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封信 自治，来见见自主性：论艺术、绅士化与拒绝

亲爱的A：¶

惠特尼抗议除了其他意义之外，也凸显了公开信的力量，不是吗？然而，另一组抗议--发生在另一侧海岸，洛杉矶一个名叫博伊尔高地的拉丁裔工人阶级社区--突出了艺术家在当下实践自治政治的其他方式。¶

博伊尔高地的抗议精准地将作为制度／企业的画廊指认为房地产投机的发动机。在这种情境中，艺术界机构的存在（不同于无处不在的艺术创作）使一个街区在市场眼中变得可以辨识，被视为值得投资的对象。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援引莎伦·祖金（Sharon Zukin）的分析指出，在这一过程中，个别艺术家的意图并不重要：¶

艺术家、创意工作者等等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把老街区夷平铺路，而是以迎合他们品味的咖啡馆、潮人酒吧和服装店渗入其中；这悲哀地呼应着一种旅游范式，其中心正是他们所殖民的地方的本土真实性。这些城市街区主要由工人阶级居住，其真实性与其说体现在酒吧和街角小店，不如说体现在新闻界所谓的粗粝感：缺乏资产阶级式的光鲜。……大量艺术家、潮人及其追随者的到来--这毫不意外！--消除了最初的这种吸引力。而且，如《阁楼生活》（Loft Living）所详述的那样，艺术家和潮人最终又被更富有的人、被大量改建为豪宅的闲置阁楼、或被腾空制造业区域内的新建筑所挤走。不幸的是，许多在这一过程中被驱逐的艺术家，却看不到，或执意无视，艺术家在占据这些先前“陌生”的区域时所起的作用。^[1]

罗斯勒上面描述的情形，多半也曾在博伊尔高地上演，与洛杉矶东区其他社区类似--直到情况发生了变化。2016年，博伊尔高地的活动家采取了一种战斗性的策略，坚持要求此前十年中在社区开设的全部12家画廊和艺术空间自行关闭。这一姿态撕下了绅士化温和无害的面孔；对那些在逐街、逐楼的层面上实施它的人（不同于规划者和开发商）而言，它原本看起来仿佛是有机发生的。这一姿态重新将艺术界界定为全球资本主义与超级绅士化的盟友。封锁甚至延伸至“自助版画”（Self-Help Graphics），这一集画廊、工作坊和社区空间于一体的组织已经在当地运作了四十多年，原因是它近来与开发商及艺术界捐赠者建立了关系。要求自助版画随其他画廊一起离开博伊尔高地的呼吁，最终未能获得足够支持，可以说正是因为它的这段历史；但这一呼吁也对该组织施加了压力，促使它重申最初的使命。¶

另有两个空间最终被迫离开社区，它们的故事能告诉我们很多。第一个是一家名叫 PSSST 的画廊，2016年迁入博伊尔高地，其使命是“艺术家支持艺术家……重过程而非产品，重共同体而非个别成功”。PSSST 由两名刚毕业不久的艺术院校学生主持，计划主要与缺乏代表性的艺术家合作。显然，他们没有料到，画廊落脚的这个社区对政治自治有着深刻而来之不易的承诺，这使他们的意图立即受到严格审视。¶

正如卡里比安·弗拉戈萨（Carribean Fragoza）所详述的，在 PSSST 到来之前的二十年里，博伊尔高地居民一直在组织起来，反对种族主义、帮派暴力、毒品泛滥与贫困。^[2]自1990年代末皮科-阿利索公共住房项目被拆除以来，租户权益组织“邻里联盟”（Union de Vecinos）一直活跃在当地。而在1990年代初，一群身为多洛雷斯传教教堂教友的母亲，与格雷戈里·博伊尔神父（Father Gregory Boyle）联手，以穿行社区的“爱心步行”来应对帮派暴力，为每晚交战的帮派成员提供食物、与他们交谈。她们自称“街区和平委员会”（Comite Pro Paz En El Barrio），听取这些年轻男性讲述警察施暴的经历，并据此将“警察监督”纳入行动，替代她们此前所认同的“邻里守望”模式。^[3]¶

