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 第一章：洞穴中的神

第二部

论名为“基督”的人

这部人类故事的素描始于一个洞穴；那洞穴，通俗科学把它和穴居人联系在一起，而实地的发现也确实在其中找到了古老的动物图画。人类历史的后一半，犹如世界的一次新的创造，同样始于一个洞穴。甚至连这样一个奇想也隐约有其影子：那里同样有动物在场；因为那是伯利恒一带高地上的山民用作牲口棚的洞穴，他们至今仍在夜里把牛群赶进这类洞穴和岩窟。正是在这里，一对无家可归的夫妇，在拥挤的客栈把门当着他们的面关上之后，同牲口一起爬进了地下；也正是在这里，就在过往行人的脚底下，在世界地板之下的一个地窖里，耶稣基督诞生了。然而在那第二次创造中，原始岩石的根基、史前兽群的角，确实带着某种象征意味。上帝也是一个穴居人，也曾在世界的墙壁上描画过种种奇异的生灵形状，着色也很奇特；只是他所画的图画都活了过来。¶

大量的传说与文学——它们不断增多，永无止境——一再重复、翻来覆去地吟咏着那唯一的悖论：那双造出太阳和星辰的手，竟小得够不着牛群的巨大头颅。我们信仰的全部文学，都建立在这个悖论之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建立在这个玩笑之上。至少在这一点上它像个玩笑：它是科学的批评家看不出来的东西。他费尽力气去解释那个我们一向带着挑衅、几乎带着嘲弄去夸大的难题；他温和地斥之为不大可能，而我们却几乎发狂地把它高举为不可思议——它美好得简直不可能是真的，只不过它恰恰是真的。当宇宙的创造与这小小的、地方性的婴孩之间的反差，已经在成千上万首赞美诗、颂歌、韵文、礼仪、图画、诗篇和通俗讲道中被重复、反复申说、画线、强调、欢庆、歌唱、呼喊、咆哮——更不必说嚎叫——过之后，也许可以说，我们几乎用不着一位高等批判学者来提醒我们注意其中有点古怪的地方；尤其是那种似乎要花很长时间才看懂一个笑话、甚至是他自己的笑话的学者。〔译注：“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指十九世纪兴起的以历史考证方法研究圣经文本来源与成书的学派。〕不过，关于这一反差与观念的结合，这里可以说一件事，因为它与本书的整个论点相关。我所说的这类现代批评家，通常对教育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心理学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印象极深。这种人从不厌倦地告诉我们，最初的印象会依照因果律塑定人的性格；如果一个孩子的视觉被布娃娃身上错误的颜色所毒害，或者他的神经系统过早地被一只刺耳的拨浪鼓震坏，他就会十分紧张。然而，如果我们说，正因如此，作为基督徒被养大和作为犹太人、穆斯林或无神论者被养大，才确实有所不同，他却会认为我们心胸非常狭隘。这不同就在于：每个天主教孩子都从图画中，甚至每个新教孩子都从故事中，学到了这种由相互对立的观念构成的不可思议的结合，作为他心中最初的印象之一。这不仅仅是神学上的差别。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差别，它可以比任何神学都存在得更久。它确实如那类科学家喜欢对什么都说的那样，是“不可救药的”。任何一个童年时曾经历过真正圣诞节的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此后无论他愿意与否，心中总会把两个大多数人必定认为彼此相隔遥远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婴孩的观念，和托住群星的那未知力量的观念。当他的理性再也看不出这种联系的必要时，他的本能和想象却仍能把两者连在一起；对他来说，单是一幅母亲与婴孩的图画，总会带着某种宗教的气息；单是提到上帝那可怕的名字，也总会带着某种怜悯与柔和的意味。但这两个观念并不是自然地或必然地结合在一起的。对一个古希腊人或一个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亚里士多德或孔子来说，它们都未必会结合在一起。把上帝和婴儿联系起来，并不比把万有引力和一只小猫联系起来更为必然。它是由圣诞节在我们心中创造出来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即使我们不是神学上的基督徒，我们也是心理上的基督徒。换句话说，这种观念的结合，用那句备受争议的话来说，确确实实地“改变了人性”。知道它的人与不知道它的人之间，确实有一种差别。这未必是道德价值上的差别，因为按各自所见的光明来说，穆斯林或犹太人也许更有价值；但这是关于两道特定光芒相交的一个明白事实，是我们这张特定星命图上两颗星的会合。全能与无能，或者说神性与婴孩，确实构成了一句警句，重复一百万遍也不能把它变成陈词滥调。称它为独一无二，并非不合理。伯利恒确确实实是一个两极相逢之地。¶

