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封信 亲爱的泰迪，亲爱的赫伯特：论理论与大学的自主性

亲爱的A：¶

我知道这并不是通信，这类书信从来都不是，但我仍想着你，怀着迫切的心情写信给你--迫切，正是紧急状态来临之前、又受其驱动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仍能思考和书写正在发生的事，但也有强烈的要求，要这些思考和书写通向行动的可能。为了帮助看清我们的处境，这封信将围绕另一组书信展开：特奥多尔·阿多诺与赫伯特·马尔库塞--或者说，“泰迪”和“赫伯特”，正如他们彼此称呼的那样--之间真正的通信。那时，批判理论的自主性，以及大学本身的自主性，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整个1969年春夏，两位朋友兼法兰克福学派同仁一直在交流一连串事件：议会外反对派（APO）的成员干扰了阿多诺的讲课以及社会研究所的运作。这是德国学生运动与新左派运动新近组成的联盟，反对越南战争，支持第三世界解放运动，并力求彻底改变德国保守的大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二者从未充分清算纳粹主义的遗产--同时试验新的政治行动形式与共同生活形式。通信之时，阿多诺任教于社会研究所和法兰克福大学，马尔库塞则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哲学系。¶

阿多诺的课堂第一次受到干扰，是在学期开始时：学生占据了研究所的一个房间，拒绝离开。“真是糟透了，”他在写给马尔库塞的信中悲叹道。“我们不得不报警，警察随后逮捕了他们在房间里发现的所有人。”^[1]令他意外的是，马尔库塞谴责了研究所的反应：“直截了当地说：如果非得在警察与左翼学生之间做选择，那么我站在学生一边。”^[2]他提醒阿多诺：“存在一些情境、一些时刻，理论会被实践推动着向前--在这些情境与时刻，若理论仍与实践隔绝，就会背离自身”，并坚持认为眼下正是这样一个时刻。^[3]马尔库塞承认这并非革命情境，但社会的现状“［仍然］如此可怕，如此令人窒息、令人受辱，以至于反抗它成为一种生物性的、生理性的反应：人已再也忍受不了，人正在窒息，必须让一些空气进来”。¶

阿多诺同意确实可能存在理论被实践推动的时刻，却反驳马尔库塞，说这样的情境“今天在客观上既不存在，而且我们在这里面对的这种贫乏而野蛮的实践主义，无论如何都与理论毫不相干”。有一点他确实听进去了：某种情境的确可能“可怕到必须试图冲破它，即使人已认识到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4]但眼下也不是这样的情境。作为比较，他指出：“在我们那个时代，你和我一样，承受过一种可怕得多的情境--犹太人遭到屠杀--却没有走向实践，原因只在于实践之路对我们已被阻断。”¶

随着书信继续往来，他们的分歧转移到了情动层面。阿多诺指责马尔库塞，在自己究竟认为局势有多糟的问题上自我欺骗。他说：“我认为，看清自己身上的那一丝冷漠，是自我省察的一项任务。”“坦白说：我觉得你在自欺，你以为因为越南或比亚法拉正在发生的事情，自己便无法在不参与学生那些花招的情况下继续生活。”^[5]马尔库塞反驳道：“面对如此可怕的局势，我无法发现‘自己身上的那一丝冷漠’。”^[6]¶

阿多诺在这里用来代表自主性的“那一丝冷漠”--具体说，是“自己身上的那一丝冷漠”--表明，他关于批判自主性和（我们将会看到的）艺术自主性的观念，矛盾地一方面系于革命的视野，另一方面又系于资产阶级的个人自主观念，因为所谓冷漠，在根本上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人的命运分开。仅在此次通信三年前出版的《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重新审视了他的著名论断：“奥斯维辛之后，人不再能够写诗。”他说，自己真正想质疑的是：“奥斯维辛之后，你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尤其是，一个侥幸逃脱、按理本该遇害的人，是否可以继续活下去。”^[7]正是在这个语境中，他首次唤出了那一丝冷漠的幽灵：“他的单纯存活就要求冷漠，即资产阶级主体性的基本原则；没有这种原则，也就不会有奥斯维辛。”^[8]¶

显然，倘若阿多诺接受马尔库塞的论证--当前局势如此可怕，必须采取某种行动加以反抗，而任何实际采取的行动都至少具有某种正当性--他便觉得自己必须重新审视当年对大屠杀情境的反应：将研究所迁出纳粹德国（马尔库塞也随行），先在瑞士、后在美国继续开展工作。但同样显然，他认为这条求生之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机构而言--在政治与伦理上都作了妥协。只有当批判理论继续沿着自身自主的轨道开展工作，力图理解人们遭受压迫与剥削所经由的社会结构时，这种妥协才有正当理由。¶

