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墓穴、货币的解密、被加密的共同性与加密货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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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Haiven
正如我在第一本《货币实验室读本》中所论证的，货币是想象力的媒介。[1]人们常把货币视为平凡而基本的物质，其特征是可替代性、易用性、广泛认可和法律地位；但货币也深刻影响着我们想象何物、何人具有价值。反过来，货币依靠个人与社会持续不断的想象劳动，重新确认自身的力量，尤其是在非物质货币和法定货币的时代：它们离开资本主义交换，就没有任何可能的使用价值。由此，我曾主张，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并深化对货币改革的期望：在某个层次上，所有“修复”货币的方案，无论多么技术官僚化，都在内部加密封存着深层的意识形态与哲学假设。如果不把这些假设挖掘出来，我们通常会在规划新制度、为之行动时，复制或重新铭刻当前制度的弊病。
记住这一点，我想在这里通过一个乍看有些奇怪的问题，重新讨论价值、想象力、货币与权力：在艺术经历迅速而剧烈金融化的时代，艺术今天的命运，能教给那些运用最新技术工具开发所谓“自主”加密货币的人什么，帮助他们认识前方的陷阱？这里的关键，再次是追问价值与想象力之间的关系；任何深入考察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希望改变乃至废除它的人，都会为这一关系所困扰。[2]然而，为了接近答案，我们必须暂时离开货币理论与哲学那复杂而诱人的大教堂，走下埋藏尸体的地下墓穴。
新加坡的 Le Freeport 隐藏在工业园蜿蜒的道路间，紧邻机场停机坪，距离边境警察驻地仅一个街区。它孤立于邻近建筑之外，被层层刀片刺网围住。这是一座专为储藏艺术品而建、戒备森严的豪华仓库。世界各地存在几十处此类自由港，多数位于欧洲，但 Le Freeport 的规模、抱负与设计别具一格。
如果持有邀请，你可能先通过对讲机与卫兵交谈，获准通过数道最先进的安检门，才进入园区，看到那座黑红相间的设施。随后，还要通过比任何机场都严格的一连串检查站。你要把护照放进双向抽屉，递给单向玻璃另一侧办公室里看不见的卫兵。彬彬有礼的工作人员会让你把口袋里的东西倒进小盒子，连同随身包放进 X 光机，同时身体通过 L3 全身扫描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尖端安保设备，以及光滑、镀铬、灰红相间的现代主义风格，共同营造出一种失重的当代感，一种武器化的中立性：金融流动性本身的美学。
2017年1月，这批珍藏的看守带我进入 Le Freeport 巨大的中庭。中庭被一件特别委托创作的巨型雕塑缠绕，四周是完全相同的安保门。这位坦率、好奇而风度翩翩的看守解释，安全只是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次要目标。设计师与建筑师尽可能紧密地同世界领先保险公司合作，确保这座距离亚洲最繁忙机场之一的停机坪仅数米的建筑，呈现一个几乎零风险的环境。无论如何，他开玩笑说，就算窃贼真能突破最先进的安保，又能去哪里？新加坡是一座高度军事化的岛屿，只有两座桥与马来西亚相连，其余四面环海。
向导告诉我，对访客进行“极端审查”的主要原因，与明星建筑师的设计及巨型中庭雕塑的理由相同：这是一种金融剧场。它不仅要让富裕客户相信，自己的艺术珍宝在墓穴里安然无恙，还要让他们相信，自己拥有值得受到如此关切的对象，并投资保护它们，因此也是有价值、值得尊敬的主体。像 Foucault 的全景敞视监狱一样，这种超级安保、无限监控的黑暗乌托邦装置，不仅控制空间，也制造主体。[3]