不消说，这里开始了另一股使基督教世界人性化的强大力量。如果世人想要基督教中所谓不具争议性的一面，他们大概会选中圣诞节。然而它显然与一个被认为有争议的方面密不可分（在我见解的任何阶段，我都想不通这为什么有争议），那就是对圣母的尊敬。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较有清教徒气息的一代人反对在一座堂区教堂上立一尊表现圣母抱子的雕像。经过许多争执，他们达成了妥协：把圣子拿掉。人们会以为，这样反倒更沾染了“马利亚崇拜”的腐败，除非母亲一旦被夺去了某种武器，就被认为不那么危险了。然而，这一实际的难处也是一则寓言。你不可能把一个新生婴儿雕像四周的母亲雕像统统凿掉。你不可能把新生的婴儿悬在半空；事实上，你根本不可能真正有一尊新生婴儿的雕像。同样，你不可能把新生婴儿的观念悬在虚空之中，也不可能想到他而不想到他的母亲。你不可能探望孩子而不探望母亲；在寻常人生中，你若要接近孩子，只能经由母亲。如果我们要从这一方面去想基督，另一个观念便会随之而来，正如它在历史上随之而来一样。我们要么把基督从圣诞节中拿掉，要么把圣诞节从基督身上拿掉，要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哪怕只是像我们在一幅古画前所承认的那样——那两个神圣的头靠得太近，以致光环不能不交融、交叠。¶

可以用一个略显激烈的比喻说，在灰色大山的那道褶皱或裂缝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只不过整个宇宙被翻了个里朝外。我的意思是，所有那些曾经向外投向最大之物的惊奇与崇拜的目光，如今都转而向内，投向最小之物。这个意象本身就会让人想起那种众目汇聚的繁复奇观，它使许多色彩斑斓的天主教图像宛如孔雀的尾屏。但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原先只是一个圆周的上帝，如今被看作一个圆心；而圆心是无限小的。确实，从此以后，灵性的螺旋是向内而不是向外运行，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向心的而不是离心的。这信仰在不止一种意义上成了一种关于细小事物的宗教。但正如前面说过的，它在艺术、文学和民间传说中的传统，已经充分证实了神圣者在摇篮里这一特殊的悖论。也许它们并没有同样清楚地强调神圣者在洞穴里的意义。说来确也奇怪，传统并没有十分清楚地强调那个洞穴。众所周知，伯利恒的场景曾被放在一切可能的时代与国度、风景与建筑的背景中来表现；而人们按照各自不同的传统与趣味把它设想得截然不同，这是一件完全可喜、值得赞赏的事。但是，人人都意识到那是一个马厩，却没有那么多人意识到那是一个洞穴。有些批评家甚至愚蠢到以为马厩和洞穴之间有什么矛盾；若是如此，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洞穴或马厩必定所知甚少。他们既然看见了并不存在的差别，那么不消说，他们也就看不见确实存在的差别。比如，当一位知名的批评家说，基督诞生在岩洞里，就像密特拉从岩石中活生生地蹦出来一样，这听上去就像是对比较宗教学的戏仿。一个故事总有它的要点，哪怕它是“故事”意义上的谎言。一位英雄像帕拉斯从宙斯的头脑中出生那样，成年而无母地出现，这个观念显然恰恰与一位神像普通婴儿那样出生、完全依赖母亲的观念相反。无论我们更偏爱哪一种理想，我们总该看出它们是相反的理想。因为两者都含有一种叫作石头的物质就把它们联系起来，就像因为两者都含有一种叫作水的物质，就把大洪水的惩罚与约旦河的洗礼等同起来一样愚蠢。无论作为神话还是作为奥秘，基督之所以显然被设想为生在岩石的洞里，首先是因为这标明了一个被遗弃、无家可归者的处境。尽管如此，正如我所说，洞穴并没有像第一个圣诞节周围的其他实在那样，被那么普遍、那么清楚地用作象征。¶

