字，学者们拒绝把它们归于任何遥远的年代。但终有一天，这些题字会真正属于遥远的年代。而如果未来的教授有几分像现在的教授，他们将能够从这些二十世纪的洞穴文字中推演出大量极其生动有趣的东西。如果我对这类人还有所了解，如果他们没有丧失其先辈那种血气方刚的自信，他们将能从阿里和阿丽叶特留在魔幻石窟里的姓名首字母中——也许是两个交缠在一起的 A——发现关于我们的最迷人的事实。〔译注：原文作 ’Arry 与 ’Arriet，即 Harry 与 Harriet 吞掉 H 音的伦敦下层口音写法，是当时漫画中粗俗的下层游客的代称；二人的首字母因此都是 A。〕单凭这一点，他们就会知道：（1）由于这些字母是用一把钝小刀粗糙地凿出来的，二十世纪没有精细的雕刻工具，也不懂雕塑艺术。（2）由于这些字母是大写字母，我们的文明从未发展出任何小写字母，或任何类似草书的东西。（3）由于几个首字母辅音以一种无法发音的方式排在一起，我们的语言可能与威尔士语同源，或者更可能属于忽略元音的早期闪米特类型。（4）由于阿里和阿丽叶特的首字母并没有以任何特别的方式自称为宗教象征，我们的文明没有宗教。也许最后这一条最接近真相；因为一个有宗教的文明，会多有一点理性。¶

人们又常常断言，宗教是以一种非常缓慢的、进化的方式成长起来的；甚至说它不是出于一个原因，而是出于一种可以称之为巧合的组合。一般说来，这组合中的三个主要因素是：第一，对部落首领的恐惧（韦尔斯先生坚持用一种令人遗憾的亲昵口吻，称他为“老者”）；第二，梦的现象；第三，与收获相关的献祭联想，以及在生长的谷物中所象征的复活。我不妨顺便说一句：把一个活生生的、单一的精神，归结为三个死的、互不相干的原因——如果它们真的只是死的、互不相干的原因的话——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可疑的心理学。假设韦尔斯先生在他某部引人入胜的未来小说中告诉我们，人类中将会兴起一种新的、尚无名称的激情，人们会像梦想初恋那样梦想它，会像为旗帜和祖国而死那样为它而死。我想，如果他告诉我们，这种奇特的情感将是以下三者的组合：抽“伍德拜恩”牌廉价香烟的习惯、所得税的增加，以及驾车者超速行驶的快感——我们多少会感到有些困惑。我们难以想象这一点，因为我们想象不出这三者之间有任何联系，也想象不出有什么共同的感情能把它们全部包容在内。同样，除非已经有一种共同的感情把它们全部包容在内，否则谁也想象不出谷物、梦和一个手持长矛的老首领之间有什么联系。但如果确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感情，那它只能是宗教感情；而这些事物不可能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宗教感情的开端。我想，任何人的常识都会告诉他，更有可能的是，这种神秘的情感早已存在；正是在它的光照之下，梦、君王和麦田在当时才能显得神秘，正如它们今天也能显得神秘一样。¶

因为明摆着的真相是：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种伎俩——仅仅靠假装不理解我们其实理解的事情，就使事物显得遥远而失去人性。这就好比说，史前人有一种丑陋粗野的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张大嘴巴，把奇怪的东西塞进去——仿佛我们从未听说过吃饭。这就好比说，石器时代可怕的穴居者轮流抬起左右两条腿——仿佛我们从未听说过走路。如果这样说是为了触动神秘的神经，唤醒我们去感受走路和吃饭之奇妙，那倒不失为一种正当的奇想。但既然这里的用意是要扼杀神秘的神经，使我们对宗教的奇妙麻木不仁，那它就是毫无理性的胡说八道。它假装在我们人人都理解的感情中发现了某种不可理解的东西。谁不觉得梦是神秘的，觉得它们处在存在的幽暗边境上？谁不觉得大地上生长之物的死亡与复活，近乎宇宙的奥秘？谁不明白，权威以及作为部落灵魂的团结，总必带着某种神圣的气息？如果真有哪位人类学家觉得这些事情遥远而无法体会，那么对于这位科学绅士，我们只能说，他的心智不如一个原始人那样宽广、那样开明。在我看来显而易见，唯有一种早已活跃的精神情感，才能给这些分散而各异的事物披上神圣的外衣。说宗教来自对首领的敬畏或收获时的献祭，就是把一辆极其精巧的车套在一匹真正原始的马前面。这就好比说，画画的冲动来自对洞穴里驯鹿图画的观赏。换言之，这是在用“绘画起源于画家的作品”来解释绘画，或者用“艺术起源于艺术”来说明艺术。这更像是说，我们称为诗歌的东西是某些习俗的产物：比如官方作一首颂诗来庆祝春天的到来；或者一个年轻人在固定的时刻起床去听云雀歌唱，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下他的报告。年轻人往往在春天成为诗人，这话一点不错；而一旦有了诗人，也确实没有任何凡人的力量能阻止他们去写云雀。但诗篇并不先于诗人而存在。