这里加密封存着数量无法查明的文化珍宝，从精巧且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瓮器，到印在 A4 纸上的观念艺术作品。“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金库里有什么。”看守告诉我；他自己也惊叹于职业中的讽刺与矛盾。他解释说，自己的工作是向 Le Freeport 的客户提供大小随需而定的房间，确保其现在及永远维持摄氏22度、55%相对湿度——除非另有要求——并尽可能无风险。客户选择在其中封存什么，是他们的私事，国家只保留极少监督。技术上说，豪华仓库中的物品处于新加坡领土，但只要不从正门离开设施、进入实际的新加坡，所有者就不必纳税：仿佛物品仍停在机场停机坪上，而 Le Freeport 享有从后门直接通往停机坪的特殊通行权。备用发电机随时准备应对极少发生的断电；无水灭火系统会抽走房间里的氧气，以氮气替代，确保内部的艺术藏品不会受损。
至少可以说，这里的责任链十分模糊。[4]建造设施的瑞士公司又分设一家管理公司经营它；管理公司再把空间出租给佳士得，以及其他专门从事艺术品销售、储存、搬运和修复这些精细、隐秘业务的公司。博物馆、收藏家、画廊，或上述任何一方设立的空壳公司，都可能雇这些公司储藏艺术品。墓穴里究竟有什么，谁都只能猜测，但我们可以相当确定，里面必定存着昂贵的艺术作品。所有权记录与所有者本人一样，可以位于世界任何地方。可以确定的是，Le Freeport 设在新加坡，是为了利用这个准威权资本主义城邦的独特位置——靠近中国，却又不太近——其以严格著称的法律、受过高等教育且英语为母语的军事化人口、符合新自由主义国际条约的透明财产法体系，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邻近蓬勃发展的亚洲、尤其中国的艺术市场。
假设 Le Freeport 里确实有艺术，那它就是艺术的墓穴。这里有三个相互交织的意思。
首先，自由港本质上是密封、无风险的区域，可以安放艺术品，确保它们纯粹作为投资工具保值。[5]虽然 Le Freeport 设有观赏室，真正目的却是把艺术移出尘世流通，同时保留它纯粹金融性或投机性的流通。这样封存的艺术对象可以一寸也不移动，但所有权却可能被出售或转让数千次。因此，自由港是全球金融化资本主义的一种建筑，将艺术加密封存于墙内。墓穴不仅是坟墓：它封存死者，是为了使死者仍能以某种方式存活。我们为死者筑墓，是为了使生者牢记其价值，让其萦绕于想象之中。
其次，自由港把艺术加密为某种货币：艺术作为一种金融代码存在于世界，是可转移、可转手经营的数字化操纵资产。像公共广播中传输的编码词语一样，金融化艺术仍传递意义与价值，但只传给握有解密钥匙的人；此处就是那些富有到可以买下作品，把它运往别处、重新开箱作为艺术的人。艺术这种出了名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资本主义桀骜不驯的孩子，在这里被液化为市场物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跨国通信网络和计算能力的兴起：它们被用于创建覆盖全球的金融、物流与法律基础设施生态，把任何东西，哪怕艺术这种如此独特、不服管束的事物，都转为无差别的投机商品。[6]
最后，自由港依照资本的条件、在资本自身的经济和价值秩序中，把艺术变成纯粹观念对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艺术之死”的任务，而先锋派从未做到。在 Peter Bürger 的权威分析中，这些艺术运动旨在废除艺术与生活的分离，将其作为政治鼓动，寻求把人类创造力从艺术制度及其选定主角——那些有幸或有特权被认定为“艺术家”的人——所组成的镀金牢笼中释放出来。[7]20世纪后半叶，激进艺术家为此引领艺术自身的“非物质化”，发展了观念艺术、行动主义艺术、行为艺术、制度批判和参与式艺术实践。[8]Le Freeport 及其所属的金融化秩序似乎取得了成功，而且部分建立在艺术家的激进劳动之上：他们坚持，艺术无需物理在场或痕迹，也能作为改变社会的力量发挥作用。但在 Le Freeport，艺术融入了金融化的日常，面向的不是解放，而是可怕的权力与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港是艺术解放梦想的坟墓或墓穴。
事实上，新加坡这类自由港的兴起，是一个更广泛趋势的组成部分：把艺术转为金融化操纵的目标和投机财富的生成器。自大约17世纪出现我们称为“艺术”的事物以来，它就与金钱纠缠在一起。富人的趣味与要求——他们往往是金融家和投机者——塑造西方艺术史的发展，并促使“艺术”显现为人类成就、活动与生产的独立领域，区别于工艺、装饰或媚俗品。[9]艺术是资本家阶级再生产的重要载体，艺术欣赏和收藏则成为在精英世界培育归属感、区隔与声望的手段。[10]但过去，艺术作为资产的流动性出了名地差：很难找到既与你趣味相投、又有现钱付款的买家。并且，艺术市场向来不透明、腐败，令圈外人困惑；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如此。
