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现代公共领域（res publica）的存在与不存在

城邦之于希腊人，正如公共领域之于罗马人，首先都是他们避免个体生命徒劳无功的保证。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

奥古斯都死后罗马社会的危机，与今天的生活之间存在粗略的平行［……］。罗马人开始把公共生活当作形式上的义务［……］。随着罗马人的公共生活失去血色，他转而在私人生活中寻找新的重心［……］；这种私人投入是神秘主义的，关心的是逃离整个世界，以及公共领域的种种形式。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

现代社会众多“沉默无名的弥尔顿”

共和党人约翰·W. 加德纳在被确认为约翰逊政府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的前一年，出版了《自我更新：个人与创新社会》（Self-Renewal: The Individual and the Innovative Society, 1963）。作为“大社会”计划的设计者之一，他若在今天的共和党中，必然完全不容于党；后来，他还创立了“共同事业”组织。此外，他也是越南战争的著名批评者，以及竞选财务改革之父。但在1963年，加德纳正忙于忧虑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问题，写道，我们应当更关心“不断自我更新的社会”的条件，而非“文明的兴衰”。^[1]¶

因此，在《自我更新》中，加德纳试图描述能够自我更新的人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想理解社会应如何提供适当的支持与鼓励。他相信，个人自我更新的能力，实际上依赖于一组普遍性的社会条件。重要的“是拥有一个系统或框架，使持续的创新、更新与再生能在其中发生”。^[2]加德纳援引诗人托马斯·格雷说，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今天的世界，如同格雷笔下18世纪的教堂墓地，充满“沉默无名的弥尔顿”：这些人的全部潜能，无法被他所谓“通常的生活处境”“轻易唤起”。^[3]加德纳认识到，问题远比才能不被看见更深。他说，冷漠、僵化、例行公事以及其他弊病，使这一基本挑战更加复杂；由于现代条件，多数人到中年时都成了“娴熟地逃离自身的人”。^[4]¶

那么，为鼓励能够自我更新的人，需要哪些社会支持？加德纳的长串清单，读起来像一本“大社会”政治自由主义的入门书：必须限制偏见与贫困等因素造成的不平等；支持人才在社会所有阶层之间流动；赞颂多元主义、宽容与开放社会。在结构上，这意味着保障程序正义、法治、保护异议、民主制衡、有限政府，以及以有组织的劳工限制企业权力。和各处的老派自由主义者一样，加德纳否认，妨碍实现这种支持自我更新计划的社会与政治障碍，关乎“一个社会阶级支配另一个阶级”。^[5]相反，它们源自一组非人格化的结构力量，他称为“大众社会的暴政”。^[6]他说，现代社会充满导致顺从主义的附带原因，包括鼓励共同分母、标准化与同质化的市场压力，以及威胁创新与创造力的管理技术和大型组织文化。¶

按照加德纳的说法，还存在戴维·里斯曼所描述的“波希米亚式不从众的从众主义”问题。因此，加德纳对社会从众问题的总体关注（以及与之相连的鼓励创新的努力），与里斯曼在其影响深远的《孤独的人群》（1961）中，对“他人导向社会里自主个人的乌托邦”的寻求十分接近。^[7]因而，这种思路尚未把握商品化的超级个人主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归属的选择，并通过削弱桥接型社会资本，威胁公共领域本身。若不是“大社会”式的公共（物质与社会）基础设施再投资方案，直到今天仍是民主党的正式立场，我们或许会简单地把它当作前一个时代值得赞许却天真的遗存。我所说的，是一个仍存在集体意愿的时代：愿意运用大规模公共投资，抵消两极之间的社会荒漠——一极是正在崩塌的职业伪公共领域，另一极是与它相对的私人亲密性与自我优化。¶

