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劳动与工作:一次哲学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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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使劳动去商品化,重新编织社会关系
界定“熟练”与“非熟练”的旧有等级似乎正在消解。有些人仍在等待进一步的变化,期待引入低碳岗位来替代失去的岗位,或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或彻底重新思考劳动的价值。
——内斯琳·马利克,《卫报》,2020年5月18日
我们究竟能不能清楚理解劳动与工作的区别?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告诉我们,每一种古代和现代的欧洲语言,都“有两个在词源上毫不相关的词,用来指称我们已经视为同一种活动的事物;即使这两个词始终被当作同义词使用,语言仍保留着它们”。[1] 阿伦特显然对此心存疑问。如果意思确实完全相同,为什么需要两个词?这里一定至少存在着某种缘由,因为现代语言顽强地保留着这两个说法。如果转而考察我们当代的日常用法,就能听见种种区分的回声;这些区分来自假设截然不同的各种语境,并流传至今。请看下面这个虚构的例子:作为一名白领专业人士,我去上班(work),到了那里,便坐在办公室里(我是一名办公室职员,office worker)。向窗外望去,我看见一些体力劳动者(laborers)在挖沟。午饭时,我未能按时回到办公室,因为参加抗议的雇员——他们是工会成员(因而也属于范围更广的有组织劳工运动)——正在设置纠察线,堵住了道路。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的活动被称为“工作”(work),挖沟者的活动却被称为“劳动”(labor)?是因为后者所做的事情涉及改造自然吗?还是因为这种工作被认为不需要技能?抑或主要是因为那个人是所谓的日雇工?另外,为什么有些雇员(通常被称作“工人”)由集体谈判来代表,另一些人的薪酬和福利却由市场估值决定?两类人不都是在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吗?是因为后面这些工作者被认为技能更高?还是因为他们作为领取固定薪酬的雇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属于管理层”?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模糊地感到,自己看待维生劳动、工资工作、受薪雇佣和无偿工作的方式有所不同;除此之外,还有一段复杂的历史,其中的其他考量也可能视情境而介入。例如,谈到熟练工作,就存在着为了使用价值而制作东西(大体上属于前现代活动),与为了交换价值而制作东西(现代、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经济)之间的区别。近代早期存在着把劳动划分为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熟练与非熟练、体力与脑力的观念;对于工作与闲暇以及/或者沉思的关系,古代与现代也有相互对立的观念。最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左翼运动还持续具有影响。在这里,我具体指的是马克思对“劳动”与“劳动力”的基本区分,以及他将工业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认定为革命变革的主体,由其使异化的雇佣劳动状态转变为无阶级社会乌托邦中的非异化劳动。
我要说清楚:我并不是说,人们从事各种工作的身份和经验(包括阶级的各种文化标记),对于我们为何作为农场工人、机器操作工、家具木工、金融分析师、工程师、护士和持家者往往彼此分立,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关系。例如,专业—管理阶层成员的生活围绕工作、工作、再工作展开,却又理所当然地觉得,劳工组织之类的事情离他们非常遥远,这背后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即使这些理由如今已远没有从前那么充分。然而,一个事实依旧成立:在当下这个资本主义交换的时代,几乎所有人之所以能吃上饭,都是因为有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了工资。如果从这个广义上说,所有工作都是雇佣劳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仍然对劳动与工作的不同,作出一系列彼此冲突的区分?
劳动与工作?还是我们所熟知的工作?
