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全球大流行与禧年的节律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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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建议的政治行动原则，是肯定时间具有节律与螺旋的性质。
——拉比阿瑟·瓦斯科，《走向现代世界的禧年经济与生态》
资本主义从不放过机会，告诉我们自由市场的运作是人类自由不可或缺的条件。那么，当整个人类需要暂停、休息、待在家里、安静下来，从而粉碎我们对工作与经济增长偏执的专注时，会发生什么？当然，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但在2020年短暂的一刻，似乎我们真的就要知道了。我规划这一系列关于拒绝我们所熟知的工作的章节时，想探索那些正在使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大厦“裂缝扩大”的矛盾。我想看看，充满悖论的工作生活体验，是否即将严肃挑战新自由主义的TINA（“别无选择”）。项目进行到一半，全球经济及其工作机器似乎正在关闭，2020年本身也正走向被COVID-19大流行取消的命运。
随着几周、几个月过去，我们开始更深入理解这实际意味着什么，因为没有人真正能够把握庞大经济活动网络的全貌（当然也不包括威尔伯·罗斯）。发生的事情无法通过通常的领先经济指标来充分捕捉，但一两个季度以后，GDP、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货币供应量、新屋开工等指标，当然都有各自的故事可说。对我们许多人而言，疫苗到来前大致是这样的：哦。天气转暖，也不能坐在咖啡馆和餐馆。没有温布尔登网球赛。不能到处寻觅廉价暑假旅行。可能没有NBA。可能没有环法自行车赛。没有奥运会。没有商务旅行。数百万人失去工作，没有工资，因此没有消费支出。没有择期或小型医疗手术。不能探望养老院。不能去健身房。如此等等。
在口罩与疫苗的文化战争爆发前，像其他思考自己近期经济与社会前景的人一样，我完全不知道：假如我们真的集体决定有意关闭整个全球经济，那么尝试给它“冷启动”会意味着什么。过去常态的哪些方面会回来，何时回来？去电影院？在餐馆吃饭？参加体育赛事？乘飞机旅行？显然，对许多人，这些事情从未停止；对另一些人，它们至今还未恢复。不过，与其预测，我转而十分关心：当这些多样活动不再发生时，人们感受如何；尤其关心那些似乎取而代之的事情。因此，从最一般的层面看，以下几点似乎重要。随着大范围经济活动停止，在主观层面上——一切。都。慢。了。下来。人们问候家人和朋友，几乎每顿饭都在家做，花很多时间陪伴宠物，在后院闲待着（如果天气与居住条件允许）。其次，伴随焦虑、恐惧和不确定性，许多人也在悲伤。他们哀悼先前的安全感和未来计划，哀悼这个国家竟然如此糟糕，并试图找到语言，描述这种几乎向整个人类同时展开的、全新的悲伤体验。
那一整套《李尔王》的说法
你知道莎士比亚是在瘟疫隔离期间写出《李尔王》的吗？尼克·马丁在《反对大流行期间的生产率》中，把这一恼人的小知识当作典型：当人们被告知在家工作后，就会遭遇这种蹩脚的自我优化与生产率信息。[1]泰勒·洛伦兹在《别再努力追求高效了》中呼应说，“许多人感到压力，要整理家里每一个房间，成为家庭烹饪或烘焙高手……参加Peloton挑战”，尽管由于我们“正经历如此多的事情”，人们发现完成事情更为困难。[2]按马丁的说法，我们到处被鼓励这样问自己：“独处时间这么多，你如何继续提升自己？你如何继续证明自己是个勤奋工作者？”在工作方面，人们遭遇更严格的问责与监控。新的要求无处不在，例如每日活动报告、明确要求“几分钟内回复聊天信息”，以及“要求一直开着摄像头”等等。大流行期间的好员工，“就是其他任何时候的好员工：随时供管理层调用”。回应这些变化，马丁得出结论：“也许更多工作、更多盲目的生产率，并不是答案。”他揭露了他所谓“假装工作与自我是唯一重要之事的猥亵”。洛伦兹建议，与其接受新的挑战，也许这时更好的是“写感恩日记之类的东西，并努力练习接纳”。显然，这些文章描述了外界清楚发生的另一件事，与居家、放慢、静止和悲伤并行：自我优化与生产率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效力。人们必须大幅放慢速度，关注每日解决问题以应对基本生存的威胁，并支持家人朋友；这使他们直面一种事实：正如马丁引述珍妮·奥德尔所说，“我们栖居于一种把新奇与增长置于循环与再生之上的文化”。