这其中的原因，同样关乎那个新世界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新维度的难题。基督不仅诞生在与世界齐平的地方，甚至诞生在比世界更低的地方。这神圣戏剧的第一幕，不仅不是在高出观众的舞台上演出的，而是在一个沉降到视线之外、幽暗而垂着帷幕的舞台上演出的；这是一个在大多数艺术表现方式中都极难表达的观念。它是在生命的不同层面上同时发生之事的观念。在较古朴、较富装饰性的中世纪艺术中，或许曾尝试过类似的东西。但艺术家们越是学会写实与透视，就越不能同时描绘天上的天使、山上的牧人，以及山下黑暗中的荣光。也许最能传达这一点的，是某些中世纪行会特有的办法：他们推着一座三层叠起的戏台穿街走巷，天堂在大地之上，地狱在大地之下。然而在伯利恒之谜中，在大地之下的却是天堂。¶

单是这一点，就带着一场革命的意味，仿佛世界被颠倒了过来。关于一位像被遗弃者甚至像法外之徒那样出生的神，这一观念对整个法律观念、对法律之于穷人和被遗弃者的责任所产生的变化，要想说出什么充分的话，或什么新鲜的话，都是徒劳的。说从那一刻起就不可能再有奴隶，这是极其深刻的真理。带着那一法律名分的人仍可能存在，也确实存在过，直到教会强大到足以把他们铲除；但再也不可能有异教那种安然自得——仅仅因为对国家有利，就心安理得地让它保持为一个奴役性的国家。个人变得重要起来，其重要的意义是任何工具都不可能有的。一个人不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至少不能是达到任何别人之目的的手段。故事中所有这些平民的、兄弟情谊的成分，传统都正确地把它们系于牧人那一段插曲：那些乡野的雇工，发现自己竟在同天上的王侯面对面地说话。但牧人所代表的这一平民成分，还有另一个方面，或许尚未得到那么充分的发挥；而那一方面与此处的论题更直接相关。¶

平民百姓，像那些牧人一样，民间传统中的人，到处都曾是各种神话的创造者。正是他们，最直接地——最少受到哲学或文明的腐败崇拜的约束或冷却——感受到了我们前面已经考察过的那种需要：那些作为想象之冒险的形象；那种作为某种寻求的神话；自然界中某种半人半物的东西所给出的诱人而撩人的暗示；季节和特殊地方那无言的意味。他们最懂得，一片风景的灵魂是一个故事，而一个故事的灵魂是一个人格。但理性主义已经开始蛀蚀农民这些确实非理性、却富于想象的珍宝；正如系统化的奴隶制已经把农民吃得倾家荡产。当这寥寥几个人找到他们所寻求的东西的那一刻，所有地方的所有这类农民之上，正降下失望的黄昏与暮色。在别的每一个地方，阿卡狄亚正从森林中消褪。潘已经死了，牧人们像羊一样四散。〔译注：普鲁塔克记载，提比略时代有人在海上听见呼声宣告“伟大的潘已经死了”，后世常把此事与基督降生、异教衰落联系起来。“像羊一样四散”则呼应圣经中“羊群分散”的说法。〕虽然无人知晓，那将要终结一切又成全一切的时刻已经临近；虽然无人听见，在群山起伏的旷野上，却有一声用陌生言语发出的遥远呼喊。牧人们找到了他们的牧人。¶

他们所找到的，与他们所寻求的属于同一类。平民百姓在许多事上错了；但他们相信神圣之物可以有一个居所，相信神性不必鄙弃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错。那个设想出太阳被人偷走藏进箱子这种最粗陋奇想的野蛮人，或者那个编出神被救出、他的敌人被一块石头骗过这种最荒诞神话的野蛮人，比地中海周围那一圈城市里所有满足于冰冷抽象或世界主义概括的人，比所有那些从柏拉图的超验论或毕达哥拉斯的东方色彩中纺出越来越细的思想之线的人，都更接近那洞穴的秘密，也更懂得世界的这场危机。牧人们所找到的地方，不是一座学园，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国；不是一个神话被寓意化、被解剖、被解释或被解释掉的地方。那是一个梦想成真的地方。从那一刻起，世上就再没有造出过任何神话。神话乃是一种寻求。¶

