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数字经济合作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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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bor Scholz
过去几年，由投资者资助的互联网企业持续不减地进军送餐、居家医疗、家政清洁和数据录入等市场领域，为顾客提供备受欢迎的即时便利。只需看看 Uber 应用基于地理定位的叫车功能，以及朋友间分摊车费、自动拼车等功能就知道了。与过去靠招手、电话和口哨叫出租车的低技术方式相比，这些技术功能是实质性的进步。对 Uber 司机的潜在好处也很明显：她可以想工作时就工作，应用也让别人容易找到她。公司让司机和乘客一样接受五星评级制度，这可能保护司机免受虐待。车费和其他费用自动扣收，避免了找零时的尴尬。一方面，Uber 的模式确实有一定益处，为处于工作间隙的人，以及其他迫切需要较为灵活工作的群体，提供赚取补充收入的机会。另一方面，如今已有一类专门的书籍、新闻报道、博客文章和研究论文，为攫取型平台经济造成的伤害提供了充分证据。[1] 弊端清单很长，包括低廉报酬、掠夺性市场行为、诸如“灰球”屏蔽之类的违法运营[2]，以及厌女的工作文化（想想 #susanfowler）。劳动者提起诉讼，要求把他们从独立承包人重新归类为正式雇员；印度也有数千名 Uber 和 Ola 司机罢工。在南非开普敦，Uber 司机起诉该公司，而且很可能建立一个合作社所有的平台。[3] 除了少数城市以及欧盟法院的一项判决这些显著例外，地方当局和政府一直热切地拥抱攫取型平台经济。[4] 尽管得克萨斯州奥斯汀顶住 Uber 和 Lyft 的压力，巴塞罗那也在制定有利于更公正共享经济的政策之际屡次罚款 Airbnb，这些努力仍有待发展为协调一致的全球反对行动。
经济并没有为大多数人发挥作用
我们为什么需要平台合作社？讨论平台资本主义时只考虑平台，就如同为了说明福特主义而狭隘地研究流水线机械原理一样不足。平台经济与劳动状况，以及平台合作社所挑战的市场失灵和资本主义更广泛的问题，密不可分。
收入不平等。 共享经济出现在刻意推行的紧缩冲击背景下，这并不奇怪；这些紧缩接连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货膨胀、80年代的公共债务激增，以及2008年金融崩溃之后。资本所得的增长超过劳动所得，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5] 2015年，62人掌握的财富，相当于35亿人的财富总和。[6] 在大多数国家，女性在经济处境居于后半部分的人群中所占比例过高。此外，服务业以最低薪的劳动者为主，催生了一种新封建的仆役文化。2014年，美国黑人户主家庭的调整后收入中位数为43,300美元，白人户主家庭则为71,300美元。[7]
平台垄断与监控变现。 网络已经跌到谷底；权力与监控的集中，同 Tim Berners-Lee 于1989年构想的万维网背道而驰。网络效应和数据集中赋予平台公司令人忧虑的权力，削弱了竞争，并制造出巨大的权力不对称。为什么网络财富的主要受益者应当只是少数所有者和投资者？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在数字经济中为生计辛苦工作的人，也适用于 Google、Facebook、Twitter 或 Microsoft 的用户：他们无法控制那些组织自己生活的平台。劳动者和互联网用户在自己无从选择的条件下辛劳，为自己无法罢免的首席执行官工作。
数字工作场所缺乏民主。 民主是硅谷话语的核心，但它距离在网络上成为现实还很远。20世纪，政治民主的事业在许多国家取得进展；然而，工作场所民主的观念却绕过了数字工作场所。事实上，由应用中介的工厂车间里的劳动者，只要不符合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对“雇员”的定义，就无法作为共享经济劳动者组织工会和开展集体谈判——这使劳工运动所争取的民主成果倒退了一步。[8]
停滞的权利。 在 TaskRabbit 等数字劳务中介平台上工作的人，每笔交易支付30%的中介费；然而，作为独立承包人，他们享受不到工伤补偿、失业救济、医疗保险，也不受《公平劳动标准法》的最低工资保障。[9]
工资停滞。 过去40年，大多数美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人们越来越觉得资本主义不利于大多数人。#FightFor15 运动最初关注快餐业劳动者，后来诉求扩展为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超过100%；这一变化说明，1991年设立的每小时7美元25美分标准已无法维持生活。数字中介工作模式连现有的这点微薄保护也要规避，使问题更加严重。