过去十年，世界各地因金融致富的所谓“高净值人士”（HNWI）大量增加，Le Freeport 等机构对此作出回应，设法提高艺术市场流动性。这包括各种“创新”：如梅摩指数这类号称反映艺术投资趋势的价格指数；[11]提供最新价格信息的在线艺术追踪和定价应用及网站；艺术保险与抵押贷款的发展，使收藏者能利用艺术品／投资的价值加杠杆；银行和金融机构越来越乐于接受艺术作为投资与抵押品；艺术销售集中到少数具有全球品牌的大型画廊手中；艺术博览会扩散至全球金融都会，从沉闷的行业展会演变为豪华大型活动；拍卖市场基本由两家雄心勃勃的公司主导，同时新兴在线拍卖与销售平台不断增殖；甚至出现艺术投资基金——虽被过度炒作却仍意义重大——基本上允许许多投资者纯粹为投机价值而共同购买艺术品。[12]
不过，我们对“艺术金融化”常有的愤慨应当有所节制。首先，金融化虽然真实存在，艺术却远非其最重要的受害者，无论艺术受亵渎多么伤害我们的浪漫情怀。我曾论证，金融化指经济、政治、社会学与文化层面转向金融主导及影响的一种变化。资本主义金融部门不仅对其他企业、民族国家政策，以及粮食、土地、住房和水等事物的价格具有巨大权力；金融的“逻辑”、代码、衡量方式、隐喻与方法，也开始渗入并重构各种社会机构，如大学、慈善机构和公共部门服务，同时塑造日常文化生活。[13]艺术为什么应该享有特殊豁免？
如 Suhail Malik 所论证的，艺术金融化并不是令人震惊的规则例外；它实际上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当今金融市场自身性质的事情。[14]我们假定，与其他根本上具有某种物质价值、更加“有用”的商品不同，艺术价格纯粹来自它对收藏者和艺术机构的象征与关系价值。但 Malik 主张，今天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这是我的术语，不是他的——以货币远远超出任何“现实世界价值”指涉的增殖与力量为特征。正如 Randy Martin 所指出的，衍生品合约等金融对象对经济拥有真实权力，却似乎完全脱离使用价值或劳动力的任何有形“现实”。[15]既然如此，Malik 认为，艺术市场荒谬的把戏、神秘的做法和恶劣交易，并非例外，而是典型，展示当今金融如何运作：它是多重交织、相互依赖、经制度再生产的象征估值与定价行为的产物。和当代艺术价值一样，金融产品价值——尽管业内人士大肆夸耀——也是相互竞争的价值主张的任意显现；这些主张建立在表征、巧妙幻象、审美操纵，以及相互交叠的社会和制度圈子中的私人及职业关系之上。
我大体同意这一判断，但并不相信今天的资本主义货币，即便已经高度金融化、武器化，也完全放弃了与底层某种“真实”价值形式的关系。Malik 的分析借鉴 Jonathan Nitzan 和 Shimshon Bichler 的理论，他们复杂的论证被概括为一句看似简单的话：“资本即权力。”[16]也就是说，席卷世界、涌来退去的狂暴金钱洪流，最终并不源于某个特定泉源，而是不停翻腾。货币是权力的武器，货币的力量则来自有权者将之武器化。
这与另外两种更常见的货币起源及权力理论形成对照。第一种是古典自由主义及传统新自由主义观点：货币只是人类自然的物物交换行为的一种复杂演化。生产者带着不同商品来到市场交换，为了便利，便同意以某种商品作为通用参照，帮助完成所有交易，克服各种困难。对新自由主义者而言，货币诞生的这一神话时刻定义了货币的性质；今天金融化的法定货币，不过是这种倾向更复杂的表达。[17]
相反，Marx 的货币观质疑这一货币起源图景中的平和安宁，指出在资本主义下，被带到市场上的商品是剥削工人的结果。[18]货币内部加密封存着这种剥削的残余，并在世界中运作，使更多剥削成为可能。它是威胁，也是奖赏，把不占有财产的生产者——无产阶级——征召到不从事生产的所有者——资产阶级——的意志之下。对 Marx 而言，货币也是资本本身在尘世中的显现或外观：资本是资本主义积累经济背后的系统性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总体，使自己成为几乎一切人类活动的手段与目的。
