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 第四章：异端的见证

基督用两个伟大的比喻建立了教会；那是他对领受权柄去建立教会的使徒们所说的最后的话。第一个是说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如同建立在磐石上；第二个是钥匙的象征。关于前者的含义，就我自己而言当然毫无疑问；不过除了两个较次要的方面之外，它与此处的论证并无直接关系。它又是一个例子，说明有些事物只有在事后、甚至在很久以后，才能充分展开并说明自身。它也又是一个例子，说明有些东西即便在措辞上也绝非简单明了、不言自明：它把一个人形容为磐石，而这个人看上去倒更像一根芦苇。¶

但另一个意象，即钥匙，有一种几乎从未被准确注意到的准确性。钥匙在基督教世界的艺术和纹章中已经够显眼了；但并不是人人都注意到了这个寓意有多么恰切。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历史上的这样一个节点：必须谈一谈教会在罗马帝国中最初的出现与活动；而要作这番简短的描述，没有什么比那个古老的比喻更完美了。早期基督徒恰恰就是一个随身带着一把钥匙——或者说带着他声称是钥匙的东西——的人。整个基督教运动就在于声称拥有那把钥匙。它并不仅仅是一场模糊的向前运动，否则用一根攻城槌来代表它或许更合适。它也不是像现代社会运动那样，把相似和不相似的东西一股脑儿裹挟而去的东西。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相当明确地拒绝这样做。它明确地宣称：有一把钥匙，它拥有那把钥匙，而别的钥匙都不像它；在这个意义上，你想说它有多狭隘就有多狭隘。只不过，它恰好是那把能打开整个世界之牢狱、放进逃脱的光明白昼的钥匙。¶

信经在三个方面像一把钥匙；用这个象征来概括最为方便。第一，钥匙首先是一种有形状的东西。它完全依赖于保持自己的形状。基督教信经首先是关于形状的哲学，是无形状之物的敌人。这正是它与那一切无形的无限——无论是摩尼教的还是佛教的——的不同之处；那种无限在亚洲幽暗的心脏里汇成一汪夜之池塘，其理想是让一切受造物复归于未被造。这也正是它与单纯的进化论那种类似的模糊的不同之处；进化论的观念是受造物不断地失去自己的形状。一个人若被告知，他那把独一无二的门钥匙已经和其他一百万把钥匙一起熔成了一种佛教式的统一体，他会恼火。但一个人若被告知，他的钥匙正在口袋里渐渐生长、发芽，分出新的锁齿和新的花样，他也不会因此更高兴。¶

第二，钥匙的形状本身就是一种相当古怪的形状。一个不知道它是钥匙的野蛮人，会极难猜出它究竟可能是什么。它之所以古怪，是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任意的。钥匙不是抽象概念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钥匙也不是争论的问题。它要么配得上锁，要么配不上。人们站在那里就钥匙本身争论不休，或者按照纯粹的几何原理或装饰艺术原理去重新构造它，都是徒劳。一个人说他想要一把更简单的钥匙，是毫无意义的；他还不如拿根撬棍尽力去撬，那倒明智得多。第三，正如钥匙必然是带有图样的东西，这把钥匙在某些方面也有着相当繁复的图样。人们抱怨这个宗教那么早就被神学之类的东西弄得复杂化，他们却忘了：世界不仅掉进了一个坑里，而且掉进了一整座由坑洞和死角构成的迷宫。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并不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涉及“罪”这样简单的东西。它还充满了秘密，充满了未经探究、深不可测的谬误，充满了不自觉的精神疾病，四面八方都是危险。假如信仰面对世界时只带着某些道德家想把它局限于其中的那些关于和平与简朴的陈词滥调，它对那座奢靡而迷宫般的疯人院就不会产生丝毫影响。它实际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必须粗略地描述一下；这里只需说，这把钥匙无疑有许多地方显得复杂；事实上，关于它只有一件事是简单的：它打开了门。¶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公认的、被接受的说法，为了简洁方便，不妨称之为谎言。我们都听人说过，基督教兴起于一个野蛮的时代。他们还不如说基督教科学派兴起于一个野蛮的时代。〔译注：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十九世纪后期由美国人玛丽·贝克·埃迪（即下文的“埃迪夫人”）创立的教派，主张以信仰和祈祷治病。〕他们可以认为基督教是社会衰败的症状，正如我认为基督教科学派是精神衰败的症状。他们可以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最终摧毁了一个文明的迷信，正如我认为基督教科学派是一种（假如被认真对待的话）足以摧毁任意多个文明的迷信。但若说四五世纪的基督徒是生活在野蛮时代的野蛮人，那就恰恰像是说埃迪夫人是个红种印第安人。假如我任由自己对埃迪夫人那种生性的不耐烦驱使我称她为红种印第安人，我顺带也就是在撒谎了。我们可以喜欢或不喜欢四世纪罗马的帝国文明；我们可以喜欢或不喜欢十九世纪美国的工业文明；但它们二者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这一点任何有常识的人即便想否认也否认不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但也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事实；我们必须把它作为进一步描述过去那建设性的基督教的基础。无论是好是坏，基督教首先是一个文明时代的产物，或许还是一个过度文明的时代的产物。这是撇开一切褒贬而言的第一个事实；事实上，我很不幸，并不觉得把一样东西比作基督教科学派是在称赞它。但无论我们是在谴责还是称赞某样东西，至少最好对它所处社会的风味有所了解；而那种把埃迪夫人同战斧联系起来、或把痛苦之母（Mater Dolorosa）同图腾联系起来的“科学”，为了大家方便，不妨剔除掉。不仅关于基督教、而且关于整个异教文明的主导事实，就是本书中已不止一次重复过的那一个。地中海是一个湖，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池子；许多不同的崇拜或文化，如俗话所说，都汇聚在这个池子里。那些环绕湖岸、隔水相望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文化。就其法律和军事方面而言，它就是罗马帝国；但它是非常多面的。可以说它是迷信的，因为它包含了大量形形色色的迷信；但无论如何，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可能被称为野蛮的。¶