迄今为止,我基本上避免深究“劳动与工作”的关系,而是一直固执地使用一个新造的、由连字符连接的名词短语:“我们所熟知的工作”(work-as-we-know-it)。我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能以某种方式避开刚才描述的混乱。毕竟,当当代新自由主义工作机器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正在遭遇同一套日益悲惨的处境时,为什么还要陷入一场遗产横跨数千年的复杂概念争论?“我们所熟知的工作”代表着美国工作的新现实: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混合物,其中有后福特主义的不稳定性、高度金融化的企业、狗屁工作、新食利者体制下的债务苦役、专断的雇佣契约、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模糊不清的界线,还有绝非一点点的压力、焦虑、抑郁和绝望。
以这种方式聚焦于工作的经验,使我能够自由探究彼得·弗莱明的问题:“能不能将当代资本主义核心处的不可能性,在政治上激活,以反对并逃离工作?”到这里为止,我大体上一直认为,如今阻挡后工作政治想象,以及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及其严苛条款与条件的广泛拒绝的,只有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如果我们还想有希望辨认出一种新型、非传统的团结形式,一种有能力在文化层面拒绝我们所熟知的工作的团结形式,就也必须在克服围绕劳动与工作的那一大堆混乱方面有所进展。为此,我们需要转移焦点。我们需要能够准确说出,现代时期的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以此为基准来评估其边界与排除机制的意义,并理解当代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如何召唤出政治与社会反抗的新动力。在疫情条件下,情况变得更加尖锐;例如,对“必要工作者”的认定,正在颠覆当代所谓人力资本的等级体系。
重新思考工作,以超越劳工主义
要了解最近关于劳动与工作的观念交锋,可以看看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的《左翼应停止将劳动等同于工作》(“The Left Should Stop Equating Labour with Work”)。[2] 作为对英国劳工主义——数十年来争取管理层作出具体让步的事业——的总体批评的一部分,斯坦丁呼吁结束他所认为的“把工作系统性地歪曲为劳动”,并主张,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想停止在选举中失利,就需要在工作问题上采取更进步和/或更激进的立场。他希望扩大工作的定义,把人们在公域中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所有不同方式都计算在内,而不仅仅计算他们在雇佣劳动条件下的生产力。斯坦丁说,每天有偿照顾别人家的亲属三小时算是工作,而每天花六小时照顾自己的亲属却不算,这实在荒谬。不过,他说,这一切真正令人震惊的地方,并不是这种作为雇佣劳动的工作在当代新自由主义下占据主导地位,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大体上与中右翼政党共享这一基本立场。
左翼“将充分就业的观念供上神坛”,因而落入了政治陷阱,因为这样做,无非意味着“尽可能增加从事劳动、处于从属于老板的地位的人数”。在斯坦丁看来,“拥有一份工作,就能给人尊严、地位,以及融入社会的手段或对社会的归属感”,这种观念是一种有害的虚假意识。对大多数人来说,既然职位只是一种工具,“就没有正当理由把它们抬高到其他形式的工作之上”。此外,劳工主义事业在战略上曾经合理的那些条件,如今已经瓦解:越来越多的工作是在正规工作场所之外、在劳动时间之外完成的;而持续把创造就业置于环境之上,也常常让劳工运动在气候问题上站错立场。斯坦丁呼吁采取一种新的、非劳工主义的方法,使“并非劳动的工作的价值——通常称为使用价值——至少获得与劳动的价值——交换价值——同等的分量”。
总体而言,斯坦丁这番充满热忱的呼吁,有许多值得赞赏之处。但有些事情,至少从表面上看,仍相当令人困惑。例如,将劳动与工作如此彻底地分离,怎么能重新展开对一切雇佣劳动之异化性质的总体批判(他也希望借此反对劳工主义)?这很难理解。斯坦丁的基本假定是,“劳动等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相比之下,工作则更一般、更广泛,因而更具包容性,在意义上也更具有跨历史性。就其所及而言,这没有问题。工作应当被承认为不只是雇佣劳动。然而,将工作不公正地归约为雇佣劳动,实际上对我们的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不是一厢情愿就能消除的。毕竟,马克思的特定意图恰恰是将一切工作向雇佣劳动的归约,界定为一个必须通过政治行动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肯定具有社会必要性却无偿的工作的使用价值,同时不忽视它所构成的政治问题。当然,如果无偿劳动是工作,那么作为异化劳动的雇佣劳动,也同样是工作。我们必须同时顾及婴儿与洗澡水。所有这些又把我们带回那个必须回应的核心困惑:劳动与工作的关系。