我们都知道，这个平民故事在许多奇迹剧和圣诞颂歌中的通俗呈现，给了牧人们英格兰和欧洲各地乡村各自的服装、语言和风景。我们都知道，有个牧人会说萨默塞特方言，另一个则会说起把羊从康韦赶往克莱德河。到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那个错误是多么真实，那个时代错置是多么明智、多么富于艺术性、多么深刻地属于基督教和天主教。但是，有些人在这些中世纪乡土风味的场景中看到了这一点，却也许没有在另一种诗中看到它——这种诗有时时兴被称为矫揉造作的而非艺术的。我恐怕许多现代批评家，对于克拉肖（Crashaw）和赫里克（Herrick）这样的人把伯利恒的牧人设想为维吉尔笔下牧人的模样，只会看到一种褪了色的古典主义。然而他们是深刻地正确的；他们把自己的伯利恒剧写成一首拉丁牧歌，就抓住了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维吉尔确实代表了那推翻了人祭这种疯狂异教的、较为清醒的异教；然而，正是连维吉尔式的美德和清醒的异教也陷入了无可救药的衰败这一事实，构成了整个问题，而向牧人们的启示正是它的答案。倘若世界曾有机会厌倦于着魔，它或许仅仅通过变得清醒就能痊愈。但倘若它连清醒也厌倦了，那么除了已经发生的事，还能发生什么呢？把牧歌中阿卡狄亚的牧人设想为对已经发生之事欢欣鼓舞，也并非虚妄。其中一首牧歌甚至被认为是对已经发生之事的预言。但我们感受到这位伟大诗人与那伟大事件之间潜在的共鸣，同样多地是在他的语调和随笔带出的措辞之中；即便用他们自己属人的言辞，维吉尔笔下牧人的声音也可能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比意大利的温柔更多的东西……Incipe, parve puer, risu cognoscere matrem.（开始吧，小孩子，用笑容认出你的母亲。）……他们本可以在那奇异的地方找到拉丁人最后的传统中一切最好的东西；还有某种比一尊永远立着、充当人类家庭支柱的木头偶像更好的东西：一位家神。但他们和所有其他神话创造者都有理由欢欣：这事件所成全的，不仅是神话的神秘主义，而且是神话的物质主义。神话有许多罪过；但它像道成肉身一样属乎血肉，在这一点上它并没有错。它可以用那据说曾响彻圣林的古老声音再一次呼喊：“我们看见了，他也看见了我们，一位可见的神。”于是古代的牧人们本可以跳起舞来，他们的脚在山上何等佳美，胜过了哲学家们而欢欣。但哲学家们也听见了。¶

这仍是一个奇特的故事，虽然是个古老的故事：他们如何从东方之地而来，头戴君王的威严，身披几分术士的神秘。那作为传统的真理明智地把他们记作几乎是未知数，就像他们那神秘而悦耳的名字一样神秘：梅尔基奥、加斯帕、巴尔塔萨。但与他们一同到来的，是那曾在迦勒底观察星辰、在波斯观察太阳的整个智慧世界；如果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推动所有圣贤的那同一种好奇心，我们不会错。即使他们的名字真是孔子、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他们所代表的也会是同一种人类理想。他们所寻求的不是故事，而是事物的真理；而既然他们对真理的渴求本身就是对上帝的渴求，他们也就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但即使要理解那赏赐，我们也必须明白：对哲学而言，正如对神话而言，那赏赐乃是使不完全者得以完全。¶

