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工人主义与后工作政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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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并非自然存在［……］。阶级不是分层的问题，而是对立的问题［……］；阶级意味着阶级对抗。正如特隆蒂所说，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阶级。［阶级斗争］［……］从不建立在意识形态或［……］身份认同的满足之上，而始终是一场政治赌注，根植于历史地确定的阶级构成［……］；没有阶级重组，就没有阶级斗争。 ——吉吉·罗杰罗，〈关于工人主义现实性的访谈〉，《观点杂志》，2020年
后工作政治想象，随着态度的代际变化而开始展开，这种变化开启了一个拒绝的文化空间。促成变化的因素之一，是年轻世代历史经验的独特化：他们如今面对生态崩塌的近期前景。它也包括发展抵抗策略，以应对不稳定性、任意／无目的的工作、威权式工作场所，以及对个人生命权力的收割。此外，它还包括在社会层面，去殖民化那些对工资社会运作至关重要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关键概念；这些概念对于资本在所谓社会工厂的场域上进行再生产是必需的。例如，必须挑战资本主义关于有用性、闲散与闲暇、生产率与休息周期、债务豁免等方面的教条（还包括工资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由关于生产率与劳动分工的性别化概念所结构化）。[1]后工作政治想象还必须包括理解并重视数字时代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工作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充满臣属化与主体化的新机会，因此也充满劳动去商品化的新机会。最后，后工作政治想象与拒绝政治，也包括阐明出走的途径：建立一个自主的对抗性公众，作为我们当前正在崩塌的职业伪公共领域的替代。
在这里，我们已把所有这些内容作为一个概念领域加以探索，剩下的任务，就是尝试看清：当这些要素投入实际政治实践时，会发生什么。首先，应追问它与我们当前前政治性的处境有多大程度的契合。放眼今天工作世界的广阔全景，我们看到什么？由于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资本在数字时代的全面重组，劳动图景已剧烈变化。其中包括实现生产自动化与控制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全球化且实时运作的24/7网络通信、市场的金融化与全球化、服务业前所未有的崛起，以及其他变化。从这种变化着的“资本技术构成”的影响中，也产生了新的、不同的“阶级构成”。正如可以预料的，随着新的工作经验，雇佣劳动的新主体与他们名义上的政治领袖、组织和制度之间，也开始显现巨大的代沟。这一代沟反映了不同的需要、感受与表达形式，以及新的态度和要求，其中包括一种新的拒绝态度。与这一切相联系，人们认识到，迫切需要挑战此前未受质疑的工作教条，研究并理解新的阶级构成，重新表述关于政治斗争性质的旧叙事，从而想象一条道路，使工人在发达技术资本主义的命令之外，获得某种程度的自主。
我希望，上述显然只是简要勾勒的概述，合理描述了我们今天在后工业西方社会中所处的前政治性处境。哪怕最粗略地浏览一下“反工作subreddit”上220万人的帖子，都能找到支持这一描述的有力证词。但也值得指出，在保留一些明显限定的情况下，这幅前政治性图景，同样可以描述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北部、工人主义（Operaismo）运动诞生时的处境。工人主义的场景在这里很重要，因为它也许是战后工业西方唯一一次真正出现拒绝工作与工资社会的大众运动。最后这一章，清晰把握工人主义及后工人主义（自治主义，Autonomia）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现实轨迹，有助于将本书各种探索的线索汇集起来。理解工人主义在现实世界的经历，能够聚焦以下行动的利害所在：挑战关于工作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观念，把握数字时代工作的含义与意义，以及建立后工作对抗性公众，作为出走的手段。
工人主义与拒绝工作的政治
那么，工人主义／自治主义究竟是什么？在寻求回答这一问题的人当中，常有一种倾向：倒过来讲述历史，从1977—1979年可怕事件之后运动的实际解体说起。我指的是红色旅（Brigate Rosse）绑架并杀害实业家／天主教民主党领袖阿尔多·莫罗，以及此后意大利政府在例外状态下、未经审判就监禁自治主义领袖。然而，这种回溯方法，使人通过各种分裂来理解这一政治运动。例如，后工人主义（自治主义群体）与红色旅（BR）之间存在差异；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后工人主义，与此前马里奥·特隆蒂倡导的20世纪60年代工人主义运动之间也有差异。例如，特隆蒂说，工人主义仅指1961—1966年间围绕《红色笔记》（Quaderni Rossi）与《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两份杂志开展的活动：“工人主义始于《红色笔记》，止于《工人阶级》的死亡。故事到此结束。”[2]
这些区分当然重要，尤其对政治史学家而言。不过，一旦明确工人主义与自治主义如何不同于红色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那么，对于今天的拒绝政治问题，更相关的其实是把20世纪60年代运动与70年代末奈格里等人的后工人主义连起来的主线，而非各种分裂原因（使自治主义不同于工人主义的态度、立场、优先事项和实践）。例如，我们可以赞赏早期工人主义运动中罗马诺·阿尔夸蒂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阶级构成研究，同时仍然认识到，在后福特主义条件下，资本再生产越来越涉及整个“社会工厂”，其几乎完全聚焦工厂产业劳动的方法，已变得不那么相关。同样，我们可以同意自治主义认为劳动主体如今是“社会化工人”（即知识经济中后福特主义条件下的所有雇佣劳动者），却仍认为哈特与奈格里《帝国》（Empire, 2000）中受后结构主义启发的一般社会理论，如保罗·汤普森所论证的，缺少对现实政治经济的经验基础。[3]因此，要确立后工作政治想象与拒绝政治的要素，从早期工人主义与此后的后工人主义／自治主义中，都有正反两面的重要经验可学。
哈里·克利弗在为奈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 1978）所写的导论中，以一种展现后工人主义与最初工人主义本质连续性的方式，总结其基本方向。若整理成有序清单，大致如下：
- 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两种主体性的社会系统。
- 资本通过强加工作来控制工人阶级。
- 这种控制的逻辑是辩证法，它把人的发展限制在资本主义增值的界限内。
- 因此，作为独立主体的工人阶级，其核心斗争是通过拒绝工作打破资本控制。
