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封信 论自治与在地化

亲爱的A：¶

市政厅前的“占领洛杉矶”营地被夷平后的好几个月里，我两岁的孩子每次坐车经过，都会高兴地喊：“占领！”她记住的是那个地方吗--在阳光明媚的周末下午，她和互助托儿合作社的小伙伴从长满草的山坡上滚下来？在那里，一位和善的陌生人递过来一盒草莓？父母谈起那个地方时，总是带着惊奇与焦虑交织的心情，仿佛它是一件重要的事、一件珍贵的事？我永远不会知道，究竟是什么触发了这些突然的叫喊，而如今她也已经忘记了。但我总是很喜欢这声辨认的呼喊；它一时之间把治理机构的所在地，替换成了对另一个短暂的自我治理场所的记忆。¶

对迈克尔·里奥斯（Michael Rios）而言，正是“占领纽约”在物理空间中的“在地化”，使它能够让艺术与政治发生有意义的联系：“通过艺术与象征创造一个事件、动员一个公众；利用监管漏洞，把占领一处‘私人拥有的公共广场’作为一种合法权利来行使；并在企业景观中央营造出一幅帐篷林立的奇异景象。”^[1]如我们所见，艺术家通过视觉手段，以及表演与社会实践，帮助“立即将这些空间界定为不同的、分离的和自治的”：DIY标语与丝网绘画，同马克·迪·苏韦罗（Mark de Suvero）高耸的红色雕塑《生命之乐》（Joie de Vivre）并置；这座雕塑五年前就已安放在公园里，仿佛预见了即将到来的运动。戈兰断言：“自由广场［祖科蒂公园］这一艺术景观，使每一个进入空间的人都警觉起来，大声宣告：‘如果你走进这里，请知道，这个空间不遵守社会其余部分的同样规则。’你可以改变它，让它成为你的空间，也允许自己变成另一个人。”^[2]¶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升起一面丈夫与一位同志制作的彩虹旗，上面写着“HORIZONTALIDAD”（横向主义）；站在旗帜下面，大声朗读关于阿根廷2001年起义的第一人称记述；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把我们的互助托儿合作社带到占领现场，让谁都不必被落下；还意味着那些迅疾激烈的游行，人们高喊“银行得到了救助！我们却被出卖了！”，从营地涌向城市，未经许可，总有警察尾随（不过，直到最后才出现防暴警察），之后我们再回到占领营地，它总让人觉得比先前更大了一点、更自由了一点。这还意味着某一天，我推着婴儿车拐出停车场，却滑稽地发现自己正处于一支游行队伍的最前方，就像《摩登时代》里举着红旗的查理·卓别林，只好一路奔跑，跟上队伍，免得被他们冲倒。也意味着整整两个月，无论在工作还是在家，我总在想：我们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让这一切继续？因为我并不在占领营地过夜，也不是组织者，却仍然觉得--而且有人鼓励我这样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忙。¶

占领运动有一个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地方，这一点极其重要。它划出一片半真实、半想象的地带，依照非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起来，人们可以在那里思考、讨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以及自己想对此做些什么。在那个时刻，新自由主义已几乎彻底完成了公共空间（无论字面的还是想象中的）的私有化，人们确实觉得这样的地方根本不存在。而后来，它存在了。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在对占领华尔街的演讲中说：“我们找到了彼此。”“这种感受，抓住了这里正在创造的事物之美：一个敞开的空间（以及一个大到任何空间都容纳不下的想法），让所有渴望一个更好世界的人能够找到彼此。”^[3]麦基在《罢工艺术》中详细分析了占领华尔街的在地化，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特定的“敞开空间”的不同之处：它“不仅仅是聚集或抗议的地点，而是一个集体装置，致力于……把一处名义上的公共空间‘重新领土化’，变成共同的生命支持区域，抵抗市场，也抵抗国家认可的公共集会版本”。^[4]¶

在地化是自治政治的一般特征（想想占屋、朋克之家、公社），正因为它把一种日常生活经验凸显出来：激进地共同创造与再创造，而这在更大的社会中尚未、或尚不能发生。它把未来投射到当下，使时间维度空间化，在不可能的条件内部打开一种可能。它创造出飞地。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把飞地描述为“仿佛社会内部的异物：……它们似乎暂时保持在社会触及范围之外，见证其政治上的无力，同时又提供一个空间，让人们在其中阐发新的社会愿望形象，并加以试验”。^[5]¶

然而，占领运动选址于城市公园，虽然使它那“一切重新开始”的总体诉求高度可见，却也使它特别容易受到镇压。而且，这场运动对预示性实践的强调--可以说源自其艺术和无政府主义的出身--也受到许多批评。格雷伯尤其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德鲁·克里曼（Andrew Kliman）的猛烈批评，因为他主张克里曼所谓“假装”的政治：格雷伯把占领理解为一种直接行动，在其核心处，它并不像抗议那样要求自由，而是鼓励参与者仿佛已经自由那样行动，仿佛已经在创造自己希望看到的世界。克里曼说：“你并不自由，但你假装自己自由。你无法在‘自选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但你假装自己能够。……这是一种拒绝承认事实的做法。”^[6]他认为这种拒绝很危险，因为“仿佛自己已经自由那样行动……一旦你被迫进入对抗，就根本不是解决办法。格雷伯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假装事情不同于其实际状况，这会引发反应，而反应又导致一种由强力来决定的局面。你打开了一个自治空间，直到你再也没有这个空间”。^[7]¶

