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封信 论共产化与／作为自治

亲爱的A：¶

让我们来看一看自治计划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实例。或许，它与从往昔极左翼刊物--例如《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或《通信》（Correspondence）--中涌现的那些“倾向”有某些共同之处。这就是共产化。说起来，这一倾向并不那么新：它最早在1968年之后兴起，并早早体现于意大利自治运动（Autonomia）之中；不过，如今它又有了新的切身意义。它起源于法国，目前主要存在于匿名集体自2000年代起撰写的小册子和刊物之中：《提昆》／隐形委员会（Tiqqun/Invisible Committee，法国）的《呼吁》（“The Call”），隐形委员会的《即将到来的起义》（The Coming Insurrection）及其后续文本，以及《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法国）和《尾注》（Endnotes，英国-美国）的各种文字。但它对2009-2010年加利福尼亚高校反学费上涨抗议、“占领”运动和其他广场运动产生了振奋人心的影响，也继续以富有意义的方式与今天的斗争相交汇。¶

共产化试图回答共产主义思想与组织工作一直面对的那个问题：我们如何从此处走向彼处？它的回答是否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必然需要一个过渡阶段的观念，否定需要有这样一个革命后的时期：无产阶级经过斗争掌握生产与国家之后，启动从社会主义向完全共产主义的过渡，而国家则逐渐消亡。相形之下，共产化的理论（和实践）认为，并不是先有革命、后有共产主义；革命发生于共产主义的生产过程之中，无论是通过不断增殖、最终形成全面起义的自我组织活动，还是通过攻击资本主义的范畴--“交换、货币、商品、各自独立的企业的存在、国家，以及--最根本的--雇佣劳动和工人阶级本身”。^[1]因此，共产化与革命过渡观念所固有的时间性作出了重要决裂。这一决裂将阶级斗争--或反对阶级的斗争--置于与其他斗争同一的时间平面，使其彼此接触。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一种潜力巨大的发展。¶

在这封信中，我将着重讨论共产化倾向中的两股不同潮流：隐形委员会和《尾注》。“问题不在于为共产主义而斗争，”隐形委员会说，“重要的是在斗争本身中实际生活着的共产主义。”隐形委员会的小册子始终力求展示的，不是未来可能发生什么的图景，而是此刻正在发生什么的图景。他们认为，这才是洞见的真正本性；他们引用德勒兹论1968年的话（“这是一种‘洞见的现象’：一个社会突然看清了自身包含的种种不可忍受之物，也看到了另一种事物的可能性”），也引用本雅明的话（“洞见，就是看见正在形成之物。……准确地察觉正在发生的事情，比预先知晓未来更为关键”）。^[2]因此，他们的写作有意停留在实践的领域，保持清醒却不求全盘阐明；它带有鲜明的诗意，一种创造性的特质--因为，他们认为，看得清楚意味着“能够把握形式”。^[3]¶

这种写作也具有一种情动特质，发出面向不同斗争、召唤它们相互团结的呼声。隐形委员会指出，与“能够先在作坊、继而在工厂中找到彼此的工人运动先驱们”不同，当代斗争拥有“整个社会空间，可以在其中找到彼此。……我们对这一文明的敌意，使我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划出团结与战斗的阵线”。^[4]对我而言，这正是隐形委员会的文本分别在2004年、2009年、2014年和2017年问世时，阅读它们成为有意义的经历的原因。他们阐述了一种政治：它看到当下各种斗争相互增强的潜力，这些斗争针对资本主义，却不只针对资本主义；它也从一个不断展开的“我们”之中感受到喜悦，这个“我们”与其说没有形态，不如说在不可阻挡地变换形态。¶

隐形委员会将它描述为一个立场的“我们”，而非一个群体的“我们”，并通过历史上的对应关系，突出其激进的创造力：“它从黑豹党那里借来突发的力量，从德国自治主义者那里借来集体食堂，从英国新卢德主义者那里借来树屋与破坏的艺术，从激进女性主义者那里借来对措辞的谨慎选择，从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那里借来群众性的自行减价行动，从‘六月二日运动’那里借来武装的喜悦。”^[5]这个“我们”迎战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我”，并像其他自治主义一样，阐明个体与集体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有人向我们兜售了这个谎言：我们最为独特的东西，就是将我们与共同之物区分开来的东西。我们的经验恰好相反：每一种独特性，都是在一个存在者使某种共同之物得以存在的方式与强度中被感受到的。”^[6]¶

隐形委员会的目标是共产主义，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十分宽广；它是“一场针对支配的细密、大胆的进攻的母体。它是一种呼唤，也是所有抵抗帝国平定的世界、所有不可化约为商品统治的团结、所有承担战争之必需的友谊的名称”。^[7]它依靠公社这一基本单位，广义上将公社理解为“一起面对世界的盟约”。^[8]虽然公社确实具有一种地域性，但这种地域性的界定也是流动的：“每当几个人摆脱个体的束缚衣，决定只依靠自己，并在与现实的较量中检验自身力量，一个公社便形成了。每一次野猫罢工都是一个公社；每一栋在明确基础上被集体占据的建筑都是一个公社；1968年的行动委员会是公社，美国的逃亡奴隶共同体，或1977年博洛尼亚的爱丽丝电台，也都是公社。”^[9]¶

