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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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珀西·富兰克林在五百英尺的高空中,穿过夏日的晨曦滑行着逼近罗马,他觉得自己仿佛正走近天堂的大门;或者更贴切地说,他像一个回家的孩子。因为他十小时前抛在身后的伦敦,在他看来,简直就是地狱里那些上等府邸的一个不坏的样本。那是一个天主似乎已经抽身离去的世界,祂撇下它,任它处在一种深沉的自满之中——一种没有希望、也没有信仰的状态;在这种境况里,生命虽然仍在延续,却缺少了那唯一使人得以安好的根本之物。倒也不是没有期待——整个伦敦都踮着脚尖,兴奋不已。各种传言满天飞:费尔森伯格要回来了;他已经回来了;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他将出任议会议长、首相、护民官,握有民主政府的全部权能,并享有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甚至要称王——如果不是做西方的皇帝的话。整部宪法将要重新制定,各方力量将彻底重新布局;那个消灭了战争的神秘力量也将消灭罪行;食物将免费供给——生命的奥秘已被发现,从此再也不会有死亡——传言就是这样流传着……然而在这位神父的心目中,那使生命值得一过的东西,恰恰是缺席的……
在巴黎,当飞艇停靠在蒙马特尔那座宏大的车站——这里从前被称为圣心堂——等候时,他听见了终于爱上了生命的暴民的吼声,看见一面面旗帜游行而过。当飞艇再度升起,掠过郊区上空时,他看见一列列长长的火车川流而入,在电灯球耀眼的光辉中宛如一条条明亮的长蛇,把乡下人运来参加国民大会——这是那些醉心于戏剧效果的立法者们为裁决这一重大问题而召集的。在里昂,情形也是一样。夜晚如白昼一般明亮,也如白昼一般充满喧声。法国中部的人们正纷纷赶来投下他们的选票。
当阿尔卑斯山的寒气开始笼罩车厢时,他睡着了,只是朦胧中瞥见了脚下月光映照的庄严山峰、深谷中黑沉沉的渊底、盾牌般的湖泊闪烁的银光,以及因特拉肯和罗讷河谷诸城镇柔和的光晕。有一次,他不由自主地被打动了:夜色中,一艘巨大的德国飞艇从旁驶过,幽灵般的灯火与镀金装饰一片辉煌,宛如一只长着电光触角的巨蛾;两艘飞船隔着半里格寂静的空气互致敬意,发出一声凄切的鸣叫,犹如两只无暇停留的陌生夜鸟。米兰和都灵一片宁静,因为意大利所依据的组织原则与法国不同;佛罗伦萨也还没有半醒。而此刻,坎帕尼亚平原正像一块皱褶凌乱的灰绿色毯子,在五百英尺之下滑过,罗马已几乎在望。他座位上方的指示器,指针从一百英里挪到了九十英里。
他终于甩掉了睡意,取出日课经本;可是当他念诵经文时,心思却在别处。念完晨时经后,他又合上经本,把自己靠得更舒服些,将毛皮裹紧,双脚伸到对面空着的座位上。他的隔间里只有他一人;在巴黎上车的那三个人已在都灵下去了。
三天前,护教枢机传来消息,嘱他安排好长期离开英国的事宜,一旦安排妥当,即前往罗马。接到这消息时,他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明白,教会当局终于真正感到不安了。
他回顾了过去的一两天,思量着他将不得不呈交的报告。自从三天前他写了上一封信以来,仅在威斯敏斯特教区就发生了七起引人注目的叛教事件,其中两名神父,五名重要的平信徒。四面八方都有反叛的议论;他曾见过一份措辞咄咄逼人、名为“请愿书”的文件,要求有权废除一切教会礼服,签名者是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一百二十名神父。这些“请愿者”指出,暴民之手的迫害正在迅速逼近;政府所作的保护承诺并无诚意;他们还暗示,即便在最忠实的人身上,宗教上的忠诚也已绷紧到了断裂的边缘,而除了这些人之外,其余所有人的忠诚都早已断裂了。