- 这种拒绝的逻辑，是旨在破坏辩证法的对抗性分离逻辑。
- 在这种破坏所获得的空间里，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项目、自己的自我增值。
- 拒绝工作，转变为有计划地废除工作，以此作为建立新生产方式与新的多维社会的基础。[4]
因此，为了提取对于今天可能的拒绝工作与工资社会政治有意义的经验，不必过分纠结标签，大体把这一运动及其各种表述、分裂和派别——基本上包括1961—1977年及此后运动中发生的一切——统称为“工人主义”，并非不合理。当我说，有一条本质主线联结工人主义的各种表述与时刻时，指的是若干关键概念在其轨迹中的连续性：资本与劳动的“哥白尼式倒转”、阶级构成、大众工人、社会工厂、社会化工人、重组问题、一般智力与非物质劳动、工人阶级自我增值或自主，以及拒绝工作。不过，在深入这些形式要素之前，先初步了解工人主义作为真实政治运动的历史与轨迹，会有帮助。
Semiotext(e)出版的历史性重要文集《自治主义》（Autonomia, 2007），以文化评论家西尔韦尔·洛特兰热的一系列日记开篇；他于1979年夏天会见了运动成员。洛特兰热的日记及导论文章，颇有万花筒式风格，但其中一些陈述，作宽松转述，也可成为出发点。它们意在描述后工人主义／自治主义，却也可以被认为适用于此前的工人主义。因此，按洛特兰热的印象，工人主义是重新表述的马克思主义，意在躲开生产的命令、制度的垂直性，以及政治代表制的陷阱。它是左翼的议会外运动，试图界定一种新的政治实践方式，不通过委托代表，直接回应特定而具体的需要。它寻求新的阶级构成，使之能够在政党体系之外行动，因此也是寻求新的政治场域，让不同阶层能够联合并重组为对抗资本与雇佣劳动的阵线。最后，它由此意图通过反对工作的斗争，即拒绝工作，在资本主义内部并与资本主义对抗，采取革命立场。[5]
工人主义作为政治运动：历史背景
要理解这一切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必须把握运动历史背景与物质前提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以及工人主义作为思想形态如何回应它们而产生。首先，工人主义的可理解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各阶级（劳动与资本双方）的处境不可分割。塞尔焦·博洛尼亚在反思运动如何源于战后新的阶级构成时说，战后意大利政党体系，从法西斯政府那里继承了干预阶级再生产过程的强大工具，因此控制了经济的关键部门。天主教民主党（CD）得以同美国及跨国公司，就国际劳动分工进行谈判，并“以符合政治稳定计划的方式组织阶级关系”。[6]
尤其在北部，这意味着“自上而下规划大型工业中劳动力的大众化”，与当时仍然存在的传统村落生活发生严重正面冲突。[7]特隆蒂写道：“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现代资本主义才真正在意大利起飞；那个镶嵌在19世纪记忆中的古老市民社会小世界，终于走到了尽头。”[8]至于意大利共产党（PCI），特隆蒂说，它早在当时（1945—1946年），就与其他政党一起作出了命运攸关的选择，“以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取代他们同［……］群众的关系”。[9]史蒂文·赖特也强调，必须把工人主义看作对PCI远离工人阶级构成与政治的回应。[10]在工厂中主张工人阶级自主与拒绝政治的文化政治空间，始于PCI左侧这一新政治空间的开启；这是左翼持续滚动的危机，到1976年所谓“历史性妥协”达到顶点，PCI与CD建立了明确合作关系。
就工人主义事件的总体时间线而言，一般公认存在一个初始阶段。在这一时期，抵抗与新思考集中于北方工厂的技术及管理条件变化、新的意大利大众工人阶级构成变化（包括从南部输入大量年轻工人），以及更广泛的资本社会再生产，在周边地区生活模式变化中的作用。按特隆蒂的说法，此时的理论工作，包括重新细读马克思，有意把劳动斗争与阶级对抗置于前景。尤其是，工人主义阅读《资本论》《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新近可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译本。这项工作也包括对工人经验、阶级构成和车间内态度变化的社会学微观分析，尤其是罗马诺·阿尔夸蒂在《红色笔记》发表的研究。在〈我们的工人主义〉中，特隆蒂本人如此总结这一时期的新态度与精神：“我们的工人，不像恩格斯笔下曼彻斯特的工人［……］。我们带进工厂的，不是《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而是《大纲》中反对工作的斗争。”[11]赖特也强调，除马克思之外，特隆蒂的《工人与资本》（Operai e Capitale, 1966），在此期间是“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团体某种圣经式的著作。[12]
第一阶段之后，可以说是一个中期的后工人主义阶段，由1968年的青年反叛推动，更关注工厂以外更广泛的社会抵抗世界。正如洛特兰热在日记中所写，它包括“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工人与失业者，反对工作伦理、等级与意识形态僵化，从事恶作剧、占屋、重新占有以及海盗电台活动”。[13]需要指出，“工人力量”团体曾包括安东尼奥·奈格里、弗兰科·皮佩尔诺和奥雷斯特·斯卡尔佐内等人；1973年，“工人力量”因组织形式与运动军事化方法上的冲突（即部分基层成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倾向）而解散后，这些人都成为自治主义的主要人物。[14]
最后的自治主义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停滞，并在所谓历史性妥协之后展开：PCI与CD联合，部分左翼在右翼非正规团体和国家日益加大的压力下，积极拥抱暴力斗争（红色旅）。[15]70年代末，激进分子与领袖遭大规模逮捕；此后，80年代及更晚的自治主义，大体变成了后福特主义理论，关注如何在整个发达技术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变化的条件中，确立可能存在的解放潜能。
工人主义作为独特的思想形态
特隆蒂同样在〈我们的工人主义〉中说，标志“工人主义倾向”开端的关键年份是1956年，当年左翼内部发生某种对峙。一边，正如他所说，是那些认识到意大利当时的工厂工人“是一个20世纪人物”的人，[16]因此试图通过意大利劳动力经验的现实来过滤马克思主义。另一边，是葛兰西研究所的左翼（PCI）建制派，提倡一种鲜明的黑格尔式唯心主义的马克思解读；这种解读符合意大利一条可以追溯到贝内代托·克罗齐早期影响的思想脉络。特隆蒂尖刻地写道：“在葛兰西研究所，他们不写书［……］，他们读书；而在每一次倡议之间，他们讨论自己对书的看法。”[17]问题并不主要在于葛兰西对西方与俄国革命前处境差异的分析，也不在于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与国家赖以存在的分散霸权，拥有众多战壕与堡垒。问题在于，这一分析到了PCI手中被作何用途；PCI接受了其推论：经过一场漫长的“阵地战”，才能缓慢建立工人阶级霸权。因此，最终与CD达成历史性妥协，反映出一种认识：必须在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内部建立联盟体系，通过逐步改革帮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渐进过渡。
