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千禧一代拒绝我们所熟知的工作的前景
这个段落位置已不存在。请使用目录或当前章节查找内容。
如果千禧一代与众不同，那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改变世界的方式，造就了我们这样的人。
——马尔科姆·哈里斯，《如今的孩子们》
在这一系列关于工作未来的章节文章中，我一直思考：对我们而言，寻找拒绝我们所熟知的工作的方式，并开始想象“工作可以是什么样”，意味着什么。这类社会政治想象，往往把读者悬置于希望与绝望之间危险的间隙。因此，反思千禧一代的处境尤其重要。就工作未来的一切实际问题而言，他们（连同Z世代）才是真正悬在日益不可忍受的现在，与一个根本不同的未来之可能性之间的人。
关于千禧一代，已有大量糟糕透顶的文字。在《如今的孩子们》（Kids These Days，2017）导论中，马尔科姆·哈里斯写道，在他自己的书之前，关于千禧一代的主要著作讨论的都是“他们智力的退化，或如何在工作场所管理他们”。[1]他接着说，较短的文章则往往痴迷于他们的恋爱／性生活（假定为发育不良）、工作伦理（假定为缺乏），以及他们使用技术的方式如何改变文化（假定为变坏）。在《千禧一代如何成为倦怠的一代》中，安妮·海伦·彼得森指出，过去十年，“千禧一代”这一词几乎专门被用于描述“年轻人出了什么问题”。[2]鉴于他们出生于1981至1996年之间（她的文章发表时，年龄为二十三至三十八岁），她认为早该更深入理解与千禧一代有关的事情。
为此，彼得森首先转向内心，审视自己所谓的“杂务瘫痪”和“决策疲劳”，并将其认定为这一代人整体上“无法完成看似基本任务”的一种表现。她说，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一特征实际上处于千禧一代“娇生惯养、懒惰、不善于当成年人”的名声之核心。随着千禧一代长大，时间见证了一个颇为惊人的真相：从幼年开始、有方向而不懈的自我优化努力，造就了一代人，他们带着年长劳动者急性倦怠时所伴随的症状：“为什么这些日常小事我都做不完？因为我倦怠了。为什么我倦怠了？因为我已经把‘应该一直工作’这一观念内化了。”
彼得森补充说，除了似乎无法完成一系列“高投入、低回报”的任务，千禧一代中还发展出一种普遍心态，带来严重影响。这种心态涉及“认识到你曾被告知、并最终自己也相信值得付出的一件事——值得为之贷款、劳动、自我优化——其实不值得时，所付出的心理代价”。那么，该怎么办？更多自我优化不可能是答案。彼得森正确指出，不能“靠度假修复倦怠，也不能靠生活小技巧修复它……没有解决办法”。她半开玩笑地总结：“在资本主义制度被革命推翻之前，或无法推翻它时”，似乎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来减轻或防止千禧一代的倦怠。“个人行动不够。仅凭个人选择，不能阻止地球死亡，也不能让Facebook停止侵犯我们的隐私。”最后，她坦承：“除了更诚实地面对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做什么，以及为什么，我没有行动计划。”
千禧一代与人力资本的培养
哈里斯在《如今的孩子们》中，自己也早已提出了类似的挑战：“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新文化与行为的近因。”如果千禧一代与众不同，“那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改变世界的方式，造就了我们这样的人”。[3]因此，他写道，通过研究千禧一代产生的历史环境，我们就能开始理解，“不仅为什么我们是现在这样”，还包括“我们以这种方式存在，符合谁的利益”。[4]
不难猜到，主要推动力原来是新自由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哈里斯说：“资本主义改变生活，原因就像人要呼吸：它必须这样才能生存……它拼命寻找一切尚未为最大化利润而被重新设计的东西。”而近来，“这个系统已经开始过度换气”。[5]因此，要理解千禧一代的处境，就必须沿着一条约束的连线追索：新自由主义资本的要求如何改变工作体验，而这一变化又如何提高养育孩子的利害关系，要求人力资本最大化，以便在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中成功。