事情开始像《圣经》了
面对集体决定关闭一切、继而暂停的可能性，往往会唤起各种《圣经》的回响。即便对像我这样最世俗的犹太人而言，停止一切非必要活动以反省、赎罪的体验，也会唤起Shabbat（安息日）的节律。我必须说，自己这样想，着实让我吃惊。过去，当人们问我是否熟悉犹太思想，我会笑着回答：“什么，你是说斯宾诺莎和迈蒙尼德那类人？”由于我的兴趣一直倾向于犹太身份在塑造现代体验和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因此我总是更接近“斯蒂芬·茨威格，而非西奥多·赫茨尔”，更接近“瓦尔特·本雅明，而非格肖姆·朔勒姆”——如果你懂我的意思。我不知道，也许这都与坐在家里、盼望瘟疫越过自家房屋有关。也许是电影《十诫》里的那个画面——你知道的，病态的绿色烟雾蜿蜒穿过狭窄街巷，伴随着屋内的尖叫。也许是因为第一年美国新增感染的峰值，预计会发生在Pesach（逾越节）当天或前后。写到这里，我闪回过去，看见自己多年来如何带着懒散的漠然，心不在焉地度过逾越节晚餐。讲完希伯来人出埃及的故事（Magid）后，我们用手指或汤匙蘸酒，滴出十次，为降临埃及的每一灾各滴一次。我听见吟诵声，在我把酒滴到盘子上时响起：Dam（血）。叹气。Tzfardeiya（青蛙）。打哈欠。Kinim（虱子）。呼噜。等等。不管此后发生什么，我想自己再也不会在十灾的诵读中打盹了。好吧，也许蠓虫那一项除外。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建立《圣经》的回响，再想想这一件事。在最初封锁期间、我当地的州立公园尚未关闭之前，我会在天刚亮时与跑友碰面，在林中进行两小时越野跑（那时还没有充分信息表明户外传播风险低）。回到停车场时，我们感到不自在，因为周围徘徊的人太多，超出我们觉得安全舒适的程度；因此，我们考虑下次更早出来跑步。最终，我们还是放弃了。由于居家避疫令总体减少了人类通行，林中的美洲狮如今实在太多，尤其在凌晨时分。还有什么比躲过瘟疫、却被狮子吃掉更像《圣经》的事呢？
阿瑟·瓦斯科与安息日的含义
思考是否取消2020年的决定，以及它如何使人重新珍视非市场的价值来源时，我发现自己想到了阿瑟·瓦斯科拉比的“大观念”。1988年，我担任《修复》（Tikkun）杂志出版助理时认识了他。当时，迈克尔·勒纳、瓦斯科与法学家彼得·盖贝尔，被广泛视为犹太复兴运动中Tikkun olam（修复世界）一翼的“三骑士”。瓦斯科在本书写作时八十九岁，曾是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活动家；从70年代起成为犹太复兴运动领袖，热情书写《妥拉》、社会正义与人权、生态等之间的交织。1976年美国建国二百周年之际，他第一次在自由钟上看到《利未记》25章的摩西诫命：“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从那天起，瓦斯科便不断书写、讲授安息日与摆脱债务奴役之间的关系，以及《妥拉》中描述的扩展禧年周期，并梦想在现代世界实现禧年意味着什么。[3]
对瓦斯科而言，如果扩大理解安息日，将安息年（每七年一次）与禧年（七个七年）包括进来，那么安息日的含义就扩展为：让土地休息的生态命令，以及重新分配财富、赦免债务的社会政治命令。同样，瓦斯科说，这些尘世实践本身也反过来深化我们对安息日的理解。[4]像我这样的不守教规者（甚至某些守教规者），首先想到安息日时，想到的都是禁令。直到今天，我仍清楚记得在布兰代斯大学宿舍的日子：一些世俗学生会在星期五日落后跑来跑去，把守教规学生房间里的灯开关全关掉。但瓦斯科写道，安息日“并不只是一套关于不能做什么的规则，甚至也不只是睡懒觉、从工作中休息的机会”。[5]它更是一种把工作——即便是好的工作——放到整体关系中理解的方式。
瓦斯科说，理解第七日的含义，就是思考《妥拉》关于上帝与创造的教诲。众所周知，第七日，上帝休息了。瓦斯科写道，希伯来文是“shavat va yinafash”，即他停下来，喘了口气。因此，在安息日暂停、休息，当然是“肯定自身努力的价值”，但也指向超越这些努力的东西。当“上帝看着一切都是好的”时，他是从永恒的观点（sub specie aeternitatis）把创造——在其自然与社会周期的更新中——视为总体成就。瓦斯科说，当我们在安息日休息时，必须认识到：“即便最好的创造、生产与积累行为，也不是人类努力的唯一目标。”[6]