系统性种族主义。 消费者也发现自己同样置身无人保护的环境；非裔美国 Airbnb 房客通过 Twitter 上的 #AirbnbWhileBlack 标签表达挫折感。[10] 一项研究发现，非裔美国用户的订房请求获接受的可能性，比白人用户低16%。[11] 另一项研究表明，有色人种叫出租车困难的问题，也持续存在于网约车平台：名字“听起来像非裔美国人”的用户，在 Lyft 上等待接受订单的时间更长，在 Uber 上被取消行程的次数则多一倍。[12]
选择的神话。 “灵活劳动者”不仅包括 Uber 司机，也包括咖啡师、众包劳动者、快餐厨师、模特和兼职教授。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可以决定何时工作；但所谓选择，不过是决定一天中的哪14个小时工作，以及在哪个低薪平台工作，几乎谈不上什么选择。
离开直接雇佣。 过去几十年，美国劳动力市场越来越转向互联网。2016年，估计有5,500万美国人从事自由职业，反映出一种稳定的转变：从直接雇佣，转向由独立承包人主导的经济。同年，24%的美国人报告曾从数字平台经济中赚钱，而这一经济越来越受“五巨头”主导。[13]
隐形劳动。 某清洁服务平台在纽约地铁里的广告夸耀：“曼哈顿486,679块地板，一尘不染。”支撑应用运转的专业清洁工却不见踪影——仿佛只需在手机上滑一下，你的公寓就自然变干净了。法学教授 Marion Crain 强调：“不可见性会对劳动者及其身体产生实际影响。假如劳动者在象征层面不可见，那么就没有人会看到他们的健康状况。”[14]
风险转嫁给劳动者。 Airbnb 是最大的酒店经营者，却不拥有任何酒店；Uber 是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却不拥有任何汽车。Uber 司机并没有与乘客“分享”自己的汽车：这些公司出租的是劳动者自己拥有的资产。固定资本折旧的成本被外包给了劳动者。共享经济公司依靠你的汽车、公寓、劳动，而且尤其依靠你的时间运转。Uber 和 Airbnb 是物流公司，所有参与者都向这个中间人交钱。
残障人士的权利。 有残障的美国人也成了平台经济的受害者。在规模扩张过程中，Uber 坚称，自己作为科技公司，履行《美国残障人士法》要求的责任完全落在其签约劳动者身上。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伊利诺伊州的诉讼，促使 UberASSIST 等服务出现；但路上的无障碍车辆数量，远远达不到持牌出租车公司必须提供的水平。[15] 残障人士以“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要替我们作决定！”为口号展开抗争。
市场占用社会互惠。 曾经处于市场交易之外的社会实践，如今受制于资本。加拿大技术专家 Tom Slee 观察到：“共享经济正在把一种严酷、放松监管的自由市场，扩张到我们生活中此前受到保护的领域。”[16] 共享经济本可以造福构成它的社群与个人，但攫取式投机导致的结果，与 BlaBlaCar、Couchsurfing 等当初提出的设想大相径庭。
反文化的烟幕。 零工经济正演变成一种危险的幻想；电视剧《硅谷》的讽刺准确得令人害怕。如今，仍会被攫取型平台经济的共享表演及其欺骗性的“同侪”话语蒙蔽的人，已经不多。共享经济的垄断企业把自己宣传成一位 #woke 的觉醒朋友，由首席执行官念出“我们彼此相连”的画外音，再以令人困惑的环境可持续性或“占领华尔街”典故收尾。它们的社群经理劫持的不只是开源与点对点项目的价值和社会资本，也包括合作社运动的价值与社会资本。创新的语言同样是这种话语混淆的一部分。一家公司若主要着眼于为股东创造短期收益，怎么能算创新？我们需要淡化这种创新，转而推动对更广泛、长期的影响、实际需要，以及以人为中心的经济的关注。
太多时候，所有这些挑战——从不平等到剥削——似乎都指向一种不可避免的劳动未来：不平等显著加剧，数字经济掌握在区区四五个参与者手里。保守派经济学家 Tyler Cowen 在《平庸时代的终结》（Average is Over）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趋势的一种可能终局。他预测，很快就会出现一个占人口10%至15%的超级阶层，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对于处于底部的85%，他设想的年收入则大致为5,000–10,000美元。[17] 在 Cowen 的图景中，我们无法阻止这样的未来：美国一个极小的“超级精英阶层”享受极其有趣的生活，其余人则被免费互联网和低薪零工麻醉，艰难地熬下去。
但劳动的未来绝非没有争议。既然这种经济并未为大多数人发挥作用，对其他经济模式的需要就既显而易见，又迫在眉睫。现在是合作社向平台资本家说真话的时候了。它们可以重新构想互联网中介的经济，使其为所有利益相关者谋福利，而不只是为股东谋利。
赢家通吃经济的人性化替代方案
平台合作主义是以其他手段来组织经济。它是一场新兴但不断壮大的政治与经济运动，把合作社运动的价值同互联网技术——应用、平台和协议——结合起来，建设更公平的劳动未来。以自由软件运动的成功为基础，合作社成员、技术人员、工会活动者和自由职业者，正在创造一种植根于民主所有权、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的具体替代方案，以取代攫取型共享经济。
