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 第二章：福音的谜题

要理解本章的性质，就必须回到本书的性质上来。作为全书骨干的论证，属于所谓reductio ad absurdum（归谬法）一类。它意在表明：接受理性主义者的论点所导致的结果，比接受我们的论点更不合理；然而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假定那个论点。因此在第一部里，我常常把人仅仅当作一种动物来看待，以表明这样做的后果，比把人当作天使来看待还要不可能。正如当时有必要把人仅仅当作动物来看待，如今也有必要把基督仅仅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我必须暂时搁置我自己那远为积极的信念；我接受这一限制，恰恰是为了最终把它去掉。我必须设法想象：一个人若真把基督的故事当作一个人的故事来读，而且是一个他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人的故事，他会有怎样的感受。我想指出，这样一种真正不偏不倚的阅读，即便不会立刻导向信仰，至少也会导向一种困惑，而这种困惑除了信仰之外，实在别无解答。正因如此，在本章中我不会带进任何属于我自己信经的精神；我甚至会排除那种以我本人身份说话时我认为合宜的措辞风格，乃至书写字体上的讲究。〔译注：指作者平时书写时以大写字母开头的代词（He、Him）指称基督，本章原文则刻意用小写。〕我是以一个想象中的外邦人的身份在说话，一个第一次诚实地注视着福音故事的普通人。¶

然而，要把《新约》看作一部“新”约，绝非易事。要体会到这“好消息”是“新”的，也绝非易事。无论是好是坏，熟悉都使我们满脑子先入之见和种种联想；在我们这个文明中，任何人，无论他对我们的宗教作何看法，都无法真正像从未听说过它那样去读它。当然，无论如何，把《新约》说成仿佛是一本从天上掉下来、装订整齐的书，都是全然违背历史的。它不过是教会凭其权威，从大量早期基督教文献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但撇开这类问题不谈，要把《新约》感受为新的东西，确实存在一种心理上的困难。要把那些耳熟能详的字句仅仅按其本来面目去看，而不越出它们本身所代表的意思，存在一种心理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想必确实极大，因为它造成的结果非常奇特。其结果是：大多数现代批评家和大多数流行的批评，甚至通俗的批评，都发表了一种与真相恰恰相反的评论。它与真相相反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人们几乎要怀疑，他们究竟有没有读过《新约》。¶

