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信 自治作为我们的计划：卡斯托里亚迪斯的思想与关于他的思考

亲爱的A：¶

我们为什么应该关注自治？它为什么应该成为--或者，它是否已经是--我们的计划？而我所说的自治，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明确不采用那种强调个人作为独立决策者和行动者之首要地位、在取向上偏重理性主义与法律主义的“个人自主”观念。C.B.麦克弗森（C.B. MacPherson）所批判的“占有性个人主义”政治理论，正是以这种对自主的理解为基础：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拥有他们自己和自己的技能，然后在公开市场上将之出售。^[1]我所说的自治，更多地接近女性主义哲学家提出的“关系性自主”概念；这一概念在维护个体能动性，尤其是女性能动性的同时，也承认相互依存。^[2]但我最感兴趣的自治定义又不同于这两者，因为它将自治视为心理和社会创造力的领域，视为美学与政治新形式的源泉，并把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理解为具有生成性、能够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非限制性和对抗性的关系。¶

这种思考方式得益于希腊理论家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的著作。他将自治定义为个体与集体相互构成的关系，而非“一道将其他一切隔绝在外、密不透风的边界”。^[3]卡斯托里亚迪斯受过精神分析训练；他以个体心灵作为个体概念的基础。虽然个体心灵诚然被其“社会盔甲”覆盖并彻底渗透，它依然能够从无意识中汲取新的意义。^[4]但个体心灵所能接近的激进想象力，只有在一个深刻意识到历史和社会本身都是持续创造、都从“表象、欲望和情动不断涌流”之中生发出来的自治社会里，才能对他人产生意义。^[5]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个体心灵才可能“找到或创造社会性的手段，以原创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并对社会世界的自我改变作出可被感知的贡献”。^[6]因此，卡斯托里亚迪斯坚持始终使用“个体与集体的自治”这一表述，因为两者缺一不可。¶

他认为，最契合个体与集体自治的政治和社会形式，是激进民主。它的基础是dēmos，也就是人民，对现存制度持续不断的质疑，以及对这些制度的重塑--“并非一劳永逸，而是持续进行”。^[7]在激进民主中，“自由、正义、公平和平等的问题，总可以在社会‘正常’运转的框架内被重新提出”。^[8]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这种情形在古希腊城邦中表现得较强烈--它是一种直接民主，至少对拥有奴隶的男性而言如此；在现代民主共和国中则表现得较微弱。这里必须指出，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表述的激进民主，只部分对应于我们所理解的“直接民主”。因为激进民主不仅意味着全面参与集体决策--与代议制政府相对--也意味着一种社会：它对自身的自我创制具有贯穿全社会的意识，并关注新形式的出现。¶

他提醒我们，无论强弱，自治社会始终是历史上的例外。多数社会反而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他治，倾向于维护等级、权威和顺从，并将自身的起源归诸上帝、自然、资本主义等外部权威（他回到这些词的希腊语词源以澄清这一点：autos／自身与nomos／法律，相对于heteros／他者与nomos／法律）。每个社会都有其核心意义，或用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话说，“社会想象意涵”；通过这些意涵：¶

一个特定社会所面对的整个世界，得以按照在实践、情感与心智上被确定的方式来把握；一种明确表述的意义被施加其上；什么具有价值、什么不具有价值，也由此得到区分（“价值”一词的所有含义，从严格的经济含义到严格的思辨含义），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同样如此。^[9]

但他治社会的核心意义从不受到挑战。他治社会是制度固定的封闭社会，其中，“意涵的封闭预先阻断了每一个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也同样阻断了每一个伦理或美学问题”。^[10]¶