在占领运动中，事情似乎确实是由强力决定的：两个月之后，国土安全部门／联邦调查局／警察协同清除了祖科蒂公园及其他占领营地；在这场短暂运动的过程中，共有超过7,000人被捕。甚至格雷伯也在克里曼援引的那次访谈结尾承认，“他不认为我们能够完全避免任何形式的对抗”，同时明确表示，“撤离与对抗究竟如何配合，是无法预先断定的”。在何处、何时投入创造自治空间，又在何处、何时展开抗争--这个问题是占领运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仍然是一切自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在那些取得最大成功的地点与时刻，占领运动把握好了这种平衡。例如在奥克兰，占领者从一个稳固的营地出发，游行并关闭港口。而在成功较少的地方，例如洛杉矶，最初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过后，一种嬉皮士式爱之聚会的氛围占了上风；尽管有人公开反对，这份爱还是延伸到了包围营地的警察，他们被当作99%的一部分受到欢迎。¶

2009-2010年反紧缩运动中占领加州大学校园的人，恰当地描述了否定与创造之间的必要关系；其中一些人最终转入了占领奥克兰：¶

真正的辩证关系存在于否定与试验之间：抵抗与拒绝的行动，也同时使探索新的社会关系、空间与时间的新用途成为可能。这两极无法分离，因为一极会以惊人的速度转入另一极。没有对抗，试验就有重新坍缩回构成其背景的现存社会关系的危险--它们可能变成单纯的生活方式或文化……但只要任何试验真正试图掌握空间、时间与社会关系，它就必然意味着与权力形成对抗关系。^[8]

就占领运动而言，警察的镇压把对抗权力的关系中的注意力和能量，转移到了守住空间本身，而不是把空间当作挑战现状的基地。营地的预示性实践方面，也同样被街头生活的迫切需求压倒。温迪·E.布劳尔（Wendy E. Brawer）与布伦南·S.卡瓦诺（Brennan S. Cavanaugh）在关于祖科蒂的参与式民族志中回忆：“面对自由广场一号大楼、原本覆盖着一片纸板标语森林的区域，最终让位给了帐篷。到最后，一切都让位给了帐篷。”^[9]曾住在营地中的受访者，谈到了新近失去生活依托的占领者与来到这里的长期无家可归者之间的冲突；谈到了在营地地理布局中获得具体表达、强化阶级分隔的反乌托邦动力；也谈到了中产阶级占领者的流失--一旦人们看清，在曼哈顿和美国其他城市的街头，对免费服务与安全睡眠场所的需求究竟有多么巨大，这种流失便开始了。¶

考虑到这些动力，占领会“让位”给帐篷，也就不足为奇（尽管当然并非不可避免）；而营地一旦被剥去政治意义，当局就会以安全、卫生、儿童在场等顾虑为由，把它们列为打击对象。2011年11月中旬，警察协调清扫了主要占领现场，运动随之消散，八百多个营地消失了。然而，自治行动仍然继续：如应对飓风桑迪的紧急行动“占领桑迪”，以及一项债务罢工计划“滚动禧年”（Rolling Jubilee）。占领运动的系统性批判也仍在我们的语言与政治中奔流，99%与1%的说法扎根于一般话语之中。¶

占领运动没有终结资本主义，我们的政府体制没有改变，甚至体制中的腐败也没有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失败了。恰恰相反，它为社会想象提供了一个空间，启动了拆解此前四十年反社会想象的过程。此后十年，工会组织工作获得新生（特别是诉求广泛的教师罢工），租户工会和反绅士化行动也不断扩展。“黑人的命也是命”、立石与“我也是”运动接连爆发（速度之快，足以被看作同一个“时刻”的组成部分），表明激进想象界延伸得多远、多深。¶

立石（Standing Rock）尤其展现了在地化的力量。它呼应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印第安人运动发起的反向占领和政治化营地，也呼应了可追溯数百年的原住民自我治理传统；这些传统持续对民族国家、私有财产以及对环境的亵渎提出激进挑战。尼克·埃斯蒂斯（Nick Estes）认为：“原住民的自由曾经是、如今仍是一个地方”；而且，“有那么一刻，它在#NoDAPL营地中发生了”。^[10]相较于占领运动在城市公园中进行的政治不服从实践，立石占领更进一步--应该说更进了许多步--走入激进想象界。#NoDAPL营地及坚决阻断输油管道施工的封锁行动，由原住民的共同体与精神传统支撑；这些传统在“水即生命”的旗帜下，对资本主义与国家所维护的无限扩张原则及其实践提出激进挑战，凸显出自我限制的绝对必要--要“成为水、土地与动物的好亲属，更不用说人类世界了”。^[11]¶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