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就兴起于这个世界主义文化的层面上；而故事中的一切都表明，人们觉得它是某种新奇而陌生的东西。那些试图暗示它是从某种温和得多或平常得多的东西演化而来的人发现，在这件事上，他们的进化论方法很难应用。他们可以暗示艾赛尼派或伊便尼派之类是它的种子；但种子是看不见的；树却极其迅速地长成了参天大树；而且这棵树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当然是一棵圣诞树，因为它保留了伯利恒故事的仁慈与道德之美；但它又像七枝灯台一样充满礼仪色彩，它所擎的蜡烛，恐怕远比爱德华六世的第一部《公祷书》所允许的要多。〔译注：指1549年英国国教会颁行的第一部《公祷书》；十九世纪英国国教会内部的“仪式派”常援引那个时期的规定，为祭台蜡烛等礼仪辩护。〕事实上，人们大可以问：既然东方博士们自己就带来了黄金，任何接受伯利恒传统的人为何要反对金质或镀金的装饰？既然连马厩里都有人献上乳香，他为何要厌恶教堂里的香？但这些争论与我此处的话题无关。我关心的只是这一历史事实——它越来越为历史学家所承认——那就是：在其历史的极早时期，这个东西就已为古代文明所看见；而且教会一出现就已经是一个教会；具有教会所意味的一切，也具有教会中许多惹人厌恶的东西。我们马上会讨论，它在多大程度上像它那个时代的其他礼仪性的、巫术性的或禁欲性的秘仪。它当然一点也不像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单纯伦理性、理想主义的运动。它有教义；它有纪律；它有圣事；它有入教的等级；它接纳人，也驱逐人；它以权威确立一条教条，又以绝罚的诅咒弃绝另一条。假如这一切都是敌基督的标记，那么敌基督的统治就是紧紧跟在基督之后来临的。¶