阿伦特与劳动动物的惨胜
细读阿伦特影响深远的《人的境况》(1958),会看到对劳动与工作问题一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唉,也要复杂无数倍)。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她在这本书中的任务,是说明“人的境况最基本的表达形式”——她认定为劳动、制作与行动——如何在古代世界、中世纪,以及现代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3]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阿伦特对这些“一般人类能力”的关注,实际上服务于一个非常特定的目的。要真正理解她所说的,几乎必须倒着读这本书,因为贯穿全书的逻辑在本质上是一种回溯。在考察这片领域时,她想解释,为什么在现代,“劳动与制作之间的区分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劳动的偏重”,以及整个现代为何最终一致认同,是“劳动(而非理性)使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4][本节及下文论及阿伦特特有的区分时,work 译作“制作”,labor 译作“劳动”。]
现代“在理论上带来了对劳动的颂扬,并且在事实上导致整个社会转变为劳动社会”。[5] 通过追踪她所谓的 vita activa(“积极生活”,理解为劳动、制作和行动)相对于 vita contemplativa(“沉思生活”)地位的上升,阿伦特为自己的解释作好了铺垫:人作为 animal laborans(“劳动动物”),何以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作为 homo faber(作为制造者、工具制作者和世界建造者的人)的自身。[6] 要跟上贯穿全书的这段极其复杂的概念史,把阿伦特想成方块舞的喊令者,会很有帮助。在现代的舞台上,有一阵子,阿伦特喊出了 homo faber,于是舞者们绕身换位。接着,如同可怜的 contemplativa(她先前已在舞蹈中喘不过气,只好坐下来)一样,faber 也回到了自己的原位。然而,事情甚至还没有到此为止。阿伦特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理解一种她称为“现代世界异化”或“入世禁欲主义”的现象的起源和意义;她认为,这是现代的界定性特征。[7] 我早说了,这很复杂。
在本章及接下来的两章,我将把阿伦特《人的境况》中的论证,与成熟时期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Capital)中的观点进行比较,从而考察劳动与工作的关系。我们将看到,对阿伦特和马克思而言,现代事实上都已经把工作的概念归约为劳动(雇佣劳动)的概念。不过,尽管存在这一广泛共识,令人好奇的是,他们对于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却有相当深刻的分歧。在努力澄清这一共识/分歧的基础时,我也希望能涵盖劳动与工作这一概念动态关系中,大部分有意义的变化形态。本章主要阐述阿伦特的论证;第8章聚焦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我以一次哲学漫游的形式来探讨这个问题。我当然不是劳动经济学家,但我相信,面对边际主义的经济学假设,维护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具有充分的依据。[8] 然而,要论证价值理论本身持续具有的相关性,将会是另一项完全不同的事业。
阿伦特(一):论前现代的劳动与制作
读过《人的境况》的人,大多会记得阿伦特对劳动与制作之别所作的鲜明叙述。她提出的描述,勾勒了从古希腊城邦直到近代早期,劳动与制作关系的基本历史;其间只有沉思活动的地位在中世纪稍有变化。首先要理解的是,一开始,劳动与制作所指的区别,就是“劳动着的身体与双手的制作”之间的区别。[9] Animal laborans(作为“劳动动物”的人)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将自己的劳动与自然产物混合”;homo faber(作为制造者/制作者的人)则“制造并加工,而不是与之混合”。[10]