加德纳提出社会政策处方，说明如何使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更加相互协调；在这方面，他与我在第14章称为美国社会性格分析“道德主义阵营”的社会学写作类型颇为接近。这个阵营往往担心消费文化与过度个人主义如何使先前的社会纽带解体，打破公共与私人的平衡，导致人们从曾经构成共同体的互惠网络中撤离。但仅仅在当代条件下看似既定的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寻找某种中道，真的有意义吗？如果社会性格的这些方面，其实一直持续变化，而且在整个现代时期不断加速，那又如何？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领域瓦解或崩塌的含义、它对我们所熟知的工作的影响，以及实现自我更新条件的前景，就必须超越对个人主义的道德主义批判，形成一种真正历史性的、进而结构性的论述，说明“公共”与“私人”的意义在现代经历了怎样的转型。为此，先比较阿伦特与桑内特对于希腊—罗马公共领域（res publica）的现代版本的含义和意义的看法，会有帮助。¶

阿伦特否认存在独特的现代公共领域

关于公共与私人含义变化的最著名论述，无疑见于阿伦特的《人的境况》。她在其中作出了著名的选择：拒绝整个现代模式，而偏向那个支撑古希腊贵族式政治言说与行动规范的模式。对阿伦特而言，公共领域的崩塌或瓦解，首先且始终指向现代时期“社会的兴起”如何摧毁古代世界对于私人及公共的典范理解。因此，她在古希腊城邦与罗马公共领域中，看到了自己认为的纯粹案例；她说，它必须成为衡量现代时期变得模糊之物的标尺。在古代，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被视为恰当地分立、分离的领域；虽然完全分离，它们仍通过依赖关系相互联系。^[8]¶

一旦认识到，对古人而言，参与政治生活被看成人之为人的最充分绽放，这一表面矛盾就得到了解决。城邦为少数人提供卓越的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公众面前被看见、被听见，并在由平等者组成的精英阶层中，就具有集体重要性的事务争取声望。阿伦特说，古代对于我们称为“社会”的事物的理解，彻底是政治性的，具有暂时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盟”之性质，也就是为特定目的形成的政治组织；它与家户及家庭的私人生活截然对立，后者被认为类似于所有动物生命形式中的生活，即鸟群、兽群、群狼的社会性。^[9]¶

然而，促成这种公共参与的基本条件，除了身为男性公民家长，还包括通过在世界中拥有自己的位置，相当程度地免于必然性的枷锁。阿伦特说，财产在字面意义上使一个家庭在地图上有了位置。拥有财产，“意味着成为自己生活必需品的主人，因此潜在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能够自由超越自身生活，进入所有人共有的世界”。^[10]但是，如果希腊的卓越（arete）与罗马的德性（virtus）都专属于公共领域，我们又应如何理解希腊—罗马对私人领域的态度？阿伦特明确指出，作为根植于生物必然性的自然共同体形式，私人领域首先从否定意义上被界定：与城邦公共空间相比，它是不自由的。阿伦特反复使用“剥夺”“仅仅是必然性”等表达，同时也使用稍积极的术语，例如“庇护与保护”（即对妇女、儿童及奴隶），甚至“隐藏”（指种种不应被看见的事物）。^[11]¶

在阿伦特赞赏古希腊公共政治言说与行动自由，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私人领域的描述中，始终交织着她对现代社会及其相对的公共与私人概念极不客气的刻画。古代私人性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剥夺；与此不同，现代私人性经过个人主义的充实，成为亲密性的领域，反而值得被高度公开珍视。阿伦特把这一新现象，定位在18、19世纪人们对资产阶级社会从众主义兴起的反应中：人们普遍希望拥有一个空间，退避以市场为基础的大众社会提出的要求与压力。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劳动分工，在国家政策支持之下，把原本属于古代家户（oikos，家庭财产／家户）或中世纪等级（有地贵族与教会）领域的各种活动，移至公共领域的中心。¶