特隆蒂以及都灵、博洛尼亚和帕多瓦的工人主义群体，亲身经历着当代阶级对抗，因此寻求赖特所谓“工人阶级视角的理论重生”，以支持工厂里的自治委员会。[18]对于这些群体，相对于总体概念来辩证理解阶级位置，与把资本主义发展理解为劳动与资本之间反复循环的斗争，是相冲突的。因此，前者被认为无法产生充分的无产阶级自我增值概念；而无产阶级的自我增值，恰恰以拒绝与分离的立场为基础。奈格里在一篇早期文章中说，自我增值与生产结构化相容，是一个神话。“阶级自我增值，与资本的结构化毫无关系［……］。无产阶级自我增值，是退出交换价值的力量，以及重新占有使用价值世界的能力。”[19]
弗莱明也在奈格里《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编者序中写道，当“霸权”一词逐渐意味着“一个静态而被动、由其与资本关系所决定的工人阶级”时，阶级构成及其政治重组，关注的却是资本主义控制的脆弱性。因此，它指向“工人阶级社会化的过程，以及其对资本的对抗性倾向，在斗争中、自下而上地扩展、统一并普遍化的过程”。[20]对于工人主义，正如特隆蒂早已在《工人与资本》中所说，“资本的社会与工人的政党［……］［作为］两种相反形式而存在，却拥有同一内容”，也就是，它们代表一种不可还原的对抗。[21]在这一点上，奈格里与特隆蒂实质一致；他同样在〈支配与破坏〉中说，“［抵抗］运动的现实，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框架及其内容和目标之间，不存在同构性［……］”。[22]
“资本与劳动的哥白尼式倒转”，在《工人与资本》中十分突出，产生于对《大纲》的细读；其根本紧迫性，来自为了无产阶级自我增值与自主的计划，必须强化阶级对抗这一需要。在“拒绝的策略”一章，特隆蒂首先指出，虽然工人阶级的力量确实与雇佣劳动的生产力密切相关，“资本却是一种社会权力”，也就是支配与剥削的权力。因此，资本家阶级的存在，最终源于劳动的生产力；又因为通过工业组织劳动的活动，恰恰“促使资本家通过国家构成自己的阶级利益”，资本家阶级意识也以类似方式派生出来。[23]
特隆蒂说，资产阶级革命的含义，不过是资本家阶级利用国家强制工人阶级服从，从而寻求自身解放的过程。同样，当技术创新表现为资本摆脱对劳动力依赖的主要手段时，人与机器的关系，作为“工人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主动行动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表明工业实际上是资本的工人阶级史。[24]尽管资本家阶级不断努力制造相反印象，特隆蒂说，归根到底，推动技术创新的是阶级对抗；他直截了当地总结，资本的对抗性及其持续自我解放的尝试表明，“资本家阶级事实上从属于工人阶级”。[25]
因此，作为拒绝工作的政治，工人主义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认识这种强化了的、对立却非辩证的阶级对抗；这一根本阶级关系，处处被资本主义社会霸权通过悄然倒置而遮蔽。[26]特隆蒂说，当工人与雇主斗争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对劳动力转化为劳动说“不”。
他说，拒绝接受资本家提供的工作，如罢工时所发生的，并不意味着拒绝让资本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因为按照契约，使用权已经交出；也不代表拒绝让资本占有劳动产品，因为产品已经是资本的财产。相反，停止工作，意味着拒绝资本作为生产组织者的命令。如此理解的拒绝，与自主概念紧密相连，与“是劳动生产资本”这一认识紧密相连。作为自主的（即非从属的）阶级，工人可以拒绝，因为按照这一说法，没有劳动力，作为死劳动的资本就仍然是死的。[27]从最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奈格里为何说工人主义首先关注寻找支配无产阶级自我增值的规律：这是一个与资本增值并行而对立的过程。[28]一旦通过这两个相反增值过程的非平行性来理解自主，我们也能够像特隆蒂一样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不需要制度，只需要组织与战术。[29]
自动化、一般智力与活劳动的涵摄
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摧毁原初工人主义“工人阶级重组”计划的势头之前——这一计划根植于车间斗争的起伏，最终被大规模逮捕、解雇车间工会代表以及清洗工人大会所重创——它就已大体被另一种议会外政治超越。正如亨利·韦伯指出的，为金融全球化服务的各类单边行政行动所具有的威力，令它黯然失色：投资撤回、资本外逃、针对里拉的投机，导致大规模失业、飞奔的通货膨胀等等。[30]因此，后福特主义的到来，伴随着日益非物质化的劳动，以及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界定了工人主义内部的转变：重心从特隆蒂受《大纲》启发、对产业工人阶级对抗的研究，转向寻找数字时代后福特主义生产那“不那么隐蔽的场所”中，潜藏的新形式工人能动性。
这一后工人主义分析的磁石，是马克思《大纲》中一小段文字，跨越第VI笔记本末尾与第VII笔记本开头，后来被称为“机器论片段”。[31]“片段”开篇，把机器自动化之前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作用，与劳动过程采用作为固定资本的自动机器技术之后的作用，并置起来。或许在人类全部历史中，直到包括工业革命早期阶段，固定资本都作为把原料转化为产品的手段而存在，首先发挥的是帮助熟练工匠或工人的使用价值功能。在工业时代、自动化机器劳动过程之前，资本、劳动资料、生产过程与活劳动并存。在物质上，它们共同构成马克思所谓“运动着的统一体”。[32]
但当生产过程变成“机器式”时，活劳动从字面上成了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不再只是它围绕运转的、必不可少却外在的要素。马克思写道，通过这种变形，“工人被重塑为自动机构的有意识环节”。[33]马克思想让我们理解，发生的事情是：直接劳动资料被一种资本形式（固定资本）所取代。他说，在这里，机器绝不表现为个人的劳动资料；相反，机器先前的使用价值，由此“转化为与固定资本相适应的存在”。[34]这就是“片段”第一轮论述的核心含义：随着自动化，机器再也不能被理解为活劳动的使用价值；它们如今是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而这一过程为了资本增值被精简改造。
马克思说，在此前机器使用价值的体制下，工具被做成活劳动的延伸，工人熟练地操纵它；而在新体制下，机器的动作传递到新材料上，劳动只负责监督、防止中断。工人的活动由机器运动决定并调节，因此被还原为一种抽象，或“仅仅一个附件”；因为“自动化背后的科学”并不实际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通过机器作为“一种异己力量”作用于他。[35]至于自动化机器本身的性质，马克思说，作为固定资本，它意味着对“社会头脑的一般生产力”所积累的知识与技能的俘获；这些知识与技能被吸收到资本本身之中，而不再是劳动的使用价值，从此表现为资本的属性。因此，它实现了资本的对抗性“趋势”：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同时，“尽可能彻底地否定必要劳动”。[36]