我们都听人说过不下一百遍——因为他们似乎永远不厌其烦——说《新约》中的耶稣的确是一位最慈悲、最富人情味的人类之友，可是教会用令人反感的教条把这种人性的品格掩藏起来，又用教会的种种恐怖使之僵化，直到它带上了一种非人的品格。我斗胆重申，这几乎恰恰与真相相反。真相是：教堂里的基督形象几乎完全是温和而慈悲的。而福音书中的基督形象，除此之外还是许多别的东西。福音书中的那位人物，的确用几乎令人心碎的美丽言辞，表达了他对我们破碎心灵的怜悯。但这远不是他所说的唯一一类话。然而，教会在其通俗的图像中所表现的他，几乎只说这一类话。那种通俗的图像，是出于一种完全健全的大众本能。大多数穷人是心碎的，大多数民众是贫穷的，对于大多数人类而言，最要紧的是传达出上帝那不可思议的慈悲这一信念。但任何睁着眼睛的人都不会怀疑，教会的通俗机制所力图传达的，主要正是这种慈悲的观念。通俗图像把“温柔耶稣，谦和良善”〔译注：出自查尔斯·卫斯理的儿童赞美诗。〕的情感渲染得太过了。这正是局外人在一座圣殇像或一座耶稣圣心龛前首先感到并加以批评的东西。正如我所说，尽管那艺术或许不够高明，我却不敢肯定那本能是不健全的。无论如何，想到要立一尊盛怒中的基督像，总有某种骇人的、令人血液发冷的东西。想象一下：转过一个街角，或走进一片市集广场的空地，迎面撞见那个形象——当他转身面对一群毒蛇的种类时——那令人石化的石像，或是当他注视一个伪君子的脸时的那张面孔：这一念头即便在想象中也是令人无法承受的。因此，教会若把最慈悲的面容或面向转向世人，是完全有理由的；但她所转向世人的，确实是最慈悲的那一面。而这里的要点是：这一面所特有和专有的慈悲，远远超过一个仅仅初读《新约》的人所能形成的任何印象。一个人若只是照字面接受这个故事里的话语，就会形成一种截然不同的印象；一种充满神秘、或许还充满矛盾的印象；但肯定不仅仅是温和的印象。那会是极其引人入胜的；但其引人入胜之处，部分就在于它留下了大量有待猜测或解释的东西。它充满了突如其来的举动，这些举动显然意味深长，只是我们几乎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充满了谜一般的沉默；充满了反讽的回答。那一阵阵的愤怒爆发，就像我们大气层之上的风暴，似乎并不恰好在我们预料之处爆发，而是遵循着它们自己某种更高的气象图。通俗的教会教导所呈现的彼得，非常恰当地，是基督宽恕他并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的那个彼得。而不是基督仿佛把他当作魔鬼、转身怀着那种隐晦的愤怒喝道“撒但，退我后边去吧”的那个彼得。基督对着那将要杀害他的耶路撒冷，只以爱与怜悯为之哀叹。我们却不知道是怎样奇异的精神氛围或精神洞见，使他把伯赛大打入比所多玛更深的坑中。此刻我把一切有关教义推论或阐释的问题——无论正统与否——都暂且搁置一旁；我只是在想象，如果一个人真的去做这些批评家总挂在嘴边的事，如果他真的不参照正统、甚至不参照教义去读《新约》，那会在他心中产生什么效果。他会发现许多东西，它们与当下流行的非正统观点远不如与当下流行的正统观点那样吻合。比如，他会发现，如果说有哪些描写配得上“写实”二字，那恰恰就是对超自然事物的描写。如果说《新约》中的耶稣有哪一个面向可以说是突出地表现为一个务实的人，那就是他作为驱魔者的面向。那个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的声音，其语气毫无温柔谦和可言，甚至毫无通常意义上的神秘可言。它更像是一位极其干练的驯狮人的语气，或一位意志坚强的医生对付一个杀人狂时的语气。不过这只是为了举例而提到的枝节问题；我现在并不是要挑起这些争论；我只是在考虑那位想象中的月球来客的情形，对他而言，《新约》是新的。¶

首先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作一个人的故事，那么它在某些方面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我这里指的并不是它那惊天动地的悲剧性高潮，也不是指那场悲剧中所蕴含的任何胜利之意。我也不是指通常所谓的神迹成分；因为在这一点上各种哲学看法不一，而现代哲学尤其摇摆不定。的确，可以说当今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已经从一种旧风气转向了一种新风气：在旧风气下，除非神迹是古代的，否则他一概不信；在新风气下，除非神迹是现代的，否则他一概不信。他从前认为，神奇的治愈随着最早的基督徒一同终止了；如今却倾向于怀疑，它们是随着最早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一同开始的。〔译注：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1879年由玛丽·贝克·艾迪在美国创立的宗教团体，主张以祈祷与灵性力量治愈疾病。〕但我这里特别指的，是这个故事中那些与神迹无关、甚至不为人注意、毫不起眼的部分。其中有许许多多东西是任何人都不会去编造的，因为它们是从来没有人特别加以利用过的东西；这些东西即便有人注意到，也一直只是作为谜题留存下来。例如，基督一生中直到三十岁为止那漫长的一段沉默。在一切沉默之中，它是最浩大、最能震撼想象力的。但它并不是那种有人会特意为了证明什么而去编造的东西；而且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人试图从中证明什么特别的东西。它令人震撼，但它仅仅是作为一个事实才令人震撼；作为一则寓言，它并没有什么特别讨喜或显而易见之处。英雄崇拜和神话编造的通常倾向，更可能说出恰恰相反的话。它更可能说（我相信某些被教会拒斥的福音书确实这样说过），耶稣显示出一种神圣的早慧，在神奇的幼小年纪就开始了他的使命。的确，想到全人类中最不需要准备的那一位，似乎恰恰有过最长的准备，这其中确有某种奇异之处。这究竟是神圣谦卑的某种方式，还是某种真理——我们在大地上较高等的生物所受的较长家庭哺育中，看到了它的影子——我不打算去推测；我提到它，只是作为一个例子，说明有一类东西无论如何都会引起种种推测，完全独立于那些公认的宗教推测之外。而整个故事充满了这类东西。它绝不是一个——就其白纸黑字的赤裸呈现而言——容易让人彻底弄懂的故事。它绝不是这些人所说的什么简单的福音。相对而言，倒是福音带有神秘主义，而教会带有理性主义。当然，照我的说法，福音是谜题，而教会是谜底。但无论谜底是什么，原原本本的福音几乎就是一本谜语之书。¶