那么，既然自治可以被削弱，也可以被增强，它对卡斯托里亚迪斯而言就成为一项计划：在政治上，它是朝着激进民主与自治社会前进的“集体解放运动”计划；在思想上，它是“自我反思、毫不受限的批判性思想”计划。^[11]它同样也是艺术的计划。不难理解，卡斯托里亚迪斯把创造力视为社会组织的源泉，这使我们的注意力从法律转向形式。事实上，他明确地将nomos重新定义为形式：“我们将自治理解为一个社会或一个个体有意识地、明确地采取行动，以改变自身法律--也就是说，改变自身形式--的能力。”^[12]政治、思想和意涵的新形式，都对自治计划有所贡献；但在这一星丛之中，卡斯托里亚迪斯特别指出艺术，因为艺术最直接地介入意义的流动与心灵的激进想象力，为“存在本身以及人自身之内的混沌”赋予形式。^[13]¶

他认为，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同时从事着“对心灵和社会之中不断出现的新层次的探索”，在微观尺度上映照整个自治社会的运作。^[14]事实上，它“唯有通过质疑每一次确立起来的意义，并为其创造其他形式”，才能存在。^[15]如果说，对卡斯托里亚迪斯而言，革命计划是通过自治行动，朝着激进民主重新组织社会、调整社会方向，那么艺术便为这一事业提供了实践，也提供了地平线。¶

等一等，你说，如果卡斯托里亚迪斯是一位如此重要的思想家，那我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他？不过，一封信如果没有一点闲话，又还算什么信呢？在1986年的文章《60年代的运动》中，卡斯托里亚迪斯确实说了不少。在文中，他尖锐地指出：他曾在1968年5月法国学生占领大学、工人罢工，以及遍及全球的60年代解放运动中，短暂看见自治计划的呈现；然而，这项计划实质上被随后出现的“68思想”流派背叛了：¶

今天听人把一群作者称为“68思想”，实在奇怪。这些作者是在五月风暴及当时其他运动失败以后才愈发时髦的；即使从最模糊的“社会学”意义而言，他们也不曾为运动的酝酿起过任何作用。这既是因为参与者对他们的思想一无所知，也是因为这些思想与参与者隐含及明确的愿望截然相反。^[16]

卡斯托里亚迪斯严厉谴责拉康（Lacan）、福柯（Foucault）等思想家及其倡导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人面对自己的创造物无能为力”。^[17]¶

事实上，他认为政治之终结的开端，就在于这种“主体的抹除”^[18]--他指的是结构主义以系统取代行动者；后结构主义即使还在意义生产机器中追索幽灵，也延续了这种抹除。他指出，所有这些所谓的“68思想”，实际上都从60年代解放运动的失败中获益：它们声称，由于“政治指向整体，它因而就是极权主义的”，从而将这些运动的局限正当化。^[19]自70年代起，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便以这种方式，为数万乃至数十万从前的运动参与者“开始退入私人生活”提供了理由，同时又“设法搭上了一种模糊的‘颠覆’潮流”。^[20]¶

卡斯托里亚迪斯带着戏谑说，真正的“68思想”--也就是确实属于那场运动的思想--不仅可见于参与者的文集，也可见于大学占领期间出现的各种“墙上文字”或涂鸦汇编。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文本”视为写给过路人的信，其中“不断出现的是对既定秩序的批判、那些著名的对想象力的呼唤（真让人想知道，这怎么会跟福柯、德里达〔Derrida〕、布迪厄〔Bourdieu〕，甚至拉康扯上关系！），显然还有对自由和‘欢愉’的赞颂，但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和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赞颂”。^[21]这里，卡斯托里亚迪斯是在说尖酸话（“如果拉康的《文集》在’68年之前卖了30,000册，之后就会卖到300,000册”）。我们必须承认，他眼中真正的“68思想”与他自己的思想惊人地相似；但公平地说，他与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共同创办的团体及期刊《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确实对这场运动有着重要影响。学生领袖丹尼尔·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和他的哥哥加布里埃尔（Gabriel）承认了这一点。^[22]而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这个创作了大量五月风暴涂鸦的革命艺术家团体，在当时的分析中，绝大部分也得益于卡斯托里亚迪斯（该组织的领袖居伊·德波〔Guy Debord〕也是《社会主义或野蛮》的成员）。^[23]¶