诗歌并不是从诗的形式中产生的。换言之，要解释一样东西如何第一次出现，却说它早已存在，这几乎算不上充分的解释。同样，我们不能说宗教起源于宗教形式，因为那只不过是换一种说法，说宗教是在它已经存在时才产生的。需要某一种心智，才能看出梦或死者身上有什么神秘之处，正如需要某一种特别的心智，才能看出云雀或春天有什么诗意。那种心智想必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的心智，与今天存在的人的心智大体无异；因为神秘主义者至今仍在默想死亡和梦，正如诗人至今仍在书写春天和云雀。但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任何低于我们所知的人类心智的东西，会感受到哪怕一点点这样的神秘联想。田野里的一头母牛，虽然有无与伦比的机会聆听云雀，却似乎并未从中得到任何抒情的冲动或教益。同样，也没有理由设想，活羊会有一天开始把死羊当作一套精致的祖先崇拜体系的基础。的确，在春天，一头年轻四足兽的心思也许会轻快地转向爱情，但无论多少个春天接连到来，都从未使它的心思——哪怕是轻快地——转向文学。〔译注：化用丁尼生诗《洛克斯利田庄》中“春天里，少年的心思轻快地转向爱情”之句。〕同样，虽然狗确实会做梦，而其他大多数四足兽似乎连梦都没有，我们却已经等了很久，等着狗把它的梦发展成一套精致的宗教仪礼体系。我们等了这么久，实际上已经不再指望了；我们既不指望看到狗把它的梦用于教会的建设，也不指望看到它按精神分析的规则来检视自己的梦。简言之，显而易见，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自然的经验，甚至自然的激动，在人以外的任何生物身上，都从未越过那条把它们与艺术和宗教之类的创造性表达分隔开来的界线。它们从未越过，过去从未越过，而且从一切迹象看，将来也极不可能越过。就“自相矛盾”的意义而言，我们看到母牛每逢星期五禁食青草，或者像古老的圣诞前夜传说中那样跪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意义上，母牛默想死亡，直到能够用“老母牛死于此调”的曲调唱出一首崇高的哀歌，也不是不可能的。〔译注：英语俗语“the tune the old cow died of”（老母牛因之而死的曲子），指难听的曲调。〕在那个意义上，它们以一种象征性的舞蹈来表达对天国生涯的希望，以纪念那头跳过月亮的母牛，也不是不可能的。〔译注：“跳过月亮的母牛”出自英语童谣《嘿，迪德尔，迪德尔》。〕也许狗终将积攒下足够的梦，使它能够为刻耳柏洛斯建一座神庙，作为一种犬类的三位一体。也许它的梦已经开始化为能用言语表达的异象，成为某种启示，宣告天狼星（英语称“狗星”）是走失之狗的精神家园。这些事情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意思是说，要证明我们称之为“不可能”的那种全称否定命题，在逻辑上是困难的。但我们称之为常识的那种对或然之事的本能，必定早已告诉我们：从一切迹象看，动物并没有朝这个方向进化；而且至少可以说，我们不大可能亲眼见证它们从动物的经验过渡到人类的尝试。然而春天、死亡乃至梦，仅就其作为经验而言，是它们的经验，也同样是我们的经验。唯一可能的结论是：这些经验，就其作为经验而言，除了在像我们这样的心智中，不会在任何心智中产生任何类似宗教感的东西。我们又回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某种心智早已活着，并且是孤独的。它是独一无二的，它能创造信条，正如它能创作洞穴壁画。宗教的材料就像其他一切事物的材料一样，已经在那里躺了无数个世代；但宗教的力量在于心智。人早已能在这些事物中看到他至今仍在其中看到的谜语、暗示和希望。他不仅能做梦，还能梦见梦。他不仅能看见死者，还能看见死亡的阴影；并且被那种神秘的困惑所占据，永远觉得死亡难以置信。¶

的确，即便是这些暗示，我们主要也是在人明白无误地作为人出现时才得到的。对于那个据称原本把人与禽兽连接起来的动物，我们无法断言这一点或任何别的事情。但那只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动物，而只是一个“据称”。我们无法确定猿人是否曾经崇拜过什么，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曾经活过。他只不过是一个被召唤出来填补空白的幻影——那片空白确实横亘在最初那些肯定是人的生物与其他任何肯定是猿或别种动物的生物之间。几块极其可疑的碎片被拼凑起来，暗示有这样一种中间生物，因为某种哲学需要它；但没有人会认为，这些碎片足以确立任何哲学性的东西，哪怕是用来支持那种哲学。在爪哇发现的一块头骨碎片，既不能确立关于宗教的任何东西，也不能确立关于没有宗教的任何东西。