那些主张基督教不是一个教会、而是一场理想主义者的道德运动的人，不得不把它变质或消失的时期往前推，越推越早。一位罗马主教在福音书作者圣约翰还在世的时候就写信宣称拥有权威；于是这被描述为第一次教皇的僭越。一位使徒的朋友写到使徒们，说那是他所认识的人，并说是他们教给了他关于圣事的教义；而韦尔斯先生只能嘟囔着说，向野蛮血祭的倒退也许比人们预料的发生得早一些。第四福音书的年代曾一度被定得越来越晚，如今却被定得越来越早；以至于批评家们惊愕地发现一种正在浮现的可怕可能：它也许差不多就是它自称的那样东西。真正的基督教消亡的最早日期，其最后的极限大概已由英奇教长所援引的那位最新的德国教授找到了。这位博学的学者说，五旬节就是第一次建立一个教会式的、教条式的、专制的教会的时机，而这个教会与拿撒勒人耶稣的简朴理想截然相异。这可以说是“到了极限”——无论在学术的意义上，还是在俗话“简直太过分了”的意义上。这类教授究竟以为人是用什么做成的？假设这是任何一场纯粹人间的运动，比方说良心拒服兵役者的运动。有人说早期基督徒是和平主义者；我一刻也不相信这种说法；但为了论证起见，我很愿意接受这个类比。托尔斯泰，或者某位在农民中传讲和平的伟大布道者，因抗拒征兵而被当作叛乱者枪毙了；约莫一个月后，他的少数追随者在一间楼上的房间里聚会纪念他。除了那份共同的记忆，他们从来没有别的理由聚在一起；他们是形形色色的人，除了一点之外别无纽带：他们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这位普世和平导师的悲剧。他们总在重复他的话，反复思索他提出的问题，努力效法他的品格。这些和平主义者在他们的五旬节聚会，忽然被一阵狂喜的热情、一股灵感旋风的狂潮所攫住，在此过程中他们着手建立普遍征兵制，增加海军预算，坚持人人都要全副武装地走来走去，所有边境都要布满大炮；会议最后以合唱《斗牛犬种的男儿》和《别让他们拆掉英国海军》告终。这大致就是这些批评家的理论的一个公平的类比：从他们心目中的耶稣到他们心目中的天主教，这一转变竟可以在五旬节那间小小的楼房里完成。任何人的常识都会告诉他：那些仅仅因为共同热爱一位领袖而聚到一起的热忱者，不会立刻冲出去建立他所憎恨的一切。不；假如“教会与教条的体系”和五旬节一样古老，那它就和圣诞节一样古老。假如我们把它追溯到如此早期的基督徒，我们就必须把它追溯到基督本人。¶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否定开始。说基督信仰出现在一个简单的时代——即一个没有文化、容易上当的时代——是胡说。说基督信仰是一样简单的东西——即一样模糊的、幼稚的或纯粹出于本能的东西——同样是胡说。如果说教会有哪一点可能与异教世界相契合，那或许唯有这一事实：二者都不仅高度文明，而且相当复杂。二者显然都是多面的；但古代世界当时是一个多面的孔洞，就像一个六角形的孔，等待着一个同样是六角形的塞子。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教会才多面到足以契合这个世界。地中海世界的六个面隔海相望，等待着某种能同时望向各个方向的东西。教会必须既是罗马的，又是希腊的、犹太的、非洲的和亚洲的。用外邦人的使徒的原话来说，它确实是“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所以，基督教并不仅仅是粗糙而简单的，它与野蛮时代的产物恰恰相反。但当我们转向相反的指控时，我们就遇上了一个言之成理得多的指控。更站得住脚的说法是：信仰不过是文明衰败的最后阶段——即在文明过度这一意义上的衰败；这种迷信是罗马正在死去的标志，而罗马是死于过分文明。这个论点要值得考虑得多；我们接下来就来考虑它。¶

在本书开头，我曾冒昧地对全书作了一个总的概括，即把人类从自然中崛起与基督教从历史中崛起作一对比。我指出，在这两种情况下，先前存在的东西或许暗示着后来会出现某种东西；但丝毫没有暗示后来确实出现的是什么。假如一个超然的心灵看见了某些猿类，它或许会推断出更多的类人猿；它却不会推断出人，也不会推断出与人类的所作所为相去千里之内的任何东西。简言之，它或许会看见猿人或“缺失的环节”在未来若隐若现——如果可能的话，几乎就像我们看见他在过去若隐若现那样模糊而可疑。但假如它预见到他的出现，它也会预见到他的消失，预见到他留下几处模糊的痕迹，正如他确实留下了几处模糊的痕迹——如果那真算是痕迹的话。预见那个缺失的环节，并不等于预见人，或任何像人的东西。这个先前的说明必须记在心里；因为它恰恰可以类比于对教会的正确看法，以及认为教会是从衰落的帝国中自然演化而来的那种说法。¶

实情是，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完全可能预言帝国的颓废会产生出某种类似基督教的东西。也就是说，某种有一点点相似、却又有天壤之别的东西。比如，一个人完全可能说：“人们追求享乐已经如此无度，必将出现一种向悲观主义的反动。也许它会采取禁欲主义的形式；人们将不再只是上吊自尽，而是自残肢体。”或者一个人会很合理地说：“如果我们厌倦了我们的希腊诸神和拉丁诸神，我们就会渴慕某种东方秘仪；波斯人或印度人的东西将会流行起来。”或者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也许足够精明，会说：“有权势的人正在拾起这些时髦玩意儿；总有一天宫廷会采纳其中之一，它也许就会成为官方的。”又或者，另一位更阴郁的先知若是说出下面的话，也情有可原：“世界正在走下坡路；黑暗而野蛮的迷信将会卷土重来，至于是哪一种并不怎么要紧。它们都将像夜里的梦一样无定形而转瞬即逝。”¶