因此，按照“片段”中的马克思，作为机器的固定资本以两种方式生产价值：第一，因为它具有价值（是对象化形式的劳动产品）；第二，因为它使劳动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创造更多产品，使工人每小时生产更多。由此，工人实际上可以用更大比例的时间，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阐述资本主义矛盾的另一变式，而其中对于内在对抗必然导致工人阶级成为革命掘墓人的感觉，极为含糊。一方面，劳动时间被设定为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另一方面，相对于科学技术固定资本，直接劳动被缩减为越来越小的比例及从属要素。马克思想坚持的是，这一切只会导致异化加深，以及利润率（复合年增长率／CAGR）的不可持续。
如果“片段”只包含这幅早期反乌托邦图景，即工人为增加剩余价值而成为机器的附属品，那么，它大概仍会成为理解控制论化与网络数字通信的后福特主义时代工作性质的重要参照。但它就不会在后工人主义辨认并争夺工人阶级重组新开口的努力中，发挥重大作用。决定性的额外内容，始于把机器固定资本分析为对“社会头脑的一般生产力”所积累知识与技能的某种俘获。在这一转变中，人类成了由科学技术驱动的生产的看守者与调节者。马克思说，被占有的既不是直接从事的劳动，也不是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而是“他自身的一般生产力，他对自然的理解及其支配自然的能力”，它们嵌入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过程及其管理之中。[37]马克思说，当知识的力量成为直接生产力，社会生活本身就被嵌入这种固定资本、纳入生产过程，并转化为他所谓“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38]
人们很容易想略过这个奇怪术语，把它当作某种德国唯心主义的怪物，从而认为它没有现实所指。但事实恰好相反。这里，马克思其实是在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命名，虽然措辞笨拙。对于我们这个知识密集的技术社会而言，尤其难以把握它的原因，不在于其新奇，而在于今天我们已经如此彻底地把这个词实际意味着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
保罗·维尔诺在2001年为《后福特主义词典》（Lexicon of Post-Fordism）撰写的“一般智力”条目中说，理解这个词，应当与卢梭使用volonté générale（公意）时的意思相平行，即“某种原本个体而私人的东西，获得集体的、公共的表达”。维尔诺说，知识本身首次变得抽象，就像工业生产中劳动变得抽象一样。他认识到，马克思描述了一种新的知识社会形式：知识实际客观地存在于世界中，能够凭自身创造世界中的效果，因此“不仅仅存在于人们头脑里”或书中。[39]奈格里在《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解释，自动机器涵摄劳动，把活劳动变成资本（成为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的附件），这无异于涵摄整个社会，因为它征用了作为整个社会产物的科学力量。这代表对社会生产力总体的涵摄。[40]
为了避免我们一时忘记刚才关于“成为机器附属品”的全部讨论，转而沉醉于科学技术进步——这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反应——这里必须重申：马克思对这种新的“抽象知识”的看法，始终阴郁。当活劳动（此前通过转变为抽象劳动，只被部分涵摄进生产）由此被完全涵摄进资本增值过程时，确实发生了某种怪物般的事情，远比“一般智力”这一术语的语言笨拙可怕。工人主义理论家在这里仅仅运用马克思，他们不愿让我们忘记，这个被奈格里称为“活劳动的辩证法”、使活劳动“发现自己被嵌入劳动过程”的过程，必须被视为彻底的阶级对抗。[41]奈格里说，“片段”“无疑是我们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所见对抗性、构成性辩证法运用的最高范例”。[42]
非物质劳动与阶级重组斗争
如果“一般智力”问题上的“机器论片段”确实具有上述内容，那么接下来合理的问题是：这些反思如何会成为后工人主义寻找阶级重组与有效抵抗新基础的催化剂？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简单。正如詹姆斯·斯坦霍夫指出，工人主义理论家虽然赞赏马克思的“预言能力”，却仍坚持认为，随着时间充分展开，今天他们能够看到马克思未能看到的东西。[43]后工人主义通过与马克思论争，开启并催化自己的阶级重组计划。维尔诺写道：“我们需要对‘片段’提出根本批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般智力——作为主要生产力的知识——完全等同于固定资本，即对象化于机器体系中的科学力量。”但马克思因此忽略了“一般智力如何表现为活劳动”（斜体为本书作者所加）。维尔诺说，在后福特主义条件下，“显然，知识与生产的关系，是通过共同行动的男女之间的语言协作来表达的，而非穷尽于机器体系之中”（着重为本书作者所加）。[44]
因此，一般智力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知识、想象力、伦理倾向、心态及语言游戏”；想必还包括使社会协作成为可能的技术，例如软件、固件、硬件网络，以及这些技术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条件。站在21世纪初技术乐观主义的视野中，维尔诺说，概念与逻辑图式不能还原为固定资本，因为它们与“多个活生生主体的互动”不可分离。无法对象化于机器之中的后福特主义活劳动，是今天一般智力表现出来的主要形式。以此为背景，“冲突的条件，必须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智力与固定资本之间不断扩大的断裂中寻找，因为它显然是一种新的支配与剥削形式”。[45]
这一系列主张，把我们带回第10章比福·贝拉尔迪在《工作中的灵魂》中的后工人主义反思：在后福特主义数字时代反对工作的斗争中，“认知无产阶级”处境暧昧。贝拉尔迪说，至少从某个角度看，劳动的心智化似乎确实比福特主义受到规训的身体较少异化。对其中一部分人，工作更具个人化，因此，例如技术工作者对工作的认同更强。[46]此外，高度依赖交流的认知劳动带来某种丰富化；至少在节点、团队层面，工作可能等级性更弱，并且去地域化。[47]这些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近几十年报告显示，人们自愿延长工作日，缺勤与不满的程度较低。但贝拉尔迪也看得到阴暗面，因而赋予其暧昧角色。当交流成为经济上的必要，它就失去自发性，成为一种贫乏化。表面的工作场所独立性也是如此，掩盖着新泰勒主义式的依赖。他说，计算机化社会越来越“成为某种泛逻辑主义的实现，在其中，我们可能看到人类完全受制于符号资本主义”（即以信息为中心、网络化的脑力劳动）。[48]
