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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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冗长乏味的序章的读者,大可不读这一篇。它只对交代局势必不可少,于故事本身则无关紧要。
“你得容我想一会儿。”老人说着,向后靠去。
珀西在椅子里重新坐好,手托着下巴,静静等候。
三个人坐着的这间屋子十分寂静,陈设体现着那个时代极端的实用主义。屋子既没有窗,也没有门;因为自从世人认识到空间并不局限于地球表面、开始认真向地下发掘以来,已经过去六十年了。老坦普尔顿先生的住宅位于泰晤士河堤地面以下约四十英尺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相当便利的位置:他只需步行一百码便能到达第二中央机动环线的车站,距黑衣修士区的飞艇站也不过四分之一英里。不过,他已年过九十,如今很少出门。屋子四壁通体贴着卫生委员会规定使用的那种淡绿色玉质珐琅,弥漫着四十年前由伟大的罗伊特所发明的人造阳光;整间屋子带着春日树林般的色调,通过古典式的饰带格栅供暖和通风,温度恰好保持在摄氏十八度。坦普尔顿先生是个朴素的人,满足于像他父亲从前那样过日子。家具的样式和设计也略显过时,但仍是按照当时通行的方法制造的:在铁胎上熔焊一层柔软的石棉珐琅,坚不可摧,摸上去手感宜人,看上去就像桃花心木。三个人坐在一座青铜底座的电暖炉前,炉子两侧各有一只装得满满的书橱;屋子较远的两个角落里各立着一部液压升降梯,作为出入之用,一部通往卧室,另一部通往五十英尺上方的走廊,走廊的出口便开在泰晤士河堤上。
两位神父中年长的那位,珀西·富兰克林神父,相貌颇不寻常。他年纪不过三十五岁,头发却已全白;黑眉毛下一双灰色的眼睛格外明亮,几乎带着一股炽热的激情;不过他高挺的鼻子、突出的下巴,以及嘴角那极其果决的线条,又让旁观者确信他意志坚定。陌生人见了他,往往会多看一眼。
然而,坐在壁炉另一边一把直背椅上的弗朗西斯神父,却把这个平均水准拉低了;因为他那双褐色的眼睛虽然和善而楚楚动人,脸上却毫无刚毅之气;在他的嘴角,在他那明显低垂的眼睑上,甚至流露出一种近乎女性的忧郁。
坦普尔顿先生只不过是个非常老的老人,一张刚毅的脸上布满皱褶,和世上所有人一样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此刻他正仰靠在水枕上,双脚盖着被子。
终于,他开口了,先朝左边的珀西瞥了一眼。
“嗯,”他说,“要准确地回忆起来可是件大事;不过我自己是这样来看的。”
“在英国,我们这一派第一次真正感到惊慌,是在一九一七年的工党议会时期。那让我们看清了埃尔韦主义已经多么深地渗透到了整个社会氛围之中。在那以前也有过社会主义者,但没有一个人像晚年的古斯塔夫·埃尔韦那样——至少没有谁具有他那样的力量。你们或许读到过,他所宣扬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以及被推演到逻辑终点的社会主义。他说,爱国主义是野蛮时代的遗迹;感官享乐才是唯一确定无疑的善。当然,人人都嘲笑他。人们说,没有宗教,群众就不会有足够的动机去维持哪怕是最简单的社会秩序。可是,看来他是对的。本世纪初法国教会倒台,接着又发生了一九一四年的屠杀,此后资产阶级便安下心来组织自己;于是那场非同寻常的运动由中产阶级推动,真正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没有爱国主义,没有阶级区分,实际上也没有军队。当然,这一切都是由共济会在背后操纵的。这场运动又蔓延到了德国,在那里卡尔·马克思的影响早已——”
“是的,先生,”珀西从容地插话道,“不过,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英国的情形怎样呢——”