此事极其耐人寻味之处在于：所有这些预言确实都应验了；但应验它们的不是教会。恰恰是教会逃脱了它们，挫败了它们，并胜利地超越了它们。只要纯粹享乐主义的本性很可能产生一种纯粹禁欲主义的反动，它就确实产生了一种纯粹禁欲主义的反动。那就是被称为摩尼教的运动，而教会是它的死敌。只要它在历史的那个节点上自然会出现，它就确实出现了；它也确实消失了，这同样自然。纯粹悲观主义的反动确实随摩尼教徒而来，也确实随摩尼教徒而去。但教会并没有随他们而来，也没有随他们而去；而且教会与他们的离去之间的关系，远比与他们的到来之间的关系大得多。再者，只要连怀疑主义的增长都很可能带来一股东方宗教的时尚，它就确实带来了；密特拉从远在巴勒斯坦以外的波斯腹地而来，带来了关于公牛之血的奇异秘仪。当然，一切都表明，这样一种时尚无论如何都会到来。但同样当然的是，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它不会无论如何都消逝。东方的时尚当然极其适合四五世纪；但这很难解释它为何一直留存到二十世纪，而且依然生机勃勃。简言之，只要那时可以预料会有这类东西，那时就确实经历了密特拉教之类的东西；但这很难解释我们较近时代的经历。假如我们今天仍是密特拉教徒，仅仅因为在图密善时代，密特拉式的头饰和其他波斯行头可望风靡一时，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似乎总该显得有点过时土气了吧。¶

正如下面马上要谈到的，官方偏宠的观念也是如此。只要对某种时尚的这种偏宠是罗马帝国衰亡期间可以预期的东西，它就确实存在于那个帝国之中，并随之衰亡。对于另一样东西，它却毫无说明作用：那样东西坚决拒绝衰亡；在前者衰亡之际它却稳步成长；甚至在此刻，当又一个纪元完成了它的循环、又一个文明似乎几乎就要倾覆或衰落的时候，它仍以无畏的活力向前迈进。¶

奇怪的事实是：早期教会因镇压它们而受指责的那些异端本身，恰恰证明了对她的指责是不公的。只要有什么东西应受指责，那恰恰就是她因为指责它们而受到指责的那些东西。只要有什么东西纯粹是迷信，她自己就谴责了那种迷信。只要有什么东西纯粹是向野蛮的倒退，她自己就抵制了它，正因为它是向野蛮的倒退。只要有什么东西是那日渐凋零的帝国的一时时尚，死了，也该死，那么唯有教会亲手杀死了它。教会受到责备的，恰恰就是那些异端之所以遭到压制的原因。进化论历史学家和高等批判学者的解释，确实解释了阿里乌派、诺斯替派和聂斯脱利派为何诞生——以及它们为何死去。但这些解释并未说明教会为何诞生，也未说明她为何拒绝死去。尤其是，它们并未说明，她为何要向那些据说她自己也沾染的罪恶开战。¶

让我们举几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如果有什么东西真是那垂死帝国的迷信，它就真的随那垂死的帝国死去了；而且它肯定和摧毁了它的那个东西不是一回事。为此，我们将依次考察现代基督教批评者对基督教起源所作的两三种最常见的解释。比如，最常见的莫过于看到这样一位现代批评者写下类似这样的话：“基督教首先是一场禁欲者的运动，是一窝蜂地奔向旷野，是遁入修道院，是对一切生命和幸福的弃绝；这是对自然本身的一种阴郁而不近人情的反动的一部分，是对身体的仇恨，对物质宇宙的恐惧，是感官乃至自我的一种普遍的自杀。它来自一种像印度苦行僧那样的东方狂热，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一种东方悲观主义之上，这种悲观主义似乎觉得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恶。”¶

这里最不寻常的是：这一切都完全属实；每一个细节都属实，只不过恰好整个被安到了错误的人头上。它对教会来说不属实；但对被教会谴责的异端者来说却属实。这就好比有人写了一篇极其详尽的分析，剖析乔治三世的大臣们的种种错误和苛政，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不准确：整个故事都被讲成了乔治·华盛顿的事；又好比有人列了一张布尔什维克的罪行清单，唯一的出入是这些罪行全被归到了沙皇头上。早期教会确实非常禁欲，但那与一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联系在一起；而那种向生命和自然本身开战的哲学，确实存在于世上——只要批评家们知道该去哪里找它。¶