带着这一认识，哈里斯在《如今的孩子们》中，沿着这条约束连线，穿行于育儿、学校、刑事司法制度、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等制度之间，为自己的世代勾勒某种思想传记。哈里斯说，当我们“审视美国年轻人生活中的主要趋势”，并且“认识到量变已经构成一种质的断裂，其后果我们尚未充分理解”时，深入理解千禧一代处境的必要性才真正显现。[6]因此，现在更好地理解千禧一代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理解正在展开，而这可能对我们其他人产生影响。千禧一代“代表着一片严肃对抗已经开始的人口领域”。他所指的斗争，正是“一小撮精英能否维持他们留在高位所需的社会控制”。如果美国正走向全面的反乌托邦，“它首先必须经过我们千禧一代”。要么千禧一代成为第一代真正的美国法西斯主义者，要么他们成为把寡头集团推下悬崖的人，“而我们将成为第一代成功的美国革命者”。[7]
在简要浏览哈里斯论述的几个关键方面之前，我必须先坦承，多年来，我本人一直主动地拒绝理解千禧一代，而且并不友善。在与千禧一代有密切私人交往时，我总体上觉得他们脆弱、自我中心、缺乏好奇，而且极不善沟通。在工作场所观察他们时，我认为他们觉得一切理所当然、不愿或不能随机应变，总体上是一群毫无幽默感的书呆子。我此刻说这些，出于深刻的悔意：无论我对拒绝我们所熟知的工作的前景抱有什么希望，如今我都认识到，这些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因此，彼得森完全正确：是时候停止轻易嘲弄、向下打压，以及代际性的品格抹黑了。千禧一代也许确实在某些决策上有困难，比如管理小事。但如果哈里斯是对的，这一代人是某种转折点，那么更有道理的做法，是关注他们可能如何处理“大事”；无论如何，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历史抉择，将在他们当家的时代作出。
儿童工作“教育面具”之下
近年来，只要你多少接触过家长和孩子，就会知道许多学童的家庭作业负担变得多么惊人，尤其对于残存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专业—管理阶层（PMC）的子女，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学校。想想那些小得可怜的孩子，背着大得吓人的书包，像月球表面的阿波罗宇航员般，僵硬地摇晃着走在街上。依据桑德拉·霍弗思的社会科学研究，哈里斯说，1981至1997年，六至八岁小学生用于学习的时间猛增146%；1997至2003年又增加32%，同时在校时间增加19%。[8]面对这些及其他统计，哈里斯问：“为什么、又如何，21世纪的孩子被要求接受比前辈更多的训练……〔而且〕一代人在成长中被训练解决问题，游戏却被排除在外，会有什么后果？”[9]
哈里斯说，如果想理解美国孩子为何“发现自己工作过度、游戏不足、获奖无数而疲惫不堪”，只需问几乎任何一位家长或教师，就能得到答案。人人都会告诉你，美国正试图打造一代“经过超级充实培养的读者、写作者、合作者与问题解决者”，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要求”。[10]但这样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不断变化的世界的要求”这一说法下，究竟潜伏着什么？哈里斯说，要真正理解“这种工作的强度与持续时间为何失控地加速”，我们必须揭开他所谓“教育面具”，“看看儿童的工作，才能把握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广度”。这很必要，因为雇佣劳动的全部要点，是在工资之外生产额外价值，因此多少能够追踪剩余价值的去向；儿童学校工作则不同，“我们不衡量学童的产出与工资，而衡量成绩、标准化测试和学校奖项”。[11]我们知道产出大幅增长，但如果没有人获利，那么这些增加的生产去了哪里？换句话说，这些可爱的小工人用高效的小手，究竟在加工什么？答案就在我们说“上学就是你现在的工作”时的含义中。孩子们工作时，所加工的当然是他们自己的工作能力。
你也许会说，一向如此。受薪者挣钱，学生得到成绩，最终成绩变成钱；即使不是钱，也会变成选择或更好的人生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这确实正确。但变化的是，“人力资本的发展成为学生隐形劳动的蓄积池”的程度，[12]以及“人力资本的逻辑如今已成为美国教育体系的基础”这一事实的深刻意义。[13]因此，我们所见的加速，或者说“教育军备竞赛”，源于新自由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加剧的经济两极分化。当家长普遍相信，“表达关爱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孩子当作“不断升值的资产”时，一系列后果便随之出现。
