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 第六章：信仰的五次死亡

追溯基督教此后的历史，尤其是基督教较晚近的历史，并不是本书的目的；那段历史牵涉种种争论，我希望日后在别处更详尽地论述。本书只致力于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基督教出现在异教的人类当中时，完全具有一件独一无二之物、甚至一件超自然之物的特征。它不像其他任何东西；我们越研究它，它就越不像其中任何一样。但有某种颇为奇特的性格，从那时起一直标记着它，直到此刻；本书不妨就以谈论这一点来作结。¶

我说过，亚洲和古代世界带着一种老得死不了的神气。基督教世界的命运却恰恰相反。基督教世界经历了一连串革命，而在每一次革命中，基督教都死了。基督教死过许多次，又复活了；因为它有一位认得走出坟墓之路的神。然而，这段历史中第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欧洲一次又一次被翻了个底朝天；而每一次这样的革命结束时，人们发现高居其上的又是同一个宗教。信仰总是在使时代归信，不是作为一个古老的宗教，而是作为一个新的宗教。这一真相被一种很少有人留意的惯例遮蔽了，许多人因此看不见它。说来奇怪，这种惯例，恰恰是那些忽视它的人自诩特别善于识破和谴责的那一类东西。他们总是告诉我们，祭司和仪式并不就是宗教，宗教组织可能是一具空洞的假壳；可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话有多么真实。它真实到这种地步：在基督教世界的历史上，至少有三四次，整个灵魂似乎都已离开了基督教；几乎每个人在心底都预料它的终结。这一事实在中世纪和其他时代之所以被掩盖，恰恰是因为那种官方宗教——而这些批评家正以能看穿官方宗教而自豪。基督教依然是某位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的官方宗教，或是某位十八世纪主教的官方宗教，正如某种古代神话依然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官方宗教，或者阿里乌派的信条长期依然是背教者尤利安的官方宗教。但尤利乌斯的情形与尤利安的情形之间有一个区别；因为教会已经开始了它那奇特的历程。像尤利乌斯这样的人，没有理由不在公开场合永远崇拜朱庇特那样的神，同时在私下里永远嘲笑他们。但当尤利安把基督教当作已死之物对待时，他却发现它又活了过来。顺带一提，他还发现，朱庇特没有丝毫要复活的迹象。尤利安的例子和阿里乌派的插曲，只是一系列例证中的第一个，而这些例证在此只能粗略地点到。前面已经说过，从一切人间的表象来看，阿里乌主义都像是君士坦丁的那种特定迷信理应自然而然地逐渐消散的途径。一切寻常的阶段都已经走过了：这信条先成了一件体面的东西，又成了一件仪式性的东西，然后又被修改成一件合乎理性的东西；而理性主义者已准备好把它最后的残余驱散殆尽，正如他们今天所做的那样。当基督教突然再度崛起，把他们掀翻在地时，那几乎就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出人意料。但同样的事情还有许多别的例子，甚至就在大致同一时期。比方说，从爱尔兰涌出的那股传教士的洪流，完全带着一群青年人出其不意地猛攻一个古老世界的气象，甚至是猛攻一个已显露老态的教会。他们中有些人在康沃尔海岸殉道；而康沃尔古物方面的首席权威告诉我，他一刻也不相信他们是被异教徒杀害的，而是（照他颇带几分幽默的说法）“被相当懈怠的基督徒”杀害的。¶

如果我们潜入历史的表层之下——这不在本书论证的范围之内——我猜我们会发现好几个这样的时刻：基督教世界从表面上看已被怀疑和冷漠从内部掏空，只剩下那古老的基督教外壳还立在那里，就像异教的外壳曾经立了那么久一样。但区别在于，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父辈对信仰懈怠之处，儿子们却对它狂热起来。从文艺复兴到反宗教改革的过渡，这一点显而易见。从十八世纪到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次天主教复兴的过渡，这一点也显而易见。但我猜想还有许多别的例子，值得分别加以研究。¶