诚然,劳动有时看起来像制作。例如,耕种土地改变了地貌,在这个意义上,它留下了某种产品。但是,耕地并不是“本身即可供使用的物品,因为它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被劳动”。[11] 在这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正是这种特定的重复。阿伦特说,制作内含的潜在增殖,“在原则上不同于作为劳动标志的重复”。工匠的重复冲动,来自赚取维生手段的需要;因此,制作过程之所以反复进行,其原因其实是在“它自身之外”,这与“劳动所固有的强制性重复”有所不同。[12] 正是这种对自然循环必然性的贴近,让我们把劳动的重复感受为辛劳。古人认为,完全由必然性支配(只受自然规律和过程支配),与作为人而活动的状态相反,因为这样的生存缺少人类自由产物所具有的自发性。[13]
前现代对于劳动与制作的区分,起初会使我们无所适从,因为这种区分清晰得过于鲜明,也因为阿伦特的分析方法相当独特,不过那是另一个话题。相比之下,在现代,一切都被彻底搅混了:我们在市场上交换自然产物、有用的手工制品,也交换自己的劳动力——所有这些都作为商品来换取货币;为了满足需求和欲望,我们几乎购买一切所需之物。然而,在古希腊,尽管那里同样存在货币经济、物物交换制度,也存在奴隶劳动和维生劳动,laborans 作为“自然、土地的仆人”的意味,[14] 仍远没有像今天这样消退。
阿伦特不遗余力地试图说明,用拉丁文 animal laborans 来描述古人能够辨认的这种基本人类形态,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贬义。把从事某些活动的人称为劳动动物,与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从事另外一些活动的人称为理性动物相比,并不带有更多偏见。阿伦特也无意暗示,劳动在其身体运动、与劳动混合而创造的产物,乃至其重复性之中,不会产生满足。问题只在于:一个人完全被束缚在这种自然必然性的循环中,就没有时间或空间去做那些具有独特人性和自发性的事情(政治领域中的行动,以及对美、善、真的沉思)。
至于制作,阿伦特所描绘的 homo faber 形象,在她关于前现代世界的社会本体论中,也同样醒目。劳动动物的活动受到“身体感受、快乐或痛苦、欲望与满足”的指引;制造却是在“某个模型的指导下进行的,对象按照这一模型建造”。[15] 在这个意义上,指引制造者的东西(无论存在于心眼中,还是呈现为蓝图),先于实际的制作过程,“这与劳动者体内生命过程的迫切要求先于实际劳动过程,大体相同”。[16] 然而,重大的区别依然在于:homo faber 生产各式各样供使用的物品,而劳动动物的产品缺少她所谓“真正的物化”,即所生产之物具有持久性,因而“其存在一劳永逸地得到了保障”。[17] 她说,劳动动物的产品适合消费,而 homo faber 的产品适合使用。Homo faber “制造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物品”,[18] 因此,确实以所有这些耐用品为构件,造出了我们共同生活的人类世界。连同稳定的物体——我们据以确立一般的客观性概念(我看见面前这把椅子……)——阿伦特还希望我们认识到,这些物品的耐久性也成了现代财产概念的基础,而它们所被赋予的价值,则构成了商品交换市场的基础,使后者成为现代生活的主导性组成部分。
如果读《人的境况》读到这里便停下,那么,你确实会带走一种关于劳动与制作之别的答案。但即使阿伦特对这套古代世界的区分是正确的,这对于凝视着这面遥远镜子的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仍不清楚。毕竟,我们不是像夏尔的霍比特人那样,为物品的实用性而制造物品的单纯工匠。那么,阿伦特为什么如此费心地区分这些社会历史形态(Homo laborans、homo faber),尤其考虑到它们共存于同一个前现代世界,而且即使在希腊城邦中,二者的区别也并非极其显著?
请记住,在阿伦特看来,作为一个整体的积极生活(即包括满足基本需求、生活在人为建造的世界之中,以及与他人交往的复合体),代表着古代政治生活及其支撑条件。因此,在这幅描绘古代城邦及其后续时代中人类能力及相关活动的图景里,阿伦特真正想突出的,根本不是劳动与制作本身的对照,而是积极生活(包括劳动、制作和行动)与沉思生活的对照:沉思即 theoria 活动,古代和中世纪的知识世界认为它是人作为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活动层次。所以,对劳动与制作的最初界定,实际上是一种基准,只是解释过程的第一步:低微的劳动动物,如何最终在现代“登顶”,击败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政治人(homo politicus)和制作人(homo faber)等形象,终于独自成为人的界定性特征。
阿伦特(二):论独属于现代的劳动与制作