首先，一个阅读福音书中那些言论的人，不会发现陈词滥调。如果他曾经哪怕怀着最恭敬的心情，读过大多数古代哲学家和现代道德家的著作，他就会体会到，说自己没有发现陈词滥调，这具有何等独一无二的分量。这一点连柏拉图都未必当得起。爱比克泰德、塞涅卡、马可·奥勒留或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就更当不起了。至于大多数不可知论的道德家和各种伦理协会的布道者，连同他们那些歌颂服务的歌曲和他们那套兄弟情谊的宗教，就更是远远当不起了。大多数道德家——无论古今——的道德，都是一道由陈词滥调构成的、坚实而光滑的瀑布，永永远远地奔流不息。那位想象中独立的局外人在研读《新约》时，得到的肯定不会是这种印象。他所意识到的，不会是任何如此平庸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也不会是任何像那道洪流那样连绵不断的东西。他会发现一些奇特的宣称，听起来可能就像宣称自己是日月的兄弟；一些非常惊人的劝告；一些令人瞠目的斥责；一些奇异而美丽的故事。他会看到一些极其夸张的比喻，比如说骆驼穿过针眼之不可能，或者说把一座山投进海里之可能。他会看到对人生种种困难的一些非常大胆的简化，比如劝人像阳光那样不加分别地照耀所有人，或者像飞鸟那样不为明天忧虑。另一方面，他也会发现一些——就他而言——几乎深不可测的晦暗段落，比如“不义的管家”那则比喻的寓意。这些东西在他看来，有的或许是寓言，有的或许是真理；但没有一样是老生常谈。例如，他不会找到那些拥护和平的寻常陈词滥调。他会找到若干拥护和平的悖论。他会找到若干不抵抗的理想，若照字面理解，这些理想对任何和平主义者来说都未免太过和平了。在某一处，他会被告知，对待强盗不是要消极抵抗，而是——若按字面理解——要积极而热情地予以鼓励；把礼物堆到那偷了东西的人身上。但是，那些充斥于无数书籍、颂诗和演说中的显而易见的反战辞藻，他却一个字也找不到；关于战争之邪恶、战争之浪费、战争中屠杀规模之骇人，以及其余一切熟悉的狂热言论，一个字也没有；事实上，关于战争本身根本一个字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特别说明了基督对有组织战争的态度，只除了一点：他似乎颇为喜欢罗马士兵。的确，从同样外在的、属人的立场来说，还有另一件令人困惑的事：他与罗马人似乎比与犹太人相处得融洽得多。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一种仅凭阅读某段文本就能体会到的语气；而这种例子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个。¶

“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一说法，远远不是一句温柔的话。我的意思是，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温和、节制、与人无犯的“温柔”。要为它辩护，就必须深入历史，预见到那些当时连做梦都想不到、如今仍有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比如那些神秘主义的修士，是如何收复了那些务实的君王所丧失的土地的。它若果真是真理，那也是因为它是一个预言。但它肯定不是老生常谈意义上的真理。对温柔之人的祝福，看来是一句非常激烈的话；激烈到对理性和可能性施以暴力的地步。说到这里，我们就进入了这一推想的另一个重要阶段。作为预言，它确实应验了；但它是在很久以后才应验的。在蛮族的洪水过后，修道院是最务实、最兴旺的庄园，也是重建的最成功的试验；温柔的人确实承受了地土。但在当时，谁也不可能知道这类事情——除非确实有一位是知道的。关于马大和马利亚的那段插曲，也可以说是同样的情形；后来基督教默观生活中的神秘主义者，从内部回顾并诠释了它。但那绝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看法；而大多数道德家，无论古今，都可以指望他们会一窝蜂地奔向显而易见之处。他们会倾泻出怎样毫不费力的滔滔雄辩，来夸大马大哪怕一丁点儿的优越之处啊；会有怎样精彩的讲道，论“服务之乐”、“劳动的福音”、“让世界比我们来时更美好”，总之是一切赞成不辞辛劳的千万句陈词滥调——出自那些说这些话时无需辛劳的人之口。如果基督在马利亚这位神秘者与爱之子身上，守护着某种更为精微之物的种子，那么当时谁有可能理解它呢？除他以外，谁也不可能看见嘉勒、加大利纳和德兰在伯大尼那小小的屋顶上闪耀。〔译注：指亚西西的圣嘉勒、锡耶纳的圣加大利纳与亚维拉的圣德兰，皆为默观修道生活的著名代表。〕那句宏伟的威吓——说他带到世上来的是一把用以分开、隔断的刀剑——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如此。当时同样没有人能猜到，它会如何应验，或者如何能被证明为正当。的确，有些自由思想者至今仍天真得落入这个圈套，对这样一句存心挑衅的话感到震惊。他们居然抱怨这个悖论不是一句陈词滥调。¶