信仰并不是一种残存之物。这并不像是德鲁伊教设法在某个地方存活了两千年。那种事可能发生在亚洲或古代欧洲，发生在那种冷漠或宽容之中——在那里，各种神话和各种哲学可以永远并肩共存。信仰并没有“残存”下来；它是在这个变化迅速、制度不断消亡的西方世界里，一次又一次地重返。承袭罗马传统的欧洲，总是在尝试革命与重建，总是在重建一个普世的共和国。而它总是以弃绝这块古老的石头开始，又以使它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告终；把它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使它成为卡比托利欧神殿的冠冕。巨石阵的石头有些还立着，有些已经倒下；石头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译注：套用《传道书》11:3“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并没有每隔一两个世纪就来一次德鲁伊教的文艺复兴，让头戴新鲜槲寄生的年轻德鲁伊们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阳光下起舞。巨石阵也没有以从粗犷的诺曼圆拱式到巴洛克最后的洛可可式的每一种建筑风格被重建过。德鲁伊的圣地安然无恙，不受“修复”这种破坏行为的侵害。¶

但西方的教会并不处在一个万物老得死不了的世界里，而是处在一个万物总是年轻得足以被杀死的世界里。其结果是，从表面和外部看，它确实常常被杀死；不，有时它甚至没有被杀，就自己耗尽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我觉得颇难描述、却相信它非常真实且相当重要的事实。正如鬼魂是人的影子，在这个意义上是生命的影子，同样，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种死亡的影子掠过这永无止境的生命。它来临的时刻，正是那生命若是可朽之物便会灭亡的时刻。它使一切可朽的东西都枯萎凋零。如果这类动物的比喻配得上这个场合，我们可以说，蛇打了个寒战，蜕下一层皮，又继续前行；甚至可以说，猫在失去它九百九十九条命中的一条时抽搐了一阵。用一个更庄重的意象来说则更为贴切：钟声敲响了，却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说，丧钟为一场永远延期的处决而鸣响。¶

十二世纪那一整场朦胧而巨大的骚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正如有人说得极妙的那样，那时尤利安在睡梦中翻了个身。为什么在黑暗时代之后的黎明曙光中，那么奇怪地、那么早地出现了一种如此深刻的怀疑主义，即以唯名论反对实在论所包含的那种怀疑主义？因为实在论对唯名论之争，实际上是实在论对理性主义之争，或者说是对某种比我们所谓理性主义更具破坏性的东西之争。答案是：正如有些人可能认为教会不过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另一些人也可能认为教会只是黑暗时代的一部分。黑暗时代结束了，就像帝国结束了一样；如果教会也是黑夜的阴影之一，她本该随之一同逝去。这又是那种幽灵般的死亡、或者说对死亡的模拟之一。我的意思是，倘若唯名论得胜了，那就等于阿里乌主义得胜了；那就是开始承认基督教已经失败。因为唯名论是一种比单纯的无神论根本得多的怀疑主义。当黑暗时代逐渐展开，进入我们称之为现代世界的那片天光时，这就是人们公开提出的问题。然而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阿奎那坐上了亚里士多德的讲席，把一切知识都当作自己的领地；答案是成千上万的少年，下至最低微的农民和农奴，衣衫褴褛、啃着面包皮，住在各大学院周围，去聆听经院哲学。¶