那么,按照阿伦特的看法,随着现代的到来,究竟是哪些剧烈变化如此改造了劳动与制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这一点:劳动与制作的现代转变,以某种尚不十分清楚的方式,涉及古代/中世纪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之间等级秩序的全面逆转。从大处说,她接着指出的这种逆转的原因,就是那些最常被视为通向现代本身的门槛事件:新教宗教改革、新大陆的发现,以及现代科学的兴起。[19]
- 就新科学而言,阿伦特似乎想说明,它的兴起如何使我们的朋友 homo faber 获得新的优越地位,并由此促成那场大逆转:人只有信赖双手的巧思之后,求知欲才能得到满足。对仪器和工具的依赖不断增加,[20] 随之而来的是,关注过程和方法,甚于预先给定的目的;[21] 自然知识的数学化;[22] 功用优先于意义。[23] 这些都成了现代的标志。因此,在启蒙运动早期,一个由这类工匠组成的社会推崇自然神论的“钟表匠上帝”,也就不足为奇了。[24]
- 阿伦特论述地理大发现时代的那些段落,是全书最奇特的内容之一。发现美洲,如何支持我们正在讨论的趋势?她说,是缩小。整个世界被绘制成地图,因而被压缩为一个确定的量;世界由此以某种方式祛魅,并与其他将 homo faber 推到前台的因素相互契合。[25]
- 她关于宗教改革作用的看法,主要涉及普遍的现代劳动阶级的兴起。宗教改革打乱了北方国家经济生活的传统模式,其影响最终传播到各处。这一过程始于对教会财产和农民劳动的征夺。对群体身份的征夺与世俗化改变了劳动,创造了第一个普遍的工人阶级,而这是资本主义广泛积累的必要条件。[26]
她关于“劳动动物”最终获胜的其余大部分论述,关涉的是:在新近取得优越地位的积极生活内部,homo faber 兴衰的更直接原因。阿伦特认为,积极生活新获得的声望,理应抬升的是制作人,而不是劳动动物;这看来颇为合理。然而,沉思生活被挤到边缘,实际上已包含了制作人灭亡的种子,[27] 最终解释了为什么他只能像某个注定灭绝的阿法南方古猿一样,昂首阔步地登场一小会儿。
她写道,从世界建造者向主要充当工具制作者的微妙转变,也包含了手段凌驾于目的的逆转,因此,homo faber 制作的“最终产品”,“不再是真正的目的”。[28] 有用性成为制造的目的,取代了被理解为沉思对象的指导模型。最后,她说,“现代历史的转折点到来”,是“有机生命发展的形象,取代了钟表匠的形象之时;钟表匠必定优于一切以他为原因的钟表”。[29] 因此,这第二次重大逆转涉及过程概念的演变,“它的概念与范畴,完全不属于 homo faber 的需要与理想”。这组关于“制作人的兴衰”的关键段落,推进得相当迅速,也相当难以理解。就目前的目的而言,只要说,根据阿伦特,“制作人的失败,也许可以用现代科学的进展来解释”,就足够了。[30] 我们不必花更多时间来拆解这一点,因为正如她自己指出的,制作人消亡的原因并非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有待解释的是,为什么这次失败以劳动动物的胜利而告终。”[31]
如果读《人的境况》不够仔细,人们可能会以为,人作为“劳动动物”最终无处不在,是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竞争者屹立不倒了。有点像小型哺乳动物之所以统治地球,是因为霸王龙都躺在沼泽地里慢慢变成化石。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广泛叙述那些导致独特现代意识形成的门槛事件的同时,阿伦特也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劳动与制作,主要是被资本主义改变的。
阿伦特与现代对劳动力的发现
最初,在近代早期,劳动与制作的关系,看上去与古代观念很相似。例如,在亚当·斯密和约翰·洛克那里,你会看到工作被描述为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与先前的区分一致;同时期其他政治经济学作家则谈论熟练与非熟练,等等。然而,也能看见一些重大变化正在发生;阿伦特指出了这些变化:
- 请回想,homo faber 在建造整个人造世界、也就是我们过社会生活的世界时,如何为洛克提供了他阐述现代私有财产概念所需要的耐久物体。
- 也请回想,homo faber 在生产可供使用之物时,也逐渐开始在市场上以之换取货币,从而为斯密提供了“他为交换市场所需要的价值”。
- 最后,再请回想:宗教改革之后,由于它所产生的复杂历史效应,我们首次看到,随着普遍的工人阶级出现,劳动发生了转变,而这又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
把这些线索连起来,我们便能看到,阿伦特正在描述:建造世界、制作工具的 homo faber,如何通过制造各式各样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启动了一连串对劳动产生决定性改变的事件。对 homo faber 而言,“劳动力只是实现必要的更高目的——即一件使用物品或一件交换物品——的手段”。[32] 但一旦我们确实走出了我喜欢称为“夏尔”的地方(那个以制作使用价值为特征的神话般前现代世界),进入交换市场,就会发生某些事情。首先,为工资而照料机器的半熟练活动,把先前的制作变成了劳动,而“以电力为特征”的自动化阶段强化了这一趋势。按照阿伦特的说法,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旧有手工艺的巨大扩张和延续”,“homo faber 的范畴[……]不再适用”。[33] 一旦 homo faber 为赚取维生的钱而反复制作东西,她或他就变成了劳动者:“在一个交换占据首要地位的社会中,劳动者成为财产所有者,成为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34]