但这里的要点是：如果我们能够像读新闻报道那样把福音书的记述当作新鲜事来读，它们会比经过历史上的基督教所发展出来的同样的东西，更多地令我们困惑，或许也更多地令我们恐惧。比如，基督在明白提到东方宫廷中的太监之后，说还会有为天国而作阉人的人。如果这话指的不是自愿而热忱的守贞，那它就只能被解释成某种远为反常或粗野的意思。是历史上的宗教，借着方济各会士或慈悲修女会修女的经验，为我们赋予了它人性。这句话若孤零零地摆在那里，很可能会让人联想到一种颇为非人化的氛围；联想到亚洲后宫与深宫那阴森而非人的沉寂。这只是几十个例子中的一个；但其寓意是：福音书中的基督，实际上可能比教会中的基督显得更奇异、更可怕。¶

我之所以详论福音书话语中那晦暗的、或炫目的、或挑衅的、或神秘的一面，并不是因为这些话语没有一个更显而易见、更通俗的方面，而是因为这是对一个关键问题上某种常见批评的回答。自由思想者常说，拿撒勒人耶稣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即便他超前于他的时代；我们不能把他的伦理当作人类最终的伦理而接受。接着，自由思想者便会批评他的伦理，说得颇为动听：人不可能把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由人打，或者说人必须为明天忧虑，或者说那种克己太过苦行，那种一夫一妻制太过严苛。可是奋锐党人和罗马军团士兵，也并不比我们更肯把另一边脸转过来，即便不说比我们更不肯。犹太商人和罗马税吏为明天忧虑，也和我们一样多，甚至比我们更多。我们不能假装是在抛弃过去的道德，换上一种更适合现在的道德。它当然不是另一个时代的道德，但它可能是另一个世界的道德。¶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这些理想本身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恰恰不能说的，是它们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它们相当显著地带有一种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若算是一种疯狂，那么在同一类人看来，它向来都是疯狂的。就拿婚姻和两性关系的例子来说吧。一位加利利的教师所教导的，本来很可能是加利利环境中自然而然的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本可以合理地预期，一个生活在提比略时代的人，会提出一种受提比略时代所制约的观点；但他没有。他所提出的是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某种非常困难的东西；但这东西今天的困难程度，并不比当时更甚。比如，当穆罕默德作出他那多妻制的折中安排时，我们可以合理地说，那是受一个多妻制社会所制约的。当他允许一个男人娶四个妻子时，他实际上是在做一件适合当时环境的事，而这件事在别的环境下也许就不那么合适了。谁也不会假装说，这四个妻子就像四方之风一样，似乎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谁也不会说，“四”这个数字是用星辰永远写在天空上的。但同样，也没有人会说，“四”这个数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理想；说数到四超出了人类心智的能力；或者说数一数自己的妻子、看看是否够四个，超出了人类心智的能力。这是一种务实的折中，带着某个特定社会的特征。如果穆罕默德生在十九世纪的阿克顿〔译注：伦敦西郊的一个城区。〕，我们大可怀疑他是否会立刻让那个郊区遍布各有四个妻子的后宫。由于他生在六世纪的阿拉伯，他在婚姻安排上确实反映了六世纪阿拉伯的状况。但基督在他的婚姻观中，丝毫没有反映出一世纪巴勒斯坦的状况。他根本没有反映出任何东西，除了很久以后由天主教会发展出来的那种以婚姻为圣事的观点。这对当时的人和对现在的人一样困难。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比对现在的人更加令人费解。犹太人、罗马人和希腊人都不相信——甚至理解得还不够透彻，连不相信都谈不上——那种神秘的观念，即男人和女人已经成为一个圣事性的实体。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难以置信或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但我们不能认为它比他们所会认为的更难以置信或更不可能。换句话说，无论别的什么是真的，说这场争论已被时间所改变，却不是真的。无论别的什么是真的，说拿撒勒人耶稣的思想适合他的时代、却不再适合我们的时代，却断然不是真的。它们究竟有多么适合他的时代，他那故事的结局或许已有所暗示。¶