至于他自己的评语,珀西心里很清楚。他要告诉当局——正如他已经告诉过他们五十次那样——要紧的并不是迫害;要紧的是这股对人类的崭新的狂热——自从费尔森伯格到来、东方的消息公布以来,这狂热已经炽烈了百倍——它正在融化所有人的心,只有极少数人例外。人突然爱上了人。那些循规蹈矩的人揉着眼睛,纳闷自己当初怎么会相信、甚至梦想有一位可以去爱的天主,彼此询问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咒,竟把他们束缚了那么久。基督教与有神论正一同从世人的心灵中消逝,就像太阳升起时晨雾消散一样。他的建议呢——?是的,那些他也已想清楚了,他在心中把它们过了一遍,怀着一种绝望之感。
至于他自己,他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相信自己所宣认的信仰。三个星期前那个傍晚,他目睹了那辆白色的车和人群的静默,他的情感似乎就在那一幕中彻底熄灭了。那景象是如此可怕地真实而确凿;与民众那种炽烈的、震撼心魄的激情相比,灵魂那些纤细的渴慕与希望显得多么虚幻缥缈。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在世上最能点燃人心的布道者的感召之下,也从来没有哪一群会众所回应的热忱,能及得上那群不信宗教的人群——他们站在伦敦街头寒冷的黎明中——迎接他们救星来临时热忱的十分之一。至于那个人本身——当珀西口中喃喃念着耶稣的圣名,凝视着那个身着黑衣、面容和头发都与他自己如此相像的沉静身影时,他无法剖析究竟是什么攫住了他。他只知道,有一只手紧紧攥住了他的心——那只手是温暖的,而不是冰冷的——而且似乎扑灭了他所有的宗教信念。他凭着一股如今回想起来都令他作呕的努力,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在内心里作出那种投降的举动——凡是培养过内在生活、懂得失败意味着什么的人,对那种举动都再熟悉不过了。只有一座堡垒没有敞开它的大门——其余的一切都已屈服了。他的情感被攻陷,他的理智被噤声,他对恩宠的记忆被遮蔽,一种属灵的恶心使他的灵魂作呕;然而意志那座隐秘的要塞,却在痛苦挣扎中死死守住了门户,拒不呼喊,拒不拥立费尔森伯格为王。
啊!这三个星期里他是怎样地祈祷啊!在他看来,除此之外他几乎什么也没做;他没有片刻的安宁。怀疑的长矛一次又一次从门窗刺入;论证的巨石从上方轰然砸落;他日夜警戒,盲目地击退这个,否认那个,竭力在超性界那湿滑的斜面上站稳脚跟,一声又一声地向那隐藏自己的主呼求。他手握苦像入睡,又以亲吻苦像来唤醒自己;在他写字、交谈、进食、行走、乘车的时候,他的内在生活一直忙碌着——狂乱而无声地向一个宗教发出一次次信德的行动,而他的理智否认这个宗教,他的情感也对它退避三舍。也曾有过神魂超拔的时刻——有时是在拥挤的街头,他认识到天主就是一切,造物主是受造物生命的钥匙,一个谦卑的朝拜之举远比最高贵的自然行为更为崇高,超性者乃是存在的本源与归宿;这样的时刻也曾在夜里临到他,在主教座堂的寂静之中,当灯火摇曳,一阵无声的气息从圣体龛的铁门中呼出的时候。随后激情又退潮了,把他搁浅在悲苦之中,却也使他坚定了一个决心(这决心既可能出于骄傲,也同样可能出于信仰):即使他无法真切地体会基督教,地上或地狱的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他宣认它。唯有基督教使生命尚可忍受。
珀西颤抖着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换了个姿势;因为他那视而不见的双眼,已经远远地望见了一座圆顶,宛如放在绿色地毯上的一个蓝色水泡;他的大脑打断了自己的思绪,告诉他这就是罗马。不一会儿他站起身,走出隔间,沿着中央通道向前走去,一边走,一边透过左右两侧的玻璃门看见他的同行乘客:有的还在睡觉,有的凝望着窗外的景色,有的在读书。他把眼睛凑到门上的方形玻璃窗前,看得入了迷,注视了舵手在岗位上那沉稳的身影一两分钟。舵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双手握着操纵巨大机翼的钢制圆盘,眼睛盯着风力计——那风力计像钟面一样向他显示高空阵风的力量与方向;他的手不时微微移动,巨大的翼扇随之响应,时而抬起,时而降低。在他的下方和前方,一张圆桌上固定着各种指示器的玻璃罩——珀西连一半也不知道它们的意思——其中一个像是某种气压计,他猜是用来显示他们飞行的高度的,另一个是罗盘。再往前,透过弧形的窗户,便是浩瀚的天空。唉,这一切确实非常奇妙,这位神父想道;而超性者所不得不与之抗衡的,正是这股力量——眼前这一切不过是它的一个征兆罢了。