Nitzan 与 Bichler 提出“资本即权力”，同时反对上述两种框架。一方面，它拒绝古典自由主义、如今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即货币只是中立工具；货币实际上被有权者——包括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和进行剥削的资本家——使用并操纵，以进一步巩固、再生产或扩张其权力。另一方面，这一进路也拒绝马克思主义观点，即货币最终源于对工人的剥削，以扭曲形式代表他们被窃取的劳动力。相反，Nitzan 与 Bichler 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剥削仍在发生，货币也使它成为可能并加以奖励，但货币本身最终并不是受压迫或受剥削劳动的表达。
这一主张当然有很大价值，尤其是在金融化时代，货币价值似乎越来越依赖金融货币投机，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汇率与法币供应的操纵。当未到期衍生品合约的规模——它们本质上可以像货币一样发挥作用——超过全球 GDP 这个本已失真的指标数千倍时，很难再主张“货币”，无论它是什么，是人类某种基本交易交换倾向的“放大版”，如新古典经济学所言；或者说，它是投入商品生产、被劫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如 Marx 所言。
不过，出于理论和政治两方面原因，我仍忠于劳动价值论的某些维度，以及 Marx 的坚持：我们应把劳动视为一切财富的来源，因而也被加密封存于货币形式之中。[19]在理论上，我警惕那种认为今天的货币只是任意权力关系游戏之产物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样一个现实：货币是协调、调节和组织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手段，即便这种组织混乱、荒谬，并被病态危机纠缠。不贬低资本主义国家非常真实的权力，同时也不忘记“资本主义”这个形容词，我们会看到，除了资本，地球上没有别的力量创造出今天这样的货币形式，更没有别的力量将货币抬升为其所创造世界的始与终。我同意货币从不中立，但在资本主义下，再生产货币并被货币再生产的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即使我们追随货币进入其金融极端状态，也必须牢记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以及它对劳动剥削的依赖。
其次，我认为把货币放在劳动之外思考，可能犯下危险的政治错误。如 Harry Cleaver 所说明，Marx 写作《资本论》，尤其是第一章关于商品与货币的论述，是为了把概念武器交给工人阶级。[20]它实质上反驳了歌颂财富与权力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工人是世界一切财富的来源，因此只要共同行动便拥有力量；他们不但天然有权收回财富，也有权在大规模层面重新想象价值的性质。工人有责任否定对自身的否定，推翻使自己悲惨、受剥削、被异化的制度。我与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把劳动和价值理解得更宽广。劳动这个词在许多方面名不副实，常被局限于工业制造；我认为，更有成效的理解，是把劳动看作富有想象力的合作能量：它既发生在正式工作场所，也发生在社会再生产领域，即生养孩子、维系家庭与社群，无论是否获得工资。[21]我最终不把“价值”视为可用劳动小时衡量的固定事物，而是视为资本主义积累驾驭、塑造并扭曲价值观领域的方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改变我们想象何物、何人有价值，并依赖这种改变。[22]我们如何以个人和集体方式想象价值，与我们如何合作、为哪些目的合作，存在辩证关系。资本主义最终试图把这种合作塑造为自身再生产的服务者。