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知识经济的兴起，我们可以从这种总体阐明新的非物质劳动含义与意义的尝试中，看到一种不安分的努力：至少在理论上，为阶级重组寻找可能的开口。它沿着发达技术资本主义看似不可避免的发展轮廓展开，试图以某种方式利用其新矛盾，施展柔术般的借力动作。詹姆斯·斯坦霍夫在《自动化与自主》中写道，非物质劳动理论的核心前提是：价值不再指商品生产所需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可以被用来追踪劳动相对于资本的自主，因为非物质劳动的可测量性问题，反映了劳动本身现象学的根本变化。斯坦霍夫说，后工人主义理论识别出价值的重新定义，并主张一种反向的增值理论。[49]奈格里此前就阐述过这一基本立场：“在资本主义计划中，劳动由剩余价值支配；而在革命无产阶级计划中，重新占有的剩余劳动，由必要劳动支配。”[50]
但与马克思相反，被视为不可还原的“活劳动”的“非物质劳动”，究竟有什么特征，能造成这一倒转，进而为数字时代劳动有效而广泛地抵抗资本主义支配，提供某种通道？如果没有更充分的论述，这听起来有点像某些当代技术未来主义者的信念：我们必定正在接近某种“奇点”。更糟的是，它可能令人奇异地想起晚期海德格尔仍然令人震惊的断言：面对技术性对人类历史性的封闭，“只有一个神能够救我们”；[51]只是在这里，公式反了过来，由技术性以某种方式实施拯救。在某些地方，由于缺乏清晰解释，后工人主义仿佛只是想通过实体化的魔法“使之成为现实”，似乎只要能证明某事在概念上可能，就能不假思索地证明它在现实中为真。在另一些地方，又让人觉得，这一阶段的后工人主义似乎正悄悄阅读哈贝马斯，借鉴他关于互动领域解放潜能的论述，将其与源于劳动的工具理性区分开。通过设定两个独立领域（劳动与互动），他们几乎像是在为哈贝马斯“系统与生活世界”论述的一个变体奠定基础。
对后工人主义非物质劳动论述的批评
斯坦霍夫《自主与自动化》第3章“后工人主义与非物质劳动的新自主”的开头几段，很好地总结了迄今涉及的后工人主义领域。它始于工人主义对自动化的理解：自动化是资本针对产业大众工人集体力量的对抗性反应。随着这种对抗性的、不断变化的资本技术构成，劳动的阶级构成也持续变化，产生意料之外的新社会能力。基于这一扩大的阶级概念（承接大众工人与社会工厂），工人主义对社会化工人进行理论化；他在社会工厂与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协作达到了新水平，并被纳入资本增值的回路。技术变化带来新的阶级构成，随之产生的新能力以“非物质劳动”命名。回应劳动的这一转变，后工人主义识别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性质的底层变化，并基于新的主体性或阶级构成，主张通过集体拒绝政治来建立反向的增值理论。[52]
在本章余下部分，斯坦霍夫继续批评他所谓“非物质劳动理论”的两个主要方面，例如哈特与奈格里《帝国》（2000）第一、第三部分中的理论。第一，他否认非物质劳动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价值理论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能够成为工人自我增值与自主计划的基础。第二，他否认作为活劳动的非物质劳动，像工人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无法被还原为机器自动化过程；这意味着它并不具有抵抗资本命令的特殊潜能。虽然斯坦霍夫的论证结构有时不太容易辨认，但仍值得跟随，因为其中包含大量重要的细微之处。
他的分析始于质疑非物质劳动的“非物质性”。我们记得，资本主义工作的所有形式，实际上都具有双重方面——具体特殊性与抽象意义。所谓非物质劳动，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不同。斯坦霍夫说，赋予劳动分量与意义的，不是劳动本身的内容（它属于哪种劳动），而是它的商品形式，是产品作为价值承担者、支持资本增值过程的方式。[53]后工人主义想在此为非物质劳动作特殊辩护，因为它的生产方式处于传统且可测量的工作场所条件之外、并超越这些条件；斯坦霍夫对此明显不以为然。所谓非物质劳动的价值，实际上可以通过交换中的实现来计算，即使无法精确量定商品生产投入的小时数。[54]
对于不可还原性与自主性正在出现的主张，斯坦霍夫接着做现实检验，看技术权力的平衡是否在任何意义上朝有利于工人的方向转移。劳动如何获得控制机器式变形过程的能力？斯坦霍夫说，哈特与奈格里的回答，是指出“机器式人类”的到来：随着非物质劳动出现，并首先在社会层面显现，我们看到活劳动与机器技术发生某种杂交。[55]技术正成为集体的人类义肢，嵌入作为社会知识／社会个人的一般智力之中。斯坦霍夫说，当我们说固定资本被劳动重新占有，并不是指它“成为他们的所有物”；我们是说，它作为“机器组装体”，被整合为主体性的构成部分。[56]需要指出，只有假定非物质劳动中的人类要素不可还原，后工人主义才能把这种所谓杂交肯定为劳动能力的表达，而不只是资本技术构成演化中的又一个时刻。[57]
斯坦霍夫借用人工智能社群内部某种论述，把这些主张称为“半人马理论”的一个版本。[58]他说，与此相关，真正有意义的立场只有两个：要么存在机器／人类混合体（半人马），并由此导向更大自主；要么根本没有半人马，资本仍然、也将继续拥有最后决定权。对于支持半人马的选项，斯坦霍夫完成了基本论证回路：按照这种说法，机器自动化只是一般智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还包括网络化非物质劳动，以及共同行动的交往能力（抽象协作），这些东西无法被资本完全涵摄。[59]人机杂交成为社会力量的结果，是如今存在一种资本无法支配的自主生产能力。[60]由于这一开口，剥削应当重新定义为资本事后对这种协作的剥夺。[61]最后，凭借这种新获得的力量与尊严，劳动如今可能拒绝强加于其身的增值形式。因此，非物质劳动本质性的自我增值，为拒绝政治奠定了基础。[62]
在提出支持半人马的论证之后，斯坦霍夫让我们注意这一超越资本的社会未来展望中，包含的深刻含混。工人主义究竟想说，这些革命性变化已经发生、正在发生，还是可能在未来发生？对于第一个选项，斯坦霍夫直言，我们所有人也必须承认：作为全球总体的劳动，肯定还没有获得对资本的自主。[63]顺便说，对过去20年在硅谷工作过的我们而言，坦率说，这一想法简直可笑。如果发笑是敏捷团队主管列入本周冲刺计划的议程，我那些在硅谷科技公司工作的朋友，一定得抽时间停下来笑一笑。他接着说，更可信的是，一部分非物质劳动者已经获得了某种有限的自主，也许只是暂时的。[64]
至于最后的选项，即劳动最终会获得完全自主，斯坦霍夫选择考察当今人工智能产业在三个方面的趋势，以穷尽半人马理论剩下的可能性（要么未来可能发生，要么根本没有半人马）：人机杂交、抽象协作，以及新兴自主。在第一方面，他承认非物质劳动的新生产力，使某些技术工人获得了特殊权限，例如选择如何完成既定目标，以及在敏捷开发方法下安排自身工作日进程的能力。但管理层仍能通过短会、追踪系统以及敏捷团队同侪间的问责，以确保遵守标准与时间规范，从而牢牢控制；这一事实仍然成立。[65]斯坦霍夫说，人工智能工作的生产力“仍严格受资本支配，即便控制形式已经去地域化”。[66]由于人工智能研究与生产继续由少数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寡头主导，很难想象这种所谓杂交能够导向自主。如果说人工智能工作有什么趋势，那就是资本继续吞并劳动的新生产能力。[67]