按照阿伦特的说法，“家务管理从家庭幽暗的内部上升到公共领域的光亮之中”，^[12]对私人和公共都产生了有害后果。首先，市场经济的运作，彻底改变了私有财产的含义。古代公共领域的瓦解，表现在这样的变化之中：“财产与财富的区别失去了意义［……］，因为每一件有形的［……］事物都成了消费对象；它失去了私人的使用价值。”她继续说，市场社会出现之后，有形事物通过其“不断变化的可交换性”获得社会价值，这种价值处处都“只能暂时地，通过与金钱这个共同分母相联系”而固定下来。^[13]¶

第二个重大后果，涉及这种私人使用价值失去首要地位之后，如何影响公共领域的意义。古代观念把私人财产视为进入公共领域的条件——公共领域被理解为一个场所，人们可以通过公开展示卓越／德性，追求某种不朽；而在现代条件下，公共领域反倒成了私人财产所有者积极寻求社会保护、以免受其侵扰的东西。^[14]在现代时期，共有的东西原来就是共同财富（commonwealth），无非是私人利益的总和被投射进公共领域。随着这一发展，公共城邦中声望的恒久性，被明确换成积累过程的恒久性；凭借的不是卓越，而是金钱报酬。^[15]¶

最后，对阿伦特来说也许最重要的是，私人和公共同时淹没于“社会领域”，导致了她所谓普遍的“以行为代替行动”。社会领域“把所有现代共同体转变为劳动者与职业持有者的社会”；因此，尽管我们已变得“擅长在公共场合从事劳动，我们的行动与言说能力却丧失了许多原有品质”。^[16]现代社会本身最关心的是施加规则，使成员正常化，要求每个人表现出某种行为；由此排除公共政治言说与行动，把曾经属于公共领域的东西贬入私人和亲密领域。¶

因此，对于一个独特的现代公共领域究竟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阿伦特的基本回答是：现代公共领域不可能存在，因为这种说法自相矛盾。公共领域早在古代晚期就已瓦解。中世纪千年间没有有意义的公共领域，此后，现代社会从封建主义中兴起，深刻改变了私人的含义。在这一基础上，阿伦特说，现代建立了一种以“公共中的私人”为特征的伪公共领域，无可挽回地模糊了一个真正共同世界所必需的区分。^[17]¶

阿伦特对现代社会批判的某些方面，显然仍很有共鸣。然而，在将近40年里，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一直致力于把所有共有的东西私人化，削减高收入者与企业税率，取消各种社会支出，放松市场管制，并限制大多数工会活动；经过这些之后，已很难赞同她对现代“社会的胜利”所作的阴郁断言。她的判断似乎为时过早，除非我们愿意重新定义社会世界，让它只包括家庭与教会、老板与同事、保护私人财产并向国际投射权力的国家，以及企业／政府／媒体精英的权谋和闲暇活动。阿伦特哀叹积累伦理取代了古代公共德性，却没有进而拥抱与现代解放项目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因而显得是在主张以某种方式退出现代性。在《精神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中，她特别批评尼采与海德格尔，认为他们想沿着“概念的彩虹桥”回到古代世界。^[18]诚然，她在那里的怀疑是针对某种形而上学思辨风格；但她竟会忽略现代大众社会中的不平等与支配条件，转而聚焦古希腊那种贵族式的公共卓越价值，仍令人惊讶。¶

桑内特论现代公共领域的危机

由于阿伦特实际上否认独特的现代公共领域的存在，只把它视为伪公共领域，她对于我们当代关于其相对瓦解或崩塌的经验，确实没有太多可提供的东西。不过，理查德·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1977）中，研究了相似的领域，却把这类考量推到了前景。主要差别在于阿伦特如何把希腊与罗马关于公共和私人的经验归为一类。阿伦特写道：“城邦之于希腊人，正如公共领域之于罗马人，首先都是他们避免个体生命徒劳无功的保证。”^[19]在另一处，她说，对希腊人来说，“在共同世界之外过一种私人生活”，按定义就是愚痴的；而对罗马人来说，“那不过是暂时逃离公共领域事务的避难所”。^[20]她没有说明古典希腊城邦与罗马社会中，公共与私人之间可能有哪些差别，更没有把当代社会与奥古斯都之后的时代作比较。¶