同一个真理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述：如果把这个故事仅仅看作属人的、历史的故事，那么令人惊异的是，在基督被记载下来的话语中，把他束缚于他自己时代的东西竟是何等之少。我指的不是一个时期的种种细节，这些细节就连那个时期的人也知道是转瞬即逝的。我指的是那些根本性的东西，即便最有智慧的人也常常模模糊糊地以为它们是永恒的。例如，亚里士多德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有智慧、心胸最开阔的人。他完全立足于种种根本原理之上，而这些原理大体上被发现，历经一切社会与历史的变迁，依然合理而坚实。然而，他生活在一个认为拥有奴隶就像拥有子女一样自然的世界里。因此，他确实允许自己郑重地承认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区别。基督和亚里士多德一样，生活在一个视奴隶制为理所当然的世界里。他并没有特别去谴责奴隶制。他发起了一场可以存在于有奴隶制的世界中的运动。但他发起的也是一场可以存在于没有奴隶制的世界中的运动。他从未使用过任何一句话，使他的哲学哪怕依赖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秩序的存在本身。他说话时仿佛意识到一切都是短暂的，包括亚里士多德认为永恒的那些东西。到那时，罗马帝国已经成了不过是orbis terrarum（寰宇），即世界的另一个名称。但他从未使他的道德依赖于罗马帝国的存在，甚至不依赖于世界的存在。“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事实上，每当批评家们谈论这位加利利人的地方局限性时，那总是批评家们自己的地方局限性。他无疑相信某些东西，是现代某一个特定的唯物主义宗派所不相信的。但那些并不是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东西。说否认它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倒更接近真相。当然，更接近真相的说法无疑是：只有不相信它们的那一小部分人所享有的某种庄严的社会重要性，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例如，他相信邪灵，或者相信以心灵之力治愈身体疾病；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生于奥古斯都治下的加利利人。说一个人相信某些事，是因为他是奥古斯都治下的加利利人，这是荒谬的，因为假如他是图坦卡蒙治下的埃及人或成吉思汗治下的印度人，他也可能相信同样的事。不过，关于魔鬼学或神圣神迹之哲学这一普遍问题，我将在别处讨论。在此只需说：唯物主义者必须证明神迹之不可能，所要对抗的是全人类的见证，而不是罗马最初几位皇帝治下北巴勒斯坦一些外省人的偏见。就目前的论证而言，他们必须证明的，是福音书中存在着那些特定外省人的那些特定偏见。而就人的眼光来看，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能拿出来的东西少得可怜，连着手证明这一点都不够。¶

在婚姻圣事这一例子上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不相信圣事，正如我们可以不相信灵体；但十分清楚的是，基督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任何流行的或同时代的方式相信这一圣事的。他反对离婚的论据，肯定不是来自摩西律法、罗马法或巴勒斯坦人民的习俗。在当时的批评者看来，它恰恰就是在今天的批评者看来的样子：一条任意的、超验的教条，不从任何地方来——除非说它是从他那里来的。我在这里全然无意为那条教条辩护；这里的要点是：今天为它辩护，和当时为它辩护一样容易。它是一个完全超越时间的理想；在任何时期都是困难的；在任何时期都不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如果有人说，这正是人们可以期待于一个在那个时期、走在那个地方的人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公正地回答：这更像是一位超越人类的存在者——倘若他活生生地行走在人间——可能说出的神秘话语。¶