因此，我把货币视为劳动中想象与合作维度的墓穴。货币作为资本的尘世显现，把我们的合作能量转换为凝固形式——即便仍然非物质化——再把它作为获取合作成果的手段返还给我们。这就是 Marx 商品拜物教概念的最终意义：我们与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合作创造者所创造的东西如此异化，以至于它不再作为我们自身的创造物出现，而仿佛被赋予超自然价值。[23]货币这种原初商品，既是这一过程最终的显现与促进者，也同样是商品拜物教最终的显现与促进者。[24]David Graeber 把 Marx 的理论与19世纪人类学家 Marcel Mauss 的思想交织起来，指出我们手持货币时，实际上握着自身梦想的赝品：我们集体力量的一个碎片，以魔法物品的形式返还给我们。[25]如我在第一本《货币实验室读本》的文章中所说，这就是货币为何是想象力媒介，也是涉及金钱的艺术为何如此有力的原因。当我们解开封存在货币中的集体合作潜能时，就像劈开原子：无尽的力量等待释放。[26]
我给出这段过于简略的理论说明，是为了明确下一步如何拆解“加密封存”的概念，最终重新考察加密货币的政治与潜力。
我借用这个词经 Jacques Derrida 阐释的精神分析意味。[27]Derrida 依据 Nicholas Abraham 与 Maria Torok 对 Freud 的重读，以“加密封存”命名这样一个过程：某个系统——语言、哲学或社会——的构成性、不可缺少的部分，必须被封在一个结构、一个墓穴之中，而其生死状态不明。Abraham 与 Torok 都是反对拉康式转向的弗洛伊德派执业精神分析师；对他们而言，加密封存发生于某些患者身上，他们曾目睹——未必亲身承受——由偶像化人物造成的创伤。[28]他们重读 Freud 对化名“狼人”的病人的分析，认为患者的言语之所以加密，是因为他在成长的敏感时刻，目睹自己敬爱的父亲对心爱的姐姐实施性虐待。[29]为了保护作为无意识中心要素的偶像化父亲对象，他把它加密封存在心灵之中，使这一投射保持在既生且死的状态。症状上，狼人对与内部墓穴有间接关系的某些词句表现出厌恶，于是其陈述成为加密讯息，等待他与 Freud 在分析过程中解密。但加密封存的重要特征，是动员一切心理资源来避免解密，因为他害怕揭开底层创伤，被迫在不再拥有那个封存对象的情况下重建整个心灵。与此同时，狼人自己也被封进自己的墓穴：由于心灵围绕墓穴中保存的失落对象建构，实际上被关在墓穴里、既死且活的正是心灵本身。
我不打算长篇讨论并质疑精神分析的方法与理论，但墓穴隐喻可能非常有用，尤其按 Derrida 赋予它的宽广含义来理解：加密封存，是将投射与依恋的失落对象秘密维持在既生且死状态的过程。这种内在封存向外表现为加密的言语或表达，逃避乃至主动避免解密，以维持生死之间的系统或结构。熟悉 Derrida 作品的人不难想象，在他看来，某种最终的解密与从墓穴中彻底解放是不可能的。他用拱门的隐喻——法语中它与墓穴一词同源——说明墓穴实际上是一个相互支撑系统的一部分。因此，Derrida 所谓解密，不是揭露或发现某种“真正”的最终意义，而是投入解构过程，揭示这种相互依存的建筑结构。
如同墓地里的墓穴，艺术与货币都是功能性概念，表面看来稳定、永恒，或许带着忧郁，但无论如何都庄严宏伟。像城市中心的陵墓——大型公共墓穴——一样，艺术与货币在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环境中居于显赫位置，如同帮助我们在集体概念空间中导航的公共纪念物。它们通常被完全视为理所当然。即便受到考察，沿用这一隐喻，也只是评论墓穴本身的建筑特征：美学或经济学把艺术和货币当作稳定范畴来处理。我的进路相反，是追问内部封存了什么，有什么既活且死的东西被扣留其中。
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当然也总是劳动。Marx 自己确实提供了十分贴切的隐喻：活劳动与死劳动。简言之，活劳动是 Marx 用来描述充满生命力、具有合作性的人类能量形式的范畴；资本主义试图驾驭它，把它转成可交换为资本的商品。[30]死劳动则是其结果：通过暴力驾驭活劳动创造的商品，是人类合作的本质凝固成被迫的形式。这些商品、这些死劳动，继而成为资本主义剥削活劳动的装置的一部分：成为工人为了生存必须购买的商品，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异化基础设施——工厂、机器、住房存量、道路——最终成为资本本身，包括尤其重要的资本最终显现：货币。资本本身，就是劳动在其自身创造的系统和结构之中，并受其支配的可怖的不死统治。货币是这种剥削与异化最终的残余表达，也是使之再生产的载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可以被理解为加密形式的“共同性”（the common）。