“啊,是的;英国。嗯,一九一七年工党掌握了大权,共产主义真正开始了。当然,那远在我记事以前,不过我父亲总是把那一年当作起点。唯一令人奇怪的是,事情并没有进展得更快些;不过我想,那时还残存着不少托利党的酵母。再说,一个世纪的步子通常总比人们预料的慢,尤其是在一股冲劲之下开了头以后。但新秩序的确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且从那以后,共产主义者再没有遭受过严重的挫折,只有二五年那一次小小的失利。那一年布伦金创办了《新人民报》,而《泰晤士报》停刊了;不过说来也怪,直到三五年,上议院才最终垮台。国教会早在二九年就彻底完结了。”
“那么这对宗教有什么影响呢?”老人停下来,举起吸入器轻轻咳嗽时,珀西迅速问道。这位神父急于把话题扣在要点上。
“与其说那是个原因,”对方说,“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个结果。你知道,那些人们过去称为礼仪派的人,在拼命想挤进工党潮流而未能如愿之后,于一九年的宗教会议——就是删掉《尼西亚信经》的那一次——之后进入了教会;而除了他们以外,再没有谁怀有真正的热忱。至于国教地位的最终废除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我想,那就是国家教会的残余都融入了自由教会,而自由教会说到底不过是一点儿温情罢了。二十年代德国人重新发起攻击以后,《圣经》作为权威就被彻底抛弃了;而有人认为,早在本世纪初,吾主的神性就已名存实亡。虚己论为此铺好了路。在那之前,自由教会人士当中还有过一场奇怪的小运动;当时一些牧师——他们不过是随波逐流,可以说,是对风向格外敏感的人——脱离了原有的立场。读读那个时代的历史,看到他们被誉为独立的思想家,真是件怪事。他们恰恰不是那样的人……我说到哪儿了?哦,对了……嗯,那为我们扫清了道路,教会一度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进展——我是说,在那种情况下算是非同寻常,因为你得记住,那时的情形同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大不相同了。我的意思是,大体说来,绵羊与山羊的分离已经开始了。信宗教的人几乎全是天主教徒和个人主义者;不信宗教的人则彻底拒斥超自然之物,无一例外都是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但我们取得了进展,因为我们有几位杰出人物——哲学家德莱尼,慈善家麦克阿瑟和拉金特,等等。当时看起来,德莱尼和他的门徒真有可能所向披靡。你们记得他的《类比》吗?哦,是的,教科书里都有……
“嗯,后来,那届在十九世纪召开、却从未宣告闭幕的梵蒂冈大公会议终于结束的时候,我们因为那些最终的定断而失去了一大批人。世人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出走’——”
“是那些关于《圣经》的裁决吧。”较年轻的那位神父插嘴道。
“部分是因为那个;还有随着本世纪初现代主义的兴起而开始的整场冲突;但更主要的是对德莱尼的谴责,以及对当时所理解的那种新超验主义的普遍谴责。你知道,他死在教会之外。接着又有对肖蒂那本比较宗教学著作的谴责……此后,共产主义者便大步前进了,虽然步子迈得很慢。我敢说,你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你们根本想象不到,六〇年《必要行业法案》成为法律的时候,人们是多么激动。人们以为,这么多行业被收归国有,一切进取精神都会就此停止;可是,你知道,并没有。毫无疑问,全国上下都支持它。”
“《三分之二多数法案》是哪一年通过的?”珀西问道。
“哦!早得多——就在上议院垮台后的一两年之内。我想那是必要的,不然个人主义者都要发疯了……嗯,《必要行业法案》是不可避免的:早在铁路收归市营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看出这一点了。有一阵子,艺术蓬勃兴起;因为凡是能够从事艺术的个人主义者都投身其中(托勒画派就是那时创立的);但他们很快又陆续回到政府部门去任职;毕竟,一切个人经营不得超过百分之六利润的限制并没有多大诱惑力;而政府的薪水又很优厚。”
珀西摇了摇头。
“是的;可我还是不能理解眼下的局面。您刚才说,事情进展得很慢?”