这样的博学之士无疑会发现——正如这几位博学之士确实发现了——他们自己传统中的许多真实之处、他们自己推理中的许多正确之处，得到了证实。孔子会在圣家的那种颠倒之中，为家庭找到一个新的基础；佛陀会看见一种新的舍弃，舍弃的是星辰而非珠宝，是神性而非王位。这些博学之士仍有权利说——或者毋宁说，有了一种新的权利说——他们旧日的教导中有真理。但毕竟，这些博学之士是来学习的。他们是来用某种他们尚未设想过的东西完成他们的观念的；甚至是来用某种他们也许曾经反驳过的东西，去平衡他们那不完全的宇宙的。佛陀会从他那非位格的天堂前来敬拜一个位格。孔子会从他那些祭祀祖先的庙堂前来敬拜一个孩子。¶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把握这新宇宙的这一特性：它比旧宇宙更大。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世界比受造界更大——比基督以前的受造界更大。它包含了原先不存在的东西；它也包含了原先就存在的东西。这一点恰好可以用中国人孝道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但它对于其他异教美德或异教信念同样适用。谁也不能怀疑，对父母合理的尊敬，是一部福音的组成部分，而在这福音里，上帝自己在童年时顺从了地上的父母。但父母顺从他的另一层意义，确实引入了一个不属于儒家的观念。婴孩基督不像婴孩孔子；我们的神秘主义把他设想在一种不朽的婴孩状态之中。我不知道，假如那尊圣婴像（Bambino）像在圣方济各怀中那样在孔子怀中活了过来，孔子会怎么对待它。〔译注：相传圣方济各在格雷乔布置马槽庆祝圣诞时，有人看见他怀中所抱的圣婴像活了过来。Bambino 为意大利语“婴孩”，特指圣婴像。〕但这一点对于所有其他宗教和哲学都是如此；这就是教会的挑战。教会包含了世界所不包含的东西。生活本身并不像她那样照顾到生活的所有方面。说其他每一个单一体系与这一个相比都狭隘而不足，这不是修辞上的夸口；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实，也是一个真实的两难。在斯多葛派和祖先崇拜者当中，圣婴在哪里？穆斯林的圣母在哪里——一个不为任何男人而造、被置于众天使之上的女子？佛陀的僧侣们的圣米迦勒在哪里——那号角的驾驭者和主人，为每个士兵守护刀剑的荣誉？圣托马斯·阿奎那，这位阐述了基督教全部科学、理性乃至理性主义的人，又能拿婆罗门教的神话怎么办呢？然而，即使我们把阿奎那同处在理性另一极端的亚里士多德相比，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多出了什么”的感觉。阿奎那能理解亚里士多德最合逻辑的部分；亚里士多德能否理解阿奎那最神秘的部分，却很可怀疑。即使在我们很难说基督徒更伟大的地方，我们也不得不说他更宽广。无论我们转向哪一种哲学、异端或现代运动，情形都是如此。行吟诗人方济各在加尔文主义者中间，或者就此而言在曼彻斯特学派的功利主义者中间，会过得怎样呢？然而像波舒哀和帕斯卡这样的人，却能像任何加尔文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一样严峻而富于逻辑。圣女贞德，一个挥剑号召男人们去作战的女子，在贵格会、杜霍波尔派或托尔斯泰派的和平主义者中间，又会过得怎样呢？然而有无数天主教圣人，毕生都在宣讲和平、制止战争。一切现代的宗教调和主义尝试也都如此。它们若不遗漏某些东西，就永远造不出比信经更大的东西来。我的意思不是遗漏某种神圣的东西，而是遗漏某种属人的东西：一面旗帜，一家客栈，一个男孩讲的打仗故事，或是田地尽头的一道树篱。神智学者们建造一座万神殿；但那只是泛神论者的万神殿。他们召开一个“宗教议会”，作为万民的重聚；但那只是一切自命清高之徒的重聚。然而，恰恰这样一座万神殿，两千年前就已在地中海沿岸建立起来了；基督徒们曾被邀请把耶稣的像同朱庇特、密特拉、奥西里斯、阿提斯或阿蒙的像并排立起来。正是基督徒的拒绝，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倘若基督徒接受了，他们和整个世界必定——用一个怪诞却精确的比喻来说——“进了锅”。〔译注：英语俗语 go to pot 意为“完蛋、败坏”，字面意思是“进了锅”，下文即就此字面义发挥。〕他们会全都在那口世界主义腐败的大锅里被熬成一锅温吞的汤水，而所有别的神话和秘仪早已在其中融化了。那是一场可怕的、骇人的逃脱。谁若没有意识到整个世界曾经几乎死于心胸宽广、死于万教同胞，他就既不懂得教会的本质，也不懂得从古代传下来的信经那铿锵的音调。¶