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信仰初次出现于世上时，它遭遇的第一件事，就是被卷入一大群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教派之中，这些教派大多来自东方；就像一只孤零零的金色蜜蜂被卷进了一群黄蜂之中。在普通旁观者看来，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无非是一片嗡嗡声；事实上，就蜇人和被蜇而言，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没有多大区别。区别在于：在那一片呼呼作响的金色尘埃中，只有一个金点具有飞出去为全人类筑巢的能力；它给世界带来蜂蜜和蜂蜡，或者（正如在一个太容易被遗忘的语境中说得那样精彩）“两样最高贵的东西，即甜美与光明”。〔译注：语出斯威夫特《书的战争》中蜜蜂与蜘蛛之争的寓言，后经马修·阿诺德引用而广为流传。〕那些黄蜂在那个冬天全都死了；而困难有一半就在于，几乎没有人对它们有任何了解，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以致我们宗教第一阶段的整个故事都湮没了。或者换个比喻：当这场运动或别的什么运动冲破了东西方之间的堤坝，把更多神秘主义观念带入欧洲时，它除了带来自己的观念外，还带来了一整股洪流般的其他神秘主义观念，其中大多数是禁欲主义的，几乎全都是悲观主义的。它们险些淹没、压倒了纯粹的基督教成分。它们大多来自一个地区，那是东方哲学与东方神话之间一片朦胧的边疆地带；那里和那些较狂野的哲学家一样，怀有一种奇特的癖好，喜欢以地图和家谱树的形状为宇宙编织光怪陆离的图式。那些据说源于神秘的摩尼的教派被称为摩尼教；与之相近的崇拜则更通行地被称为诺斯替派；它们大多有着迷宫般的复杂性，但需要强调的是其悲观主义；即这一事实：它们几乎全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把世界的创造视为一个邪恶之灵的作为。其中有些带着笼罩佛教的那种亚洲气息；暗示生命是存在之纯粹性的一种败坏。有些则暗示有一个纯粹属灵的秩序，被制造太阳、月亮和星辰这类玩具的粗俗笨拙的把戏出卖了。无论如何，这整股从亚洲中部那形而上学之海涌出的黑暗潮水，与基督的信经同时冲过了堤坝；但整个故事的关键就在于，二者并不相同；它们像油和水一样各自流淌。那信经保持着奇迹的形态；一条仍在海中流淌的河。而这奇迹的证明又一次是实际的；那就是：整个大海都因死亡的滋味而又咸又苦，而在它中间的这一股溪流，人却可以饮用。¶

那种纯洁性是靠教条的界定和排除来保全的。它不可能靠别的任何东西来保全。假如教会没有弃绝摩尼教徒，它就可能变成纯粹的摩尼教。假如它没有弃绝诺斯替派，它就可能变成诺斯替派。但正因为它确实弃绝了他们，它就证明了自己既不是诺斯替派，也不是摩尼教。至少它证明了有某种东西既不是诺斯替派，也不是摩尼教；而谴责他们的，如果不是从伯利恒奔走而出的报信者最初带来的好消息、不是复活的号角，又能是什么呢？早期教会是禁欲的，但她只需谴责悲观主义者，就证明了自己不是悲观主义的。信经宣告人是有罪的，但并未宣告生命是恶的；它通过诅咒那些如此宣告的人证明了这一点。对早期异端者的谴责本身被谴责为乖戾狭隘；但事实上，它恰恰证明了教会有意要宽厚、要博大。它证明了原初的天主教徒特别急于解释：他们并不认为人彻底卑劣；他们并不认为生命无可救药地悲惨；他们并不认为婚姻是罪、生育是悲剧。他们是禁欲的，因为禁欲是涤除世间罪恶的唯一可能的途径；但就在他们那雷鸣般的绝罚声中，他们永远地确认了：他们的禁欲不应是反人类、反自然的；他们确实是想涤净世界，而不是毁灭世界。而在那一片至今仍把他们和他们的死敌混为一谈的混乱之中，除了那些绝罚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把这一点说清楚。除了教条，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抵挡那场想象力发明的狂欢——悲观主义者正是借着它向自然开战，搬出他们的永世（Aeon）与造物主（Demiurge），他们奇怪的逻各斯和他们阴险的索菲亚。假如教会没有坚持神学，它就会融化为神秘主义者的一种疯狂的神话，离理性、甚至离理性主义都更远；尤其是，离生命、离对生命的热爱更远。请记住，那将是一种颠倒的神话，一种与异教中一切自然之物相悖的神话；在那种神话里，普路托将高于朱庇特，哈得斯将悬在奥林波斯之上；在那种神话里，梵天和一切有生命气息的东西都将臣服于湿婆，而湿婆闪烁着死亡之眼的光芒。¶