他叹了口气,转身回到了自己的隔间。
不久,一幅令人惊异的景象开始在他眼前展开——除了奇特之外,几乎谈不上美丽,而且像一张立体地图那样不真实。在他右边很远的地方,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大海的灰色线条映衬着明亮的天空,极其轻微地起伏着,因为这看似静止的车厢正迎着西风不知不觉地倾侧;唯一另外的动静,是尾部那巨大的螺旋桨轻微的搏动。左边伸展着无边无际的原野,从静止的机翼之间一闪一闪地在下方掠过,这里那里有一道村庄的痕迹,被压扁得难以辨认,或是一片水光的闪烁,远处以翁布里亚低矮的群山为界;而在前方,随着车厢的偏转时隐时现的,是罗马和巨大的新郊区那杂乱的轮廓线,其上高踞着那座每一刻都在变大的大圆顶。四周、上方和下方,他的眼睛感觉到辽阔的空域,头顶上加深为青金石般的深蓝,向下一直过渡到淡绿松石色的地平线。唯一的声音——他早已不再直接意识到它——是空气平稳的呼啸声,此时速度开始下降——下降——降到每小时四十英里,这声音也不那么尖厉了。铃声当啷一响,他立刻感到一阵轻微的晕眩,因为车厢以一个壮丽的俯冲下降了;他抓紧毯子时身子微微一晃。当他再抬眼看时,运动似乎已经停止了;他可以看见前方的塔楼、一排屋顶,下面还瞥见一条道路和更多的屋顶,其间点缀着片片绿地。铃声又当啷响起,接着是一声悠长而悦耳的鸣叫。四面八方他都能听到脚步的走动;一名穿制服的乘务员沿着玻璃走廊快步走过;又是一阵轻微的恶心;当他从行李上再次抬起头来,有那么一瞬间,他看见了那座圆顶,此刻已是灰色的,带着线条,几乎与他的视线齐平,在鲜亮的天空映衬下显得巨大无比。世界旋转了片刻;他闭上了眼睛,当他再看时,一堵堵墙壁似乎从他身旁升腾而起,然后停住,摇晃着。最后一声铃响了,车厢降落在钢网环绕的泊位上,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窗外一排面孔摇晃了一下,随即静止下来;珀西提着行李袋,向车门走去。
二
一个小时以后,他独自坐在梵蒂冈一个偏僻的房间里喝咖啡,仍然感到一种不稳当的晃动;但当他疲惫的大脑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时,也感到一阵振奋。乘着那辆破旧的小马车,在咔哒作响的石子路上驶过,这感觉十分奇特——这种马车正如他十年前刚祝圣为神父、离开罗马时所记得的那样。当世界向前迈进时,罗马却静止不动;既然大地在属灵上的全部重量如今都落在了她的肩上,她要考虑的事情便不是物质上的改进了。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切都回到了将近一百五十年前的状态。史书上记载,八十年前,这座城市获得独立之后,意大利政府的种种改进措施便渐渐废弃不用了;火车停止了运行;飞艇不许进入城墙之内;那些获准保留的新建筑,都改作了教会之用;奎里纳尔宫成了“红衣教宗”的办公处;各国大使馆成了规模宏大的修院;甚至梵蒂冈本身,除了最高一层之外,也成了枢机团的居所,他们环绕着至高的教宗,犹如众星环绕太阳。
这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城市,古物学家们说——是旧时代唯一活着的样本。在这里,可以看到古老的种种不便、不卫生的种种恐怖,看到一个沉溺于梦想的世界的化身。古老的教会排场也回来了;枢机们又乘着镀金的马车出行;教宗骑着他的白骡;圣体在铃声与灯笼的光亮中穿过臭气熏天的街道。一篇关于这一切的精彩描述,曾经令文明世界兴致盎然了大约四十八个小时;这种骇人的倒退,至今仍偶尔被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用作激烈抨击的话题;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则早已不再做什么,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迷信与进步是不可调和的死敌。