因此，2016年的博伊尔高地，不仅是一片有着巨大空仓库、冷藏设施和廉价租金的废弃工业区；它也是一个共同体，在那些设施中失去工作的人们已组织起来，使房租保持在可负担的水平，使生活仍可过下去。同样，PSSST 也不只是一个由两位独自闯荡的年轻艺术家主持、条件简陋的临街艺术空间。它得到了一位匿名捐赠者的支持，获得长达二十年的免租租约；那位捐赠者花了200万美元购置并翻修这栋建筑。社区里还有其他力量在活动：开发企业“十五集团”（Fifteen Group）计划拆除1,175套受租金管制的住房，并新建4,150套按市场价格出租的住房；新成立的“博伊尔高地反艺术洗白与迫迁联盟”（Boyle Heights Alliance Against Art-Washing and Displacement，BHAAAD）则包括“保卫博伊尔高地”（Defend Boyle Heights）、邻里联盟、和平委员会等社区组织，以及历史悠久的艺术行动集体“超红”（Ultra Red）。¶

2016年全年，除了 PSSST，BHAAAD 抗议者还将一批最近开张的博伊尔高地艺术空间作为行动对象，包括联合艺人经纪公司艺术空间（United Talent Agency Artist Space）、Venus Over Los Angeles、MaRS 和 356 Mission。他们发出模拟驱逐通知，在开幕活动外设置纠察线，在这些空间的外墙涂写“不要再有白人艺术”（NO MORE WHITE ART）等口号，并泼洒粪便。与 PSSST 类似，356 Mission 是一个与商业艺术界有联系、由艺术家运营的空间，由画家劳拉·欧文斯（Laura Owens）及其画廊主加文·布朗（Gavin Brown）创办。它成为这场关于艺术在绅士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冲突的焦点--远比其他同样遭到抗议、却毫不掩饰其商业性质的画廊更为突出。这种针对性令洛杉矶艺术界的许多人感到费解：毕竟，这是一个并非以利润为动机运作的空间。356 Mission 在网站上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合作项目，优先提供向所有人开放、供所有人参与的文化艺术活动……并非旨在谋取经济利益的企业”。难道他们与 BHAAAD 的共同之处，不比与那些画廊的共同之处更多吗？¶

冲突在356 Mission 举办一个名为“艺术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团体的首次会议时达到顶点。该团体于2017年2月成立，以回应特朗普当选。^[4]BHAAAD 抗议者在会议外设置纠察线，敦促艺术家不要进入大楼。正如特拉维斯·迪尔（Travis Diehl）所观察到的：“特朗普当选之后，艺术界人士感受到--或寻求的--团结，并没有抹去 BHAAAD 及其盟友划出的明确界线：一边是那些无论有意无意、正在推动博伊尔高地绅士化的艺术场所，另一边是那些努力保存社区现状的人。前来参加 APAN 会议的艺术家，必须在越过纠察线和转身离开之间作出选择。”^[5]妮赞·沙克德（Nizan Shaked）描述自己在纠察线前的经历时，讲述了她最终转身离开之前，与一位抗议者的交谈：“‘那个世界没有我的位置，’一位抗议者告诉我。”沙克德回答：“‘但里面的大多数人也一样。’……‘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不稳定的处境中--他们的工作、生计、工作室或医疗都没有保障。’”随后，沙克德向读者发问：“为什么这群艺术界人士要支持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最终能够靠出售艺术作品或得到终身教职而谋生的制度？如果我们真的想团结起来，又怎么能不站在抗议者一边？”^[6]¶

团结起来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如何使艺术及艺术机构的自主性与自治政治相一致，而非相对立--正是博伊尔高地冲突的核心问题。在2017年11月发表于《艺术论坛》（Artforum）的一份声明中，欧文斯就 APAN 活动及纠察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2017年2月，几位抗议者第一次来到我们举办的一次活动，错误地暗示该空间与开发商有关，并且对低收入居民被迫迁离负有直接责任。我尊重人们以安全、非暴力的方式抗议并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的权利。虽然我们不同意他们的言辞与指控，但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创造一个更加公正的住房市场。艺术与绅士化的关系，是艺术群体亟须讨论的问题；艺术家、市政领导，尤其是社区居民，应当进一步以审慎、相互尊重的方式探索这一问题。^[7]