然而，桑内特在第一章开头写道，“罗马社会在奥古斯都之后的危机［……］，与当下的公共与私人生活平衡问题之间，存在一种粗略的平行”。^[21]在罗马帝国的多元社会中，公共领域曾代表“那些并非通过家庭纽带或亲密关系结合的人之间，存在的结社纽带与相互承诺”。^[22]但随着奥古斯都时代远去，罗马人开始把公共生活当作“形式上的义务”，把职责当作必须“以消极精神履行的东西，遵循公共领域的规则，却越来越少地把激情投入这些遵从行为”。^[23]此外，桑内特写道，“随着罗马人的公共生活失去血色，他转而在私人生活中，为情感能量寻找新的重心［……］，寻找另一种与公共相对的原则，一种基于对世界的宗教超越的原则”。这种投入“面向各种近东教派，其中基督教逐渐取得主导地位”。^[24]¶

桑内特正是把这种“晚期罗马”的私人性经验，与现代经验相比较。晚期罗马人寻求对世界的神秘超越，而我们现代人在私人生活中“寻找的不是原则，而是我们感受中真实之物的反映［……］”。^[25]桑内特援引里斯曼《孤独的人群》，说事情实际上正从里斯曼所谓“他人导向的社会”，重新转回“内在导向”的社会；只是这一次，内在导向不再指里斯曼所说强大的伦理陀螺仪，而是“自我导向”，或者自恋式的自我沉迷。^[26]¶

与阿伦特十分相似，桑内特提炼出私人性含义的变化对公共领域的影响。首先，当大量人群“前所未有地关心自己单一的生命史与情绪”时，我们便倾向相信，“共同体首先是一种相互自我披露的行为”，从而低估陌生人之间的共同体关系。桑内特说，对个人经验的这种过度重视，实际上根植于一种社会焦虑，其来源是“资本主义与宗教信仰的广泛变化”，^[27]也就是我在第12章等处提到的“私人化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灵性”的兴起。当社会互动主要被定义为“相互袒露”，或者通过桑内特所谓“坦白的市场交换”来理解时，人们就试图用个人语言处理公共事务，而这些事务本来更适宜通过非人格意义的规范来处理。桑内特说，这种“以更加非人格化的社会关系为代价”的自我痴迷，往往产生扭曲效果，例如遮蔽“阶级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持续的重要性”。^[28]把私人性视为亲密情感领域的总体问题，在于它“倾向于失去一切边界”；一旦如此，它就“不再受到某个公共世界的约束，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可以作出另一种相互制衡的自我投入”，^[29]而自我更新的条件似乎恰恰需要这类投入。最终，正如桑内特所认识到的，强健公共生活的侵蚀，也会使亲密关系变形。¶

桑内特对现代特有的公共领域危机的理解，显然基于他对18、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相对成就及其发展轨迹的承认：“本书的论点［……］是，私人生活失衡与公共生活空洞的这些明显迹象，酝酿已久。它们是一场变化的结果；这场变化始于旧制度的衰落，以及新的资本主义、世俗城市文化的形成。”^[30]随着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兴起，我们在17、18世纪看到——时间视国家和地区而异——桑内特所谓一个“特殊的社交领域”出现；它始于一个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非贵族的现代文艺受众或公众。^[31]¶

例如，桑内特说，在巴黎与伦敦，随着资产阶级队伍壮大，“谁是公众”以及“身处公众之中究竟身在何处”的理解也成长并不断扩大。它“既指一个有别于家庭和亲密朋友领域的社会生活区域”，也意味着“这个由熟人与陌生人构成的公共领域，包含相对广泛而多样的人群”，以及一个社交网络和“陌生人能够经常会面”的场所体系。^[32]这包括城市公园、适于行人漫步的街道、咖啡馆、旅店及其他公共社交中心的发展。桑内特说，一旦现金经济扩展，“信贷、会计与投资方式变得更加理性化”，商业便“在办公室与商店中进行［……］，并日益建立在非人格化的基础之上”。^[33]无论在必需活动还是闲暇领域，“社会互动的模式逐渐形成，适合陌生人之间的交换，而不依赖固定的封建特权，或由王室授予的垄断控制”。^[34]¶