早期教会本身充满了对弃绝与贞洁的狂喜热情，这一点只会使这种区别更加醒目，而绝不会减弱它。这使得教条在何处划界变得更加重要。一个人可以因为是禁欲者而像野兽一样四肢着地爬来爬去。他可以日夜站在一根柱子的顶端，并因为是禁欲者而受人景仰。但他若说世界是一个错误、婚姻状态是一种罪，他就不能不是一个异端者。那个如此刻意地以尖锐的界定和激烈的拒绝使自己与东方禁欲主义脱离开来的东西，如果不是某种有着自身个性、而且全然不同的东西，又能是什么呢？假如天主教徒要被与诺斯替派混为一谈，我们只能说，即便真被混为一谈了，那也不是他们的错。而同一批批评家既责备天主教徒迫害异端者，又责备他们同情异端，这未免有点苛刻了。¶

教会不是一场摩尼教运动，哪怕只因为它根本不是一场运动。它甚至也不仅仅是一场禁欲运动，因为它根本不是一场运动。说它是禁欲主义的驯服者，比说它仅仅是禁欲主义的领袖或放任者，更接近真相。它有它自己的禁欲理论、它自己的禁欲类型，但它在当时最显眼的身份，是其他理论和类型的调节者。比如，唯有这样才能理解圣奥古斯丁的故事。当他还只是一个世俗之人、一个随其时代漂流的人时，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摩尼教徒。做一个摩尼教徒在当时确实是相当现代、相当时髦的事。但当他成为天主教徒时，他立刻掉转矛头、撕成碎片的，正是摩尼教徒。按天主教的说法，他是不再做悲观主义者，而成了禁欲者。但若按悲观主义者对禁欲的理解，也可以说他是不再做禁欲者，而成了圣人。向生命开战、否定自然，恰恰是他早已在教会之外的异教世界里见到的东西，也恰恰是他进入教会时必须弃绝的东西。圣奥古斯丁至今仍是一个比圣方济各或圣特蕾莎更严厉或更忧郁的人物，这一事实只会使这个两难更加突出。即便面对最庄重乃至最严峻的天主教徒，我们仍然可以问：“假如天主教是摩尼教的，天主教为什么要向摩尼教徒开战？”¶

再看对基督教世界之兴起的另一种理性主义解释。常常可以看到另一位批评者这样说：“基督教根本不是真正兴起的；也就是说，它并非仅仅是从下面兴起的；它是从上面强加的。它是行政权力之威力的一个例子，在专制国家里尤其如此。帝国确实是一个帝国；也就是说，它确实是由皇帝统治的。碰巧有一位皇帝成了基督徒。他同样也可能成为密特拉教徒、犹太教徒或拜火教徒；在帝国衰落时期，显赫而有教养的人信奉这些古怪的东方崇拜是很常见的。但一旦他信奉了它，它就成了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而一旦它成了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它就变得像罗马帝国一样强大、一样普遍、一样不可战胜。它之所以还留存在世上，只是作为那个帝国的遗物；或者如许多人所说，它不过是仍盘旋在罗马上空的恺撒的幽灵。”这也是批评正统时一条很寻常的思路：说正统之所以成为正统，只是由于官方的力量。而在这里，我们又可以请异端者出来驳斥它。¶

阿里乌异端的整部伟大历史，简直像是专为戳破这一观念而编造出来的。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常被人重提；其结局是：只要曾经存在过一种纯粹官方的宗教，它恰恰就因为是纯粹官方的宗教而死去了；而摧毁它的，是那真正的宗教。阿里乌提出了一种版本的基督教，它或多或少模糊地朝着我们所谓的一位论方向移动；不过二者并不相同，因为它给予基督一种介于神与人之间的奇特的中间地位。要点在于，在许多人看来，它更合理、更不狂热；这些人中有许多属于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对皈依初期的那种浪漫激情怀有某种反动情绪。阿里乌派可以说是一种温和派，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派。人们觉得，经过最初的争吵之后，这就是文明大可在其中安顿下来的理性化宗教的最终形式。它为“神圣的恺撒”（Divus Caesar）本人所接受，成了官方的正统；那些出身于北方新兴蛮族势力、前途无量的将领和军事王侯们，也大力支持它。但后来的事情更为重要。正如一个现代人可能经由一位论走向彻底的不可知论，那些阿里乌派皇帝中最伟大的一位，最终也抛弃了基督教最后一层、也是最薄的一层伪装；他甚至抛弃了阿里乌，回归了阿波罗。他是恺撒中的恺撒；一个军人，一个学者，一个怀有远大抱负和理想的人；又一位哲学家国王。在他看来，仿佛随着他的信号，太阳重新升起了。神谕开始说话，就像黎明时分鸟儿开始歌唱；异教恢复了本来面目；诸神回来了。那似乎是一段外来迷信的奇异插曲的终结。而事实上，就其仅仅是一段纯粹迷信的插曲而言，它确实终结了。就其是一位皇帝的一时癖好或一代人的风尚而言，它确实终结了。如果真有某种东西是随君士坦丁开始的，那它就随尤利安结束了。¶