在伊斯兰教的阴影之下，那阵在西方四处流传的恐惧的低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使每一部古老的传奇里都充满了不协调的意象：撒拉逊骑士在挪威或赫布里底群岛耀武扬威。为什么在极西之地，会有人——如果我没记错，比如约翰王——被指控暗中是穆斯林，正如今天有人被指控暗中是无神论者？为什么某些权威人士对阿拉伯人那种理性主义化的亚里士多德版本会那样惊恐万状？权威们很少会那样惊恐，除非为时已晚。答案是：或许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心底相信，伊斯兰教将征服基督教世界；相信阿威罗伊比安瑟伦更合乎理性；相信撒拉逊文化真的像它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一种更高级的文化。在这里，我们大概又会发现整整一代人——年老的一代——充满疑虑、消沉而疲惫。伊斯兰教的到来，只不过是一位论提早一千年到来罢了。在许多人看来，这也许相当合理，相当可能，相当有望发生。果真如此，那么对于实际发生的事，他们会大吃一惊。实际发生的，是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发出的一声雷鸣般的呐喊，他们把全部的青春投入一场欢欣鼓舞的反冲锋——十字军东征。那是圣方济各的儿子们，那些“上帝的杂耍艺人”，一路歌唱着漫游世界的每一条道路；那是哥特式建筑如一阵飞矢般向上腾起；那是世界的觉醒。在考察阿尔比派战争时，我们来到了欧洲心脏处的裂口，看到一种新哲学如山崩般袭来，几乎永远终结了基督教世界。在那一次，这种新哲学也是一种非常新的哲学；它就是悲观主义。它虽然和亚洲一样古老，却并不因此就不像现代观念；大多数现代观念都是如此。那是诺斯替派的归来；可诺斯替派为什么会归来呢？因为那是一个纪元的终结，就像帝国的终结一样；而且本该是教会的终结。那是叔本华在未来的上空盘旋；但那也是摩尼从死里复活；叫人得死亡，并且得的更丰盛。〔译注：反用《约翰福音》10:10“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在文艺复兴的例子里，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原因很简单：那个时期离我们近得多，人们对它也知道得多得多。但即便在这个例子里，也有比大多数人所知更多的东西。撇开那些我想留待另作专门研究的具体争论不谈，那个时期远比这些争论通常所暗示的更加混乱。当新教徒称拉蒂默为新教的殉道者、天主教徒回答说坎皮恩是天主教的殉道者时，人们常常忘了，在这类迫害中丧生的许多人，只能被称为无神论、无政府主义、甚至魔鬼主义的殉道者。那个世界几乎和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样狂野；在其中游荡的人，既有说根本没有上帝的那种人，也有说他自己就是上帝的那种人，还有说些谁也摸不着头脑的话的那种人。倘若我们能听到文艺复兴之后那个时代的谈话，我们大概会被其中恬不知耻的否定所震惊。那些归在马洛名下的言论，大概相当典型地代表了许多知识分子酒馆里的谈吐。从宗教改革前的欧洲到宗教改革后的欧洲，这一过渡穿越了一片充满巨大疑问的虚空；然而从长远看，答案又是一样的。那是这样一些时刻之一：正如基督曾在水面上行走，基督教此时也在空中行走。¶

但所有这些例子年代久远，只能在细节上加以证明。在文艺复兴的异教终结了基督教、而基督教又莫名其妙地从头开始的那个例子里，我们能把这一事实看得清楚得多。但我们看得最清楚的，是那个离我们很近、充满明显而细微证据的例子：大约从伏尔泰时代开始的那场宗教大衰落。因为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例子；我们自己亲眼看见了那场衰落的衰落。伏尔泰以来的两百年，并不像四、五世纪或十二、十三世纪那样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在我们自己的例子里，我们可以就近看清这一屡屡重演的过程；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可以多么彻底地失去其根本的宗教，却并不废除其官方宗教；我们知道人们可以在废除主教之前很久就全都成了不可知论者。我们还知道，在这最近一次终结中——它在我们看来真像是最终的终结——那件难以置信的事又发生了：信仰在青年人当中的追随者比在老年人当中更多。易卜生说到新的一代在敲门时，他肯定从没料到，他们敲的会是教堂的门。¶

因此，至少有五次——在阿里乌派时、在阿尔比派时、在人文主义怀疑论者时、在伏尔泰之后、在达尔文之后——信仰从表面上看都已经“到狗那里去了”。而在这五次中的每一次，死掉的都是那条狗。〔译注：go to the dogs 为英语俗语，意为败落、完蛋。“死掉的是那条狗”化用哥尔德斯密斯《疯狗之死挽歌》的结句：被疯狗咬的人康复了，“死掉的却是那条狗”。〕那场崩溃是何等彻底，那场逆转又是何等奇特，我们只有在离我们时代最近的那个例子里才能看清细节。¶