由于落到经济与社会不平等分界线“错误一侧”的后果越来越严重，父母采用极端规避风险的养育方式：孩子只接触“筛选过的同伴、审查过的活动，甚至批准过的零食”。[14]玩耍约会依据“潜在的社会与文化资本”来选择，因此也变得类似工作；哈里斯说，那种并无充分现实危险依据的、围绕安全问题弥漫的紧张感，渗入他们幼小的大脑。哈里斯总结，“把风险管理应用于人，而非一堆堆钱”的结果，[15]是养出感到无聊、难以控制情绪的儿童与年轻成人。他直言，今天的孩子“可证实地比过去更痛苦”。[16]另一组后果则围绕这些努力无法产生预期结果时发生的事情展开。在整体能力提高的条件下，个人在总体结构中的议价地位却只会削弱。简言之，额外的工作没有带来承诺中的更高生活水平：千禧一代是第一代生活状况比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还差的人。
人力资本逻辑的现实是，最终它主要服务于公司，以及公司把培训成本负担转嫁给受训者的动机。哈里斯提醒我们，新员工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已经积累的人力资本越多，对雇主而言风险就越低。美国资本主义的方向，是将总体负担先转嫁给国家，再转嫁给家庭，最后转嫁给孩子自己。至于孩子，尽管年纪尚小，却最终活在我此前所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悖论”之中，这些悖论威胁着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平静的表面。他们被告知，自己的工作不是工作，而是学习；但也被告知，学校就是他们的工作——至少在有人提到组织起来之前如此，到了这时，他们又变回学生，而非劳动者。[17]他们被教导使用可以减少工作时间的工具，却没有真的减少时间，因为这些效率指标实际上都在于使他们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中高效的劳动者。最重要的是，他们被告知，做这一切是为了确保更好的生活，但实际也并非如此。哈里斯问，如果他们做这些不是为了确保美好生活，“那又是为了什么？”[18]要完成理解，我们还必须看看千禧一代开始长大后发生了什么。
大学贷款与千禧一代的人力资本
要认清接下来发生的事，必须记住刚才描述的轮廓。对千禧一代学童而言，收入两极分化不断加剧，推动人们越来越强烈、越来越集中地培养儿童人力资本，以应对大幅提高的经济与文化利害关系所提出的挑战。千禧一代进入大学时，这一总体算式实际上被加倍押注，尽管参与者与环境有所变化。与千禧一代童年的故事一样，困扰大学年龄千禧一代的“社会悖论”的最终驱动因素，是晚期资本主义对作为公共善的教育撤资，以及随税率下降而发生的负担转移。哈里斯说，在千禧一代成长期间，学生及其父母对高等教育价值的信念，基本没有减弱。如果承担债务的意愿可作为指标，那么可以放心地说，这种信念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然而，实际工资继续下降，就业不足继续上升。结果是，“历史上负债最多的一代人，却没有摆脱债务所需的可靠工作”。[19]
在关于大学的一章，哈里斯不屑于他所谓“标准叙事”，即“政府支出削减使高等教育变得更差、更贵”。他说，州拨款的减少，未呈现与学生成本上涨相称的撤资幅度：[20]“1979至2014年间……四年制大学的学杂费……私立学校上涨197%，公立学校上涨280%，涨得比房价、医疗费用，实际上几乎一切东西都快……也许石油除外。”[21]公立大学则与哈里斯相反，为急剧上涨辩护，指出许多代学生实际上多年来一直享受极其优惠的安排；最近公共拨款遭到大幅削减，而州的各种合规要求继续增长，这才驱使学校疯狂投资于教学质量之外的事物，以寻找新的现金来源，因为“学校向家庭收取高等教育费用已达到上限”。[22]
关于这些影响，我相信哈里斯大体正确。“争夺学费、拨款与私人合作伙伴”，确实已成为当代大学管理的驱动目标。争夺州外和国际学生等“高价值客户”，也确实迫使学校投资各式各样的东西，尤其昂贵的资本项目；寻钱的过程促使它们雇用高薪专业人员，包括辅助的商业分析师、IT人员和人力资源人员。但没有必要进一步争论教育成本急升的原因与动机，因为这不是本章重点。不论对因果关系如何作出公平权衡，净结果都一样。教育者和管理者，像上一节那些千禧一代儿童的父母一样，使负担得以转移给学生，因为他们共同坚信：获得优质大学教育仍是一笔“好投资”，日后必然带来回报。
这里，我们终于抵达对千禧一代童年时期有指导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大学时期同样投资之间的主要差别。为了作这些好投资，学生需要现金；哈里斯写道，“债务是跨越缺口的桥”。[23]解决这一现金紧缺问题的办法，不是让大学更负担得起，也不是改变迫使大学钻进死胡同寻找无上限收入的条件。相反，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口号变成了“普遍可及”。大学应向所有人开放，形式则是实质上的次级贷款。这一切为了支付急升大学费用而设计的庞大放贷，产生两个结果：借款条件实际上年复一年为美国政府带来可观收入；以及一场全国性的学生贷款债务危机，未偿余额达1.4万亿美元。不过，哈里斯不忘指出，学生贷款危机与住房债务泡沫的重大差别在于：按揭危机中，房主可以一走了之。[24]但大学学位的价值只存在于人力资本中，你无法像把房子丢给银行那样抛弃学位；学生贷款“没有到期失效之日，催收者可以扣押工资、社会保障金，甚至失业救济”。[25]