但有一样东西并没有结束。在历史的那个时刻，在教会各次公会议那民主的喧嚣之上，傲然挺立着“阿塔纳修对抗全世界”。〔译注：拉丁成语 Athanasius contra mundum，形容阿塔纳修几乎孤身捍卫尼西亚信经、对抗阿里乌派的局面。〕我们不妨在这个争论点上停一停；因为它关系到这整部宗教史，而现代世界似乎完全没有领会它的要点。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有一个问题是开明人士和自由派惯于嘲笑、并举出来作为贫瘠教条和无谓宗派纷争之可怕例证的，那就是阿塔纳修关于圣子同为永恒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说有一样东西是同一批自由派总是当作不受教义争端困扰的纯粹而简单的基督教献给我们的，那就是这一句话：“上帝就是爱。”然而这两个陈述几乎是一样的；至少，缺了一个，另一个就几乎是胡话。那贫瘠的教条，不过是表述那美好情感的合乎逻辑的方式。因为，假如有一位没有开端、先于万物而存在的存在者，那么在还没有任何可爱之物的时候，他在爱吗？假如在那不可思议的永恒之中他是孤独的，说他是爱又有什么意义呢？对这样一个奥秘的唯一辩护，就是那种神秘的观念：在他自身的本性中，有某种类似于自我表达的东西；有某种生育者并注视其所生者的东西。没有某种这样的观念，把像爱这样的观念掺入神性的终极本质，确实是不合逻辑的。如果现代人真想要一种简单的爱的宗教，他们就必须到《阿塔纳修信经》里去找。事实是，真正基督教的号角，伯利恒或圣诞日那种仁爱与纯朴的挑战，从来没有比在阿塔纳修对阿里乌派冷漠妥协的抗拒中吹响得更加振聋发聩、更加确凿无疑。确确实实，正是他在为一位爱的上帝而战，反对一位无色彩的、遥远的、只管控宇宙的神——斯多葛派和不可知论者的神。确确实实，正是他在为圣婴而战，反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灰色的神祇。他所争取的，正是神性之三位一体中那种美好的相互依存与亲密的平衡，而正是这种平衡，把我们的心吸引到圣家这一“三位一体”上来。他的教条——如果这句话不被误解的话——甚至把上帝变成了一个圣家。¶

这一纯粹基督教的教条竟第二次起来反抗帝国，竟第二次不顾帝国而重建了教会，这本身就证明：在世上运作着某种积极的、有位格的东西，它不同于帝国选择采纳的任何官方信仰。这股力量彻底摧毁了帝国确曾采纳的那个官方信仰。它走它自己的路，正如它至今仍在走它自己的路。还有无数别的例子，重复着我们在摩尼教和阿里乌派的事例中所考察过的完全相同的过程。比如，几个世纪之后，教会不得不维护同一个三位一体——它不过是爱的逻辑的一面——去对抗孤立而简化的神在伊斯兰教中的又一次出现。然而有些人看不出十字军在为什么而战；有些人甚至说得好像基督教从来不过是随着希腊精神的衰落而进来的、他们所谓希伯来精神的一种形式。这些人面对新月与十字架之间的战争，想必一定大惑不解。假如基督教从来不过是一种扫除了多神论的更简单的道德，那就没有理由说基督教世界不会被一扫而入伊斯兰教。事实是，伊斯兰教本身就是对那种非常人性化的复杂性的一种野蛮反动，而那种复杂性恰恰是基督教的特质；就是那种神性中的平衡、如同家庭中的平衡的观念，它使那个信经成为一种健全的理智，而那种健全的理智正是文明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坚守自身立场和观点的东西，完全不受它那个时代的种种偶然与混乱的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偏不倚地左右开弓，既打击摩尼教徒的悲观主义，也打击伯拉纠派的乐观主义。它不是一场摩尼教运动，因为它根本不是一场运动。它不是一种官方时尚，因为它根本不是一种时尚。它是某种能够与运动和时尚同时并存、能够驾驭它们、也能够比它们活得更久的东西。¶