关于牛津运动和与之平行的法国天主教复兴，人们已经说过千言万语；但很少有人让我们感受到关于它的那个最简单的事实：它是一个意外。它既是一个意外，也是一个谜；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就像一条河从大海掉头，试图倒流回群山之中。读过十八、十九世纪文献的人都知道，几乎所有人都已理所当然地认为，宗教是一种会像河流那样不断变宽的东西，直到流入一片无限的大海。他们当中有些人预料它会在一场灾难的瀑布中坠落，大多数人则预料它会拓宽成一片平等与中庸的河口；但他们全都认为，它会回流，是一件像巫术一样难以置信的怪事。换句话说，大多数温和派认为，信仰会像自由一样慢慢地拓宽开来；而一些激进派认为，它会非常迅速地拓宽开来，简直可以说是被摊平了。〔译注：“自由慢慢地拓宽”暗用丁尼生诗句，言英国的自由“由一个先例到另一个先例慢慢拓宽”。〕基佐和麦考莱的那整个世界，以及那种商业的和科学的开明风气，对于世界前进的方向，或许比此前此后任何人都更有把握。人们对方向如此确信，以至于他们只在速度上有分歧。许多人惊恐地、少数人同情地预料，会有一场雅各宾式的暴动把坎特伯雷大主教送上断头台，或者一场宪章派的骚乱把牧师们吊死在路灯柱上。然而，大主教非但没有掉脑袋，反倒去寻找他的主教冠；我们非但没有减少对牧师应有的尊敬，反倒把它加强为对神父应有的尊敬——这在他们看来就像自然界的一场痉挛。它把他们对革命的看法本身都革了命；把他们的颠倒本身又颠倒了过来。¶

简而言之，整个世界正为这股水流是在变慢还是在变快而争论不休，这时却意识到有某种模糊而巨大的东西正在逆流而上。无论就事实还是就比喻而言，这都有某种深深令人不安之处，而且是出于一个根本的理由。死的东西可以随波逐流，但只有活的东西才能逆流而上。一条死狗可以被腾跃的水流托起，带着一条腾跃猎犬的全部迅捷；但只有一条活狗才能往回游。一只纸船可以乘着上涨的洪水，带着一艘仙船的全部轻盈傲气；但如果那艘仙船逆流而上，那它真是有仙人在划桨。在那些仅仅随着表面上的进步与扩展之潮流而动的东西当中，有许多煽动家或诡辩家，他们狂乱的手势其实就像一条死狗的四肢在回旋的水中晃动那样毫无生气；还有许多哲学，极像一只纸船，属于那种不难一拳打成一顶三角帽的东西。〔译注：knock into a cocked hat 为英语俗语，意为彻底击溃；三角帽又恰是纸张常被折成的形状，与“纸船”相呼应。〕但即便是那些随着这股潮流而动的真正有生命、甚至赐予生命的东西，也并不因此就证明了它们有生命或赐予生命。无可置疑地、不可思议地活着的，是另一股力量：那股正把河流往回推的神秘而无可估量的能量。人们觉得那像某个巨大怪兽的动作；而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一头史前怪兽，它却分明是一头活着的怪兽。它依然是一场不自然、不协调、在某些人看来滑稽可笑的翻腾；就好像大海蛇突然从圆池里冒了出来——除非我们认为海蛇更可能住在蛇形湖里。〔译注：圆池与蛇形湖都是伦敦肯辛顿花园—海德公园中的人工水体，后者名为 Serpentine，字面即“蛇形的”。〕这番幻想中的轻佻成分不可忽略，因为它是这场逆转出人意料之性质的最清楚的证据之一。那个时代确实觉得，史前动物身上的那种荒诞，也属于历史上的礼仪；主教冠和教宗三重冕就像洪水以前的生物头上的角或冠；而诉诸原始教会，就像打扮成原始人一样。¶