阿多诺在与马尔库塞的通信中提及的下一起抗议事件，是发生于四月的所谓“乳房行动”，或Busenaktion（毕竟德语对每一种情形都有一个词）。学生们把它构想成一次给予教授的“有计划的温柔”。阿多诺的讲课刚开始，一名学生就走到黑板前写道：“谁若一味任亲爱的阿多诺发号施令，谁就会一辈子维护资本主义。”同时，三名身穿长皮衣的学生走向讲台，把玫瑰与郁金香花瓣撒在阿多诺头上，一边向他袒露乳房，一边试图亲吻他的面颊。^[9]¶

“乳房行动”受到广泛谴责，包括阿多诺本人的谴责，人们认为这是学生企图羞辱教授。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对那“一丝冷漠”的召唤，是把阿多诺自己提出的一种可能性搬上了舞台：理论的自主性--至少在那个时刻--并非在可怕的当下保存乌托邦未来的可能，实际上却在为保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其可怕的过去服务。而且我们应当强调--尽管现存的少数记述并未强调--这是一群女性发起的行动。在此之前，她们出现在阿多诺的“辩证思维导论”课堂上，很可能无论在课堂中还是在教学大纲里都从未引起注意；这一点或许更加剧了这次行动的震撼--以及效果。¶

然而，阿多诺依然只能把学生运动看成短视而杂乱无章的东西。由于这些干扰而暂停系列讲座之后，他接受了《明镜》周刊的一次著名采访，谴责了如下观念：“只要你在这里那里改变一点小事情，那么也许一切就都会好起来。”^[10]但马尔库塞虽然承认学生运动不是一场革命，却仍肯定他们那些“崭新、极不正统的激进反对形式”的必要性。^[11]他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就堵死了经由议会民主程序发生质变的可能，因此，“议会外反对派就成为‘抗争’的唯一形式；‘公民不服从’、直接行动”。^[12]这些反对形式不再遵循熟悉的模式，但仍必须被承认为在“让空气进来”。^[13]¶

因此，阿多诺在这一时刻的失败，似乎既是情动上的，也是美学上的：他把“乳房行动”的温柔误认成了“贫乏而野蛮的实践主义”，也看不见新抗争形式中的激进性。与之相对，马尔库塞主张，学生事实上呼吁的不是以实践取代理论，而是重新表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对阿多诺说：“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区别］已在一种拥抱（或向之开放）理论与实践的现实中发生改变时，仍死守它原来的形式，就是错误的。”^[14]他认为，在这一语境中坚持旧有的自主性，就是否认旧理论“内在的政治内容、内在的政治动力”；^[15]而正因如此，学生当初才会来向他们寻求具体的政治立场。¶

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由来已久的争论：这是一场革命，还是仅仅是行动主义？如果是革命，我们现在就离开讲堂，走上街头；如果不是，我们便等待时机，继续在课堂中行使思想与表达的自由，以这种方式为解放作贡献。但是，具有革命目标（而非改良目标）的行动主义，在何时、又如何成为革命？即使它永远不会成为革命（比如马尔库塞就认为，德国无法实现法国那样的革命活动），它难道不仍在创造、在做出某种不同于照常运转的事情--某种能够带来新自治的事情吗？要求批判理论参与这种创造与行动，正如学生对阿多诺所做的那样，并在遭拒绝后更大声地要求，可以被视为误入歧途的战斗姿态，但也可以被视为在迫切召唤一种新的创制方式、一种与社会及机构发生关系的新方式：在其中，教授和学生找到做（以及不做）教授和学生的其他方式，从而进一步使大学自主化，使其成为推动激进社会变革的力量。¶

尽管马尔库塞在公开讲话中比在私人书信里更同情阿多诺的立场，但在1968年5月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讨论巴黎和柏林近期事件的一场讲座中，他声明自己“极为犹疑，也极不情愿，去指责这场运动中哪怕令人不快、甚至过于急切地走向激进的那些特征”。^[16]与阿多诺不同，他把学生运动理解为试图“跨越一种中世纪式、过时的教学模式与课程安排所造成的鸿沟，直面课堂之外的现实--那可怕而悲惨的现实”。^[17]更进一步，他把它视为一种“总体抗议”：尽管由具体问题触发，却是“针对整个价值体系、针对整个目标体系、针对既定社会要求并践行的整个行为表现体系的抗议。……这是一种拒绝接受--拒绝继续接受……的不仅仅是经济条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整个价值体系，因为他们觉得它已从根本上腐烂了”。^[18]¶

马尔库塞注意到，1968年五月事件的导火索，是警察闯入索邦大学校园镇压学生抗议--这是该校历史上的第一次。今天，自主大学作为至少一种概念，仍然存在于欧洲、墨西哥及其他国家；但在美国语境中，它似乎完全遥不可及，因为大学被警察渗透得如此彻底，甚至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然而，也许正因如此，阿多诺与马尔库塞在书信中迫切争论的那些问题，即这种自主性的革命潜力问题，在今天愈发切身相关。¶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