平台合作社通过分散应用、协议或网站的权力，让收入低且不稳定的家庭能够从劳动力市场向互联网的转移中受益。这一模式避开了“一键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念，把合作社丰厚的传统与价值同新兴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有望激发真正的创新。
平台合作社由最依赖它们的人——劳动者、用户及其他相关利益相关者——拥有和治理。最常见的平台合作社，通过网站或手机应用运营，促进商品或服务销售，与平台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并无不同。平台合作社以多元、平等的所有权和劳动者自治为价值基础，力图创造一个有尊严、可持续的数字经济。平台影响着哪些人的生活与生计，平台合作社就把控制权交还给哪些人，以实现早期互联网的民主化愿望。
平台合作社建立在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模式之上——它就在我们身边，显而易见却常被忽视。
平台合作社以合作社商业模式为基础。合作社为攫取型经济提供了一种清晰而成功的替代方案，其历史可追溯到1844年在罗奇代尔成立的织工消费合作社“公平先锋社”。今天，合作社理解企业必须回应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要：不仅包括为它们工作的男女，也包括依赖它们的消费者，以及这些人生活的社群。合作社追求可持续性，以实例证明，掠夺性市场之外的选择是可行的。
迄今为止，美国合作社创造了近100万个工作岗位，提供了250亿美元的工资与福利。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合作社成员。[18] 合作社拥有及附属的保险公司，为2.33亿美国人提供服务。[19] 在全球范围内，AC Hardware、REI Coop、Ocean Spray、Mondragon、美联社和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都广为人知；但由于它们很少对外展示合作社价值，公众很少意识到它们是合作社。
全球合作社企业雇用了2.5亿人。[20] Mondragon 经常被引用为在竞争市场中蓬勃发展的合作社实例，它是1956年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成立的劳动者合作社联盟。它由劳动者所有，却并非由劳动者管理。[21] 截至2013年底，它在金融、零售和教育领域雇用74,061人。Mondragon 合作社以人文主义的企业观念联结在一起，其总经理的薪资不超过本合作社最低工资的五倍。相比之下，沃尔玛首席执行官的薪资，是沃尔玛劳动者工资中位数的1,034倍。[22]
现有的平台合作社与更大的生态系统。 平台合作社能够克服不平等、盘剥众包劳动者、系统性种族主义及隐形劳动等挑战吗？几个例子可以勾勒平台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概貌。
劳务中介 Up & Go 是一个平台，把用户与低收入移民女性提供的专业家政清洁服务联系起来；这些女性组织在地方合作社中。[23] 平台由使用它的女性共同拥有和治理。作为所有者，她们决定如何向客户提供服务。在企业平台抽成25%至50%的市场中，Up & Go 的95%利润归劳动者所有。Up & Go 为低收入社群提供有尊严的工作机会，并在一个以拉丁裔和非裔美国女性为主的行业中提供生活工资，惠及她们的家庭与孩子。
音乐流媒体网站 Resonate 提供一种由区块链技术驱动的“边听边拥有”模式。[24] Resonate 是一家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社，给予各方民主控制权：艺术家占45%，听众占35%，员工占20%。在播放量为100,000次时，合作社支付给音乐人的报酬比 Spotify 高200%。
Fairmondo 是面向德国和英国、提供合乎伦理的商品与服务的合作社在线市场。它由买家、卖家、劳动者和投资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他们依照一人一票原则，对平台实行民主控制。[25] Fairmondo 颇具争议地将自己描述为 Amazon 和 eBay 的合作社替代方案，目标是挑战这类“赢家通吃”的市场。
MIDATA 是一家总部位于苏黎世、由合作社所有的在线平台，希望成为成员医疗数据的交换平台。成员利用一个开源应用，可以有选择地、安全地与医生、朋友和研究人员分享医疗数据。营利性研究人员在经用户同意后使用其数据，需要支付由合作社协商确定的费用。这些资金用于合作社的开发和管理，全部剩余资金都投入由合作社选定的公益项目。合作社希望以医疗数据作为概念验证，证明合作式数据汇集能够提供一种安全方式，将用户数据变现，以增进社会利益。