可以说，瓦斯科把注意力从行动移向沉思，这使我有点想起约瑟夫·皮珀的《闲暇：文化的基础》。皮珀指出，现代的“总体工作”观念，如何同中世纪及古代的闲暇观念决裂；后两者与那些时代共同珍视沉思生活密切相连。皮珀重述熟悉的康德叙事：为了避免声称理智直观的独断论，现代拒绝宗教形而上学与浪漫主义热情的知识主张，将作为活动的ratio置于优位，彻底排除作为某种被动感受与接纳的intellectus。皮珀说，如此一来，现代思想拆散了前现代知识坚持结合的东西。这样做也许使世界对科学与技术安全，却如此彻底地驱逐人类的“超感性使命”，以致催生了名为“知识工作者”的怪物，多少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在这里，皮珀的论战色彩最强，他指出那种“由于无法领受或接纳而产生的理智硬化，那种拒绝承受任何东西的心灵僵硬”。[7]为了把要点说透，他竟接着引用劳施宁的《与希特勒的谈话》（Gespräche mit Hitler）：据说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告诉作者，德国人需要“被带回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行为和永无止境的活动，才赋予生命意义。每一种行为都有其位置，甚至犯罪也是如此”，而且“一切被动、一切惰性……都毫无意义”。[8]瓦斯科则想以比皮珀少些论战性的方式表达类似观点：“我们生活的时代，本质上没有安息日。我们需要更多神秘，更少掌控。”[9]
安息日与禧年的节律螺旋
在《利未记》25与26章中，瓦斯科看到一个具有呼吸与再生能力的体系，由安息日的七重螺旋构成，将超越的上帝、自然周期和人类正义联系起来：
— 七次日落，然后是安息日，以便暂停，审视自己的工作，喘一口气。
— 七个月的安息日，以及月亮的节日（Rosh Hashanah，犹太新年，新月；Yom Kippur，赎罪日，盈月；Sukkot，住棚节，满月）。
— 七次昼夜平分之日，然后是安息年，让土地休息，赦免债务。
— 接着旋升到最后一重螺旋，即第七个七年周期与禧年；除了其他一切规定，还要重新分配土地。[10]
对瓦斯科而言，整个禧年周期从安息日这一核心生长出来，并包含一种内在的认识与坚持：没有人拥有大地的财富，“老板没有，无产阶级没有，甚至全体人民也没有。只有超越一切的上帝拥有”。但整个周期的包容性，也意味着“灵性、政治与实践融合在一起”，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关联，使得“我们最大的社会疾病必须被看作彼此交织”，例如日益恶化的不平等、气候危机，以及社会团结、同情与爱的崩塌。鉴于其独特结构，禧年周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犹太社会主义理想，即便它很可能从未在实践中完全实行。瓦斯科说，禧年所表达的是一种节律，一种变化与更新的周期，“而非静态平等”。每七年中的六年，瓦斯科解释说，“有人积累财富、有人失去财富，大地在人类命令下被迫工作，都是可以的”。每第七年，“贷款必须赦免，土地必须获准休息”。但每一代人中，都必须发生一次重大转变。第五十年，“土地必须分享，穷人获得自己的一份”。按瓦斯科的说法，《妥拉》把安息年与禧年呈现为释放之年。这意味着，禧年“不是要求富人在恐惧或内疚中放弃土地，也不是要求穷苦者愤怒起身夺取土地”。相反，它宣告一种释放，“每个人的安息日。富人从工作、发号施令、生产和被嫉妒中得到释放。穷人从工作、饥饿、羞辱与绝望——以及别人的怜悯——中得到释放”。[11]
现代世界的禧年