Eli Meyerhoff 解读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Cesare Casarino 的作品，区分“共同性”与“公地”（the commons）；这一区分也出现在 Antonio Negri 和 Michael Hardt 的著作中，但未被定义。[31]公地在历史上当然指英格兰保留给农民自给自足使用的土地；其破坏和圈占，对资本主义诞生，以及一个依靠工资和商品而非公共土地与自给自足生存的无产阶级的兴起至关重要。[32]此后，公地一词开始指称各种以集体、民主和平等方式管理的“资源”。[33]对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 Elinor Ostrom 而言，公地代表国家与市场之外，管理资源使用及获取的第三种选择。[34]对许多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和活动者而言，公地既是社会变革的方法，也是其前景：在当下建设和夺回住房、教育、健康、土地等共同资源，预示并帮助奠定未来更深刻的全系统变革。[35]
共同性是公地现实性的虚拟联结，是每一次实际公地实验或实例背后的力量或潜能。对 Casarino 与 Meyerhoff 而言，共同性代表遍布社会、孕育着的公地导向活动的潜能。事实上，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再生产、以积累私人利润为名，恰恰试图组织、收编与控制共同性。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被投入工作的原始力量，但它不再生产自主、民主的社会生活，而被迫为市场再生产商品。货币作为最高商品及商品交换媒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共同性的异化：它是共同性的墓穴，共同性在其中既活着——作为生产商品的“活劳动”——又死去——作为商品、机器形式的“死劳动”。
那么，如何从货币的密文中解出共同性？如何逃离或避开金融化的掌控？一个被积极倡议并实验的办法，是发展加密货币。本书其他章节以不同程度的热情，对此作了详细讨论。
这些货币背后的乐观主义，在于技术上出现了一种组织货币的方法：既不需要黄金、盐或香烟那样承载价值的物理对象，也不需要集中权威来监管记录交易与储蓄的账本。[36]这类创新有各种实用场景，例如国际汇款——如今被西联汇款这样的殖民时代公司垄断——或向压迫性政权下抗争的群体提供国际团结资源。事实证明，这些发展也有助于社群尝试部分脱离剥削性的全球经济，建立可靠的本地交换系统和支持团结经济的微型经济。[37]加泰罗尼亚综合合作社（Cooperativa Integral Catalana）也许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尽管其数字货币没有采用高强度密码技术，十分简陋——而且请注意，尽管如此，它运行得很好。[38]
不过，尽管加密货币技术有这些更实用的用途，绝大多数拥护者似乎仍执着于它所预示的一场看似革命性、划时代的转变。[39]部分原因很简单：今天加密货币是激烈投机的对象，虽然通常只涉及极小部分人或投资者。如艺术界一样，投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名不副实的炒作，许多真诚信徒、江湖骗子和趋炎附势者都急于提供这种炒作。不幸的是，如 David Golumbia 以比特币为重点所说明的，炒作背后往往是一种极右、自由市场自由意志主义的货币与社会观；它主要把国家及“依赖”国家的人，看作资本主义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原因。[40]对这一范式的追随者而言——他们大多不知道自己的意识形态有着阴暗、种族主义的来历——去中心的“自主”货币将把国家从方程式中移除，让市场“自然”运作，把我们带进传说中任人唯贤社会的和平：有才能和决心者得到奖励，人人都得到更好结果。[41]