“是的,”老人说,“但你得记住《济贫法》。正是它让共产主义者的地位永远稳固下来。布雷思韦特确实精通他那一行。”
较年轻的神父抬起头来,露出询问的神色。
“就是废除旧的济贫院制度,”坦普尔顿先生说,“当然,这对你们来说全都是陈年旧事了;可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的事。正是它推翻了当时仍被称作君主制的那个东西,还有各所大学。”
“啊,”珀西说,“先生,我很想听您谈谈这个。”
“等一会儿吧,神父……嗯,布雷思韦特是这样做的。按照旧制度,所有贫民一律同等对待,他们对此心怀怨恨。按照新制度,就有了我们现在这三个等级,而且较高的两个等级获得了选举权。只有彻底无用的人才被划入第三等,多多少少被当作罪犯对待——当然,是在仔细审查之后。随后又改组了老年养老金制度。那么,你难道看不出这使共产主义者变得多么强大吗?个人主义者——我小时候他们还被称为托利党人——个人主义者从此再也没有机会了。如今他们不过是一副破旧的拖累罢了。整个工人阶级——那就意味着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全都反对他们。”
珀西抬起头;可对方又接着说了下去。
“后来,在麦克弗森主持下有了《监狱改革法案》,还废除了死刑;有了五九年最终的《教育法》,教条式的世俗主义由此确立;遗产税改革实际上废除了继承制——”
“我忘了旧制度是怎样的了。”珀西说。
“哎呀,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旧制度是人人缴纳同样的税。先是有了《传家宝法》,然后又改为继承的财富要比挣得的财富多缴三倍的税,由此一直发展到八九年接受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不过前者是在七七年出台的……嗯,所有这些使英国一直与欧洲大陆保持同步;她刚好赶上加入西方自由贸易的最终方案。你记得,那是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获胜所带来的第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是怎样置身于东方战争之外的呢?”珀西焦急地问道。
“哦!那说来话长;不过,一句话,是美国阻止了我们;所以我们失去了印度和澳大利亚。我想,那是自二五年以来共产主义者最接近垮台的一次。但布雷思韦特非常巧妙地摆脱了困境,他一劳永逸地为我们取得了对南非的保护权。那时他也已经是个老人了。”
坦普尔顿先生停下来,又咳嗽起来。弗朗西斯神父叹了口气,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
“那么美国呢?”珀西问道。
“啊!那一切都非常复杂。不过她知道自己的实力,同一年便吞并了加拿大。那正是我们最虚弱的时候。”
珀西站起身来。
“先生,您有《比较地图集》吗?”他问道。
老人指了指一个书架。
“在那儿。”他说。
珀西把那些图页摊在膝上,默默地看了一两分钟。
“确实,一切都简单多了。”他喃喃地说,先瞥了一眼二十世纪初那幅旧地图上错综复杂的着色,又看了看二十一世纪地图上那三大片色块。
他的手指沿着亚洲移动。“东方帝国”几个字横贯那片淡黄色,从左边的乌拉尔山脉一直延伸到右边的白令海峡,巨大的字母蜿蜒穿过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又瞥了一眼红色的部分;那片区域要小得多,但依然相当可观,因为它不仅覆盖了欧洲本土,还包括直到乌拉尔山脉的整个俄国,以及南面的非洲。标着蓝色字样的“美洲共和国”覆盖了那整块大陆,一直绕到西半球的左侧,在白色的海洋上化作一阵蓝色的星点,消失不见。
“是的,简单多了。”老人冷冷地说。
珀西合上地图集,把它放在椅子旁边。
“那么接下来呢,先生?将会发生什么?”
这位托利党的老政治家微微一笑。
“天晓得,”他说,“如果东方帝国决意行动,我们将无能为力。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迄今还没有行动。我想是因为宗教上的分歧吧。”
“欧洲不会分裂吧?”神父问道。
“不会,不会。如今我们已经明白自己的危险了。而且美洲肯定会帮助我们。可是,尽管如此,要是帝国当真行动起来,愿天主帮助我们——或者我倒不如说,帮助你们吧!她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了。”
有一两分钟,屋里一片寂静。头顶宽阔的林荫大道上有一台庞大的机器驶过,一阵微弱的震颤传遍了这间深埋地下的屋子。
“先生,请您预言一下吧,”珀西突然说,“我是说关于宗教。”
坦普尔顿先生又从他的器具里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又接着讲了下去。