在声明中，欧文斯强调了共同目标、对异议的支持以及讨论的必要，同时遗憾地指出，抗议者拒绝展开对话，并在双方唯一一次面对面会议中，否决了356提出的合作构想，“例如共同推进社区土地回购、为特定政策变更发起运动、提供自助洗衣服务以及赞助儿童工作坊”。^[8]欧文斯指出，在那次会议上，抗议者自己提出的唯一主张，就是让356解散，把大楼钥匙交给他们，至于用途则“未予说明”；她由此断定，这种要求实际上并不能减缓开发。她转而提出了博伊尔高地居民与356 Mission 工作人员及社群之间的另一项共同点：都相信“在一个繁荣的社会里，艺术与基本需求不应彼此冲突”。^[9]¶

但很快便清楚了，抗议的目的恰恰是拒绝共同点、强调裂痕，着力说明一个差异：艺术界与一个只允许社会中的某些部分繁荣、且靠其他人的贫困化而繁荣的制度步调一致。正如皮科-阿利索的妇女们在致欧文斯的公开信中所写：“多年来，我们恐惧地因枪弹而扑倒在地，要求警察尊重我们，为我们的社区寻找各种项目和改善的机会。……如今，我们的社区改善了，艺术家带着他们的画廊与咖啡馆来了，关闭我们的生意，提高我们的租金。”^[10]¶

抗议所追求的，是比对话更具撼动性的东西：承认阶级与种族经验之间的差异--以及艺术界在延续这些差异中所起的作用--而这些差异无法通过自由民主的渠道解决。这并不是一种天真的立场，不是对形势令人遗憾的误读，不是“艺术界之外的人”把友好的艺术家错当成卑鄙的开发商；它是一种政治，也是一整套策略。其中某些政治与策略--尤其是毛主义的那些--具有威权性质，借助一种他治来发挥作用；可以说，这妨碍了冲突产生有意义的结果。但它们也为居民争取对社区的集体控制这一漫长的组织斗争历史，注入了策略性的战斗精神。“只有当你说不的时候，我们才会被听见，”邻里联盟的莱昂纳多·比尔奇斯（Leonardo Vilchis）说。“而那很可怕，因为你成了一个说不的混蛋。但自从我们说不之后，现在得到的谈判，比假如我们说是会得到的还多。”^[11]¶

事后回望，我们很容易设想356 Mission 当初还有哪些不同的做法。在今天绅士化与超级绅士化的速度之下，处于类似境地的艺术空间只有极短的时间窗口，能够尝试扮演“迫迁的步兵”之外的角色。玛加莉·米兰达（Magally Miranda）和凯尔·莱恩-麦金利（Kyle Lane-McKinley）正是这样描述它们的角色的；他们指出，对“艺术洗白之效果的经济分析”，与“这类群体宣称的包容性、多元文化主义乃至激进性意图”之间，存在着认知失调。^[12]对我而言，这种认知失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与艺术家和活动家谈论封锁行动时，我发现自己总把356说成365--不过是简单地调换了数字顺序，但或许并非毫无意义：365正是全食超市（Whole Foods）旗下的品牌，旨在向更年轻的消费者--正在崛起的绅士化阶层--推销更便宜的商品。显然，我的大脑正反复咀嚼着这个问题：356怎样才能不变成365？它是否已经是365了？抑或两者之间仍有足够的差异，让别的事情在那里发生？¶

艺术写作者、洛杉矶租户联盟成员特雷西·珍妮·罗森塔尔（Tracy Jeanne Rosenthal），在回应欧文斯的公开信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如果进入〔与抗议者的〕对话时，不要求自身毫发无损，那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人们把那种对话叫作谈判。我相信，我们都从工作、组织行动，甚至电影里了解过一些谈判策略。他们说，离开。你可以说，我们给你们一半。在这个例子里，我不知道那一半会是什么。会是资源吗？会是空间面积吗？至于是否应当接受，也轮不到我来说。但我承认，我天真到以为你会提出一个条件。^[13]