由此可见,在“劳动与制作的区分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对劳动的偏重”的时候,这一转变显然不只涉及制作,也涉及劳动。古代劳动“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但在现代,阿伦特说,“即使劳动的产品并不持久,它也具有生产力”。[35] 劳动之所以看似压倒了制作,是因为伴随教会财产和封建佃农获得解放的,还有别的东西。现代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劳动阶级”,[36] 而劳动力本身固有的力量也得到了释放(强调为我所加)。[37] 各种制作者与劳动者“同样成为财产所有者”,恰恰因为除了已经生产出来的有用物品之外,他们还拥有别的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的东西:他们的劳动力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因此,他们在与雇主订约、于一段时间内从事工作时,提供了资本主义企业所需要的抽象劳动。
阿伦特写道,市场资本主义标志着这样一种转变:从以使用价值来理解的 homo faber,转向交换价值条件下的异化雇佣劳动。[38] 这似乎与马克思完全一致。然而,她似乎不愿意像马克思那样说,这种转变才是真正关键的发展,足以解释为什么在现代“劳动与制作的区分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对劳动的偏重”。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与制作,事实上将各种各样的工作归约为雇佣劳动,那么,她为什么又把它与现代意识的其他种种转变并列,仅仅降格为一个共同因素?《人的境况》中与此有关的关键表述,原来是下面这句话:“世界异化,而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自我异化,才是现代的标志。”[39] 我将在第8章解释:作出这一表述时,阿伦特显然选择了马克斯·韦伯,而非马克思,作为统摄全书的思想天才,尽管她的主题是现代劳动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精神”本身。
在形式上,阿伦特极其复杂的叙述,依赖于效应史:展示各种事件与趋势,如何通过始料未及的因果传承线索,解释重大的概念转变。她对这种跨历史批判的偏爱,与她对古希腊政治的崇敬有关,也与其反面有关,即她全盘拒绝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与意图。这种对城邦的崇敬(以及与此相关的、缺少一个能发挥作用的现代社会概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她一方面可以毫不拘束地欣赏马克思,将他的思想融入自己的叙述,另一方面却又拒绝追随他的引导。
马克思论抽象劳动与社会支配
阿伦特和马克思一样,说现代把工作归约为劳动;她还说,马克思对劳动力的论述,是“他整个体系中最富原创性、最具革命性的要素”。[40] 她也认识到,制造业社会的兴起,带来了一个劳动社会:这个社会评价人,并不把人当作人,而是“根据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履行的职能”,[41] 也就是说,把人视作商品。那么,考虑到两人最终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应该如何理解阿伦特与马克思关于现代劳动与工作的表面相似性?为弄清这一点,描述马克思成熟时期劳动理论的几个关键方面,以此回应阿伦特,是有益的。为此,在这三章中,我遵循了一些著名批评者的洞见,他们倾向于透过马克思后期著作的棱镜,来理解他的整体思想;其中包括路易·阿尔都塞、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哈里·布雷弗曼、迈克尔·赫德森,尤其是莫伊舍·波斯顿。[42] 最后看来,阿伦特之所以与马克思分道扬镳,主要是因为她未能充分把握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即他在《资本论》中所谓“那种极其特殊的商品”——的论述的全部意义。[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