当然，他们的呼吁会吸引我，亲爱的A，我不正是在给你写这些信吗？但隐形委员会对于眼前斗争、实现斗争目标的手段、由谁来斗争、以及反对什么而斗争的宽泛定义，却令《尾注》深恶痛绝。《尾注》认为，构成隐形委员会小册子主要情动维度的团结呼吁，会导致唯意志论和简单化，“阻碍对形势的任何真正把握”。在《尾注》看来，实际的形势是：革命工人阶级无法（已经无法，或许从来就无法）在资本主义内部组织起来，以击败资本；相反，它必须攻击阶级关系本身以及支撑这种关系的价值范畴，就像今天各种起义中那些力求截断商业流通的流通斗争。¶

《尾注》认为，今天的工人无法像历史上的工人运动那样，主张一种共同的“虚构身份”。这种身份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腐蚀性”溶解了。他们仅仅因为被资本分隔而统一在一起；除此之外，他们则被“一片由差异化利益构成的海洋”撕裂，其中包括“女人与男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白人’与‘非白人’等等的利益”。《尾注》承认，工人仍有在斗争中聚集起来、从而打断其为资本而形成之统一的时刻，但认为他们这样做时，已不再是作为一个阶级，“因为他们的阶级归属恰恰就是将他们分开的东西。相反，他们以某种其他统一体的名义--真正的民主、99%--聚集在一起，而这种统一体似乎扩大了他们斗争的能力”。^[10]但《尾注》说，这种表象只是“对一种庞大而可怕的现实所作的缩短了视野的〔批判〕”。真相是：“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他们参与着一系列复杂的互动。没有任何个人、群体或阶级控制这些互动。相反，我们盲目的舞蹈，是通过市场，以非人格的方式被协调起来的。”^[11]¶

尽管《尾注》致力于一种不会以显而易见的方式展开的系统辩证法，并提醒人们“革命的出现，就其本性而言，是不可预测的”，但实际上，他们似乎确实知道革命最终应当是什么样子。例如，在他们的分析中，“占领”运动的革命内容仅仅在于营地里中产阶级占领者与工人阶级占领者之间出现的冲突，而弗格森的革命内容，则只能在黑人资产阶级活动家、民权运动老兵与发生暴动的底层民众之间团结关系的瓦解中找到（“阶级究竟是种族会撞上而沉没的礁石，还是使种族得以激进化的社会根基？”^[12]）。这些动态当然值得注意，但我们不也应该留意还有什么其他事情正在发生，尤其是在谈到弗格森的时候吗？否则，我们就有落入乔治·奇卡列洛-马赫（George Ciccariello-Maher）所谓辩证法背叛的危险，也就是“将黑人性归摄于据称更为优越的阶级这一范畴”。^[13]¶

在发展辩证法背叛这一概念时，奇卡列洛-马赫引用了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对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批评。在这篇批评中，法农拒绝萨特将种族的“主观”经验纳入更为“客观”的阶级结构，坚持黑人有可能“活出他们的黑人性”，为自己“创造一种意义”。^[14]奇卡列洛-马赫认为，一种“去殖民化的辩证法”必须使殖民主体被打发至其中的“遭到放逐的非存在地带”，作用于社会总体。“而且，正是在内部与外部、地上与地下的相互作用之中，”他提出，“一切决定论都消失了，‘那一套’辩证法瓦解为许多个战斗的时刻，而这些时刻仍然汇聚成广泛的对立；未来那个已经和解的地平线，也始终只是地平线：可以朝向它，却永远不能抵达。”^[15]¶

先不论辩证法，《尾注》对价值形式的执着与自治计划是一致的，因为自治也关心价值的形式（就卡斯托里亚迪斯而言，他当然将价值形式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意义之一）。但《尾注》虽然承认，当人们从资本共同体中“作出跃迁”时，“他们将必须弄清如何以新的方式彼此相处、如何对待事物本身”，而且“这不只有一种做法”，却忽略了可能促使人们作出这种跃迁的东西：属于一种不同于资本的想象界的形式与团结。因为，人们投身革命斗争，难道不正是为了从被赋予他们的东西之中，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意义吗？“黑人”便是这样的意义之一。“被种族化的穷人”--《尾注》在分析弗格森、巴尔的摩等事件时偏爱使用的说法--却不是。值得留意的是，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s, White Masks）中也描述了一次“跃迁”--虽然奇卡列洛-马赫将它解读为法农对去殖民化辩证法的表达，但它也可以被读作向自治的跃迁：¶

我不是历史的囚徒……

真正的跃迁，在于把创造引入生活。

在我所奔赴的世界里，我不断地创造自己。

我与人类团结在一起，条件是我能够再向前迈出一步。^[16]

借用克洛弗的措辞，自治处于《尾注》计划的远端，却处于隐形委员会计划的近端。《尾注》承认了后一点：他们将隐形委员会的小册子斥为仅仅给“昔日的语言”换装，其版本的共产化仿佛是“‘自治’这类稍微更有资历的流行词的一种时髦替身”。^[17]但在试图介入当代斗争时--这些斗争关心支配，却并非仅仅关心价值形式的支配--《尾注》也发现自己置身于自治的领域。隐形委员会的社会诗学是穿越这一领域的一种方式，去殖民化的辩证法则是另一种。¶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