然而,珀西从城外人民门的飞艇站乘车进城时,即便只是在街上匆匆瞥见的那些景象——古老的农民服饰、蓝红两色带流苏的运酒车、扔满菜叶的阴沟、绳子上晾着的拍打作响的湿衣裳、骡子和马匹——尽管这些都很奇特,他却觉得它们令人神清气爽。它们似乎在提醒他:人是人,而不是像世界其余地方所宣称的那样是神——是人,因此是粗心大意而各行其是的;是人,因此所关心的,是速度、清洁与精确之外的别的事情。
他此刻坐在窗边——窗上拉着遮阳的百叶帘,因为太阳已经很热了——这个房间似乎回溯到了比一百五十年更久远的年代。他原先预料会有的旧锦缎和镀金装饰都不见了,没有了它们,房间给人一种极其朴素严峻的印象。一张宽大的松木长桌纵贯整个房间,桌边靠着一把把直背的木扶手椅;地面铺着红砖,上面有几条供落脚的席垫;刷着白色胶粉的墙上只挂着两三幅旧画,远处那扇门旁的一座小祭台上,立着一个大苦像,两侧各有蜡烛。此外再没有别的家具了,只是两扇窗之间有一张写字台,上面放着一台打字机。这不知怎的与他的得体之感格格不入,他对此感到诧异。
他喝干了厚沿白杯里的最后一滴咖啡,靠回椅背。
重担已经轻了些,而它变轻之迅速令他惊讶。在这里,生活显得更单纯;内在的世界更被视为理所当然;它甚至不成其为争论的话题。它就在那里,威严而客观,透过它,那些曾被尘世纷扰的洪流所遮蔽的古老形象,又在灵魂的眼前微微闪现。天主的影子本身似乎就停驻在这里;要体会到圣人们在守望、在转求,玛利亚坐在她的宝座上,祭台上那块白色的圆饼就是耶稣基督,已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了。珀西毕竟尚未得到平安——他来到罗马才一个小时;而空气,无论其中充满多少恩宠,也几乎不能比它已经做到的做得更多了。但他觉得更自在了,不再那么绝望地焦虑,更像个孩子了,更甘心倚靠那个不作解释便宣称权柄的权威——那权威断言,这个世界事实上——由内外的种种证据所证明——是被造成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是另一个目的。然而他也使用了他所憎恶的那些便利;他离开伦敦才短短十二个小时,而此刻他却坐在这样一个地方——这地方要么是生活中一潭停滞的死水,要么正是生活的主流中心;究竟是哪一种,他还不能确定。
外面传来脚步声,门把手转动了;护教枢机走了进来。
珀西已有四年没有见到他了,一时间几乎认不出他来。
他此刻看到的是一位非常衰老的老人,佝偻而虚弱,满脸皱纹,头顶稀疏的白发上戴着那顶小小的朱红色便帽;他穿着黑色的本笃会会衣,胸前佩着一个朴素的院长十字架,拄着一根黑手杖,步履迟疑。唯一显出活力的,是他低垂的眼睑下那一道窄窄的、闪亮的眼缝。他微笑着伸出手来,珀西及时记起自己身在梵蒂冈,只是深深一躬,亲吻了那枚紫水晶戒指。
“欢迎来到罗马,神父,”老人说,语气出人意料地轻快,“半小时前他们就告诉我你到了;我想还是让你先洗漱一下,喝杯咖啡。”
珀西低声说了句什么。
“是啊,你一定累了,”枢机说着,拉出一把椅子。
“真的不累,阁下。我睡得非常好。”
枢机朝一把椅子做了个小小的手势。
“不过我得先和你谈谈。圣父希望在十一点钟见你。”
珀西微微一惊。
“这些日子我们行事很快,神父……没有时间磨蹭了。你明白你目前要留在罗马吧?”
“这一切我都已安排妥当了,阁下。”
“那很好……我们在这里对你很满意,富兰克林神父。圣父对你的评语印象极深。你对事态的预见非常了不起。”
珀西高兴得满脸通红。这几乎是他得到的第一句鼓励的话。马丁枢机接着说下去。
“我可以说,你被视为我们最有价值的通讯员——至少在英国肯定如此。这就是召你来的原因。今后你要在这里协助我们——做一种顾问:谁都能陈述事实;却不是人人都能理解事实……你看上去很年轻,神父。你多大年纪了?”