因此，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可以辨认出桑内特所谓某种“社会关系的宇宙”：资产阶级男子“在公共场合造就自己”，也就是在市场及其相应市民社会的领域之中；却“在私人生活中实现自身本性”，即在家庭、亲密关系与情感领域。到18世纪中叶，“以在情感上令人满足、同时又保持超然距离的方式与陌生人相处，被视为［……］将人这种动物转化为社会存在的手段”。^[35]桑内特赋予这种公共与私人生活模式一定的连贯性，但承认它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必将被“19世纪资本主义的创伤”撕裂。^[36]¶

随后，桑内特描述了整个19世纪中，劳动的工业化与日趋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影响，如何以各种方式改变资产阶级社会，并通过私人化、商品拜物教等侵蚀社会纽带。^[37]他还描述了，在不平等加剧、工人异化与政治激荡之外，这些变化也创造了广泛的身份焦虑与对陌生人的排斥。例如，服装的大规模生产，“意味着世界主义公众中的许多不同部分，开始［……］呈现相似的外观”；于是，“社会差异［……］逐渐隐藏起来，陌生人变得更加难以破解”。^[38]桑内特呼应阿伦特说，渐渐地，“随着控制和塑造公共秩序的意愿受到侵蚀”，人们以“更加重视保护自己免受其害”的方式回应资本主义创伤；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为理想化的庇护所。以家庭关系为标准，“人们不再把公共领域看作一组有限的社会关系”，而“把公共生活视为道德上低下的东西”，公共秩序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39]¶

应该清楚的是，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桑内特运用社会性格分析的范畴，将它与“公共”和“私人”含义变化的历史叙事结合起来，描述现代公共领域，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长期危机。他写道，在旧制度（以及古典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公共经验与社会秩序的形成相联系”；但在19世纪，“公共经验越来越与人格的形成相联系”。^[40]他总结说，我们今天栖居的社会，“承受着［……］公共领域被抹除的重负”，即承受着“社会意义由个人感受产生”这一信念。^[41]¶

因此，与阿伦特不同，桑内特愿意承认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某些积极成就。在此基础上，他接着考察工业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影响所造成的变化，如何使“亲密性的暴政”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越来越强的溶解作用。但尽管他对公共与私人含义转型的历史分析令人信服，也认识到私人化与商品拜物教等底层原因的作用，他对现代公共领域被抹除的论述，仍牢牢处于他自己所谓相关社会批评的“道德主义阵营”。由于他主要关注的仍是亲密性的暴政，即社会日益沉迷于自我的问题，他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及其危机史的处理，缺少对其结构、以及它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中所发挥的政治功能足够细致的论述。缺了这一方面，桑内特的批判最终就仅仅是规定性的，因此类似于我们在第14章看到的道德主义批评者的劝诫。按照这种说法，如果我们真正知道什么对自己有益，就应停止过分强调个人，转而更重视真正的社会行动。¶

到这里，追问“公共领域的瓦解或崩塌究竟是什么意思？”，有点像柏拉图《智者篇》中的场景：异乡人反复尝试在概念划分（diaeresis）中抓住智者，结果却可疑。每当他以为抓住了对方，智者就冲破垂钓者的网，再次逃走，让泰阿泰德惊愕不已。在阿伦特与桑内特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有说服力的历史切片，展现古代与现代公共、私人概念的差异。这些论述深化了阅读第14章埃伦赖希与帕特南后获得的理解；但今天公共领域的危机究竟由什么构成，这幅图景仍受制于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与功能的论述不够完整。要把握其看似漫长的瓦解与崩塌过程的意义，这种论述不可或缺。¶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