瓦斯科说，这里给我们的基本教训是：“大约每五十年，如果没有财富与权力的重新分配，就会出现一次大萧条。富人固守自己的方式，穷人被迫承担账单，社会停滞在原地。”[12]这在当今似乎依然极为切题。但他承认，“我们还未找到吹响羊角号的方法，召唤遍地的自由”。对瓦斯科拉比这样的人，“与神角力”显然自然而然（也就是说，你争辩时，真的有谁回答你）；宗教共同体主义回应中的整体性，似乎近得令人心动。他要求的只是：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到“没有人拥有大地的财富，只有超越一切的上帝拥有”，并把时间的节律与螺旋性质肯定为政治原则。在这种前现代整体性——灵性、政治与实践的融合——中，瓦斯科也看见一种克服左右翼僵局的解药。半个世纪以来，他不断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政治会议上发声，问道：“那么，禧年呢？”那些“要求巩固家庭的保守派，一听到废除一切财富与特权就勃然大怒”；而那些“要求剥夺富人财产的激进派”，又对“让土地不生产，或赞颂家庭这种倒退制度”的观念困惑不解。[13]对我们这些根本无法迈出必要的超越一步的人，瓦斯科说，禧年对我们可以“并非恰好是一个模型，而是一个指向、一种提示”。[14]那么，把《妥拉》和禧年应用于当代社会时，它们能对我们说什么？首先，《妥拉》设想的经济与我们习惯的经济深刻不同。我们生活的经济建立在持续、爆炸性的增长之上。如果要把禧年当作某种指引，就必须认识到：“个人休息不够……共同体的休息，对工作的更新是必要的。”[15]
在《与神角力——第二回合》（1995）中，瓦斯科转向“科学家、商界人士与经济学家”，请他们暂且放下对可能性的怀疑，仅仅“想象，现代实行安息年或禧年，可以采取什么方式”。[16]不同部门如果有机会暂停、反思自己的工作，可以如何促进更新？瓦斯科收到的实际建议，既符合他对社会弊病的整体处理方式，也十分契合正在出现的去增长经济学领域。在《与神角力》中，瓦斯科希望我们认识到，“梦想禧年”至少有些价值，尽管希望社会花时间暂停、反思、呼吸、沉思更新周期，这种愿望大体上没有着落，因为实在难以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至少，在COVID-19大流行几乎取消2020年之前，情况如此。
迈克尔·赫德森与债务禧年
在青铜时代债务赦免史《免除他们的债》（And Forgive Them Their Debts，2018）中，迈克尔·赫德森把《利未记》25章的摩西诫命，置于古代亚述与巴比伦经济实践的更广阔历史之中，一直追溯到公元前第三千纪最早的苏美尔铭文：“犹太教把这一实践从国王手中取出，置于摩西律法的中心。”[17]赫德森论证，债务禧年不只是某种乌托邦理想；在实践中，它代表对一组普遍而长久的经济挑战的明智回应，我们很有必要认识到它与当下处境的关联。
在现代经济学的训诫之下，整个社会用命令语气断言，“所有债务都必须偿还”；然而，这与赫德森认为实际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一条基本格言相悖：“还不起的债，就不会被偿还。”[18]真正的问题，是它们将以何种方式不被偿还。耶稣之前的两千年，古代近东的传统是宣布一笔勾销，以减记无法偿还的债务，让债务人不至于被迫破产，被剥夺土地权与谋生手段。此后的西方文明，在他所谓“罗马偏向债权人的法律原则”支配下，大多转而维护债务的神圣性。这样做，它们帮助各自的寡头集团，用“债权人有权取消抵押财产和生计手段的赎回权，并使这种转移不可逆”取代公民自我维生的习惯权利。赫德森说，它们把债务“当作杠杆，让债权人从整个经济与共同体中……撬走财产与收入”。[19]
赫德森说，经济史大体上从“债权人与私有化者”的立场书写，因此今天的“自由企业模型建造者”假定，灾难性的金融趋势会自行纠正、恢复均衡，并否认任何时候有必要注销债务。[20]保护债权人免受损失，被假定为稳定与增长的先决条件；自16至18世纪资本主义圈地把农村劳动力赶离土地、将公地私有化以来，把金融财富转化为土地所有权与对劳动的控制，一直被视为进步。
赫德森认为，面向市场的金融史家所讲述的古代借贷“起源神话”，只是把它假定为一种个人主义的现代事务。在这一框架下，人们倾向于把“苏美尔和巴比伦的宫殿与神庙”仅仅看作某种沉重而非生产性的间接费用，而非“商业企业与会计、货币与利息、标准定价及度量衡的最初创新者”。[21]赫德森写道，这导致人们断定，债务禧年是一种“东方专制主义”，因为以时代错置的眼光看，对债权人的限制被视为对个人财产权的攻击。但要解释债务如何起源、哪些债务被定期取消，就必须讨论债务与信贷、货币与利息创新时的社会与人类学背景。例如，赫德森说，货币不是产生于“个人通过物物交换来设定价格”，而是“起源于一种价格表，用来标定神庙或宫廷土地上佃农所欠谷物债务的偿付，以及自由公民因水运、役畜、消费品……或紧急借贷而应支付的款项”。[22]