“简单地说,”他说,“有三股力量——天主教、人道主义,还有东方的各种宗教。关于第三种,我无法预言,不过我认为苏菲派将会获胜。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秘传主义正在突飞猛进——那就意味着泛神论;而中国与日本两个王朝的融合又打乱了我们所有的估算。但在欧洲和美洲,毫无疑问,斗争是在另外两者之间进行的。其余一切我们都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如果你要我说出我的想法,我认为,就人的眼光来看,天主教从今以后将迅速衰落。新教已经死亡,这是千真万确的。人们终于认识到,超自然的宗教必然包含绝对的权威,而在信仰问题上的个人判断,无非是瓦解的开端。同样千真万确的是,既然天主教会是唯一哪怕只是声称拥有超自然权威的机构,凭借着她那无情的逻辑,她便又一次赢得了几乎所有尚存超自然信仰的基督徒的效忠。还剩下几个标新立异的人,尤其是在美洲和我们这里;但他们无足轻重。这一切都很好;可另一方面,你必须记住,人道主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本身正在变成一种真正的宗教,尽管它是反超自然的。它就是泛神论;它正在共济会的主持下发展出一套礼仪;它有自己的信条,‘上帝就是人’,诸如此类。因此,它能够为宗教上的渴求提供某种实实在在的食粮;它把事物理想化,却又不对灵性的官能提出任何要求。再者,除了我们的教堂以外,所有的教堂和所有的大教堂都归他们使用;他们终于也开始鼓励情感了。还有,他们可以展示自己的象征,我们却不能:我想,最迟再过十年,他们就会在法律上被确立为国教。
“那么,你要记住,我们天主教徒正在失势;五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失势。我想,名义上,我们现在大约占美洲人口的四十分之一——而这还是二十年代初天主教运动的成果。在法国和西班牙,我们已毫无地位;在德国就更差了。当然,我们在东方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但即使在那里,我们也不过占两百人中的一个——统计数字是这么说的——而且我们分散各处。在意大利呢?嗯,我们重新独占了罗马,但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在这里,整个爱尔兰都是我们的,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或许占六十人中的一个;可七十年前我们还占四十人中的一个呢。此外还有心理学的巨大进步——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它完全与我们作对。你看,起初是纯粹的唯物主义,它或多或少失败了——它太粗糙了——直到心理学前来救援。如今心理学占据了其余的全部阵地;超自然的感觉似乎也得到了解释。他们就是这么声称的。不,神父,我们正在失势;我们还会继续失势下去,而且我认为,我们甚至必须随时准备迎接一场大灾难。”
“可是——”珀西开口道。
“你认为,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来说,这话说得太软弱了。好吧,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看不到任何希望。事实上,在我看来,甚至就在眼下,某件事可能很快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不;我看不到任何希望,除非——”
珀西猛地抬起头来。
“除非我们的主再来。”老政治家说。
弗朗西斯神父又叹了一口气,屋里陷入一片沉寂。
“那么大学的衰亡呢?”珀西终于说道。
“亲爱的神父,那简直和亨利八世治下修道院的衰亡一模一样——同样的结果,同样的论调,同样的事件。它们是个人主义的堡垒,正如修道院曾是教宗主义的堡垒;人们对它们也怀着同样的敬畏和嫉妒。接着便开始了那一套惯常的议论,说他们喝掉了多少波特酒;突然之间人们又说,它们已经完成了使命,里面的人把手段误当成了目的;而说这话的理由比当年还要充分得多。毕竟,只要承认超自然,修会院所就是显而易见的结果;可是世俗教育的目的,想必是要造就某种看得见的东西——品格也好,才干也好;而要证明大学造就了其中任何一样值得拥有的东西,已经完全不可能了。ου 与 με 之间的区别本身并不是目的;研究这类东西所培养出来的那种人,也不是二十世纪的英国所欣赏的。我不敢说我自己就很欣赏他们(尽管我一向是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除非是出于一种感伤——”
“是吗?”珀西说。
“哦,那的确够令人感伤的。剑桥的理科学院和牛津的殖民地系是最后的希望;接着连它们也没了。那些老导师们带着自己的书四处踟蹰,可谁也不需要他们——他们太过纯理论了;有些人流落进了济贫院,一等的或二等的;有些人由慈善的教士照顾;曾经有人试图把他们集中到都柏林去,但失败了,人们很快便把他们忘了。那些建筑,你们知道,被派作了各种各样的用场。牛津一度成了一家工程机构,剑桥则成了某种政府实验室。你们知道,我是国王学院出身的。当然,那一切糟糕透顶——不过我还是庆幸他们让小教堂继续开放,哪怕只是作为博物馆。看到那些追思小堂里摆满了解剖标本,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不过,我想这也不比在里面堆放火炉和白色祭衣糟糕多少。”
“那您后来怎样了?”