“我三十三岁,阁下。”
“啊!你的白发帮了你的忙……好了,神父,你愿意跟我到我的房间去吗?现在是八点钟。我留你到九点——不会更久。然后你可以休息一下,十一点钟我带你上去见教宗陛下。”
珀西站起身来,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振奋,跑过去为枢机开门,让他先走。
三
差几分钟十一点时,珀西穿着新的长披风、会袍和带扣的鞋子,从他那间刷得雪白的小房间里出来,轻轻敲了敲枢机的房门。
此刻他感到镇定多了。他同枢机畅所欲言、有力地谈了一番,描述了费尔森伯格对伦敦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谈到了攫住他自己的那种瘫痪。他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正处在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边缘;他讲述了自己亲眼目睹的一些小场景——一群人跪在费尔森伯格的画像前;一个垂死的人呼唤着他的名字;那群在威斯敏斯特等候,要听那项向这位陌生人提出的提议结果如何的人群的神态。他给枢机看了六七份剪报,指出其中歇斯底里般的狂热;他甚至冒昧地作了预言,宣称他相信迫害已为期不远了。
“这个世界似乎异乎寻常地活跃,”他说,“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处在一种亢奋而紧张的状态中。”
枢机点了点头。
“我们也是,”他说,“连我们也感觉到了。”
除此之外,枢机一直坐着,用那双细窄的眼睛注视着他,不时点点头,偶尔提一个问题,但自始至终都听得极为专注。
“那么你的建议呢,神父——”他说,随即又打住了,“不,这要求太多了。圣父会谈到这一点的。”
随后他称赞了珀西的拉丁语——因为这第二次谈话他们自始至终都是用拉丁语进行的;珀西便解释说,十年前教会下令,要拉丁语之于教会,就如世界语之于世界那样,而英国的天主教徒在服从这道命令上是多么忠诚。
“那很好,”老人说,“教宗陛下听了会高兴的。”
他敲第二下时,门开了,枢机走了出来,一言不发地挽起他的胳膊;两人一同转向电梯入口。
当他们无声无息地向教宗寓所滑升时,珀西冒昧地说了一句话。
“阁下,电梯和接见室里的打字机让我感到意外。”
“为什么呢,神父?”
“唉,罗马其余的一切都回到了旧日。”
枢机看着他,有些困惑。
“是吗?我想是吧。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一名瑞士卫兵拉开电梯门,行了个礼,在他们前面沿着铺着石板的朴素走廊,一直走到他的同伴站岗的地方。然后他又行了个礼,退了回去。一位教宗内廷侍从身着紫色、黑色的肃穆盛装,戴着西班牙式的轮状皱领,从门口探出头来,急忙把门打开。这样的事物至今依然存在,实在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请稍候,阁下,”他用拉丁语说,“请阁下在这里等候好吗?”
这是一个方形的小房间,有六七扇门,显然是从一座巨大的古老殿堂中隔出来的,因为它高得出奇,那失去光泽的镀金檐口有两处径直没入白墙之中。隔墙似乎也很薄;因为两人坐下时,隐约可以听到一阵喁喁低语、拖沓的脚步声,还有珀西本以为已经摆脱了的打字机那古老而永恒的咔哒声。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人,陈设和枢机的房间一样简朴——红砖铺地,四壁雪白,还有一座祭台,高台上立着两座价值无法估量的巨大青铜烛台,给人一种苦修式的清贫与尊严奇特地交融在一起的印象。这里的百叶窗也是拉上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分散珀西的注意,此刻他心中和脑中的激动以十倍之势汹涌而起。
他即将见到的,是Papa Angelicus〔天使教宗〕;就是那位令人惊叹的老人——他恰好在五十年前、三十岁时被任命为国务卿,九年前成为教宗。正是他推行了那项非同寻常的政策:把整个意大利的教堂全部让与政府,以换取对罗马的世俗统治权;此后他便致力于把罗马建成一座圣人之城。看来,他对世人的舆论毫不在意;他的政策——如果那也称得上政策的话——只在于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他在一封又一封通谕中宣告,教会的目的在于通过在人身上培育超性的德行来光荣天主,除了在促成这一目的的限度之内,任何事物都毫无意义、毫不重要。他进而主张,既然伯多禄是磐石,伯多禄之城便是世界的首都,理当为其属地树立榜样:而除非伯多禄统治他的城,否则这一点便无法做到,因此他为了这唯一的目的,牺牲了国内每一座教堂和每一座教会建筑。