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几乎无论看向何处，都能发现证据：围绕工作体验和工资社会结构形成的长期预期，正在瓦解。其中包括对社会福利、职业稳定与全职工作机会、协作型管理文化、对劳动者友好的监管制度，以及自动化和技术在岗位、工作表现与监控中所扮演角色的预期。COVID-19 大流行“扯开了企业公关的面纱”，使人们能够透过仍在继续的伙伴关系和团队合作话语，清楚看到潜藏其下的支配与强制结构发出的暗淡冷光。然而，工作与工资社会的问题实际上要深得多。它们比大流行时期围绕工作规则、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大规模辞职的争论，至少早了数年，甚至数十年。¶

本书讨论的，正是围绕工资社会、其社会劳动分工的崩塌，以及它那隐含的“社会契约”被撤销而产生的这些更深层问题。那份契约就是：“只要你愿意努力工作，就可以指望挣到足以让自己与最亲近的人过上体面生活的钱。”作为一次全面的重新评估，本书也开始想象向后工作社会的过渡。在那个社会中，工作的条件以及总体的社会经验，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拒绝的迹象》应被理解为与当前国际上在后工作理论、反工作运动和去增长经济学等名目下展开的辩论与探索相呼应。¶

不过，当其他人力图想象这个未来世界的具体细节、阐发种种特定的后工作想象，或强调能够催生新的过渡形态的政策时，我选择继续专注于主动抵抗或拒绝的前景。在我看来，尝试把后工作作为政治斗争来思考，非常重要，即便我们必须承认，这场斗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相当渺茫。因此，《大拒绝的迹象》关心的是后工作政治想象的状况：一种能够运用成功战略与战术的拒绝政治，以这种想象为必要条件。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的社会和政治条件，通常会产生否定的意志，并随之带来意识的变化。但真正重要的是，这种拒绝的种种“迹象”，能否成长为一场要求变革的群众运动，或借用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话，成长为“大拒绝”的某种形式。¶

英国记者安迪·贝克特在《卫报》一篇有关“后工作”的文章中写道，工作“日益塑造我们的惯常生活和心理，排挤其他影响”，其程度之深，使“我们赖以赋予生活意义的事物，诸如宗教、政党政治和社区，都逐渐消退”。^[1] 然而，他也不忘指出，另一个事实同样存在：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工作正在失去效用。贝克特接着逐一列举：作为生计来源，它出了问题（即在职贫困者的问题）；作为社会流动与自我价值的来源，它出了问题（大学毕业生在为你做拿铁）；它不稳定；它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社会；它压力极大，因而有损健康；它分配不当（人们要么工作过多，要么过少）；最后，它本身也受到威胁，甚至可能因自动化程度上升而面临消亡。《大拒绝的迹象》探讨“后工作”问题的方式，例如包括质疑所谓工作伦理的优先地位，肯定非工作活动的价值，以及在先进技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轨迹之中并通过这一轨迹，对工作的终结进行理论思考。¶

关于今日工作问题的文献日益增多，却往往向读者提出一种在我看来不可接受的非此即彼：要么鼓励人们积极投入，把自己进一步商品化为成功的人力资本，接受某种版本的成功神学；要么为这个被商品化的新自由主义自我提供姑息治疗——资本主义灵性中的自我优化、康复和健康项目。与之相对，本书是一种干预，意在介入那些不够激进的、关于工作未来的主流争论。因此，《大拒绝的迹象》旨在与其他多部可以称为“具有实践意图的左翼工作批判”的著作产生协同作用。也就是说，本书本着凯西·威克斯《工作的问题》（The Problem with Work，2011）的精神，也以帮助克服“政治理论对工作的忽视”为目标，由此挑战工作的私有化，推动人们将工作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并鼓励跨越阶级的拒绝政治，拒绝我们所熟知的工作。本书作为框架的假说是：如果“大辞职”之类的现象有可能成为“大拒绝”的一种形式，就必须先克服围绕工作的种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教条，并辨认和理解后福特主义数字时代工资社会的发展轨迹。¶

