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封信 论差异、自我价值化与意料之外的主体

亲爱的A：¶

我对历史上自治实例的理解，必然是局部的，也必然带有偏向--它受到这种形式、我的经验，以及我们任何人都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切、容纳一切这一事实的限制。但即使这些历史还不足以说服你，我也希望它足以让你看见这些时刻，以及你也许更熟悉的类似时刻之中的可能性。¶

自治的核心，是对差异的热爱。因为它虽然承认我们已在多大程度上被历史塑造，却依然向尚未被认识、说出或想象的事物敞开。被称为“自治运动”（Autonomia）的意大利自治运动尤其如此；其主要理论家与行动者之一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在1977年宣称：“我是他者，我置身其中的集体实践运动也是他者。我属于工人阶级的另一场运动。”^[1]正如我们在卡斯托里亚迪斯那里看到的，工人阶级的这种“另一场”运动，通过把工人反抗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斗争置于中心，为自治概念奠定了根基；奈格里本人将之称为“自我价值化”，这一定义广为人知。在1968-80年的意大利，奈格里先领导工人主义团体“工人权力”（Potere Operaio），随后领导自治主义组织“工人自治”（Autonomia Operaia）。那些年的意大利，是检验自治能否把反资本斗争引向新方向的试验场--而这种潜能，恰恰来自这一他异性。¶

要理解奈格里所说的自我价值化，就必须考虑马克思本人的价值增殖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价值增殖被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资本再生产并扩大其赖以存在的阶级关系，越来越多的东西归资本家所有--工人创造的、超出其工资的“剩余价值”，以及对生产资料更强的控制--而归工人所有的则越来越少。劳动意识形态、消费社会的诱惑，以及对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坚持，共同维持着这一安排；因为即便工人为改善处境而斗争，可能性地平线仍由资本的利益来决定。¶

相比之下，奈格里对价值化的理解，植根于工人阶级对自身集体独立性的认识。^[2]自我价值化立足于工人阶级的经验和构成所生发的需要、诉求与价值，也就是立足于工人阶级构成自身的不同之处。正是通过这种自我价值化过程，对总体性的重新估值才得以发生，工人开始想到：工作并不好，我们不需要那台新电视，我们可以与自己的劳动建立另一种关系！工人阶级的自我价值化并不参与资本结构的形成，而是作为一种解构力量发挥作用：“工人阶级独立性的确立，首先发生在它的分离之中。但这里的分离，意味着打破资本关系。”^[3]它的目标是改变工作的本性--甚至达到彻底拒绝工作的程度--而不是争取工资与工时的调整，同时让阶级关系基本保持不变。¶

奈格里在《支配与破坏》中认为，在这一局面里，掌握主动势头的是工人运动，而非资本。面对工人阶级的抵抗（破坏），资本必须持续斗争，重新确立其总体性（支配）。奈格里把资本的整部历史理解为“一连串自我重建操作的连续历史”；这些操作由资本及其国家发动，用来对抗这一持续瓦解。^[4]这里，他又一次唤起了自己与工人的“他异性”幽灵：“我通过使自己与总体性分离来定义自己：我把总体性定义为不同于我的他者--它是一张网，罩在阶级所实施的、连续不断的历史性破坏之上。”^[5]¶

自治运动在意大利北部城市蓝旗亚（Lancia）、米其林（Michelin）和菲亚特（Fiat）工厂中的自我价值化实践，包括放慢工作速度--间歇式罢工与棋盘式罢工--以及破坏生产。就在同一时期--奈格里会说，这是对此作出的回应--工厂正在重组和分散化，实行自动化和机器人化，数以万计的产业工人遭到解雇。这种局面使马里奥·特龙蒂（Mario Tronti）等自治运动思想家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策略，即“在内部并反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采取行动，通过拒绝工作来促进这一发展（从而推动新机器和新技术的引入）；但同时保持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向它要求一切”。^[6]自治主义工人并不抵制自动化，也不为获得更好的工作而罢工，而是围绕“社会工资”的概念集结起来：无论是否就业，所有社会主体都应获保障而得到一份最低工资，以支持工厂之外的社会生活。¶

自治运动在工厂之外的战术，呼应着工厂内部发生过的怠工与机器破坏，只是如今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在北部各城市以及罗马，人们面对不断攀升的电费、电话费和公交票价，实行“自行减价”。罗马与都灵出现了大规模占房行动，以及“无产者购物”行动：人们成群结队地进入超市，坚持要求以折扣价出售商品。当自治运动在思想与实践上跨出工厂大门，进入特龙蒂所谓的“社会工厂”--一个被资本主义彻底渗透的社会--时，新的群体加入工人的行动，尤其是家庭主妇、学生和艺术家，新的政治组织形态也开始出现。^[7]正如本杰明·诺伊斯（Benjamin Noys）有力论证的，自治运动对资本主义加速的拥抱，造成了让工厂劳动消隐于资本之中的有害后果；但它也使其他形式的劳动突然变得更加可见。^[8]¶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ylvia Federici）、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ella Costa）、布里奇特·加尔蒂耶（Bridget Galtier）和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在1972年提出“家务劳动有酬化”这一革命性诉求，并成立了同名组织，促使人们关注女性的无酬劳动如何服务于资本利益。但她们谨慎地说明，这仅仅是第一轮齐射：¶