在第二方面，斯坦霍夫看到类似情况。更新“一般智力理论”，把非物质劳动者的创造和交往能力纳入其中，会导向如下主张：由于非物质劳动以网络和通信流的形式存在，集体知识既无处不在、又不在任何一处，因此，它最终无法被传统福特主义／泰勒主义管理技术控制。对此，斯坦霍夫再次回答，虽然非物质劳动的抽象交流可能去中心化，它仍由价值形式所结构化。[68]
考察今天人工智能工作的现实世界，斯坦霍夫在第三方面，寻找非物质劳动新兴自主的真实证据。然而，他说，人工智能工作呈现的不是新赛博格主体性，而是一波新的“去技能化、碎片化与自动化”，类似马克思对产业劳动的观察。他说，从“数据科学家与机器学习工程师的高技能工作，到为训练数据贴标签的幽灵工人的数字体力劳动”，资本的有机构成都在提高，却没有增强劳动抵抗的力量。[69]如果说有什么，机器学习（ML）与AutoML的发展表明，资本也许正在克服对活劳动的依赖。用户在端到端AutoML程序中点击按钮，看着一个可用的ML模型自动生成，“这远非与机器合为一体”。[70]斯坦霍夫总结说，人工智能产业“并未显现出后工人主义赋予非物质劳动的那些特质”。[71]
应当清楚的是，斯坦霍夫的分析几乎完全依赖“技术论证”，来确认或否定后工人主义关于非物质劳动自主潜能的主张。他以现实中似乎缺乏自主性正在出现的证据为依据，否定“强论证”，即非物质劳动“最终将获得完全自主”的断言。随后，他立即转向考虑最反乌托邦的替代可能，即资本通过其技术构成的发展轨迹，实现“资本的真正自主”。在这一反乌托邦选项中，“劳动与增值过程能够被规划、执行、完成，其结果重新整合进资本，而全都无需活劳动”；他说，我们将看到“一个市场之外无物存在的世界”，一种“资本主义与人工智能的目的论同一性”，因而是完全臣服的世界。[72]斯坦霍夫甚至推测，机器生产机器需要经过多少代，劳动的残余贡献才会微不足道，以至于“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人类仅仅成为机器世界的性器官［……］，而我们看到机器无产阶级化，其剩余价值能够被榨取”。但在作这种反乌托邦推测时，他跳过了较弱的论证，即通过非物质劳动带来的主体性有效变化，“能够获得”或“具有获得自主的潜能”。[73]
然而，如果后工人主义在“半人马与无产阶级机器”之间确实毫无可提供之物，也就是说不存在第三种选项，那么本章也就没有多少理由详细讨论它。幸运的是，后工人主义确实提供了另一个选项，我喜欢称之为“弱论证”；维尔诺以及哈特与奈格里都各以自己的方式探索过这条路径。关于非物质劳动的弱论证，把抵抗与拒绝前景的讨论带出了这一表面上的死胡同，并推进了我们在第16章停下的有关拒绝政治与可能的对抗性公众的讨论。
一般智力与自主公共领域的计划
在哈特与奈格里《帝国》开篇“生命政治生产”一节中，作者几乎顺带地首次提到后工人主义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在一批认识到生产劳动新性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作者的研究中”，他们使用“非物质劳动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等术语，“我们辨认出两个相互配合的研究项目”。[74]第一个项目，“分析生产劳动近期的变化，以及日益非物质化的趋势”。[75]第二个项目，分析“当代社会中活劳动直接的社会与交往维度”，从而提出“新的主体性形象的问题，同时考察其被剥削的状态与革命潜能”。[76]有人合理地担心，这两个项目的结合是否代表分析中一种有问题的断裂（例如保罗·汤普森[77]）；但显然，至少对哈特与奈格里而言，它们只是互补的，甚至可能处于一种可称为辩证的关系：“对活的非物质劳动的剥削，具有直接的社会维度［……］，它激活了那些培养不服从与反叛潜能的批判要素［……］；在新的价值理论之后，必须形成新的主体性理论。”[78]
因此，当我提到“弱论证”时，心中所指的就是这个“第二项目”。弱论证，不过是这样一种后工人主义版本：从知识经济带来的新阶级构成出发，考察臣属化与主体化两方面变化的影响，然后提出拒绝政治的可能性，以及出走的要求，也就是建立一个对抗性公众，替代我一直所说的职业伪公共领域。因此，弱论证的标志，在于主张：要论证一种从非物质劳动造成的新主体性中诞生的拒绝政治，无需设想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理论发生全面或彻底革命。
本章前面讨论过的维尔诺“一般智力”条目，已经明显倾向于支持这种关于非物质劳动潜能的较弱论证。维尔诺说，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通过非物质劳动，“一般智力与固定资本之间不断扩大的断裂”，在新的社会能力及其剥削两方面（即臣属化与主体化两方面），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已经针对新型支配“开启了对冲突条件的寻找”。维尔诺说，当社会关系越来越由抽象知识组织时，我们发现一种极端犬儒主义的总体社会处境，一种“团结萎缩、唯我论好斗”的状态；他说，这是适应（技术官僚式）行政装置畸形膨胀的结果，而行政装置正是一般智力的威权性凝结。因此，问题在于，能否调动这些新潜能，克服对“寻找实践的主体间基础”的犬儒式漠然，抗衡它们被迫服务于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及其职业伪公共领域的方式。用维尔诺的话说，问题是：“智力作为生产过程技术要求的特殊性质，能否成为一种全新、激进的民主与公共领域形式的基础，成为以国家为轴心的公共领域的对立面。”一般智力“只有在与商品生产及雇佣劳动的纽带被解除时，才能确立自身为自主的公共领域”。[79]
维尔诺阅读阿伦特：工作、智力与行动（再论）
自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以来，维尔诺以及哈特与奈格里，都继续发展各自的思想：在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暮色中，后福特主义的一般智力与非物质劳动，如何为一个焕新了的激进共和主义项目奠定基础。这些思想最充分的展开，见于维尔诺《诸众的语法》（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2003），以及哈特与奈格里《诸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2004）和《集会》（Assembly, 2018）。要展开“诸众”这一核心概念，再把它与其他试图恢复激进共和主义主权形式的项目相联系，是一项颇为庞大的任务，超出了本书范围。相反，以对维尔诺20世纪90年代中期短文〈精湛技艺与革命：出走的政治理论〉的最后几点思考作结，是合适的。[80]在这里，维尔诺再次提出后工人主义的核心问题：一般智力的兴起，即对公共知识及非物质劳动交往能力的征用，如何也改变生产／工作，从而带来集体政治行动的新可能，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出走的可能。
维尔诺的基本方法，是以阿伦特关于古代与现代“行动、工作与智力”的论述作为对照，来把握后福特主义条件下社会生活这些关键方面的新配置。既然本书已把阿伦特作为这样的对照，那么，以维尔诺在政治行动问题上与阿伦特进行的后工人主义交锋，来结束本研究，就很恰当；尤其因为，阿伦特论行动的一章，实际上是《人的境况》中我此前唯一尚未涉及的重要部分。