如果真有过这样一种猿人，他在宗教上也许像人一样讲究仪式，也许像猿一样简单。他也许是一个编神话的，也许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如果真有什么过渡的类型可供探究，那么探究一下这种神秘的品质是否出现在从猿到人的过渡之中，也许会很有意思。换言之，缺失的环节如果不缺失的话，也许是神秘的，也许不是。但与我们关于真正人类的证据相比，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是一个人，或者半个人，或者根本是一个存在物。即便是最极端的进化论者，也不试图从他身上推演出任何关于宗教起源的进化论观点。即便在试图证明宗教是从粗陋或非理性的源头缓慢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也是从最初那些已经是人的人开始论证的。但他们自己的论证只证明了：那些已经是人的人，已经是神秘主义者。他们运用那些粗陋而非理性的因素，正如只有人和神秘主义者才能运用它们那样。我们又一次回到了那个简单的真理：在某个早得让这些批评家无从追溯的时刻，发生了一种骨头和石头按其本性就无法为之作证的过渡；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关于宗教起源这个问题，真相是：那些试图这样解释它的人，其实是在试图把它解释掉。他们下意识地觉得，当它被这样拉长为一个渐进的、几乎看不见的过程时，就显得不那么可怕了。但事实上，这种透视完全歪曲了经验的实在。他们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进化起源的零星暗示与坚实而不言自明的人类整体——拉到一起，并试图移动自己的立足点，直到看见它们排成一条透视缩短了的直线。但这是一种视觉错觉。人与猴子或缺失的环节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并不处在人与人之间那样的一条链条之中。在那道巨大的鸿沟里，也许曾有过一些中间生物，它们的模糊痕迹在这里那里可以找到。对于这些生物——如果它们曾经存在的话——说它们是与人极不相像的东西，或者是与我们极不相像的人，也许不错。但对于史前人，比如那些被称为穴居人或驯鹿人的人，这话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对。那一类史前人是与人完全相像的东西，是与我们极其相像的人。他们只不过碰巧是我们所知不多的人，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留下记录或编年史；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切，都使他们与中世纪庄园里或希腊城邦中的人同样富有人性、同样平常。¶

从我们人类的立足点出发，沿着人类的漫长远景望上去，我们干脆就认出这东西是属人的。如果我们非得把它认作动物，那就不得不把它认作反常的。如果我们选择从望远镜的另一端去看——正如我在这些思考中不止一次做过的那样——如果我们选择把人的形象从一个非人的世界中向前投射出来，我们就只能说，有一种动物显然发了疯。但从正确的一端，或者毋宁说从内部来看这件事，我们知道它是神智健全；我们知道这些原始人是神智健全的。无论在野蛮人身上、在外国人身上还是在历史人物身上，只要看见人与人之间那种心照不宣的同道之谊，我们都会向它致意。例如，我们能从原始传说中推断出的一切，以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野蛮生活的一切，都支持某种道德的乃至神秘的观念，而这观念最常见的象征就是衣服。因为衣服在非常字面的意义上就是祭服，人穿衣服，是因为他是祭司。的确，即使作为一种动物，他在这一点上也与动物不同。赤身裸体对他来说并不自然；那不是他的生，而毋宁是他的死——即使只就“冻死”这种粗浅的意义而言。但在丝毫不需要衣服来保暖的地方，人们也为了尊严、体面或装饰而穿衣。有时看起来，人们重视衣服作为装饰，先于重视它的用途。几乎总是看起来，人们觉得衣服与礼仪有某种联系。这类习俗因时因地而大不相同；有些人总也想不通这一点，并且觉得这就足以成为让一切习俗统统废弛的理由。他们不厌其烦地、带着单纯的惊奇重复说，食人岛上的服装和卡姆登镇的服装不一样；他们再也想不下去，于是绝望地抛弃了整个体面的观念。他们还不如说，因为帽子有过许多不同的形状，有些形状还相当古怪，所以帽子无关紧要，或者根本不存在。他们大概还会补充说，根本没有中暑或秃顶这回事。各地的人都感到，某些形式是必需的，用以把某些私密的事情隔开、保护起来，免遭轻蔑或粗鄙的误解；而遵守这些形式——无论它们是什么——有助于尊严和相互尊重。这些形式大多或多或少、或远或近地涉及两性关系，这一事实说明了必须放在人类纪录最开头的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原罪之“原”名副其实。