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封信 论60年代与70年代的黑人自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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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A：
还没被说服吗？还需要更多证明彼此关联的证据吗？我不怪你。刚开始写这些信时，我也在不同自治主义时刻之间寻找更明确的联系，希望揭示一个运动与另一个运动之间某种隐秘的通信，甚至是更“公开”的通信，就像五月风暴中罢课学生发给罢工工人的电报，表达“从被占领的索邦大学到被占领的南方航空公司”的团结。自治运动与60年代、70年代的黑人自治主义--也就是这封信的主题--之间的关联尤其显著，让我希望能在它们之间找到同样直截了当的交流。
我的确发现了一个名为“通信”（Correspondence）的团体。它促成了C.L.R.詹姆斯（C.L.R. James）、李玉屏·博格斯（Grace Lee Boggs）与卡斯托里亚迪斯在1956年合作撰写一本书，题为《面对现实》（Facing Reality）。这本书把匈牙利革命中实行直接民主的工人委员会的兴起，与美国民权运动之前争取黑人自治的斗争联系起来；而“通信”团体后来的一种组织形态，也以该书命名。书和团体对底特律黑人汽车工人的组织活动，[1]以及对自治运动的影响，都有文献可考（《社会主义或野蛮》也是后者的重要参照）。[2]但我也记得斯特凡诺·哈尼（Stefano Harney）和弗雷德·莫滕（Fred Moten）所说的话：他们本身就是分别出自这两种传统的合作者，提醒人们不要过分寻找思想和政治上的承继债务，而忽略思想与行动本身内容上的关联。正如莫滕所说：“我觉得，许多这种在思想上承认欠下债务的工作，其实预设了一种观念，仿佛当我们说自治主义者从黑人激进传统那里吸收了些什么时，黑人激进传统才因此显得高贵。”[3]用莫滕的话说，允许“一种总体运动的可能性”，才是更符合自治主义的实践；“当我们认识到某种激进社会行动与思想这两次多少彼此独立的喷发时”，这种运动便会得到促进。[4]
那么，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黑人权力运动与黑豹党。我为什么把它们称为自治主义？乍看之下，黑人权力运动的民族主义修辞与黑豹党的军事化风格，确实似乎与自治计划不合。可只要想一想，组成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和一支没有国家的军队，实际上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些新形式以它们不可能的诉求成就了什么，以及它们怎样激发了对种族、民族与国家的重新想象--情况便不一样了。黑豹自卫党（Black Panther Party for Self-Defense）的自治维度尤其值得注意：黑豹党人干脆拒绝了被给予他们的法律，而这一拒绝，首先就是拒绝警察管治。他们对自卫的强调，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价值化：它把暴力的所在转移到警察本身，从而瓦解执法部门自称“维护和平”的说法。黑豹党在美国四十座城市建立的“生存计划”--为儿童提供免费早餐、开设免费健康诊所、提供免费衣物--也同样向资本主义想象界提出了具体的挑战。
更进一步，黑豹党超越了自我价值化，肯定其他解放运动的自治实践，认为它们是大规模价值重估计划所必需的。一个例子，是休伊·牛顿（Huey Newton）写给“革命的兄弟姐妹们”的公开信，刊登于1970年8月15日的《黑豹报》（Black Panther）。这封信讨论妇女解放运动与同性恋解放运动，挑战黑豹党内部的性别歧视和恐同现象，认为这些做法违背了“革命价值体系”的发展：
请记住，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种革命价值体系；我们只是正在建立它。我不记得我们曾经确立过任何一种价值，说革命者必须对同性恋者口出恶言，或者说革命者应该确保妇女不能公开谈论自己所遭受的特定压迫。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我们说，我们承认妇女自由的权利。关于同性恋者，我们还没有说过太多，但我们必须与同性恋运动建立联系，因为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5]
牛顿在这些其他运动中看到了具有革命潜能的解放冲动；最重要的是，他肯定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获得自由的权利，同时也保留自己的批评权：当某些行动违背黑豹党让社会彻底转向受压迫人民利益这一目标时，他仍可以提出批评。[6]
在1975年的文章《种族、性别与阶级》中，塞尔玛·詹姆斯指出，自治主义女性主义运动从黑人解放运动中学到的一项主要教训，就是阶级与身份等级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我们这些女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撕去了国际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最后的一层面纱，揭示了妇女和儿童的阶级地位--这一地位曾被他们身份等级位置的特殊性所遮蔽--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从黑人运动中学到这些的。[7]
詹姆斯以“身份等级”（caste）来定义阶级之外的集体差异；这些差异具有物质维度，并被用作压制的基础。[8]她观察到，在黑人解放斗争之中，这些差异通过民族主义被正面界定。当白人左翼还在反复高呼“黑人白人，团结战斗”的时候，“哈莱姆的知识分子”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这位伟大的革命者”，都仿佛把“肤色置于阶级之上”。[9]
她认为，这绝不是反动地撤离阶级分析：“黑人工人阶级正是通过这种民族主义，得以重新定义阶级”，以至于“黑人提出的诉求和黑人创造的斗争形式，〔成为〕最全面的工人阶级斗争”。[10]黑人解放运动“运用‘自身经验的特殊性’--同时作为一个身份等级和一个阶级--来重新定义阶级及阶级斗争本身”。这种“同时是二者”，产生了一个以自治为中心的新革命价值体系，跨越了阶级和种族（也如牛顿信中所阐述的，跨越了其他差异）。