工作中的千禧一代：“我们已成为不稳定性”
我们乘坐色彩鲜艳的小船，游览千禧一代性格的形成过程，静静驶离大学之地，进入工作世界。此刻，短暂停顿，再次回顾哈里斯迄今为这一代人所写传记的基本轮廓，会有所帮助。请记得，那些年幼的千禧一代，像小小的成长资产般被养育，接受引导去培养人力资本，其方式使他们区别于前代。再回想他们上大学时，在同样主导逻辑的支配下，被诱导以未来的自己作抵押，背上高风险贷款。哈里斯写道：“高等教育，除了其他方面”，如今还是“一种经济制度，从数百万年轻人尚未付出的劳动中，榨取日益荒谬的巨额金钱”。[26]
你现在也许会问：好吧，但最后会怎样？下船之前，我们还得考察工作阶段，思考这一代人可能有什么未来；他们很快就要超越婴儿潮一代（可怜的X世代从未有过机会）。这最后一次穿行哈里斯《如今的孩子们》，目的并非仅仅重述一组总体条件，以证明普遍拒绝我们所熟知的工作的努力有理。这些条件别处已描述过。我们在这里具体想捕捉的，是对千禧一代而言，我们所熟知的工作的体验究竟是什么样。为此，必须像理解“童年”和“大学”一样，把“工作”理解为千禧一代“人生道路的阶段”之一，并将它与贯穿整个千禧一代体验、如阿里阿德涅线团般引路的总体命令联系起来：最大化人力资本。
首先，必须认识到，打造了千禧一代特有童年——通过优化来确保“获得良好职业结果的最佳机会”——并引导大学生以未来劳动抵押获取高风险贷款的同一力量，也推动了全面的工作强化。正如私募股权公司“扭曲、裁剪公司，塑造成想要的形状，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外包和增加工作量赚取数十亿”，哈里斯写道，“它们也把年轻人塑造成所有者与投资者所要的形状”。[27]无论是拥抱抹去工作时间与其余生活区别的新技术，还是侵入性地管理从如厕休息、睡眠安排到情感投入能力的一切，千禧一代都成长为“对资本市场需求高度敏感”的人。[28]
为了说明什么使市场逻辑得以强行进入劳动者整个日常生活，哈里斯恰当地把“不稳定性”置于前景。尤其对千禧一代，就业变得更不安全，建立在任意解雇与限期契约之上；工作时间的观念本身日益失去意义，岗位责任通常与报酬及认可不相称。总体而言，做千禧一代劳动者，意味着“用更少做更多，而雇主付出更少、得到更多”。[29]而且，既然“休息与恢复作为经济增长和盈利组成部分的任何内在必要性，都已不复存在”，千禧一代便“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在线”；这不仅是一种毫无吸引力的生活方式，也必然造成严重的心理社会影响。[30]这是哈里斯希望我们理解的、有关千禧一代与工作体验的主要事情之一：既然不稳定性概括了美国岗位性质的变化，“年轻人就像棚架上的藤蔓，绕着这种改变了的劳动结构卷曲生长。我们已成为不稳定性”。[31]
这一切意味着，千禧一代一旦进入成年劳动力队伍，我所谓“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悖论的亲身体验”便继续下去。他们一生都被告知，要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为了迎接变化的世界而背负高额大学债务之后，他们发现，在以技能为基础的信息经济中，自己的高生产率只帮助企业部门削减劳动力成本。哈里斯说：“劳动者越出色，我们投入越多金钱与时间积累人力资本，工作就变得越糟。”[32]
吃着小金星长大
如果你出于某种理由认为，千禧一代的不稳定性体验其实并无新意，请想一想大学实习的近期历史。如果你年纪够大，大概记得若干年前，多数这类实习是带薪的，差不多相当于入门岗位的工资。后来，在教育面具掩护下，它们大多变成无薪，进而全面削弱入门岗位。哈里斯的书出版以来这几年，如今已常常看到：实习生必须向公司付费，才能获得积累宝贵人力资本的特权。不相信？看看求职网站。尽管如此，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无薪实习本身会带来更有利的就业结果，尤其对那些通常填补这些职位的低收入学生而言。哈里斯写道，这标志着期待已遭摧毁：“入门劳动者相信，自己的筹码只够要求当权者把他们的劳动记录在案”，而不是“谈判工资……只有吃着奖励小金星长大的一代人，才会这样想”。[33]
这里，我们看见哈里斯开始进行急需的“千禧一代自我批评”。如果要从记录千禧一代的处境——我们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走向预测一个可能不同的未来，这项工作必不可少。若“没有一代愿意自行承担培训费用的美国年轻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基本问题在于：根深蒂固地争取任何个人优势的本能，非常适合培养高成就者，却不太适合让整整一代劳动者处于有利的议价位置。他说，那种“鼓励每个孩子充分发挥潜能”的竞争性童年环境，“破坏了团结的可能性”。[34]那些“从婴儿期起就被训练，要以全部潜力出类拔萃、竞争取胜”的孩子，很不适合传统工会战术之类的事情。千禧一代的问题是：“我们是完美的工贼。”[35]