这里要紧的一点是：代表神秘主义与哲学的东方三博士，被真确地设想为在寻求某种新的东西，甚至找到了某种意想不到的东西。那种紧张的危机感，至今仍在圣诞故事中、甚至在每一次圣诞庆祝中隐隐震颤，它突出了寻求与发现的观念。在这里，这发现确实是一项科学发现。对于奇迹剧中其他那些神秘人物——天使和母亲、牧人和希律的兵丁——来说，可能有更简单也更超自然、更原始或更动情的方面。但智者们必定是在寻求智慧；对他们来说，理智中也必定要有一道光。而这道光就是：天主教的信经是大公的，而此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大公的。〔译注：原文 the Catholic creed is catholic，catholic 本义为“普世的、包罗一切的”，“大公”即此义。〕教会的哲学是普世的。哲学家们的哲学不是普世的。倘若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曾在从那个小洞穴里射出的光中站立片刻，他们就会知道，他们自己的光并不是普世的。的确，他们是否原本就已经知道这一点，还远不能确定。哲学也和神话一样，颇带着寻求的样子。正是对这一真理的领悟，赋予了三王这些人物以传统上的威严与神秘：他们发现，宗教比哲学更宽广，而这个宗教是一切宗教中最宽广的，却被容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这些术士凝视着那奇异的五芒星，其中人间的三角被颠倒了过来；他们对它的推算永远没有算到尽头。因为洞穴中那一组人物的悖论在于：我们对它的情感是孩童般单纯的，而我们对它的思索却能以永无止境的复杂性分枝蔓延。对于那身为父亲的孩子、那身为孩子的母亲，我们甚至永远无法穷尽我们自己的思想。¶

我们满可以满足于这样说：神话随牧人而来，哲学随哲学家而来；剩下的只是让两者在对宗教的认识中结合起来。但还有第三个成分不可忽视，而那个宗教无论在何等欢宴或和解之中，都永远拒绝忽视它。在这出戏最初的场景中，就有那个仇敌在场——它曾用淫欲腐蚀了传说，把理论冻结成无神论，而面对直接的挑战，它却以某种更直接的方法作答，那方法我们已在有意识的魔鬼崇拜中见过。在描述那魔鬼崇拜时，在描述它在巫术的作为中、在它最不人道的人祭中所显露出的对纯真的吞噬性憎恨时，我较少谈到它对较清醒的异教那种间接而隐秘的渗透：用性浸透了神话的想象；使帝王的骄傲升腾为疯狂。但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影响，都在伯利恒这出戏中显现出来。一个处于罗马宗主权之下的统治者，虽然自己是东方血统，大概却配备着、环绕着罗马的装饰与秩序；在那一刻，他似乎感到心中搅动着奇异事物的灵。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希律因听到某个神秘对手的传闻而惊慌，想起了亚洲那些反复无常的暴君的狂暴举动，下令屠杀平民新一代中的可疑者。人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但也许并非人人都注意到它在人类奇异宗教的历史中所占的位置。也并非人人都看出，就连它同那个被征服、表面上文明化了的世界中的科林斯式圆柱和罗马式铺路之间的对比，也自有其意义。只是，当那黑暗灵魂中的意图开始在那以土买人的眼中显露、闪光时，一个先知或许会看见某种像是巨大的灰色幽灵的东西，从他肩后望过来；会看见在他身后，充满夜的穹顶、最后一次盘旋在历史之上的，是那张巨大而可怖的面孔，那就是迦太基人的摩洛，正等着从闪族诸民族的一位统治者那里领受他最后的贡品。在那第一个圣诞节里，魔鬼们也以它们自己的方式举行了宴飨。¶

除非我们明白那仇敌的在场，否则我们不仅会错过基督教的要义，甚至会错过圣诞节的要义。圣诞节对我们基督教世界的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件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一件简单的东西。但它像那传统的一切真理一样，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东西。它独特的音调，在于许多音调同时鸣响：谦卑、欢乐、感恩、神秘的敬畏，但也有警醒和戏剧性。它不只是缔造和平者的节期，正如它不只是寻欢作乐者的节期；它不只是一场印度式的和平会议，正如它不只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冬日宴会。其中也有某种挑衅的东西；某种使午夜骤然响起的钟声听起来像一场刚刚打赢的战役中的巨炮轰鸣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圣诞气氛的这一切不可言喻的东西，只是像一缕余香或渐渐消散的雾气一样悬浮在空中，它来自将近两千年前犹太山地上那一时刻的欢腾爆发。但那气息仍是不会弄错的，它太微妙、太独特，不是我们所用的“和平”一词所能涵盖的。按照这故事本身的性质，洞穴中的欢庆是在一座堡垒或一个法外之徒的巢穴中的欢庆；恰当地理解，说那是在一个掩体战壕里的欢庆，也并不过分轻佻。这不仅是说，这样一间地下的屋子是躲避仇敌的藏身之所；也不仅是说，仇敌们已经在它上方像天空一样铺展的石头平原上四处搜寻。也不仅是说，在那种意义上，希律的马蹄可能曾如雷霆般从基督那沉在地下的头顶上驰过。而是说，在那个意象中还有一个真实的观念：一个前哨，一次穿透岩石、进入敌方领土的突入。在这被埋藏的神性中，有一个从下面挖空世界根基的观念；从下面撼动高塔和宫殿；正如大君王希律感到了脚下的那场地震，随着他那摇晃的宫殿一同摇晃。¶