于是，那些伟大的异端首领仿佛可以从坟墓中起来，驳倒他们今天的同道。批评家们如今所断言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我们可以请这些伟大的见证人出来否认的。现代批评家会轻描淡写地说，基督教不过是向禁欲主义和反自然的灵性的一种倒退，是一群对生命和爱怒不可遏的苦行僧的狂舞。但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摩尼会从他隐秘的宝座上回答他们，高声喊道：“这些基督徒无权被称为属灵的；这些基督徒没有资格被称为禁欲者；他们与生命的诅咒、与家庭的一切污秽妥协了。因为他们，大地至今仍被果实和收成弄得污浊，被繁衍的人口所玷污。他们的运动根本不是反自然的运动，否则我的孩子们早就把它带向胜利了；而当我本想用一个手势就终结这世界的时候，这些蠢人却使世界更新了。”另一位批评家会写道，教会不过是帝国的影子，是一位偶然的皇帝的一时癖好，它之所以留存在欧洲，只是作为罗马权力的幽灵。而执事阿里乌会从遗忘的黑暗中回答：“绝非如此，否则世界早就追随我那更合理的宗教了。因为我的宗教败在了煽动民众者和违抗恺撒的人面前；而环绕我的捍卫者的是紫袍，属于我的是鹰旗的荣耀。我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缺少这些东西。”还有第三位现代人会坚持说，这个信经之所以传播开来，只是因为一种对地狱之火的恐慌；人们四处试图做不可能的事，以逃避不可置信的报应；那是一场想象出来的悔恨的噩梦；这样的解释会令许多在正统教义中看到可怕之物的人感到满意。然后，德尔图良那可怕的声音就会起来反对它，说：“那么我为什么被赶了出去？当我宣告一切罪人都要沉沦时，为什么那些心软、耳根软的人判定我错了？当我用地狱威胁一切背道者时，挫败我的那股力量又是什么？因为从没有人在那条艰难的路上走得像我那么远；属于我的是‘Credo Quia Impossibile’（因其不可能，故我信之）。”接着还有第四种说法，说这整件事里有某种闪米特秘密会社的东西；说它是游牧精神的一次新的入侵，震撼了一个更和善、更安逸的异教，震撼了它的城市和它的家神；借此，那些忌邪的一神论种族终于能够确立他们那位忌邪的神。而穆罕默德会从旋风中——从沙漠那赤红的旋风中——回答：“有谁像我那样侍奉上帝的忌邪，或者让他在天上更加孤独？有谁比我更尊崇摩西和亚伯拉罕，或者对偶像和异教的神像赢得了更多的胜利？那以活物的力量把我逼退的东西又是什么？它的狂热能把我赶出西西里，把我深扎在西班牙岩石中的根拔起。那成千上万、来自各个阶层各个国家、蜂拥而至、高喊我的毁灭乃是上帝旨意的人们，信的是什么信仰？是什么像用投石机一样把伟大的戈弗雷抛过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又是什么把伟大的索别斯基像霹雳一样带到了维也纳的城门前？我想，那个能与我的宗教如此抗衡的宗教里，有着比你们所想象的更多的东西。”¶

那些想把这信仰说成一种狂热的人，注定要永远困惑。在他们的描述中，它必然显得是为了无物而狂热，又是狂热地反对一切。它是禁欲的，却与禁欲者交战；它是罗马的，却反叛罗马；它是一神论的，却与一神论激烈搏斗；它严厉地谴责严厉；这是一个连当作非理性都解释不了的谜。而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非理性，竟能在大约一千六百年的种种变革之中，一直让千百万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觉得合乎理性？人们不会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被一个谜语、一个悖论或者仅仅是头脑中的一团糊涂所逗乐。我所知道的唯一解释是：这样的东西不是非理性，而是理性；如果说它狂热，那么它是为理性而狂热，是狂热地反对一切不合理性的东西。这样一种东西：它从一开始就那么超然、那么自信；它谴责那些看起来与它自己那么相像的东西；它拒绝那些似乎对它的存在至关重要的力量的援助；它在人性的一面分担了那个时代的一切激情，却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突然超越于其上；它从不恰好说出人们预期它会说的话，也从不需要收回它已经说过的话——对于这样一种东西，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解释，除非说：它就像帕拉斯从朱庇特的头脑中诞生那样，确实是从上帝的心智中出来的，成熟、强大，全副武装，为审判和争战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