哈里斯与拒绝政治
我必须说，就我自己而言，“完美的工贼”绝不是我希望留下的名声。事情必须这样发展吗？千禧一代的处境，是某种昭昭天命吗？哈里斯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作为成熟劳动力的一部分，千禧一代受到“结构、法律、情感、文化与思想上的劝阻，使他们不要为作为劳动者的自身集体利益组织起来”。[36]但正如他也指出的，团结其实能够通过实践学会。如果年轻人“拒绝为自己的就业准备支付时间、努力与债务，雇主就会被迫拿出一部分利润，培训劳动者掌握公司所需的特定技能”。[37]
因此，在当前千禧一代处境、我们所熟知的工作现实，与拥抱某种拒绝政治之间，横着沿当前趋势线推演所得到的反乌托邦前景。在结论部分“坏未来的七个迹象”中，哈里斯给出几个画面，呈现他认为如果没有太多改变，事情将走向何方。既然我想登上希望的列车，就不一一列举了。只须说，哈里斯大体切中要害，尽管他整个分析对于阶级与种族差异缺少必要的敏感性（有一节关于性别差异与千禧一代工作体验的论述相当好）。《如今的孩子们》以某种对拒绝政治的呼吁收尾：“如果我们幸运而勇敢，美国千禧一代将以一个选择为特征。我们要么延续交给我们的趋势，实现一个糟糕的未来；要么拒绝它，斩断界定我们集体的趋势线之结。我们这一代千禧人，有责任把已经被塑造成的自己，变成别的东西。”[38]
当今代际拒绝政治的理由
《如今的孩子们》论证，千禧一代——连同正在成年的Z世代——应被视为某种转折点。哈里斯说，无论如何，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历史抉择，将在他们当家的时期作出。作为专业—管理阶层千禧一代的代际传记，哈里斯的书列出了一组体验，看起来使这一群体至少原则上准备好参与一种激进、跨阶级的拒绝政治。不过，在这样做时，他留下一个开放问题：相对于传统阶级斗争政治和／或身份交叉性政治的各种调子，代际政治本身是否可行？代际政治可行吗？还是我们应像安德鲁·哈特在《雅各宾》中的说法（下文将讨论），把它仅仅视为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愚人的社会主义”？[39]
不必找得很远，就能发现怀疑代际政治的理由。世代转瞬即逝。他们觉得自己特殊或独一无二，建立在集体青春时期的宣言之上；那时，塑造了前代的社会经济力量还没有机会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因此，反论是：代际政治虽然“充满喧哗与骚动”，却往往自行消散，最终“毫无意义”。这样想，使我记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电视剧《顽童乐队》的主题曲：年轻的淘气鬼们唱着介绍自己，忽然严肃起来：“我们是年轻的一代，我们有话要说。”70年代末，我在重播中观看它，缺少原本的社会背景，我记得自己很困惑。我心想，这当然很好，但你们究竟有什么话要说？这些疯疯癫癫的胡闹中，究竟有什么信息？
这种怀疑也让我想起查理·卓别林《大独裁者》结尾的“正式演说”。那位犹太理发师冒充独裁者阿登诺伊德·欣克尔，抓住机会，在托曼尼亚聚集的人群前热情捍卫民主。他说，他不想统治或征服任何人，相信生活能够自由而美好。他说，问题的根源是贪婪，是“使我们犬儒的知识，使我们冷酷无情、让仇恨毒害世界的聪明”。那么，该怎么办？他说，不要绝望，“因为人的仇恨会过去，独裁者会死去，他们从人民手中夺取的权力，将回到人民手中”。“只要人会死，自由就不会消亡。”[40]因此，在死亡、再生与更新的自然代际周期中，希望始终存在。由于人必有一死，以及我们的诞生性所带来的更新之泉，便没有必要建立代际政治，因为事实上，每一代都必定取代上一代。世代的工作，就是在舞台上趾高气扬、焦虑不安地度过自己的片刻，然后，幸而，再无声息。
哈特：反对代际政治
安德鲁·哈特提出一种更具体的反代际政治论证。他说，这种政治的问题在于：它必须依赖的那些“代际寓言”，实际上是“未经证实的陈套”，几乎不过是“即兴喜剧中笨拙的刻板印象”。[41]哈特随后提出两个主要论点，第一个是方法论上的反对，第二个是道德上的反对。就第一个而言，他说，今天被称为“代际政治”、经常出现在千禧一代处境的网络讨论中的东西，源于比尔·施特劳斯和尼尔·豪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十三本系列著作中推广的一套非正式历史解释理论；两人与《国会台阶》的名声相联系。这些书的标题包括《千禧一代的崛起》《千禧一代上大学》《流行文化中的千禧一代》《千禧一代去工作》等等。哈特说，在这些著作中，施特劳斯和豪阐述了“一种作为历史理论的代际变化周期”，某种“出生次序的代际理论”：存在四种不同的代际人格，其据称的更替模式，使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预测未来事件。哈特因此批评代际政治：其底层历史理论依赖对重复历史模式的断言，以及一种他说缺乏连贯性、因而无法证实的世代概念。
