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封信 论卡斯托里亚迪斯对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批判

亲爱的A：¶

我是否忘了具体说明，自治计划何以反对资本主义？请放心，它确实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反对得非常彻底，只不过它是经由对马克思主义的尖锐批判而做到这一点的。卡斯托里亚迪斯把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奠定在早于马克思的一种历史现象之上：1790-1840年的工人运动。面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一运动先是在英国，继而在欧洲大陆展开了激烈抵抗。他认为，这场运动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不只是要改善工人在工厂里的处境，而是要对抗资本主义想象界的整体。资本主义诞生时，并没能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具有单一指挥结构和单一逻辑的庞大工厂”，这与工人的自我组织大有关系。卡斯托里亚迪斯坚持说，所有“相关的思想”，在马克思之前的这个时期便已形成：“剥削的事实及其条件，彻底改造社会的计划，由生产者建立、为生产者服务的政府的计划，工资制度的废除。”^[1]¶

但是，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当马克思把整个人类历史重新解释为生产力演变的结果时，他反而悖论式地复制了资本主义的逻辑，成为“那些把技术、生产和经济置于中心位置的思想渗入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推动者”；被置于中心的，并不是工人自身的政治活动。^[2]卡斯托里亚迪斯承认，马克思“无疑极大地帮助了人们相信--也因此帮助了他们斗争”；但他指出，马克思最终屈从于从资本主义继承而来的全面掌控的幻想，提供了一种“归根结底，由某种远比人类脆弱而不确定的活动更强大之物--即‘历史规律’--所担保的拯救”。^[3]¶

卡斯托里亚迪斯强烈反对这种意义的封闭。他说，在他自己的生活与思想中，这迫使他在“继续做马克思主义者与继续做革命者”之间作出选择。^[4]他认为：“政治既不是绝对知识的具体化，也不是一种技术；同样，它也不是谁都说不清是什么的盲目意志。它属于另一个领域，即制作／行动的领域，并属于制作／行动的一种特定方式，也就是实践。”^[5]他将实践定义为有意识但并非完全有意识的活动，或“没有彻底阐明的清醒”；他坚持，由于实践的目标是新事物，它“不能被化约为对预先构成的理性秩序的单纯物质化摹写”。^[6]这样，卡斯托里亚迪斯的政治理论便向美学敞开：“做一件事、写一本书、生一个孩子、进行一场革命，或者仅仅是制作或行动本身，都是把自己投向一种未来情境；它向未知四面敞开，因此，人不可能预先在思想中占有它。”^[7]与此同时，我们仍必须顾及社会整体--实践必须面对总体性，将之视为“一个正在自我生成过程中的开放统一体”。^[8]¶

卡斯托里亚迪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性决裂，发生在战后经济迅速增长与再分配政策大幅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背景下。这一背景削弱了资本主义矛盾是历史唯一驱动力的论点。但他绝不是他所谓“官僚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这种资本主义只不过用由国家管理者、私人管理者和工会管理者组成的阶层，取代私人资本所有者，成为工人的主要对手。他发现，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也在形成类似局面：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虽然集体掌握生产，却仍以私有方式占有并控制它；他甚至将此称为官僚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更全面、乃至极权的形式。在这两种情形下，制度都服务于顶层一小撮人的利益，服务于一个致力于“为生产而生产”的管理者或“发号施令者”阶层。劳动者，也就是“服从命令者”，“除非通过消除等级制，并建立自身对生产的集体、平等管理来推翻这一制度，否则便无法摆脱压迫、异化与剥削”。^[9]¶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卡斯托里亚迪斯形成了扎根于工人自我组织的社会主义观念。此后，他将这一观念纳入自治概念，把视野从生产的自我管理扩展到社会的自我管理。他很清楚，这为新的政治行动者搭建了舞台。正如戴维·埃姆斯·柯蒂斯（David Ames Curtis）所指出的：¶

早在60年代初，他便认识到，英国的工厂工会代表运动，初露头角的青年、妇女和反战运动，以及种族与文化少数群体的斗争，提供了反抗现代社会的可能前景；这些反抗或许会产生不可预测、前所未有的自治表达。^[10]

正是包括这一认识在内的一些特点，使卡斯托里亚迪斯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用，让我们能够从理论上思考新的斗争形式，以及置身于不同斗争之中、跨越不同斗争建立联系的新方式。¶

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非常严厉，却是一种内在批判--可以说，他在用《雾月十八日》中的马克思，来对读《政治经济学批判》乃至最终《资本论》中的马克思。前一个马克思坚持，我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尽管不是在由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它。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本人所说：¶

我们的修正，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最初的意图，以及工人阶级斗争始终最深刻的内容，更明确、更精确地表达出来--无论是在它戏剧性的高潮时刻，还是在工厂中默默无闻的工人生活里。……社会主义旨在赋予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以意义；让他们的自由、创造力以及人格中最积极的方面得以蓬勃发展；在个体与周围的人之间、在群体与社会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使人们与自身、与自然重新和解。^[11]