这或许是洞穴诸奥秘中最伟大的一个。已经很明显，虽然据说人们曾在地底下寻找地狱，在这件事上，在地底下的却毋宁说是天堂。在这奇异的故事中，随之而来的是天堂向上翻涌的观念。这就是整个处境的悖论：从此以后，最高的东西只能从最低处发挥作用。王权只能通过某种反叛才能重得它所应有的。的确，教会从一开始——也许尤其在一开始——与其说是一个公国，不如说是一场反抗“这世界的王”的革命。那种认为世界已被那伟大的篡位者征服、已归他所有的感觉，一直遭到那些把开明等同于安逸的乐观主义者的大加惋惜或嘲笑。但正是这种感觉，带来了那整个挑战的震颤和一种美丽的危险，使这好消息看起来确实既是好的，又是新的。它所发起的反抗，实际上是针对一场巨大而不自觉的篡夺，而这反抗起初是如此默默无闻。当基督诞生在洞穴里、基督教诞生在地下墓穴里的时候，奥林匹斯仍像一片被塑成许多宏伟形状的静止云朵那样占据着天空；哲学仍坐在高位上，甚至坐在君王们的宝座上。¶

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都可以注意到同一个革命的悖论：既有某种被蔑视的东西，又有某种被畏惧的东西。从一个方面看，洞穴只是一个洞或一个角落，被遗弃的人像垃圾一样被扫进里面；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它是某种宝贵之物的藏身处，暴君们像搜寻宝藏一样搜寻它。在一种意义上，他们在那里，是因为客店老板连记都不记得他们；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因为君王永远忘不了他们。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悖论也出现在对早期教会的对待上。当它还微不足道的时候，而且当然是在它还无能为力的时候，它就已经举足轻重了。它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不可容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真实地说，它之所以不可容忍，是因为它不宽容。它招人怨恨，因为它以它自己那种安静的、几乎秘密的方式宣了战。它从地里升起，要摧毁异教的天和地。它并没有试图毁灭那整个黄金与大理石的创造；但它设想了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世界。它竟敢一眼看穿它，仿佛那黄金与大理石都是玻璃。那些指控基督徒用火把焚烧罗马的人是诽谤者；但他们至少远比某些现代人更接近基督教的本质——这些现代人告诉我们，基督徒是某种伦理协会，因为告诉人们对邻人负有义务，便以一种慵懒的方式殉了道，并且只因为他们温柔和顺而仅仅招致了些许的不喜欢。¶

因此，希律在伯利恒的奇迹剧中有他的位置，因为他是对战斗的教会的威胁，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教会处在迫害之下、为生存而战。对于那些认为这是不和谐音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与圣诞钟声同时鸣响的不和谐音。对于那些认为十字军的观念败坏了十字架的观念的人，我们只能说，对他们而言十字架的观念已经败坏了；十字架的观念完全是字面意义上地在摇篮里就败坏了。在这里同他们争论战斗的抽象伦理并不切题；此处的目的只是总结构成基督教和天主教观念的那些观念的结合，并指出它们全都已经结晶在第一个圣诞故事之中。它们是三样不同的、通常被认为彼此对立的东西，然而又是一样东西；而唯有这一样东西能使它们合而为一。第一样是人类对一个天堂的本能，这天堂要像一个家那样具体，几乎那样有其所在。这是所有创造神话的诗人和异教徒所追求的观念：某个特定的地方必定是神的圣所或有福者的居所；仙境是一片实实在在的土地；或者，鬼魂的归来必定是身体的复活。我在这里不去论证理性主义拒绝满足这一需要的问题。我只说，如果理性主义者拒绝满足它，异教徒是不会满足的。这一点存在于伯利恒和耶路撒冷的故事中，正如它存在于提洛和德尔斐的故事中；而正如它不存在于卢克莱修的整个宇宙中，也不存在于赫伯特·斯宾塞的整个宇宙中。第二个成分是一种比其他哲学更宽广的哲学；比卢克莱修的哲学更宽广，比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更是无限地宽广。古代的斯多葛派或现代的不可知论者只透过一扇窗子看世界，它却透过一百扇窗子看世界。它用属于成千上万种不同的人的成千上万双眼睛来看人生，而另一种哲学只是一个斯多葛派或一个不可知论者的个人立场。它为人的一切心境都预备了一些东西，它为各种各样的人都找到工作，它懂得心理学的秘密，它察觉邪恶的深渊，它能够分辨真的和假的奇事以及神迹般的例外，它训练自己在疑难案例上的分寸，这一切都带着一种对人生百态的多样、精微和想象，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古代或现代道德哲学那些干巴巴或轻飘飘的陈词滥调。一句话，它里面有更多的东西；它在存在中找到更多可以思考的东西；它从人生中得到更多。关于我们多面的人生，这类材料自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以来又增添了许多。但单单一个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孔子或孔德的世界里也会感到自己受了局限。第三点是这样的：它一方面足够具体、足以入诗，又比任何其他哲学更宽广，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挑战、一场战斗。它一方面有意地拓宽自己，以拥抱真理的每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仍然坚定地严阵以待，对抗谬误的每一种形式。它让各种各样的人为它而战，它得到各种各样的武器来作战，它用好奇或同情的一切技艺来扩展它对所为之而战、所与之而战的事物的认识；但它从不忘记自己正在战斗。它宣告“在地上平安”，却从不忘记为什么“在天上就有了争战”。¶