维尔诺的起点，再次是非物质劳动的地位。但这次，思考朝一个意料之外的方向展开。维尔诺提醒我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辨认出两类非物质／智力劳动：一种非物质活动产生与生产者分离的商品，另一种非物质活动的产品，则无法与生产活动分离。[81]第二类活动，在娴熟地表现活动本身时即得到完成，而不把它对象化为在表演之外、超出表演本身的完成的艺术作品。马克思在这里想到的，是演说家、教师、医生与牧师的活动中，那种作为工作的精湛表现。和从亚当·斯密以来的整个现代时代一样，马克思认为第一类属于生产劳动，地位高于那种严格说不具生产性的雇佣劳动。相比之下，精湛的非物质／智力劳动，几乎只是事后想到的补充，被笨拙地与服务工作并列。[82]
在思考这一标准现代论述时，维尔诺接着注意到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中的一组段落，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行动性质，以及前现代所认识到的、表演艺术作为精湛表现与伦理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阿伦特写道，表演艺术家（舞者、舞台演员、音乐家等）与政治行动者，都“需要观众来展示自己的精湛技艺［……］，都需要一个公开组织起来的空间来从事工作［……］。希腊城邦曾恰恰是这样一种政体：它为人提供一个显现空间，使人能够行动，提供一种让自由得以显现的剧场”。[83]维尔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中找到印证，引用亚里士多德：“作为德性行为的行动，其目的就在自身；而在生产中，生产的目的与生产本身有区别。”[84]维尔诺希望理解，后福特主义的一般智力以哪些方式改变了劳动／工作与行动。
因此，可以看到，阿伦特关于前现代政治行动与表演技艺关系的极不寻常论述，如何不可抗拒地把维尔诺引向更深入的反思：政治行动、劳动与制作（work，在阿伦特的特定区分中）之间的差异，以及她关于行动在现代遭贬降的论述；这一主题正是《人的境况》极具挑衅性地探索的核心关切。阿伦特在第5章告诉我们，言说与行动揭示作为人的人。通过言与行，“我们把自己置入人类世界；它不像劳动那样由必然性强加给我们，也不像制作那样受到效用推动”。[85]在结构上，人的行动与其他纯粹活动形式根本不同。在他人面前，“我们依自己的主动性开始某种新的东西”。行动、开始、奠基、统治（希腊语arché），这些显示了政治行动的独特性。[86]因此，纯粹行动关乎“开始某事”，也以同意外的联系为标志。她写道，新事物在自由中出现，仿佛奇迹。[87]但行动也充满挫败与巨大不确定性，因此不同于制作和沉思等更可靠的活动。行动者开始一连串事件，无法确知它们将通向哪里，因为人和老鼠最周详的计划，也可能遭遇意外。行为产生一种特殊负担，即不可逆转与不可预测。因此，“行动与承受，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行动者从不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是会对永远无法真正撤销的意外后果负有罪责；行为的意义，从不完全向行动者显露，而只向历史学家回顾的目光显露。[88]
阿伦特继续说，也必须认识到，行动作为自我揭示的基本形式，还关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东西（世俗现实）。作为行动者，以精湛技艺宣告自己在做什么、做过什么、将做什么，并对人类事务的开展作出决定，只有在公共领域，才最能持久而鲜明地发光。城邦应被理解为希腊人对如何维系行动的脆弱结构的解决办法。[89]有了一个永久空间，让人以言与行展示、见证卓越与声望，人类事务的脆弱性便得到稳定。城邦终结之后，阿伦特辨认出一系列后续解决办法，用于应对政治行动不可预测、不可逆转以及短暂／无名的一般问题。在罗马人那里，我们看到通过pacta sunt servanda（契约必须遵守），即信守承诺与私人契约的制度，使行动稳定。[90]还有宽恕力量的发现（在广泛文化影响的层面，她将其归于拿撒勒的耶稣）。[91]最后，在中世纪，解决办法是君主制；阿伦特说，它把公共领域限制在统治者一人的范围内，让所有其他人只顾自己的私事，从而排除了多元性本身。[92]
维尔诺之所以对阿伦特关于行动结构与历史的萦绕人心的叙述感兴趣，关键在于她对现代时期所谓“行动工具化与政治贬降”的论述，[93]因此值得再作一些概述。阿伦特说，在现代，那些依靠精湛表现的职业，评价相对低下，源于制作的人（homo faber）新近取得的优越地位，以及这个时代认为“人的产品”最重要的信念。在制作的人的时代，行动与言说被看作闲散的种类，公共行动则应首先依据其朝向更高功利目的的取向来判断。[94]她说，在交换市场这一公共空间会面的人，并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生产者相遇。呈现出来的是有待交换的产品，而不是他们自己；对于商品的这种首要公共关注，使自我异化。阿伦特说，为消除社会领域中行动的不确定性，现代的解决办法，是以制作取代行动，把行动能力引导到探索自然规律、制造物品等事情上。[95]
如维尔诺观察的那样，在阿伦特的叙事中，现代性混淆了劳动／制作、智力与行动这些不同人类领域之间的传统差异。工作在资本主义下发生转变，现代行动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但他指出，智力却大体没有变化。维尔诺说，阿伦特“断然拒绝公共智力这一观念本身”。[96]在她看来，“反思与思想（精神生活）与关照共同事务毫无关系”；而马克思却在一般智力概念中，勾勒了“智力进入显现世界”的过程。维尔诺说，通过这一讨论，马克思首次说明，劳动如何退到生产过程一旁，承担任务的监督与协调，并通过调动交往能力及其种种精湛表现的标志，成为社会协作的调节者。[97]
维尔诺同意阿伦特，今天政治行动的瘫痪，反映了行动、工作与智力之间区分的崩解，因为把它们分为“理论、制作与实践”的“惯常边界已经坍塌”。[98]但他的异议在于，工作与行动之间的分界究竟如何、又为何消失。维尔诺写道，阿伦特的立场“是现代政治实践把工作的模型内在化，因此变得类似制作，其产品是历史、国家、政党等等”。他宣称，这一诊断“必须倒转”。[99]
导致行动黯淡的，是工作与一般智力的共生。重要的“不是政治行动变成了某种生产，而是生产把行动的许多特权包含进自身”。[100]由于后福特主义生产过程要求精湛技艺，维尔诺说，后福特主义工作的群众智力特征，不断要求工资劳动者施展可能性的艺术，应对未预料之事，充分利用机会。因此，在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之下，不产生完成作品的行动，从一个特殊且成问题的案例，变成一般雇佣劳动的原型（戴维·格雷伯所谓“狗屁工作”）。[101]如此理解，政治行动的后果便开始清晰。维尔诺说，当工作具有类似行动的特征时，真正的行动就被看作“有所不及，或者多余的重复”。[102]由于行动比工作简单，或者与工作过于相似，其手段／目的结构如今显得比生产中的结构更贫乏，因此被视为较不值得追求的东西。当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成为政治时，“狭义的政治就丧失信誉，或者陷于瘫痪”。[103]
出走：缔结一般智力与政治行动的联盟