依照这种主导进路，加密货币旨在为货币解密。按照其逻辑，货币本质上是纯粹、中立的工具，由人类自然的劳动分工与物物交换倾向演化而来。在神话般的“从前”与肮脏的“如今”之间，货币的中立性遭到破坏或加密：它的代码与价值被另一套代码和价值覆盖。有人认为，货币被国家加密：创造和操纵货币的权利被政府严密囤积、垄断，用来再生产自己的权力。另一些人认为，货币加密来自大银行及金融企业的权力，它们利用对市场及政府的影响阻碍竞争。因此，即便加密货币建立在最新密码技术之上，它们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上所承诺的，却是为货币解密，使它回到最初的源代码。
相反，我在这里提出的货币观，核心是货币从来不是中立或纯粹的倾向。不仅如 Nitzan 与 Bichler 所坚持的，货币始终是权力的武器；也如我所论证的，货币在资本主义下获得非常特殊的性质，这些性质在金融化中依然存在，实际上还强化并复杂化。概括来说，货币是我们自身梦想的伪币，是我们的想象合作潜能以扭曲、虐待性的形式返还给我们。它既是资本主义的生命血液，也是资本主义规训、异化和剥削我们的手段。在资本主义下，货币成为不容质疑的统治力量，成为社会关系的手段与目的。金融化不仅是积累循环的加速，也代表这一逻辑渗入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艺术金融化是这一趋势的风向标：即便据称无目的、非工具性的艺术行动领域，也被转成利润生成器和投机对象。
从这个角度看，为货币解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采取集体行动，使我们能在资本主义内部、对抗它并超越它，行动、合作和生产价值。意味着通过创造和维系具体公地，或如 Massimo De Angelis 所说的公地化过程，把今天封存在货币中的共同性解密。[42]意味着创建替代性的、非资本主义的团结经济。意味着对统治性的资本主义机构进行破坏、颠覆和夺取。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越来越多的机会，让人们摆脱对资本主义的依赖，建立新关系、新社群、新的自主社会政治形态，以及新的社会再生产与关怀方法。
加密货币及底层区块链技术有可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它们可以成为管理手段，以透明、高效方式协调本地小规模倡议中的合作能量；不过，我并不确信这需要多数此类货币所坚持的那种程度的密码安全性。
此外，如果结合可视化与叙事化的发展，这些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想象社群面临的全局性问题，并作出民主、公平的决定。它们也能帮助我们想象并创建倡议之间的网络，在超越资本主义货币的世界中，实现合作的复杂协调。例如，这些技术如何帮助我们想象并实施一种全球性、至少跨地方的系统，管理与分配高度专业化或脆弱的商品，如计算机或易腐药品，超越目前那套对工人、消费者及地球进行骇人剥削的全球流水线和物流主系统？
当我们聚焦共同性与公地问题时，就会发现众多应用。关键在于理解，这些应用必须从团结与斗争的物质土壤中生长出来，而非来自拥护者的奇幻想象。现实是，我们其实不需要更多“创新”；我们需要开发者做那些相对不浪漫的工作：培训并帮助非技术人员使用技术，改善用户界面，改造和普及已有技术。此外，我们需要更多人直接参与争取集体解放的基层斗争，而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我们的资源，试图为没人请他们解决的社会问题，提供技术驱动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以完全不挑战、不改变现有权力结构的方式来“颠覆”事物。
那些愿意举起加密货币旗帜的人，应当花时间审视前面过于简略讨论的艺术先锋派的命运。他们离经叛道而充满希望的作品，每件都拥有令人钦佩的理论与政治深度，如今却被加密封存在 Le Freeport；它仿佛金融化资本主义适应与收编能力的一座阴郁纪念碑。[43]个人主义的出色抵抗或创新，无论多么机巧，都很容易被重新卷入系统：这正是系统演化与生存的方式。要挑战系统，就必须转而参与解密共同性的工作，使我们能够以非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合作，并由此生产非资本主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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