“哦!我很快就进了议会;而且我自己也还有一点钱。可是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日子非常艰难;他们领着微薄的养老金,至少那些已经无力工作的人是这样。不过,我也说不准:我想这是迟早要来的。你们知道,他们不过是些别有风致的遗老罢了;身上甚至连宗教信仰的那点光彩都没有。”
珀西又叹了口气,望着老人那张带着几分诙谐、沉浸于回忆之中的脸。随后他又突然转换了话题。
“那么这个欧洲议会的事怎么样呢?”他说。
老人吃了一惊。
“哦!……我想它会通过的,”他说,“只要能找到一个人来推动它。你看,过去这整整一个世纪都在朝着它发展。爱国主义正在迅速消亡;可它本该在天主教会的影响下消亡,就像奴隶制之类的东西那样。而实际情况是,这项工作是在没有教会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结果,世界开始结成阵线来反对我们: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敌对——一种天主教式的反教会。民主做成了神圣君主制本该做成的事。如果这项提案通过,我想我们可以预料到,迫害之类的事又要来临了……不过话说回来,东方的入侵倘若真的发生,也许倒会救了我们……我不知道……”
珀西又静坐了片刻;然后突然站起身来。
“先生,我得走了,”他说,又改用了世界语,“已经过了十九点了。非常感谢您。你也走吗,神父?”
弗朗西斯神父也站了起来,他穿着准许神父穿的深灰色衣服,拿起了帽子。
“好吧,神父,”老人又说,“要是我没有扯得太远的话,哪天再来吧。我想你还得去写你的信吧?”
珀西点了点头。
“今天上午我写了一半,”他说,“可我觉得还需要再来一番鸟瞰,才能真正理解:我非常感激您给了我这番鸟瞰。每天给护教枢机写这封信,实在是件苦差事。如果获得准许,我正考虑辞掉它。”
“亲爱的神父,千万别那样做。恕我当面直言,我认为你的头脑非常精明;而罗马若是得不到持平的情报,就什么也做不成。我想你的同事们未必都像你这样细心。”
珀西微微一笑,扬起两道黑眉,表示不敢当。
“走吧,神父。”他说。
两位神父在走廊的台阶上分了手,珀西站了一两分钟,凝望着外面那熟悉的秋日景象,想弄明白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在楼下听到的那番话,似乎奇异地照亮了眼前这幅繁荣昌盛的壮丽图景。
空气明亮如昼;人造阳光已经所向无敌,如今的伦敦再也不分昼夜明暗。他站在一种装着玻璃的回廊里,地面厚厚地铺着一层橡胶制品,脚步踏在上面毫无声响。在他下方,台阶脚下,有两列无穷无尽的人流,被一道隔板隔开,一列向右,一列向左,悄无声息地涌动着,只有他们边走边说的世界语汇成一片嗡嗡声,不绝于耳。透过公共通道那清澈而坚固的玻璃,可以看见一条宽阔、光滑的黑色车道,从一边到另一边都有一道道横棱,中央微微隆起,此刻空荡荡的,显得意味深长;可就在他站在那里的时候,远处从旧威斯敏斯特方向传来一个音响,像一座巨大蜂巢的嗡鸣,越来越响,片刻之后,一个透明的东西从每个角度闪着光飞驰而过,那音响又减弱为嗡嗡声,最后归于寂静——原来是那辆庞大的政府机动车载着邮件,从南方疾驰向东而去。这是一条专用车道;只允许国家的车辆使用,而且时速不得超过一百英里。
在这座橡胶之城里,其他的声响都减弱了;客运环线在一百码开外,地下交通又埋得太深,只能让人感到一阵震颤。为了消除这种震颤,平息普通车辆的嗡嗡声,政府的专家们已经研究了二十年了。
他还没有挪步,头顶上又传来一声悠长的鸣叫,美妙而尖锐,令人心惊;他把目光从唯一拒绝被改造的那条静静流淌的河上抬起,望见高高的天空中,映衬着被照亮的厚重云层,一个细长的物体泛着柔和的光,向北滑行,舒展着双翼消失了。他对自己说,那悦耳的鸣叫,是欧洲航线上的一艘飞艇在宣告它已抵达大不列颠的首都。
“除非我们的主再来。”他暗自想道;刹那间,那种旧有的痛苦又刺痛了他的心。当这个世界以它如此逼人的辉煌与力量横陈在眼前时,要把目光始终凝聚在那遥远的地平线上,是多么困难啊!哦,一个钟头以前,他还同弗朗西斯神父争辩过,说庞大并不等于伟大,说咄咄逼人的外在并不能排除精微的内在;他当时也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可是疑虑依然存在,直到他奋力把它压下去,在心中向拿撒勒的那位穷人呼求,求祂保守他的心,使之如同小孩子的心一般。
然后,他抿紧嘴唇,心想弗朗西斯神父还能承受这压力多久,便走下了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