哈特想知道，为什么这种政治的支持者认为，可以为一代人确定一种“共识人格”，而我们却不愿对“女性、西班牙裔和加利福尼亚人”等其他群体作出此类概括。他写道，认为“一个1950年出生的穷人与同年出生的亿万富翁之间的共同点，比与一个1995年出生的穷人之间更多”，是可笑的。但这是否像哈特说的那样可笑，并不清楚，尤其考虑到预测分析在当今社会的强大作用时。人们自报的代际态度，在建立消费者与公民行为模式模型时，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预测力。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梳鸭尾头、穿工装裤的工人阶级少年，与同龄的世袭亿万富翁，很可能都会跳“薄荷扭扭舞”。至于1995年出生的那一对，大概都需要某种示范才能学会。既然并非所有概括都无根据，就不能仅仅把代际概括斥为有害的本质化或刻板印象。世代共同持有的态度源于共同经历，这些经历实际上可以在数据集中得到分析性呈现。例如，我想到的是“住房拥有率随时间下降”。而且，哈特多少带着讥讽所说的“共识人格”，与一些熟悉的社会学分析形式并不遥远，例如研究20世纪社会性格性质如何变化，或其他社会本体论实例。
哈特反对代际政治的第二个论点，是它本质上反对团结。这种政治“试图在战争、紧缩、气候变化、资本流动，以及其他威胁撕裂社会的事情上分化人们”。与第一个反对理由一样，这一点似乎也最终归结为：代际政治无助于为阶级斗争建立阶级意识，反而分散注意力。这种思维“威胁着任何能够打破贪婪政治经济精英堡垒的联盟。在我们的政治中，没有世代这个糟糕故事的位置”。先撇开在一个产业工人阶级几乎不复存在的社会中，阶级斗争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代际思维本身，或许也存在“代沟”。婴儿潮一代往往认为它制造分裂而拒绝它；千禧一代和Z世代则可能觉得它并无争议。这条分界线似乎与这样一种程度有关：出生于数字时代、生活在气候灾难与大流行影响之下的世代，如今在多大程度上把历史体验看作科幻作家弗诺·文奇、查尔斯·斯特罗斯，以及哲学家比福·贝拉尔迪等人所说的“奇点”。[42]我想试着支持一种观点：当今的代际政治确实有其正当理由，因为这种不断增强的“历史奇点”体验，瓦解了把代际变化理解为连接各世代的连续死亡与再生周期的观念。因此，必须认识到，历史奇点的含义不只是变化速度加快、代沟扩大。它涉及一些事件的发生，以生活于奇点之前的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根本改变世界。“历史奇点化”，意味着把变化体验为一种激进的epoché（悬置），一场单程旅程；卓别林的理发师／欣克尔演说中那类希望表达，由此大体失去原有的共鸣。
罗尔斯论代际正义
要更好地感受历史奇点化事件的“之前与之后”，不妨考察约翰·罗尔斯《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99）对“代际正义”的处理。[43]请回想，在罗尔斯的思想实验中，社会契约理论的首要原则，以一种旨在符合并重构现代自由主义社会需要与期待的方式推导出来；在这种社会中，“正义即公平”。罗尔斯展示，程序正义如何要求正当优先于善，并依赖一种薄的善理论，在“原初状态”[44]及无知之幕背后选择基本善。罗尔斯写道：“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公民的善观念符合公开认可的正当原则，并为各种基本善安排适当的位置。”[45]某种事物是善，“只有当它符合与既有正当原则一致的生活方式时才成立”。[46]稍后，罗尔斯继续阐明其完整的善理论，涉及与正义原则一致的一组理性个人美好生活计划。[47]
那么，罗尔斯对代际正义问题说了什么？除了维持正义制度的条件、使下一代得以继承，每一代还负有义务，“储存适量的实际资本积累”。[48]注意，不是一个可居住的星球，而是留下一定积累的财富；想必用于社会层面上类似中产受薪者为子女准备大学基金、体面婚礼或首套房首付的事情。他接着说，这种代际社会储蓄的合理额度，取决于此时此地照顾最不利者的能力；尽管“后代无法帮助前代中最不幸者改善处境”，储蓄原则仍可从“原初状态”思想实验的立场确立。[49]因此，罗尔斯通过为其自身版本的可普遍化检验加入一个新变化，解决了代际社会契约原则的问题。跨越世代，各方必须同意一种储蓄原则，确保每一代从前代获得应得之物，并为后来者承担公平份额。因此，在无知之幕的假设下，关键是采用一种自己希望前代也曾遵循的储蓄原则：“我们假设各方会问，在每一个发展水平上，相邻世代的成员彼此抱有什么期待才是合理的。”[50]就当前问题而言，必须认识到这一显著事实：罗尔斯首先以科学哲学家所谓“极限情形”来处理代际相互问责这个切中现实的迫切问题。也就是说，他阐述“正义储蓄原则”——他坦言这“只是代际正义问题的一个方面”[51]——并不是因为认为代际正义是当代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而是为了表明，他的原初状态论述能够回答代际正义给当代社会契约理论提出的棘手问题。