随后他便着手治理他的城:他说,总的来说,人类近世的种种发现往往会使不朽的灵魂分心,无法默观永恒的真理——并不是说这些发现本身不是好的,毕竟它们使人得以洞察天主奇妙的法则——而是说,就目前而言,它们对想象力的刺激太大了。于是他撤除了电车、飞艇、实验室、工厂——说罗马城外有的是地方安置它们——并允许它们设在郊区:在原来的地方,他修建了圣龛、修会会院和苦路山。接着他又进一步关照他子民的灵魂。由于罗马面积有限,更由于世界若失去它应有的盐便会腐败,他规定,凡五十岁以下的人,除领有他的许可者外,每年在城墙内居住不得超过一个月。当然,他们可以住在紧邻城外的地方(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数以万计),但他们应当明白,这样做虽不违背他们天父意愿的字面,却违背了其精神,是犯罪的。然后他又把城市划分为各个民族的居住区,说既然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德行,每个民族就应当在自己适当的位置上让自己的光稳定地照耀。房租立刻开始上涨,于是他立法予以遏制:在每个居住区保留若干条街道,实行固定价格,并对在这方面犯规的所有人颁布了自动绝罚令。其余的地方则任由百万富翁们去占据。他把利奥城完全留归自己支配。随后他又恢复了死刑,那份沉静庄重,与他在其他事情上使自己成为文明世界的笑柄时如出一辙;他说,人的生命固然神圣,人的德行却更加神圣;除谋杀罪外,他还把通奸罪、偶像崇拜罪和叛教罪列为理论上可处以这一刑罚的罪行。然而在他在位的八年间,这样的处决不过两次,因为罪犯们——当然,虔诚的信徒除外——会立即逃往郊区,在那里他们便不再受他的管辖了。
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再次向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派遣了大使,并通知各国政府他们的到来。对此,除了一阵哄笑,没有人理会;但他依然不为所动,继续主张他的权利,同时利用他的使节从事传播他的观点这一要务。通谕不时出现在每一座城镇中,阐明教宗主张的原则,其从容镇定,就仿佛这些主张在各地都已得到承认一般。共济会被一贯地谴责,各种各样的民主思想也同样受到谴责;人们被敦促记住自己不朽的灵魂和天主的威严,并深思这一事实:再过几年,所有人都将被召去向那位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交账——而祂的代表便是教宗若望二十四世,通谕上附有他的名字和印玺。
这种做法完全出乎世人的意料。人们原本预料会有歇斯底里、争辩和慷慨激昂的劝诫;会有乔装的密使、阴谋和抗议。这些都没有。仿佛进步尚未开始,飞艇还没有发明,仿佛整个宇宙还不曾不再信仰天主,也还不曾发现它自己就是神。这里有这么一个愚蠢的老头,在睡梦中说着呓语,喋喋不休地谈论十字架、内在生活和罪的赦免,与他的前任们两千年前所说的一模一样。好吧,这不过又是一个迹象,表明罗马不仅丧失了它的权势,也丧失了它的常识。真的是时候采取点什么行动了。
而这个人,珀西想,这位Papa Angelicus〔天使教宗〕,就是他一两分钟之后就要见到的人。
门开了,一位身着紫袍的主教级教士出现在门口,躬身行礼,这时枢机把手按在神父的膝上。
“只有一句话,”他说,“要绝对坦率。”
珀西站起身来,浑身颤抖。然后他跟随他的庇护人向里面那扇门走去。
四
一个白色的身影坐在绿幽幽的昏暗之中,身旁是一张巨大的写字台,离他们三四码远,但椅子已经转过来,正对着两人进来的那扇门。珀西行第一次屈膝礼时,所见的仅此而已。然后他垂下眼睛,向前走去,换另一条腿再次屈膝,又向前走,第三次屈膝,把那只伸出来的纤瘦白皙的手举到唇边。他站起身时,听见门关上了。
“富兰克林神父,圣座,”枢机的声音在他耳边说。
一只穿着白袖的手臂向一码开外的两把椅子挥了挥,两人便坐了下来。
枢机用缓慢的拉丁语说了几句话,解释说这位就是那位通讯大有用处的英国神父;这时,珀西开始目不转睛地注视起来。
他对教宗的面容十分熟悉,看过上百张照片和活动影片;甚至连他的姿态也为他所熟知——表示赞同时微微点头,双手细小而富于表现力的动作;但珀西意识到这话说来平淡无奇,却还是对自己说,活生生的真人毕竟大不相同。