正如布赖恩·辛格（Brian Singer）所观察到的，马克思提出“对政治的经济批判”，而卡斯托里亚迪斯给我们的则是“对经济的政治批判”。^[12]他通过不断挑战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意义，或“社会想象意涵”，来做到这一点。其中两个核心意义就是经济与经济性；它们是“核心的社会想象意涵，并不‘指涉’某个东西；相反，正是以它们为依据，大量事物才在社会中被表象、思考、处理并制作为经济性的事物”。^[13]另一个相关意义是这样的前提：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受经济动机驱使--“人的真正本性，是一种再生产-经济动物”。^[14]第三个核心意义属于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被资本主义时间组织起来：一方面，它是可测量的、同质的、统一的、“完全可以算术化的”；另一方面，它又是无限的，是“一种无限进步、无止境增长、积累和合理化的时间”。^[15]杰里米·史密斯（Jeremy Smith）指出，卡斯托里亚迪斯在晚期著作中还增加了资本主义的另一项首要社会想象意涵--它不断“推动”理性掌控无限扩张，“把人类创造力套在产出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方案之中”。^[16]这些核心意义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受到更早的工人运动的挑战；任何朝向自治的运动，只要它力图创造新的社会想象意涵，也都会进一步挑战它们。¶

在澄清卡斯托里亚迪斯的政治立场时，我们也应该澄清他对民主的态度。自治计划所追求的激进民主，不应与今天存在的自由民主混为一谈。在题名十分贴切的文集《无意义的涨潮》中，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已经采取了“自由寡头制”的形式，兜售一个被掏空的民主版本：它完全强调程序，而不强调人民的政治活动，由“社会中极薄的一层人”支配和治理。他说：“当然，它是自由主义的。它是开放的（或多或少如此），并且每隔四年、五年或七年，就让自己通过一次大众投票获得认可。”^[17]但它与自治关系甚微。他观察说：“如果这个寡头集团中执政的部分偏离得太远，它就会被替换--被寡头集团中另一部分所替换，而后者已经越来越像前者。”事实上，卡斯托里亚迪斯怀疑，自由社会是否从根本上就有意于民主：“〔自由社会〕能够容纳真正的民主，容纳公民切实、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吗？当今政治制度的目标，难道不也包括让公民远离公共事务，并使他们相信自己没有能力关心这些事情吗？”^[18]¶

与此同时，他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论点：自由民主所保障的权利与自由仅仅是形式性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利益而阻挡真正激进民主的一种计谋。相反，他认为，这些权利与自由源于“人民几个世纪以来的斗争”，这正是它们力量的来源--因为凡是这些权利与自由只是被引进的地方，“它们几乎总是既黯淡无力，又十分脆弱”。^[19]他认为，把它们理解为部分的，而非形式的，更为合理：“例如，行使集会权、寻求申诉救济的权利，或者出版报纸或书籍的权利，都能够对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20]但这些权利的存在本身并不构成民主，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有很大一部分，旨在建立真实的条件，使每个人都能够切实行使这些权利”。^[21]这同样回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早期的精神：他们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不是因为它民主，而是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22]¶

卡斯托里亚迪斯对自由民主最尖锐的批判，或许在于它将个体实体化；而这一批判对自由民主当下的新自由主义形态更为切中要害。虽然他致力于个体自治，但他认为，在自由民主的语境中，它被过度赋值，因为每个个体为自己生活创造意义的活动，并没有被放在集体创造意涵的框架之内。在一个其他方面都由他治支配、社会意义早已给定的社会里，倡导个体自治，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个人主义，以至于：¶

在当代西方，那个自由的、主权在握的、自足的、实质性的“个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几乎不过是一具木偶，痉挛般地做出社会历史领域强加给它的动作：也就是说，赚钱、消费和“享乐”（如果碰巧能享受到的话）。^[23]

个体赋予自身生活的，只是在资本主义之下通行的那种“意义”，即“消费水平无限提高的无意义”。^[24]¶

相比之下，自治计划力图突破自由民主施加的过度个人主义及程序性限制，确认无限追问和持续创造作为社会组织的原则。它既拒绝资本主义想象界对创造冲动的俘获，也拒绝历史唯物主义对这种冲动--“人类脆弱而不确定的活动”--的贬抑。自治思想虽然从工人斗争中产生，却能够解释超出这一斗争的激进运动，因为它涵盖并赋予意义于那些不符合资本主义对政治或经济的想象意涵的新形式。而且，它从社会意义上认真看待其他领域（艺术、科学、技术等）的创造活动，因为它认为这些活动既源于、也推动着激进民主所要求的对一切既定意义的质疑。它让异化与创造性斗争、已创制社会与创制中社会的双重现实进入视野，并帮助我们识别和支持此时此地的自治活动。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或人的普遍权利--相比，这项事业的规模或许显得小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如果将它理解为在社会的每个领域和每项制度中争取个体与集体的自治，它的地平线便会呈指数式扩展，超出目光所能抵达的地方。¶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