在揭示这些后果之后，维尔诺提出，发展一种新的政治行动模型；他说，这个模型将“恰恰从今天造成其阻塞的东西中汲取养分”。[104]他从两个假设出发。第一，“一般智力的潜能，必须成为我们重新定义政治实践的起点［……］；我们必须以智力与行动的联盟，对抗智力与工作的联盟”。[105]第二，虽然知识与生产如今的共生，产生了“服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极端合法化契约”，它也使我们得以瞥见非国家公共领域的可能性。[106]维尔诺说，从此，只有建立“一个非国家的公共领域、一个以一般智力为枢纽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覆。因此，把政治行动从当前瘫痪中解救出来的关键，在于“在工作之外，并与工作对立”，发展智力的公共性。[107]
与安德烈·高兹相似，维尔诺选择“出走”作为这一政治行动模型的名称。“出走”指一般智力、政治行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规模脱离，以及走向他所谓“智力的公共领域”的运动之间的联盟。[108]这一运动，是对后福特主义新型的工作、行动与智力交织取得主动权；“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承受这种交织”。维尔诺的写法，让人想起珍妮·奥德尔开启的古代犬儒主义现代复兴；他说，“出走”意味着“通过积极介入的撤离，建立一个共和国”。[109]
至于出走的主体是谁，维尔诺说，是“诸众”；它被理解为一种后福特主义公共智力，与国家根本异质。诸众分享一般智力，按定义就不可能汇聚成资产阶级人民主权的公意。他也称智力的公共领域为“众人的共和国”；它代表一种潜能，可以借助联盟、委员会与苏维埃等，实现“诸众的民主”。这些形式为共同行动提供政治表达，而这类共同行动本来就享有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权的公共性。[110]维尔诺进一步说，“只有为自己开辟出路的人，才能奠基”；[111]在文章剩余部分，他通过一份适合积极介入的撤离、作为奠基性离去的德性表，阐述自己版本的“后工作政治想象”。在这一拒绝政治的主要德性中，维尔诺提到激进的不服从（即发展一般智力中与雇佣劳动继续存在不相容的方面，如工人主义所做的）、不节制（充分发展非奴仆式精湛技艺的潜能），以及相关“抵抗权”的诉求。他说，共和国的建立避开内战的前景，却设定了无限制的抵抗权（ius resistentiae）。[112]
后工作政治想象与拒绝政治
在最后这一章，我试图把工人主义（包括后工人主义／自治主义）呈现为某种活的实验室，借此理解拒绝政治的动态，以及它与底层后工作政治想象的关系。所谓动态，我指一种相互作用：一方面，工人主义有助于验证后工作政治想象的基本概念要素；另一方面，工人主义在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斗争，可以看作一个棱镜，通过它，现实考量为这些概念加入酵素。
先从最切近的例子说起：维尔诺认为，后福特主义工作与一般智力的共生，使政治行动瘫痪；这与本文作为后工作政治想象一部分所提出的主张一致，即必须克服“职业伪公共领域”。此外，维尔诺呼吁出走，借助数字时代的新主体性，积极介入地撤离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在这里，我同样看到以下观念得到印证：在这一伪公共领域逐步崩塌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找到拒绝政治以及建立新的后工作对抗性公众的条件。若用不那么密集的概念语言表达，就是：如果资本正在抛弃其自身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那么，应该能够从新的主体性与阶级构成出发，拒绝它苛刻的条件，并发展替代性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立即浮现于脑海的，是其他人阐述的许多后工作想象：从作为重新分配工作、解放自由时间一部分的有保障基本收入，到员工股票期权计划（ESOPs），再到替代性食物网络（AFNs），以及我们可以用来鼓励工资关系之外新社会化模式的无数方法。
从马里奥·特隆蒂到后福特主义自治主义，工人主义在现实世界中的整体轨迹，也印证了后工作政治想象的其他要素。例如，为强化阶级对抗、赋能自主而提出的“资本与劳动的倒转”，与本书第一部对整套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教条的挑战十分契合。资本实际上是寄生于劳动身体之上的寄生物，这一观念，是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挑战。在后工人主义对非物质劳动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第二个主要概念要素，即贝拉尔迪所谓“新的认知无产阶级的暧昧处境”，或者我在这里概括为：必须细致理解数字时代雇佣劳动转变的含义与意义。
除了印证构成后工作政治想象的总体概念结构，反方向上的收获也同样重要。工人主义作为实际拒绝政治的经验，能告诉我们，把这些概念要素应用于政治实践时会遇到什么。例如，当我们思考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工作经验——它的不稳定、任意性、工作场所威权主义，以及收割个人生命权力的性质——也应留意20世纪60年代工人主义的经验。放在真实政治斗争的背景中，认识和理解这些条件，也意味着发展集体抵抗它们的策略与战术。这可能意味着运用数字时代“一般智力”的工具与能力，共享并解释共同经验（理解新的阶级构成）；可能意味着对现实工作场所的动态进行微观分析，以制定策略与战术；也意味着确认并反映重要的代际变化，以开展有效抵抗。此外，这还意味着，以社会科学方式评估数字领域产生的团结之限度，因为后工业社会的雇佣劳动者，不能依靠前现代共同体纽带的残余，来形成工人团结的基础。例如，当一些工人开始在Reddit发帖，说自己已告知潜在雇主，若无某种报酬，就拒绝参加超过20小时的面试时，实际会发生什么？这些事情的发展轨迹，迫切需要分析与批判性理解。
关于可以用来挑战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工作教条的各种文化批评，工人主义展示了真实社会介入的重要性：也就是创造工具、机制、机构、场所，以及公共艺术与街头表演，来传播这些批判性回应。除了20世纪60年代的情境主义国际、70年代末的爱丽丝电台及其他运动，还有80年代的文化干扰、90年代对TAZ（临时自治区域）的阐发，以及21世纪头十年的占领运动等例子。考虑到这些实践，工人主义教会我们，必须清醒理解“帝国反击”时会发生什么：当资本主义国家的正规与非正规力量受到威胁，开始调动庞大资源，对拒绝政治施压时，会怎样。在压力下，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运动，很快就必须直面工人主义所谓“组织问题”。面对各种反动挑衅，马克思列宁主义倾向出现；响应军事化的呼声，运动则发生分裂。因此，非先锋队式组织形式的问题，必须与政治想象的其他方面一道加以阐明，因为它不能留到“魔鬼出没之时”才处理。
今天，通过认识大辞职、安静离职等文化事件，我们看到一些迹象：当前这一轮资本技术构成的创新——实际上不过是资本通往摆脱劳动、实现自主梦想之路上的中途站——正反过来催生新的阶级构成。这种广泛却非正式的自发罢工式行为，能否成为大拒绝的一种形式，尚待观察。一旦获得自我意识，被认识为代际事件的新阶级构成，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变成通过斗争实现阶级重组的意志。后工作政治想象的各个要素，作为一个总体，正是把这一组零散迹象连接到真实拒绝政治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