他看到坐在面前椅子上的,是一位身板挺直的老人,中等身高,不胖不瘦,双手握着椅子扶手上的圆头,显出一种庄严而从容的威仪。但他主要看的是那张脸,每当教宗那双蓝眼睛转向他时,他便垂下目光,如此三四次。那是一双非同寻常的眼睛,令他想起史家们对庇护十世的描述;眼睑在眼睛上方划出两道平直的线,使他看上去像一只鹰,但脸的其余部分却与之相反。那里面毫无锐利之感。这张脸既不瘦也不胖,而是呈椭圆形,轮廓优美:嘴唇线条分明,唇的曲线中带着一种热情;鼻子呈鹰钩状弯下,末端是雕琢般的鼻翼;下巴坚实,中间有一道凹痕;整个头部的姿态异常年轻。这是一张极其宽厚而温柔的脸,其神情介于刚毅不屈与谦卑之间,但从耳到耳、从额到颏,都完完全全是神职人员的样子;额头在两鬓处略微收窄,白色的便帽下是一头白发。九年前,这张脸曾是游艺场里的笑料:人们把许多知名神父的面孔合成一张,投射在银幕上,与新教宗的脸并排放在一起,两者几乎无法分辨。
珀西发现自己在试图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张脸,可是他想到的只有“司铎”这个词。就是这个,仅此而已。Ecce sacerdos magnus!〔看哪,伟大的司祭!〕那种年轻的神采令他惊讶,因为教宗今年已经八十八岁了;然而他的身姿却像五十岁的人一样挺拔,双肩毫不佝偻,头颅像运动员一般端立在肩上,在半明半暗中,他脸上的皱纹几乎难以察觉。Papa Angelicus!〔天使教宗!〕珀西暗想。
枢机结束了他的解释,做了一个小小的手势。珀西把全副心神都绷得紧紧的,准备回答他知道即将到来的问题。
“我欢迎你,我的孩子,”一个非常柔和而洪亮的声音说。
珀西拼命地弯腰鞠躬。
教宗又垂下眼睛,用左手拿起一个镇纸,一边说话,一边轻轻地摆弄着它。
“好了,我的孩子,作一个小小的陈述吧。我给你提三个要点——已经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将要发生什么,最后再作一个结语,说说应当发生什么。”
珀西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在椅子上坐稳,左手的手指与右手的手指交握在一起,目光牢牢地盯住对面那只绣着十字的红鞋,开始讲了起来。(这番话他不是已经演练过上百遍了吗!)
他首先陈述了他的主题,大意是:文明世界的一切力量正在集结为两大阵营——世界与天主。直到目前为止,世界的力量一直是散乱而零星的,以各种方式爆发出来——革命和战争就像暴民的骚动,没有纪律,没有章法,没有节制。为了应对这一点,教会也一直是凭借她的普世性来行动的——是分散而非集中:以游击队对抗游击队。但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已有种种迹象表明,作战的方式将要改变。至少欧洲已经厌倦了内部的纷争;先是劳工的联合,继而是资本的联合,再后来是劳资的联合,这在经济领域说明了这一点;非洲的和平瓜分在政治领域说明了这一点;人道主义宗教的传播在精神领域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对应的,必须提到教会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凭着历代教宗的智慧——全能的天主在其上掌管——阵线一年比一年收得更紧了。他举例说:废除一切地方性的礼俗,包括东方长久以来所珍视的那些;在罗马设立护教枢机制度;强制所有托钵修士合并为一个修会,归最高总会长管辖,但保留他们为人熟知的名称;除加尔都西会、加尔默罗会和苦修会之外的所有隐修士合并为另一个修会;这三个例外的修会则合并为第三个;修女也按照同样的方案分类。此外,他还谈到了较近期的一些法令:确立梵蒂冈关于教宗无谬误之决定的含义,新版的教会法典,教会治理、圣统制、礼规以及传教地区事务上已经实现的大幅简化,还有授予传教神父的种种新的、非同寻常的特权。说到这里,他发觉自己已不再拘谨了,他开始甚至带着一些小手势、略微提高了声音,详细阐述上个月那些事件的意义。
他说,先前发生的一切,都指向了现在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也就是说,世界在神圣真理以外的某种基础上实现了和解。天主和祂的代表们的意向,是要使所有的人在基督耶稣内和好;但房角石又一次被弃置了,而且来临的并不是虔诚者所预言的混乱,而是一种历史上前所未知的统一。这种统一之所以更加致命,正是因为它包含了如此之多无可置疑的善的成分。战争显然已经绝迹了,而完成这件事的却不是基督教;统一如今被视为胜于分裂,而这个教训是在教会之外学到的。事实上,自然的德行骤然繁茂起来,超性的德行却遭到了轻视。友善取代了爱德,知足取代了望德,知识取代了信德。
珀西停了下来,他意识到自己在讲一篇类似讲道的东西。