这就是由那古老圣诞故事中的三类人物在此所象征的真理的三一：牧人们，君王们，以及那另一个向孩子们开战的君王。说其他宗教和哲学在这方面是它的对手，根本就不是真的。说它们当中有任何一个结合了这些特性，不是真的；说它们当中有任何一个自称结合了这些特性，也不是真的。佛教可以自称同样神秘；它甚至不自称同样尚武。伊斯兰教可以自称同样尚武；它甚至不自称同样形而上、同样精微。儒教可以自称满足了哲学家对秩序和理性的需要；它甚至不自称满足了神秘主义者对神迹、圣事以及对具体事物之祝圣的需要。这种既普世又独一无二的精神之临在，有许多证据。这里只举一个，它正是本章主题的象征：再没有别的故事，再没有哪一个异教传说、哲学轶事或历史事件，事实上会给我们任何人留下“伯利恒”这个词所产生的那种特别的、甚至令人心酸的印象。再没有哪一位神的诞生、哪一位圣贤的童年，在我们看来是圣诞节，或者有一点像圣诞节。它们要么太冷，要么太轻浮，要么太拘谨、太古典，要么太简单、太野蛮，要么太玄秘、太复杂。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无论他持何种见解，会怀着回家的感觉走向那样一个场景。他可能欣赏它，因为它富于诗意，或者因为它富于哲理，或者因为其他任何一种分开来看的长处；但不会是因为它就是它自己。事实是，这个故事对人性的把握有一种相当独特、相当个别的性质；就其心理实质而言，它一点也不像一则单纯的传说，或一位伟人的生平。它并不完全是在通常的意义上把我们的心思引向伟大；引向人性的那些延伸和夸大——即使是最健康的英雄崇拜，也会把它们变成神祇和英雄。它也并不完全是向外、冒险地，去追寻在地极可以找到的奇观。它毋宁是某种从背后、从我们存在中隐秘而属于个人的那一部分出其不意地打动我们的东西；就像有时在细小物件的哀婉之中、在穷人盲目的虔敬之中令我们猝不及防的那种东西。它毋宁像是一个人在自己房子的正中心发现了一间他从未料到的内室；并且看见一道光从里面透出来。又像是他在自己心底发现了某种东西，出卖了他，使他不由自主地向善。它不是由世人所谓坚固的材料造成的；或者毋宁说，它是由这样一些材料造成的：它们的力量正在于它们轻轻拂过我们便飘然而去的那种长着翅膀的轻盈。它是我们里面一切不过是短暂柔情的东西，在那里被化为永恒；一切不过意味着片刻心软的东西，以某种奇异的方式变成了一种力量和一种安息；它是那断续的言语和那失落的字句，被变得确凿，被完整无缺地悬挂起来；正当那些陌生的君王消逝在远方的国度，群山不再回响牧人的脚步；唯有黑夜和洞穴一层又一层地覆盖在某种比人性更属人的东西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