不仅在神学上，而且在历史上，它都是扎根于起源之中的东西。无论人们还相信别的什么，他们都相信人类出了某种毛病。这种罪感使人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不穿衣服，正如它使人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没有法律。但这一点最主要地见于另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一切法律之父母，正如它本身就建立在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之上：那是先于一切王座、甚至先于一切国家的东西。¶

那个事实就是家庭。在这里，我们又必须使一件常态之物的巨大比例，不被种种修正、程度之别和或多或少合理的疑问所遮蔽，这些东西就像缠绕在山峰周围的云。也许我们所谓的家庭曾不得不从种种无政府状态和反常状态中，或者穿过它们，奋力开出一条路来；但它肯定比它们活得更久，而且它同样很可能也早于它们。正如我们在共产主义和游牧生活的情形中将会看到的，一些较为无定形的东西可能、而且确实存在于那些已具有固定形式的社会的侧翼；但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形式不是先于无形式而存在的。至关重要的是，形式比无形式更重要；而名为人类的这块材料已经采取了这种形式。例如，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围绕性的规则中，没有哪一条比通常称为couvade（产翁制）的野蛮习俗更奇特了。那似乎是一条来自颠倒国的法律；按照它，父亲被当作母亲来对待。无论如何，它显然涉及对性的神秘感；但许多人主张，它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父亲借此承担起为父的责任。果真如此，那种怪诞的滑稽举动其实是一种非常庄严的行为；因为它是我们所谓家庭、我们所知人类社会的一切的根基。一些在这些幽暗的开端中摸索的人说，人类一度处于母权制之下；我想，在母权制之下，人类就不该叫 mankind，而该叫 womankind 了。〔译注：英语 mankind（人类）一词中含 man（男人），womankind 则指女性。〕但另一些人推测，所谓母权制不过是道德上的无政府状态，其中只有母亲固定不变，因为所有的父亲都四处逃散、不负责任。后来，那一刻到来了：男人决定守护和引导他所创造的东西。于是他成了一家之主，不是作为一个手持大棒殴打女人的恶霸，而毋宁是作为一个力图做个负责之人的体面人。这一切可能完全属实，甚至可能就是第一个家庭行为，但即便如此，仍然可以说：人那时第一次像一个人那样行事，因而第一次完全成为一个人。但同样可能的是，母权制或道德无政府状态——或者随便我们叫它什么——只不过是上百种社会瓦解或野蛮倒退之一，这类事情在史前时代可能时有发生，正如在有史时代确实时有发生一样。像couvade这样的象征——如果它真是这样一种象征的话——所纪念的可能是一种异端的被镇压，而不是一种宗教的初兴。关于这些事情，除了它们在建造人类中的重大结果之外，我们无法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但我们可以说，人类这座大厦的主体和最好的部分是以什么风格建造的。我们可以说，家庭是国家的单位；它是构成整个组织的细胞。确实，正是围绕着家庭，聚集起了那些将人与蚂蚁和蜜蜂区别开来的神圣之物。体面是那顶帐篷的帘幕；自由是那座城池的城墙；财产不过是家庭的农庄；荣誉不过是家庭的旗帜。在人类历史的实际比例中，我们又回到了父亲、母亲和孩子这一根本。前面已经说过，如果这个故事不能从宗教的前提出发，它也仍然必须从某种道德的或形而上学的前提出发，否则人的故事就毫无意义可言。而这正是那种非此即彼之必然性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不属于那些以祈求神圣的三位一体开始的人，我们也仍然必须祈求一个人间的三位一体；并看到那个三角形在世界的图案中处处重复出现。因为历史上最崇高的事件——全部历史都在期待它、都在导向它——恰恰就是那个三角形的颠倒与更新。或者毋宁说，那是一个三角形叠在另一个三角形上，使两者相交，构成一个神圣的五芒星——在一种比魔法师所说更强有力的意义上，魔鬼都惧怕它。旧的三位一体是父亲、母亲和孩子，称为人类家庭。新的三位一体是孩子、母亲和父亲，名为圣家。它丝毫没有改变，只是被完全颠倒了过来；正如被它所改变的那个世界也丝毫没有两样，只是被翻了个底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