詹姆斯和“家务劳动有酬化”的同道们理解到，“妇女及其运动，也必须独立于劳动力等级结构中被资本专门用来对付她们的那一部分。对黑人而言，那一部分是白人。对妇女而言，是男人。对黑人妇女而言，则两者都是。”[11]她最终得出结论：“在每一个被剥削群体都让人感受到自身的自治力量之前，任何团结而革命的东西都不会形成。”[12]她试图描述这种自治的“感受”所带来的政治效果时，使用了运动的形象，指出美国的黑人解放运动：
挑战了、并继续挑战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在国内与国外都是最强大的。当它烧毁那个大都会的中心，并挑战所有既定权威时，它便为各地其余工人阶级按照自身的具体利益行动，开辟了道路。我们妇女行动起来了。[13]
后来改名为夸梅·图雷（Kwame Ture）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在196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的“黑人权力”演说中，使用了类似的表述。这场演说标志着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明确告别以种族融合为中心的民权修辞。这个更年轻、更激进的组织以“Black”（黑人）取代“Negro”（旧称黑人），正部分体现了这一转向，标示一种正在形成的激进新主体性。卡迈克尔说：“这个国家运作着的制度，显然是种族主义的；它们建立在种族主义之上。那么，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内部的黑人如何行动？那些声称自己不属于这些制度的白人，又如何开始行动？”[14]卡迈克尔也将答案置于自治实践之中，倡导“黑人有权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定义自己，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组织自己”。他警告说：“我们不知道白人社群会不会允许这种组织活动，因为一旦允许，他们也必须允许自己社群内部的组织活动。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会按自己的方式组织起来。”[15]
正如詹姆斯指出的，马尔科姆·X在把黑人权力定义为黑人民族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1963年的演说《致基层群众》中提出，黑人革命应像所有其他革命一样，以土地为基础：“土地是一切独立的基础。土地是自由、正义和平等的基础。……革命者要土地，是为了能够建立自己的国家，一个独立的国家。”[16]他沿袭加维主义者与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的传统，鼓励美国黑人与白人分离，使自己的社区自给自足；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平起平坐，包括他们祖先遭绑架离开的那些民族，以及他们如今生活于其中的民族。这样，黑人民族主义打开了新的社会想象界，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斗争，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及反帝斗争连接起来。
黑豹党虽拥抱自治与黑人权力，却避开民族主义，转而采用牛顿的“革命共同体间主义”（revolutionary intercommunalism）理论。该理论认为，民族国家这一形式已被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他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的“企业帝国主义”--所瓦解，以致民族主义不再是一种可行的革命策略。鉴于帝国主义已遍布全球，把各民族和经济体整合到“不可能‘去殖民化’”的程度，牛顿断言，如今世界实际上是“分散的共同体集合，处于一种（由技术促成的）‘共同体间关系’状态”。[17]虽然当前被“统治圈，一个小集团”控制，这一共同体集合仍可以通过联盟而激进化：
如果我们相信自己与莫桑比克人民是兄弟，我们怎样帮助他们？他们需要武器和其他物资援助。我们没有武器可给。我们没有钱购买物资。那么，我们怎样帮助？……他们不能替我们战斗。我们不能代替他们战斗。我们各自都能够缩小共同压迫者占据的地盘。我们能够解放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教导。但斗争是同一场；敌人是同一个。[18]
牛顿强调与世界各地有色人种共同体建立联系的重要性，正如马尔科姆·X在黑人民族主义范式之内做过的那样；但他认为，没有必要把激进白人排除在这个计划之外。在1968年接受《运动杂志》（The Movement Magazine）访谈时，他肯定卡迈克尔对黑人权力的呼唤，以及他与SNCC白人自由派成员的决裂；但他提出，这在实践中是一种反动的政治形式，而非革命的形式：“我认为，SNCC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他们被传统的管理者控制着：那个无所不能的管理者，那个白人。他就是SNCC的头脑。”[19]当SNCC致力于黑人自决，并与白人自由派成员决裂时，“它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头脑，却……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视野”。[20]
牛顿说，SNCC不能、或者没有区分白人自由派与白人革命者，因为他们“非常害怕与白人发生任何接触，甚至否认白人革命者能够通过在宗主国内支持SNCC的纲领而提供支持”。[21]他认为，相比之下，黑豹党“从未被白人控制过。黑豹党始终是一个黑人团体。我们的头脑与身体一直是统一的。我们从未受白人控制，因此我们不害怕白人宗主国的激进分子。我们的联盟，是有组织的黑人团体与有组织的白人团体之间的联盟。”[22]
革命共同体间主义坚持以自我组织作为与其他群体团结的基础，由此兑现了卡斯托里亚迪斯所描述的革命政治的承诺：提出“一种实践，以社会的组织和方向为对象，旨在促进全体成员的自治；它认识到，这预设了社会的彻底改造，而这种改造，反过来只有通过人们的自治活动才有可能”。[23]或者，用卡斯托里亚迪斯另一种更个人化的表述：“我希望他人自由，因为我的自由，始于他人的自由开始之处。”[24]黑豹党至今仍是当代斗争的重要参照，因为他们没有对解放究竟是什么样子给出一个定论，而是坚持让每个人都去面对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