说我们要为家务劳动获得报酬，是迈向拒绝做家务的第一步，因为要求工资使我们的劳动变得可见；这是开始反抗这种劳动最不可缺少的条件--既反抗它作为家务劳动的直接形态，也反抗它作为女性气质的更隐蔽性质。^[9]

因此，自治主义女性主义者要求为家务劳动获得工资，同时以此反对家务劳动；这一诉求不应仅从实际家务来理解，还应理解为对照护劳动价值的确认--对丈夫／劳动者以及孩子／未来劳动者的照护，被传统性别角色的期待自然化并抹除了：¶

我们是女佣、妓女、护士、心理医生；这就是在“母亲节”受到赞颂的“英雄式”妻子的本质。我们说：别再赞颂对我们的剥削，别再赞颂我们所谓的英雄主义。从现在起，这种劳动的每一分钟，我们都要报酬，以便能够拒绝其中的一部分，并最终拒绝--它的--全部。^[10]

“家务劳动有酬化”也试图终结妇女被孤立于家庭之中的状态，发出集体行动的号召：“没有什么比表明我们的女性美德具有可计算的金钱价值更有效了。直到今天，这种价值只属于资本，随我们被打败的程度而增加；从现在起，它将随着我们组织自身力量的程度，为我们所用、用来反抗资本。”^[11]因此，要求工资也是表达一种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方式--不仅是罢工的力量，也是以非资本主义方式重新组织社会的力量。¶

自治主义女性主义强调资本主义之下女性处境的“他异性”，这一强调不仅与工人自治对话，也与正在形成的意大利女性主义“性别差异”流派对话。正如米兰女性书店集体（Milan Women’s Bookshop Collective）所指出的，这种差异“不是从生物学出发，经由文化建构并作为性别强加的差异，而是象征化的差异，是从某种具体的具身知识中，对参照和意义作出的不同生产”。^[12]性别差异理论的重要思想家卡拉·隆齐（Carla Lonzi），在1970年的文章《让我们向黑格尔吐唾沫》中抨击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平等为组织原则，并由此倡导一种自我价值化：¶

所谓女性平等，通常是指：一旦承认女性具备与男性相同的能力，她便有权分享社会中的权力行使。但这些年里，女性的实际经验带来了新的意识，开启了一个对男性世界进行全面贬值的过程。……作为女性而存在，并不意味着参与男性权力，而是质疑权力这一概念本身。正是为了避开这一攻击，我们如今才被允许以平等的形式被纳入。^[13]

因此，要求家务劳动有酬化，并不是要求与男人享有同等权力，而是让一种在现存社会内部无法得到改善的权力差距变得可见。正如隆齐指出的：“我们认识到，自身具有彻底改变生活的能力。……我们就是意料之外的主体。”^[14]她的表述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由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完全由工资界定（在意识形态上，甚至可能根本不由工资界定），她们能够接近一种既反对、又超越资本主义的激进社会想象界；而这恰恰是终结资本主义所需要的。¶

奈格里本人把女性主义者视为意大利舞台上最充满活力的自治主义群体，恰恰因为她们投入于对差异的思考：“女性主义运动及其共同体生活和分离主义实践，它对政治及权力之社会表现形式的批判，它对需求与欲望任何形式的‘总体代表’的深切不信任，以及它对差异的热爱，都必须被视为运动这一新阶段最鲜明的原型。”^[15]当代自治史学者格奥尔基·卡齐亚菲卡斯（Georgy Katsiaficas）更进一步，认定女性主义思潮是“现代自治运动最重要的单一来源”。^[16]¶

今天，我们可以在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控制地区以及叙利亚罗贾瓦地区的革命自治市镇中，找到这一事实的证据；而大多数反资本主义组织工作及其历史所具有的工人主义侧重，往往遮蔽了这一点。在这两个案例中，拆解父权结构都是创造自我组织、激进民主、反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的核心。罗贾瓦的民主邦联主义有其自身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女性学”（jinology）。它借鉴美国黑人交叉性女性主义传统，分析叙利亚语境中基于种族、族裔、阶级和性别而相互交织的压迫体系。^[17]罗贾瓦的女性主义者强烈认同这样一种必要性：如米歇尔·华莱士（Michele Wallace）早在1977年所言，“与整个世界抗争”，改变整个社会，而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18]¶

激进跨性别女性主义--尤其当它借鉴马克思主义思想时--同样为自治计划打开了新的地平线，对劳动和性别这两个资本主义核心社会意涵提出了深刻挑战。它把注意力引向性别劳动，也就是说，不遵从性别规范的生活如何在资本主义语境中存续，以及跨性别经验如何“跨越政治生活与私人生活、工作场所与家庭之间的传统边界”。^[19]而且，它用纳特·拉哈（Nat Raha）的话坚持说：“另一个世界是必要的--而且它已经在被创造--在那个世界里，跨性别者的生命能够蓬勃生长。”^[20]今天，正如以往，仍然是那个寻求彻底改变生活的意料之外的主体，继续着激进民主所要求的、对一切既定意义的质疑。¶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