世界至今仍为那场运动所困惑；而最令它困惑的，是那场运动至今仍在运动。关于至今仍针对它以及它那大得多的后果而发的种种颇为随意的指责，我已在别处谈过一些；在这里只需说，这些批评家越是指责它，就越是解释不了它。在某种意义上，我在这里关心的，即便不是解释它，至少也是指出解释的方向；但最重要的是，我关心的是指出关于它的一件特别的事。那就是：这一切以前都发生过；甚至以前发生过许多次。¶

总而言之，如果说近几个世纪确实见证了基督教教义的淡化，那么近几个世纪所见证的，也不过是最遥远的那些世纪早已见证过的。而即便是这个现代的例子，其结局也只不过和中世纪以及中世纪以前的那些例子一样。现在已经很清楚，而且一天比一天清楚：它的结局不会是那缩减了的信条归于消失，而毋宁是那信条中真正消失了的部分重新归来。它的结局将会像阿里乌派的妥协那样，像试图与唯名论乃至与阿尔比派妥协的那些努力那样。但在这个现代的例子里，正如在所有其他例子里一样，要抓住的要点是：归来的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简化了的神学，也不是那种观点所说的净化了的神学；它就是神学本身。它是标志着那些最注重教义的时代的那种对神学研究的热忱；它是神圣的学问。一位名字后面缀着 D.D.（神学博士）的老学究，或许已成了令人厌烦者的典型形象；但那是因为他自己对他的神学感到厌烦，而不是因为他为它感到兴奋。恰恰是因为，他自己也承认，他对普劳图斯的拉丁文比对奥古斯丁的拉丁文更感兴趣，对色诺芬的希腊文比对金口约翰的希腊文更感兴趣。恰恰是因为，他对一个已死的传统比对一个分明活着的传统更感兴趣。简而言之，恰恰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基督教信仰衰弱的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并不是因为人们倘若能够，不愿意去欢呼一位神学博士那奇妙的、近乎狂野的异象。¶