几部著作彼此相连的挑战，不断激励并塑造着我的思考，使我把后工作政治想象当作拒绝政治的条件。其中尤其包括三部：马克·费舍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2009），莫伊舍·波斯顿的《时间、劳动与社会支配》（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1993），以及彼得·弗莱明的《抵抗工作：生活的公司化及其不满》（Resisting Work: The Corporatization of Life and Its Discontents，2014）。费舍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犹如掷下了一只挑战的手套：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社会逻辑，以一种总体化的方式，从根本上重构并预先规定了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他揭示了这如何以及为何使我们难以想象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波斯顿在理论上说明，抽象劳动作为社会支配的形式，如何持续编织和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他准确展示了这一机制如何运转、如何形成，也说明了为何仅以日常理解的阶级对抗来界定抵抗，会漏掉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某种顽固且有害的东西。最后，弗莱明探讨是否可能、以及以何种方式，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幻想中“醒来”，从而打开了实践的、社会的和政治回应的空间。他描述了控制社会如何依靠市场激励与强制，使人们进行内在的自我监控；又描述这种依赖如何被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削弱，从而出现“裂缝”。这一描述为我初步考虑约翰·霍洛韦、比福·贝拉尔迪和安德烈·高兹等人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抵抗路径搭起了舞台。第17章还会再次讨论这些思想。¶

本书所收的大部分章节，写于 2019 年末起的两年间。不过，与许多事情一样，这个项目源自对创伤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回应。本书的感受方式，实际上是在两次强烈震荡中锻造出来的。第一次是 2016 年唐纳德·J.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随后的震惊与难以置信之中，我和朋友史蒂夫·海基拉共同创办了一个新的政治博客网站，名为“黑暗时代”（In Dark Times，indarktimes.com），致力于克服自由主义的后政治／反政治。我们认为，这是广泛而有效地抵抗美国社会日益高涨的白人民族主义威权潮流的必要条件。因此，indarktimes.com 上的文章，记录了一个自觉进行政治自我激进化的过程。我们希望，自己认真倾听各种激进／左翼思想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也渴望加入“持异议的专业—管理阶层（PMC）”队伍的人。¶

至于第二次创伤，在数百万人开始大声抱怨大流行期间的工作条件几个月之前，我就已离开高级管理职位、请病假居家，开始从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焦虑中恢复，并倒数着正式开始提前退休的日子。不难想象，这一过程的重要部分，是努力理解自己为何最终如此精疲力竭、如此绝望。除了我个人经历的细节，我还想弄清，工作本身究竟发生了什么，竟变得如此难以维系。我知道，尽管提前退出可能带来诸多影响与后果，感到被迫这样做的远不止我一人。思考这一切，也使我想以更精确的方式，为这种工作经验以及我自己定位。我想更清楚地理解，工作引发的绝望何以是一种代际事件，是美国历史与企业生活在此刻所特有的现象。我尤其想将其正确理解为一种特定的阶级位置，其中既充满视野的遮蔽，也蕴含行动的可能。¶

最后，本书的思想轨迹也反映了我的一个决心：尽量发挥自己这份极为杂糅的履历的作用。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我参与并见证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区与街头行动主义，它们是同性恋权利运动和 HIV／艾滋病政治的一部分。二十多岁后期到三十五岁左右，我是新学院社会研究院的哲学博士生，在已故阿格妮丝·赫勒指导下从事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博士论文研究。然而，我没有完成学业并走上学术道路，而是最终去了硅谷。此后二十年，我先在企业软件、半导体和光通信领域担任项目经理，后来又负责大学与硅谷之间的研究及教育合作，包括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其他联邦机构及私人产业的合作。这些各不相同的经验都在书中有所体现，形成了一种哲学论战。尽管听起来拗口，或可将其称为“解除拜物化的、与工作有关的行动主义理论”。《大拒绝的迹象》把时事、政治与社会理论和个人叙事的某些部分编织在一起，旨在向日益不满的年轻一代专业—管理阶层及其他人，介绍一组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中挑选出来的观念。¶

本书整体的走向，体现了一种真诚的努力（无论它可能多么误入歧途）：向美国正在步入成熟期的这一代专业阶层，提供一种不同的“工作未来”叙事。我希望这种叙事充满他们此前不熟悉的激进思想。我说“误入歧途”，是因为我承认：我们专业阶层的眼光中，一向内在地包含着一种过剩的自信，即认为没有什么是我们尚不知道的；退一步说，即便存在少数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其中也没有什么十分重要。然而，随着自由主义核心社会与政治假设近来遭到粉碎，我想可以稳妥地说，这种阶级自信几乎已完全蒸发。直接后果是痛苦而迷失方向的失去坐标，但其中或许仍有一线光亮：至少已有一些迹象表明，人们产生了新的意愿，愿意挑战各种陈旧教条或公认观念，因为它们如今只服务于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例如企业、政府和媒体精英的利益。¶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