同样一种把罗尔斯与我们日益加深的历史紧迫性体验隔开的巨大分水岭，也出现在他进一步描述较完整的善理论时。我指的是，与正义原则一致的正当优先于善的论述，以及随后把善理解为对具体人生计划的理性选择的论述。理性人生计划是什么意思？罗尔斯说，一个人生计划是理性的，当且仅当“它是符合理性选择原则的计划之一”，建立在充分了解自身处境、“仔细考虑后果”的基础上。[52]他重申，理性人生计划对善的定义具有根本意义，因为它“确立了作出价值判断……的基本观点”。[53]因此，在许多可能的理性人生计划中作出选择，是采取道德／理性观点的必要部分，而这是正义理论的一般要求。
但关于人生计划理性的广泛讨论，仍然留下一个问题：“人生计划”本身指什么？罗尔斯回答说，人生计划“不是一幅横跨整个人生的详细行动蓝图”。[54]他描述了某种类似马斯洛需求层次的东西：“它由一组层级化的计划组成，更具体的计划在适当时间填入。”[55]罗尔斯认识到，这一观念要求对某种程度的好运和／或道德运气抱有信心；如今，这种信心并不如自由主义鼎盛时可能拥有的那样充足。而且，在理性人生计划之间选择这一观念，引出许多问题，罗尔斯也十分清楚。例如，他自己指出，在作这种选择时，“一个人今天选择的是以后将拥有什么欲望，或者至少现在决定做某件会影响未来欲望的事”；因为我们在选择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其中包括从正义社会立场看至关重要的愿望：成为依据理性原则行动的人。就其所言，这当然很好。但其中包含的“当下权威”，以及对于合理安排存在的沉静信心——因为未来被期待能够供养我们——一旦日常生活的真实内容开始消失、工作收割我们的生命权力、主观体验被贝拉尔迪所谓“数字分形化”标记，就开始显得可疑。
值得注意的是，拉莫尔也批评罗尔斯，针对其政治理论关于美好生活的论述所隐含的道德人格观。[56]拉莫尔认为，“生活得好，就是依照理性计划生活”[57]这一观念显然错误，因为“生命太过不羁，无法成为计划的对象”，而且“生命给予的幸福，与其说是我们有理由追求的善，不如说更多是意外降临的善”。[58]拉莫尔认为，如果我们恰当地重视道德运气和意外之善的作用，就必须承认，“善位于按计划生活与任由生活发生这两个极端之间”。[59]拉莫尔拒绝罗尔斯论述所隐含的“当下主义”，指出我们当前的善观念，“既然源于以往经验，就必然不足以涵盖生活尚未向我们展现的价值形式”。[60]拉莫尔的主要主张是：即使我们急于保证正当优先于善，也仍必须在美好生活观念中给偶然和道德运气留下空间。这是对罗尔斯的合理修正。但今天更大的问题，不是罗尔斯面向当下的审慎，与拉莫尔对意外来临之未来的拥抱，哪一方应占主导；而是在实际当下的反乌托邦中，面对不确定、不可预测的未来可能性视野，我们是否还能说自己仍然拥有这样的目的。
历史奇点化与千禧一代体验
弗兰科“比福”贝拉尔迪在《呼吸：混沌与诗》（Breathing: Chaos and Poetry，2018）中写道，“符号流的数字强化，已经打破我们从现代继承的节律”，而“作为价值来源的劳动时间，如今正消融在符号资本主义的混沌维度中”。过去，我们接受受薪劳动，以及日常竞争的战争，“现在，以受薪劳动为基础的秩序正在崩溃”。他说，我们失去了区分“什么相关、什么不相关”的能力，因此在社会最一般的层面上，“以巴洛克式的繁复方式寻找”新的节律。[61]
为了理解我们正在走向何方，贝拉尔迪继而提出一个挑衅性的主张：如今我们已落入现代性的“第二个泛逻辑主义计划”的支配。他称之为“莱布尼茨式”，以区别于黑格尔Aufhebung（扬弃）的泛逻辑主义；后者以“在历史场域上趋向总体性的意志”为特征。[62]他说，莱布尼茨式泛逻辑主义“完美预示了晚期现代数字串联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动态”。[63]贝拉尔迪说，在这一新现实中，总体逻辑所处理的不是身体的物理与历史存在，而是“计算单子的虚拟条件，身体被迫服从这些条件”。[64]莱布尼茨的生成性泛逻辑主义，在数字重组原则中得到典型体现，因此它只承认“数据流：它给那些正在工作、生产价值并相互作用的信息单元赋予人工生命……它不承认活生生身体的痛苦，不感知剥削、腐败与战争的混沌”。[65]