“是的,我的孩子,”那慈祥的声音说,“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好吧,珀西接着说,这样的运动会造就人物,而这场运动的那个人物就是朱利安·费尔森伯格。他完成了一项——撇开天主不论——看来近乎奇迹的事业。他打破了东西方之间永恒的隔阂,他本人就来自那唯一能产生这种力量的大陆;他凭着纯粹的个人魅力,战胜了生活中两个至高无上的暴君——宗教狂热与政党政治。他对冷漠的英国人所产生的影响是又一个奇迹,然而他同样也点燃了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珀西在这里描述了一两个他那样的小场景,说那就像是神的显现:他还随口引用了一些头脑冷静、并不歇斯底里的报纸给予这个人的称号。费尔森伯格被称为“人子”,因为他是一个如此纯粹的世界主义者;被称为“世界的救主”,因为他消灭了战争而自己却安然无恙——甚至——甚至——说到这里,珀西的声音颤抖了——甚至被称为“道成肉身的神”,因为他是神圣之人的完美代表。
对面那张注视着他的、沉静的司铎的脸,丝毫没有畏缩,也没有动一动;他便继续说下去。
他说,迫害就要来了。已经发生过一两次骚乱。但迫害并不可怕。毫无疑问,它会像以往一向那样导致一些人叛教,但这些只是就叛教者个人而言才令人痛惜。另一方面,它会使忠信者安心;并且清除那些三心二意的人。从前,在早期的年代,撒旦的攻击是针对肉体的,用鞭子、火和猛兽;在十六世纪,是针对理智的;在二十世纪,是针对道德与灵性生活的源泉的。而如今,这场进攻似乎在三个层面上同时展开。但最令人畏惧的,是人道主义的积极影响:它正像天主的国一样带着能力来临;它在碾碎想象与浪漫,它不是在宣称,而是在预设它自身的真理;它不是用刀剑或论战去刺伤和激发人,而是用枕垫将人闷死。它似乎几乎是客观地、强行闯入了内在的世界。那些几乎没听说过它名字的人,都在信奉它的教义;神父们吸收它,就像他们在领圣体时吸收天主一样——他提到了最近那些叛教者的名字——孩子们像吸收基督教本身一样吸饮着它。那“天生是基督徒”的灵魂,似乎正在变成“天生是不信者”的灵魂。神父激动地说,迫害应当像救恩一样受到欢迎,为之祈求,紧紧抓住;但他担心当局太精明了,懂得分辨解药与毒药。可能会有个别的殉道——事实上将会有,而且会有很多——但那将是在世俗政府的意愿之外发生的,而不是由它促成的。最后,他预料,人道主义不久就会披上礼仪与祭献的外衣,而一旦如此,除非天主干预,教会的事业就完结了。
珀西靠回椅背,浑身颤抖。
“是的,我的孩子。那么你认为应当做些什么呢?”
珀西猛地摊开双手。
“圣父——弥撒、祈祷、玫瑰经。这些是首要的,也是最终的。世界否认它们的力量:基督徒必须把全部的分量都押在它们的力量上。万事都在耶稣基督内——在耶稣基督内,自始至终。别的什么都无济于事。祂必须做成一切,因为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那白发苍苍的头低了下去。然后又挺直地抬了起来。
“是的,我的孩子……但只要耶稣基督俯允使用我们,我们就必须为祂所用。祂既是司祭,也是先知和君王。那么我们也必须既是司祭,也是先知和君王。先知之职与君王之职又当如何呢?”
那声音像号角一样使珀西浑身震颤。
“是的,圣座……那么,就先知之职而言,让我们宣讲爱德;就君王之职而言,让我们在十字架上为王。我们必须去爱,去受苦……”(他抽泣般地吸了一口气。)“圣座一向宣讲爱德。那就让爱德结出善行的果实吧。让我们在善行上走在最前面;让我们诚实地经商,贞洁地过家庭生活,正直地从政。至于受苦——啊!圣座!”
他那个旧日的构想又猛然跃回他的脑海,悬在那里,令人信服而又不容违抗。
“是的,我的孩子,直说吧。”
“圣座——这想法很古老了——古老得和罗马一样——每一个傻瓜都曾渴望过它:一个新的修会,圣座——一个新的修会,”他结结巴巴地说。
那只白皙的手放下了镇纸;教宗向前倾身,专注地看着这位神父。
“是吗,我的孩子?”
珀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一个新的修会,圣座——没有会衣,也没有徽章——只隶属于圣座一人——比耶稣会士更自由,比方济各会士更贫穷,比加尔都西会士更刻苦:男女都可加入——发三愿,并怀着殉道的意向;以万神殿为他们的教堂;每位主教负责供养他们;每个国家设一名副手……(圣座,这是一个傻瓜的想法。)……并以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他们的主保。”
教宗突然站了起来——那样突然,以致马丁枢机也惶恐不安地跳了起来。看来这个年轻人说得太过分了。
随后教宗又坐了下来,伸出他的手。
“愿天主降福你,我的孩子。你可以退下了……请枢机阁下再留几分钟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