无论如何，卡斯托里亚迪斯的主要论点是成立的：’68年之后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倾向于强调意义的流动，以此与政治行动相对立--尽管名义上是为政治行动作准备。^[24]格兰特·凯斯特（Grant Kester）也对70年代与80年代的艺术理论提出了类似批评；在那段时期，视觉艺术的观念同样受后结构主义范式支配。凯斯特认为，这种取向在学者和艺术家中造成了：¶

对有组织政治行动的极度怀疑，以及对这类行动所伴随的被收编与妥协危险的过度警觉；它将欲望和身体或感官经验在伦理上规范化，并把政治转型重新编码为某种存在层面的扰乱，针对任何连贯的信念、能动性或身份体系。^[25]

艺术家也接受了这种方法，于是艺术作品本身被界定为一种颠覆性文本，能够“引发一连串层层展开的洞见，使人看见一切连贯意义形式的偶然性”。^[26]¶

与凯斯特较为细致的分析不同，流行的后结构主义批判完全是威权式的。这种论调声称，我们的社会意义与价值并非偶然，而是永恒不变的。然而，从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角度看，问题不是我们在动摇意义方面走得太远，而是还不够远：我们没有关注意义之流动以及我们对这种流动的意识，所使之成为可能的新形式与新意涵。他坚持说，自治“不只是对法律及其基础无限地自我质疑”，“也是在这一追问的启发下，制作、行动和创制”。^[27]¶

卡斯托里亚迪斯进一步明确区分了他所谓社会的“已创制”与“创制中”两个维度。人出生在一个已经创制的社会之中，也就是说，它的可能性地平线似乎已经给定。但事实上，可能性地平线从不固定，因为新的制度始终在形成--既有社会内部的具体制度，也有作为整体的社会之创制。卡斯托里亚迪斯对“制度”作出宽泛定义，指的是“规范、价值、语言、工具、处理事物和做事的程序与方法，当然也包括个体本身：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个体，也包括特定社会赋予个体的具体类型和形式（及其区分，例如男人／女人）”。^[28]在自治社会，或至少在朝向自治而非远离自治的社会中，我们会敏锐地感知这种创造的力量。不过，必须指出，卡斯托里亚迪斯关注的，与其说是具体制度本身，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创制方式，以及社会和个体与制度之间一种新的关系”的可能性。^[29]¶

卡斯托里亚迪斯如何评价五月风暴以及60年代的其他激进运动？他并不试图声称它们实现了目标，而是承认“将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延续到积极的方向上，其中包含巨大的困难”。^[30]但他坚持，它们是必要的，解放运动永远必要，而且它们会产生真实的效果。他承认，自现代的开端以来，自治计划的失败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同时也指出，这种失败很少是彻底的：“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运动促成了某些权利、自由、保障的正式制度化，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些保障之下。在另一些情况下，没有什么得到正式确立，但它们在社会的精神面貌和实际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痕迹。”^[31]他认为，承认这种持续的失败没有问题，但不能忘记：¶

正是由于并通过60年代运动所代表的那种集体动员，……〔当代〕社会内部才积淀了那些制度和特征；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这些社会尚可维系，并且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另外某种事物的起点和跳板。^[32]

在《60年代的运动》中，卡斯托里亚迪斯请我们记住他--一位被同辈遮蔽了光芒的’68思想家。但他也请我们记住，作为历史中具有创造力的行动者，我们自身的个体与集体自治，是前所未见的社会及政治创造形式的潜在源泉。他提醒我们，这就是“1776年和1789年、1871年、1917年和五月风暴的意义”；其意义在于“尝试让人类存在的其他可能性成为现实”。^[33]¶

把你的梦想当作现实

成立梦想委员会

权力归于想象力^[3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