因此我坚持认为，一个坦率地、以新鲜眼光阅读《新约》的人，不会得到如今人们常说的那种“人性的基督”的印象。仅仅是人的基督，是一个捏造出来的形象，是一种人为选择的产物，就像仅仅是进化产物的人一样。况且，从同一个故事里找出来的这类人性的基督实在太多了，正如从同样那些故事里找出来的神话之钥实在太多了一样。三四个不同的理性主义学派在这片土地上反复耕耘，就他的一生得出了三四种同样合理的解释。对他一生的第一种合理解释是：他从未存在过。而这又转而为三四种不同的解释提供了机会；比如说他是一个太阳神话，或一个谷物神话，或任何其他同时也是一种偏执狂的神话。随后，认为他是一个并不存在的神圣存在者的观点，让位给了认为他是一个确实存在过的人的观点。在我年轻时，流行的说法是：他不过是一位艾赛尼派式的伦理教师，他要说的东西，显然没有什么是希勒尔〔译注：希勒尔（Hillel），约与耶稣同时代的著名犹太拉比。〕或其他上百个犹太人说不出来的；比如说，仁慈待人是一件仁慈的事，而保持纯洁有助于洁净。接着又有人说，他是一个怀有弥赛亚妄想的疯子。接着另一些人说，他确实是一位有独创性的教师，因为他除了社会主义之外什么都不关心；或者（照另一些人的说法）除了和平主义之外什么都不关心。接着又出现了一位更加冷峻的科学人物，说要不是因为他预言世界末日，根本不会有人听说过耶稣。他之所以重要，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像卡明博士〔译注：约翰·卡明（John Cumming），十九世纪伦敦的苏格兰长老会牧师，曾多次预言世界末日的具体年份。〕那样的千禧年主义者；他宣布了末日审判的确切日期，从而在外省引起了一场恐慌。在同一主题的其他变奏中，还有一种理论认为他是一位灵性治疗者，此外什么都不是；这是基督教科学派所暗含的观点，而该派为了解释彼得岳母或百夫长女儿的痊愈，实际上不得不阐述一种没有十字架苦难的基督教。还有另一种理论，完全集中于魔鬼学方面的事务，以及它所谓的当时关于被鬼附者的迷信；仿佛基督就像一位刚领受初级圣职的年轻执事，进展到驱魔这一步，就再也没有更进一步了。〔译注：旧时天主教的“驱魔员”（exorcist）为低级圣职之一，位列执事之前。〕在我看来，这些解释单独来看都异常不足；但合在一起，它们却确实暗示了它们各自所错过的那个奥秘本身。如果能从基督身上雕刻出这么多较小的基督，那么他身上肯定有某种不仅神秘、而且多面的东西。如果基督教科学派满足于把他当作一位灵性治疗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满足于把他当作一位社会改革者，满足到甚至不指望他还是任何别的什么，那么看起来，他所涵盖的范围确实比人们能指望他们所指望的还要广一些。而这似乎也确实暗示，他那些驱逐魔鬼或预言末日的其他神秘特征之中，也许有着比他们所设想的更多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位《新约》的新读者，难道不会被某样东西绊倒吗？那样东西会令他震惊的程度，远远超过令我们震惊的程度。我在这里已不止一次尝试过那颇为不可能的任务：颠倒时间和历史方法；在想象中向前眺望事实，而不是透过记忆向后回顾。正因如此，我曾想象过人最初在他周围单纯的自然看来，可能是怎样一个怪物。如果我们真的去想象基督的本性第一次被说出来时的情形，我们所受的震惊会更大。当关于某一个人的某一种说法第一次被悄声说出时，我们会作何感想？当然，对于任何一个认为那最初的狂野低语不过是亵渎和疯狂的人，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责怪。恰恰相反，被那块“跌人的磐石”绊倒，正是第一步。赤裸裸、目瞪口呆的不信，比起一种想把它仅仅说成程度问题的现代主义形而上学，是对那一真理远为忠实的致敬。与其面对如此石破天惊的宣称，却愚蠢地站在那里辩论泛神论的种种细微差别，倒不如像审判时的该亚法那样，大喊一声“僭妄！”撕裂自己的衣服；或者像他的亲属和群众那样，把这人当作被鬼附着的疯子抓住。任何一个单纯的人，满怀单纯者的敏感，当一个四处游走的木匠学徒平静地、几乎漫不经心地，像一个回头看了一眼的人那样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时，竟会预料青草枯萎、飞鸟从空中坠地而死——这样的人身上，有着更多那种与惊奇合而为一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