通过强调“谈判”而非“对话”，抗议者--以及此处的罗森塔尔--所提出的东西，类似于原住民群体过去和现在一直运用的“归还土地”概念。正如伊芙·塔克（Eve Tuck）和 K.韦恩·杨（K. Wayne Yang）所论证的，这一概念摒弃作为隐喻的去殖民化，转向作为过程的去殖民化：“尽管细节尚未确定，或尚未取得共识，……定居殖民语境中的去殖民化，必须包括归还土地，同时承认，土地及人与土地的关系，向来就已经存在不同的理解与实践方式；也就是说，要归还全部土地，而不只是象征性地归还。”^[14]他们指出，这正是为什么“去殖民化必然令人不安、动摇定居秩序”。^[15]当然，在要求博伊尔高地现居民取得对356 Mission 全部或部分控制权的诉求中，还内在地包含另一项“归还土地”过程：将这块地产，以及整个博伊尔高地，归还给通瓦人（Tongva）。¶

但罗森塔尔的提议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她为什么会认为，欧文斯会提出一项让自己对356的构想不再保持完整的条件（又或者，加文·布朗及其保险商会允许这样做）？也就是说，为什么罗森塔尔对一个艺术家运营空间的期待，会包括这种形式的可变性、这种缺乏占有欲的态度、这种公社主义或共同体间主义？（同样，为什么抗议者自己也针对这一艺术家运营空间，而不是那些商业画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一种关于艺术与艺术家自主性的观念，很容易融入资本主义过程之中；用米兰达与莱恩-麦金利的话说，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作为个体的艺术家“只对他或她自己负责”。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语境中，这“太常在事实上导致他们只对强大机构的经营事业负责”。^[16]但还有另一种自主性的观念，它使人期待，艺术家创造新形式的能力，也能延伸至新的集体形式--自主化能够作为一种抗衡资本主义组织过程的力量而发挥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潜能在关系艺术中得到明确阐述，但它也潜藏于艺术的唯物性之中--那些能够不断为材料与物件找到新意义的人，必定在某种深刻层面上知道，社会也可以被重新创造。自治不仅是关系艺术的政治，也是所有艺术的政治。¶

在围绕356 Mission 的斗争中（无论象征性的还是其他层面的），还有一种动态在发挥作用：这个空间本身主要致力于绘画。欧文斯是一位画家；加文·布朗最初开设这一空间，是为了展出她的一组特别巨大的绘画；其他人在那里展出的艺术，大部分也是绘画。作为一个“有限公众”，其社群大体上属于形式主义取向，并不批判艺术界与资本的关系（也不批判其种族或性别政治）。相反，它顺应了艺术被指派的角色，充当资本主义内部那个用尼古拉斯·布朗的话说“非强调性的他者”，履行马尔库塞所谓“肯定性文化”的功能，即在普遍具有剥削性的条件下，提供少量自由。因此，356自身成为周围画廊以及整个画廊体系的一个非强调性的他者，而没有明确地站在自治政治一边，去挑战艺术界内外资本主义的组织过程，也许并不令人意外。并不意外，但也并非不可避免。¶

BHAAAD 在博伊尔高地的组织行动带给我们的一条教训是：艺术与资本的结盟，无法仅凭愿望消除--要找到通往另一种想象界的道路，需要努力。这并不是要求艺术家放弃对自主性的主张，而是要以承认艺术之社会政治性的方式，将其进一步发展。艺术的在地化，包括艺术空间据称中立的规范，当然必须受到重新审视（我想起布赖恩·奥多尔蒂〔Brian O’Dougherty〕1976年关于“图画像昂贵的平房一样排成一行”的描述）。^[17]但自治也告诉我们，下次事情总可以有所不同。罗森塔尔惋惜356的事件没有带来一次“清算”（它于2018年秋悄然关门），并补充说：“我想，我们许多人都希望创作艺术，或者置身艺术之中，却不成为绅士化的推动力量。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阻止我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使这一愿望成为现实。”^[18]答案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