贝拉尔迪说，数字网络的创造与联网设备的扩散，加速了过去五十年来一直发生的人类圈变异；与这一网格的互动，使变异渗入日常生活，并通过迫使心灵日益符合数字网络的压力，重新格式化认知活动。但具身生命的某些方面无法被同化，因此我们最终处于一个同时具有虚拟秩序与混沌的空间。贝拉尔迪说，今天我们越来越必须认识到，我们拥有的是“连接领域的秩序，以及连接领域与身体空间相互作用中的混沌”。[66]他从柏格森“社会就是在共同的时间框架中一起呼吸”[67]的说法出发，把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甚至性的视野，描述为寻找某种方式，抵抗并挑战已经确立的秩序，而这一秩序意图使鲜活的身体僵硬，造成某种痉挛，在社会有机体中引发痛苦与喘不过气的状态。[68]
正是在这里，贝拉尔迪对我们这个时代过渡期的讨论，出现鲜明的千禧一代转折。在“纯洁”一节中，他走下哲学—诗意的云端，使用乔纳森·弗兰岑的三部小说——《纠正》（The Corrections）、《自由》（Freedom）和《纯洁》（Purity）——以戏剧性方式呈现我在这里所称的“千禧一代体验的历史奇点化”。贝拉尔迪写道，《纯洁》“描述了心灵被连接性重新格式化的痛苦过程，而这一过程使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团结的瓦解成为可能”。[69]他写道，社会能量从“身体共同呼吸”的空间迁移到脱离身体的沟通空间，从“结合性的沟通形式迁移到连接性的数字纯洁”；这一过程由艾滋病危机开启，它迫使人们把愉悦与疾病等同起来，“慢慢把社会生活变成沙漠。此时，悲伤在社会灵魂中安顿下来”。[70]大概可以稳妥地补充：COVID-19传播的社会效应，加速并完成了这一过程，抹去了HIV“仅具有传染性”之后尚存的社会身体残余。
接下来，弗兰岑携《纠正》《自由》和《纯洁》登场。唐·德里罗曾以讽刺与兴奋，描述现代理性的消解和后现代无意义的扩张；“弗兰岑表达的却是随后一代人的情绪，在那里，共享意义的丧失不再是丑闻、苦难或冒险，而是作为不可逾越常态的反乌托邦”。[71]因此，按贝拉尔迪的说法，把弗兰岑称为“数字时代的科马克·麦卡锡”，是有道理的。[72]
贝拉尔迪在《纠正》中，通过兰伯特家三个儿子的故事，接续我们社会心理瓦解的线索；他们的生活像今天许多人一样，在恐慌与抑郁两极之间往复摆动。[73]随后，在《自由》中，我们看到乔伊急于抹去9·11的记忆，因为它对自己关于世界的预设期待造成太大干扰。他从未准备好“把一个如此破坏可预测性链条、撕裂编码生活平滑秩序的事件内化”，因此只能把9·11体验为“不可思议的故障”。[74]贝拉尔迪解释说，在数字心灵中，“事件并不存在。只有信息—神经刺激被记录”。[75]
最后，在第三部《纯洁》中，小说围绕二十来岁的IT专业人士“皮普”（普丽蒂）·泰勒的人生选择展开，她正在寻找一份不稳定的工作。他引用弗兰岑的文字，描述千禧一代发现自己生活于悲惨现实中的体验；他们觉得这现实不真实，因为它违背自己与生俱来的好运权利。他们徒然希望某种机械降神到来，把事情扶正。[76]
由于贝拉尔迪所谓“数字变异”把个人抛入激进的偶然性，使历史体验奇点化，“个人日益不再认为自己能够追求自主的人生计划”。[77]因此，他们不再符合罗尔斯的薄的善理论，因为他们是“不稳定时间的碎片，不断重组的分形”，仅服从竞争，而且只有在“盈利性规则”下才有效。[78]至于代际正义的含义，以及代际政治的相关性，如果贝拉尔迪是对的，如果今天代际政治的意义在于，对年轻一代而言，历史已经成为奇点，那么，以前用于描述代际关系的那些叙事，或许才是已经不再那么相关的东西。
表明情况可能如此的迹象很多。看看诺姆·乔姆斯基近来的访谈：他以一贯平静的语调告诉我们，我们已抵达人类全部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79]或者看看CNN首席气候记者比尔·威尔最近“写给幼子的一封信”；例如，他说：“你学会打开厨房橱柜的那一天，15棵随加利福尼亚的风摇曳了2,000年的巨型红杉，没能熬过2021年。”[80]最后，再想想哈里·斯泰尔斯近来的热门歌曲《不复从前》（“As It Was”）中反复唱的副歌：“在这个世界，只有我们／你知道，一切已不复从前／在这个世界，只有我们／你知道，一切已不复从前／从前，从前／你知道，一切已不同。”[81]
看来，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当卓别林／理发师／欣克尔说“不要绝望，因为人的仇恨会过去，独裁者会死去……只要人会死，自由就不会消亡”时，我们再也无法从中获得安慰。在分界线这一侧，在事件之后，在历史体验奇点化之后，诞生性所带来的更新之泉，不再保证我们具有未来可能性的能力，因而也不再把世代联结起来。哈特说代际政治反对团结，因为它“试图在战争、紧缩、气候变化、资本流动，以及其他威胁撕裂社会的事情上分化人们”，这可能是对的。但也许这并非坏事。而哈里斯说，千禧一代（与Z世代）将成为转折点，这当然正确。此刻，世界唯一的希望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或许会与过去世代的假设、生活模式及期待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