因此，赫德森说，若像多数现代经济学家仍然做的那样，坚持债务禧年与财产权返还的前景只能打击未来放贷，就是误解了实际情况。近东债务赦免所涉及的是专门取消农业债务，同时释放债役者，返还债务人抵押给债权人的收成权。商人彼此所欠的所谓白银债务、即商业债务，不在减记之列。[23]赫德森解释，必须理解，大多数农业债务并非源于实际贷款。早期经济依据信贷运作，而非“现钱现货”。[24]债务作为未付账单不断积累，起点是欠宫廷的费用与税款，例如酒馆用的大麦、灌溉水，以及播种至收获间隙所需的种子与其他投入。这类债务通常预期在收获时“于打谷场上”偿还。播种与收获之间的时间间隔，本身就需要农业与商业债务。[25]
当收成失败、没有足够剩余来偿债时，“宫廷”并不愿看到债务人丧失生计、被迫沦为奴役。赫德森说，这一立场本身并非来自某种平等主义冲动。[26]统治者取消欠宫廷与神庙的农业相关债务（也取消欠当地头领、商人与债权人的个人债务），是因为他们需要自由人口来组建军队，提供徭役，修建城墙、神庙，挖掘灌溉沟渠并进行其他工程。[27]债务赦免旨在维护“一种经济，在其中公民能够自行满足基本需要，同时缴税、履行劳役义务并服兵役”。[28]土地占有权的情况也相似。赫德森说，“用来自我维生的土地，与城里的房屋不同”。[29]土地占有权被授予青铜时代的家庭，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自我供养。因此，通过赦免使债役者回到传统土地占有状态，源于这一事实：耕地作为社会运作的基石，并未被广泛视为市场商品。[30]
赫德森发掘并描述这段被遗忘的、漫长的青铜时代历史：亲民统治者间歇却有规律地宣布债务一笔勾销。他希望我们辨识出其中一个普遍原则：农业社会的债务负担趋向膨胀，最终超过债务人的偿付能力。他还认为，依据这一原则，我们能够进一步认识到：推动人类历史的一大动力，是经济两极分化的政治动态；寡头债权人始终寻求推翻那种有能力强制实行债务赦免、逆转住宅与生计土地止赎的国家权力。现代经济学家“回避讨论古代近东，因为其制度与现代理论和假设如此格格不入”。[31]因此，他们的历史合法化叙事通常从古典时代开始。赫德森说，因为在许多史家心中，使希腊罗马古典时代具有鲜明“西方”特征的，正是“信贷、土地所有权与政治权力的私有化”，而这一切“没有债务清零”。[32]
赫德森说，在现代条件下，国家已成为保护金融寡头财产权的工具，债权人的利益处处优先于整个负债的经济体；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文明坚持自称犹太—基督教文明，却厌恶那被置于摩西律法与耶稣布道核心的取消债务的劝诫。尽管耶稣在早期布道中真诚努力，试图撤销希勒尔准许人们放弃禧年债务取消权利的安排，仍值得记住：后来的基督教选择赋予债务赦免理想一种彼岸的、末世论的意义——来世会更好。“社会对掠夺性金融的限制，与食利阶层试图取得控制权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此后一切经济的特征”。[33]
大流行萧条中的债务禧年？
在某种层面上，说全球COVID-19卫生紧急事件中有什么“好处”，或在这场持续灾难中寻找一线光明和隐藏机会，是相当不妥的。不过，概念史家常谈“复杂的效果史”，因为全球规模的事件向所有方向发出涟漪，产生各种不可预料的后果。因此，思考这些正在出现的后果是有用的；用米歇尔·福柯喜欢的说法，不把它们看作“好或坏”，而看作“只是危险”。例如，我们都知道，全球经济活动减少对气候产生了一些短期积极影响。而且，人们广泛推测，为抗击病毒传播而出现的消费与行为模式的剧变，最终可能为应对气候危机所需的大众行为改变指明道路。不言而喻，我们中也有人希望，面对共同的生存威胁，可以增进群体之间的团结（一个世界，一份爱——当然，去掉特朗普和激进右翼）。
值得注意的是，赫德森认为，在大流行萧条的条件下，债务禧年的时机实际上已经成熟。他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中写道，美国债务危机虽然不可避免，COVID-19却使它迫在眉睫；如今是放弃“所有债务都必须偿还”这一资本主义铁律、减记大量坏账的时候了。[34]赫德森说“事情不必如此”，并通过明确援引禧年，为经济政策的大胆变革提出论证。他写道，“禧年”作为“一种清空旧账、恢复平衡的步骤”，承认一个根本真理：“当债务大到必须把债务人逼入贫困才能偿还时，维系社会、恢复平衡的办法，就是直接取消坏债。”当连经济学家都在谈禧年时，你就知道，这事真他妈开始像《圣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