有些人说，他们希望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留存下来。他们的意思，照字面讲，就是希望它作为一个幽灵留存下来。〔译注：英文 spirit 兼有“精神”与“灵、鬼魂”之义。〕但它不会作为一个幽灵留存下来。在这种表面的死亡过程之后到来的，不是阴魂的徘徊不去；而是身体的复活。这些人完全准备好了在人子的坟墓前洒下虔诚而崇敬的眼泪；他们没有准备好的，是上帝之子再一次行走在清晨的山冈上。这些人，其实还有大多数人，到这时确实已经相当习惯于这样一种想法：古老的基督教烛光终将消融于寻常的日光之中。在他们许多人看来，它确实完全诚实地显得就像一支在白天仍点着的蜡烛那淡黄的火焰。正因为如此，当那七枝灯台突然像一棵神迹之树般直耸上天、烈焰熊熊直到太阳都为之失色时，那就更加出人意料，因而也更加不容置疑。但别的时代也曾见过白昼战胜烛光，然后烛光又战胜白昼。在我们的时代之前，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满足于一种稀释了的教义。而在那稀释之后，又一次又一次地仿佛从黑暗中涌出一道绯红的瀑布，随之而来的是那红色原酒的浓烈。今天我们只是再说一遍我们的父辈已说过许多次的话：“许多年、许多世纪以前，我们的祖先或我们民族的奠基者们，在梦中饮过上帝的血。许多年、许多世纪过去了，那巨人般的佳酿的浓烈，早已不过是巨人时代的一则传说。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是第二次发酵的黑暗时期，那时天主教的酒变成了加尔文主义的醋。那苦涩的饮料本身也早已被稀释了；被遗忘之水和世界的浪潮冲刷、洗去了。我们从没想到还会再尝到哪怕那真诚与灵性的苦涩滋味，更不用说在我们对黄金时代的梦中那些紫色葡萄园更醇厚、更甘甜的浓烈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降低了我们的希望，减弱了我们的信念；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看着那些酒桶和葡萄园被洪水淹没，看着那特殊元素最后的余味和暗示，像一片紫色的污渍在灰色的海上渐渐褪去。我们已经习惯了稀释，习惯了溶解，习惯了一种永无止境的掺水冲淡。但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最后的事实，也是一切事实中最非同寻常的。信仰不仅常常死去，而且常常是老死的。它不仅常常被杀害，而且常常是自然死亡；也就是说，走到了一个自然而必然的终点。显而易见，它挺过了最野蛮、最普遍的迫害，从戴克里先之怒的冲击到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但它有一种更奇特、甚至更诡异的韧性：它不仅挺过了战争，还挺过了和平。它不仅常常死去，而且常常堕落、常常腐朽；它挺过了它自身的软弱，甚至挺过了它自身的投降。关于基督之死的美——在那里青春与死亡结为一体——那是如此显而易见，我们无需赘述。但这里的情形，几乎就好像基督活到了人所可能活到的最后岁数，成了一位百岁白发的圣哲，因自然衰老而死，然后又返老还童地复活，伴随着号角声和天空的撕裂。有人说得相当对：人间的基督教在它反复出现的软弱中，有时与世上的权势结合得太紧了；但如果说它曾出嫁，它也常常守寡。它是一种奇怪地不朽的寡妇。某个敌人也许曾在某一时刻说，它不过是恺撒权力的一个侧面；而今天听来，这就像说它是法老的一个侧面一样奇怪。某个敌人可能说，它是封建制度的官方信仰；而如今听来，这就和说它注定要随着古罗马别墅一同消亡一样有说服力。所有这些东西确实都走完了它们的历程，走到了它们正常的终点；而这宗教似乎除了随它们一同终结之外别无出路。它终结了，又重新开始了。¶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古代的文明曾是整个世界：人们梦想不到它会终结，就像梦想不到白昼会终结一样。除非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无法想象另一种秩序。这世界的文明已经废去了，而那些话并没有废去。在黑暗时代的漫漫长夜里，封建制度是如此熟悉的东西，没有人能想象自己没有一位领主：而宗教又如此紧密地织进了那张网里，没有人会相信它们可以被撕开。封建制度本身在真正的中世纪的民间生活中被撕成碎片、腐烂消亡了；而在那新的自由中，第一股、也是最新鲜的力量，正是那古老的宗教。封建制度已经废去了，而那些话并没有废去。整个中世纪秩序——在许多方面，它是人类一个如此完整、几乎包罗宇宙的家园——也轮到它逐渐耗尽了：至少在这时，人们认为那些话终将死去。它们越过了文艺复兴那光辉灿烂的深渊，五十年之内就在用文艺复兴的一切光明与学问来建立新的修会、新的护教学、新的圣人。人们以为它终于在理性时代的干燥光芒中枯萎了；人们以为它最终在革命时代的地震中消失了。科学把它解释掉了；而它仍在那里。历史把它从过去中发掘出来；而它突然出现在未来之中。今天它又一次站在我们的路上；甚至就在我们注视着它的时候，它还在生长。¶

倘若我们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记录保持其连续性，倘若人们真正学会把理性运用于如此压倒性的一段历史中不断累积的事实，那么看来，迟早连它的敌人也会从他们无休无止、没完没了的失望中学会，不再去期待像它的死亡这样简单的事情。他们可能会继续与它作战，但那将像他们与自然作战一样；像他们与风景作战、与天空作战一样。“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们会守候着等它跌倒；他们会守候着等它犯错；他们不会再守候着等它终结。不知不觉地，甚至是无意识地，他们会在自己默默的预期之中，应验那令人惊愕的预言的相对之辞；他们会忘记去守候那屡屡被徒然扑灭之物的彻底熄灭；他们会本能地学会先去期待彗星的来临或星辰的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