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受邀成为泰德·西格尔《大拒绝的迹象：后工作社会的来临之争》的早期读者，我深感荣幸。本项目开始时，作者与我是大学同事。据他说，这个项目的根源可追溯到 2016 年：那一年，唐纳德·J.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西格尔也开始参与合作经营一个长篇博客网站，致力于分析我们当下的“黑暗时代”。当时，他担任行政职员，工作在大学研究与产业的交界地带，日常围绕着“技术转移”“商业化”和“创新”等概念；我则担任全校性的学术行政职务。我们共同的人文学科背景，使我们在个人层面建立了联系；工作上，我们也因若干大学事务而相交。那些事务在我看来，似乎来自一个与人文学科训练为我准备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天地。在职时的谈话，是围绕联邦合同、大学硅谷园区的空间政策或研究支持政策等商业问题展开的紧绷讨论，Excel 表格是居间的媒介；下班后的谈话，则涉及比工作中丰富得多的主题与价值：例如，艾滋病行动主义与行动主义艺术的遗产；于尔根·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长处与不足；以及乔治·卢卡奇的“学生”阿格妮丝·赫勒和费伦茨·费赫尔那独特的教学方式。西格尔在新学院社会研究院读研究生时，他们都是他的老师。门的一边全是“关键路径法”，另一边则是 Kritische Theorie——批判理论。¶

读了《大拒绝的迹象》，我现在更充分地认识到，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格尔分析的目光，恰恰一直紧盯着我所描述的这道深深的鸿沟：一边是我们共同的办公室工作必须以之为目标的价值生产，另一边是离开办公室后的谈话所秉持的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西格尔非常怀疑借助人文价值对工作进行任何治疗性修复。他主张的，毋宁说是从当下支配大量人群生活的这种工作中康复。他也不打算撒上几撮灵性与美学的调料，来为工作增添意义。在他看来，只要当代社会仍把单一的一种价值当作工作的目标和组织原则——为获取利润而榨取的剩余价值——那么所谓反思性工作、创造性工作或自主导向的工作，不过还是同一锅药汤。¶

西格尔对这类替当代工作重新包装的举动，批判得毫不留情。近来，这些举动愈发散发出令人不快的气味，尤其是在数百万工人经历 COVID-19 大流行带来的扰动，并因目睹组织瓦解而大规模“退出”工作场所以后。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西格尔的批判性论证，不仅牢固地建立在对当下实际存在的工作的否定性判断上，也建立在面向未来的积极规范信念上。当代劳动者，无论个人还是集体，都值得拥有更丰富、更自由的存在，以自主决定如何珍视自己和他者的生命——包括非人生命——为基础。要获得这种自主性，我们就必须从使人贫困化的异化劳动秩序中解放自己。前一种表述继承了启蒙运动，尤其是康德的思想；后一种表述的源头，当然是马克思。¶

我不打算在这里概括西格尔反对工作的论证。他在导论中已详尽地做了这件事，又通过全书各章和各主题棱镜般的多面处理加以展开。但我要强调他的方法与材料中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我想指出，《大拒绝的迹象》是一本——我愿意在最好的意义上这样说——“书卷气”的书。它穿行于近年来出版物中极为广泛的参照点，既有学术界的，也有学术界以外的。像卡夫卡笔下寻找通往城堡之外那扇门的“K.”一样，西格尔把书目中的一部部作品拿起来，当作开启工作这间看似封闭的密室的钥匙，希望其中一把或几把能够帮他转动那沉重的锁。（K. 最后确实找到了一扇敞开的门，但卡夫卡没有完成这部小说，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否最终解除了 K. 的困境。）¶

实际上，阅读西格尔这部作品的一项收获，便是得到一系列为他的批判提供背景的著作的清晰梗概。他所选的书来自纷繁而不拘一格的体裁与出版场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左翼出版物、学术研究，以及更通俗的劝诫类文本。对这些文本，他的目标与甄别标准，并不总是大学学者的专业标准，而是一种被“动员起来”的博学：为使拒绝工作这一仍然朦胧的目标更为具体，批判性地筛选线索、迹象与概念工具。¶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西格尔作为行动者和理论家的出身，是其方法中无关紧要的细节。他来自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作品写给这一环境中的人。这个环境尤其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进入了我的视野。当时，一种供理论和批判写作存在的对抗性公共领域出现了，它不依赖高等教育机构或大学出版社。这一点，在新的发表场所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包括博客圈，以及 Zer0 和 Repeater Books 等独立出版社。虽然这一学术界以外的话语网络最初的一部分活力已经减退，它仍激发了学术界内外的一系列实验：短篇幅、面向公众、开放获取的出版。这些实验延续至今。¶

阅读《大拒绝的迹象》时，我不断思考，究竟应当怎样描述这本书的写作模式或体裁。在许多方面，它显然是一部理论与批判著作。然而，它也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穿过一片话语群岛，而这些话语彼此之间未必直接相通。连接它们的，是西格尔那远非不言自明的思想行程：它穿过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左翼批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来自汉娜·阿伦特并与她展开的论辩、心理健康与疾病问题、对正念与神经科学的批评、有关公共领域及其变形或衰落的观念，以及意大利自治主义关于技术科学、非物质劳动和精湛技艺的后福特主义理论（其间偶尔还会穿插一句关于柏拉图的俏皮话）。¶

不过，出于我马上会解释的缘故，读这本书时不断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恩斯特·布洛赫。这当然不是文风使然。即便面对深奥的理论话语，西格尔仍执着于用日常语言加以处理，这与布洛赫惯常采用的表现主义哲学散文毫不相像。也并非因为西格尔关于集体地、变革性地退出工作的基本论点，可能会被许多人——包括一些左翼人士——视为“乌托邦式”的。对于“乌托邦”一词，布洛赫曾大力消除它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经常带有的负面含义。原因毋宁在于布洛赫为某一种话语模式所采用的隐喻，他把这种模式作为自己思考与写作的哲学范型：colportage，即行商贩书。¶

历史上，colporteur 指向识字率不断上升的乡村人口分发宗教小册子、《圣经》和通俗读物的书贩。Colportage 是一个混成词，使人联想到骑马旅行者把各种书籍挂在马颈（法语 cou）周围的画面。对布洛赫而言，这个形象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与平民公众相连；在于此类文学借助新的、时而离奇的（也就是“乌托邦式”的）内容，激发大众想象力；也在于它预示了一种能在大都市权力中心周围乃至之外流通的公共性。¶

此外，书贩货物那纯粹而不协调的多样性，也吸引着布洛赫：宗教文本可能与色情小说、奇幻冒险故事，或讲述遥远异域旅行的故事，共处同一个话语空间。他认为，这种话语的混杂有益且富于生产力，并从中汲取灵感，把哲学、民间故事、政治评论、文学与音乐观察，以及其他任何相关材料，蒙太奇般并置起来，从人类思想与文化的丰厚蕴藏中，探寻乌托邦的瞬间。¶

我想，在西格尔穿行于自己的书籍迷宫时，我察觉到一种相近的冲动。他把我们带入当代处境的纷乱之中，又借着一次次出人意料的论证转折，带着我们走得更深。然而最终，他的阅读，以及我们对他的阅读，所能带我们抵达的距离都是有限的。放下书本后，我们依然身处这个当下的世界。他相信，我们必须从这里继续寻找出口。我们会一起从另一边出来吗？西格尔让我们的目光始终投向仍然昏暗的地平线；他说，只有当我们所熟知的工作不再把我们牢牢控制，这条地平线才会真正向我们敞开。¶

泰勒斯·米勒¶

加利福尼亚州尔湾，202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