Green Taxi Coop 于2015年成立，是一家使用手机应用的合作社出租车服务。[26] 它有800名成员，其中包括来自37个国家的移民。[27] 美国通信工人工会第7777地方分会帮助他们扫除了监管障碍，并把一间地下室办公室租给 Green Taxi Coop。合作社向每位司机收取2,000美元启动资金；今天，它占有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网约车市场的三分之一。
这五个例子可以帮助你理解平台合作社的多种形式，但还有更多。对我来说，2014年是一个思想转折点：我提出了平台合作主义的概念，但当时还没有这一生态系统的名录。不过，很快就很清楚，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支持平台合作社的组织同样是重要行动者。它们提供的服务包括支付系统（例如 GratiPay[28]），或者 Loomio 这样的民主决策工具。[29] 得益于 Internet of Ownership 团队的工作，如今已统计出全球近200家平台合作社及相关组织。[30] 这些企业经营短租、交通、数据、金融、食品、治理、家庭服务、音乐和新闻等领域。平台合作社是支撑更公平劳动未来的一部分骨架。
Stocksy United
让我们仔细看看 Stocksy。2000年初，Bruce Livingstone 创办了图库摄影公司 iStockphoto，几乎立即实现盈利。[31] iStock 是首个此类网站，并逐渐支持起一个活跃的自由摄影师社群。2006年，Livingstone 以5,000万美元把公司卖给美国最大的图库图片机构之一 Getty Images。仅仅三年后，Livingstone 就辞职了。[32]
Getty 收购后的第一年，把收入的29%支付给摄影师，这在当时属于图库摄影师的平均水平；但后来，这一比例最终降到仅有14%。[33] Livingstone 后来解释，自己被迫辞职，是因为拒绝执行损害 iStockphoto 社群利益的利润最大化政策。[34] 社群内的紧张加剧，iStockphoto 供稿者要求摄影师在公司拥有代表权，但 Getty Images 拒绝了。[35] iStockphoto 的第四名员工 Brianna Wettlaufer 谈到那段时期时说：“所有人的经历都一样。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们不再受到创作上的激励。那种魔力消失了。”[36]
2013年3月，Livingstone 和 Wettlaufer 用出售 iStockphoto 所得的资金，创办了新的图库摄影网站 Stocksy United。对他们二人而言，Stocksy United 是一个机会，可以根据在 iStockPhoto 的经历建立更好的平台。二人选择合作社模式，以保护摄影师利益，并确保类似 Getty Images 的收购，若未获合作社多数成员支持就不可能再次发生。[37] Wettlaufer 说：“我们意识到，这一次可以换一种做法。我们可以带着一种确保艺术家受到公平且合乎伦理对待的模式进入市场。”[38]
运作方式。 Stocksy United 注册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因为美国法律限制过多，无法高效管理向全球各国摄影师的付款。[39] Stocksy United 的960多名成员居住在65个国家，因此，有利于全球运营的法律是必要前提。[40] 如果全球性平台合作社要更普遍地挑战那些每进入一个国家市场就设立公司的投资者支持型企业，就迫切需要与地方政策制定者合作，建立能够支持它们的监管框架。
Stocksy United 把成员数量维持在较低水平，是合作社为实现可持续扩张而作出的战略决定。它最初有500名摄影师，后来才再开放500个名额；但每年仍收到约5,000份申请。
许多其他机构有超过100万名供稿者；到了这个规模，每个人都在上传同样的东西，只不过换了10种拍法，大家争抢那一笔销售，因为利润被分得太薄。我们想把人数保持在足够低的水平，让每个人的作品集能够持续增长，收入也能同样增长。[41]
据 Livingstone 说，这种缓慢增长让合作社成员能够建立个人层面的认识，在 Stocksy United 的论坛上相互通信，并帮助形成紧密团结的社群。当摄影师不再参与讨论，或开始减少投稿时，这些人际关系便让管理层能够主动联系并解决问题。为了确保这些联系不被破坏，潜在申请者会依据他们与现有供稿摄影师的差异受到特别评估。Livingstone 指出：“如果有人以某种风格拍摄某类内容，而我们又引进一个做同样事情的人，那就不再是合作关系——它会变得非常竞争。”[42]
2015年，Stocksy United 收入达790万美元，是2014年的两倍；其中超过一半，即430万美元，用于支付版税。[43] 大多数图库摄影公司支付销售额的15%至45%，而 Stocksy United 支付给摄影师的比例，非独家授权为收入的50%，独家授权则为75%。[44] 2015年也是平台首次出现收入盈余的一年，使其能够向合作社成员发放200,000美元股息。[45] 这一趋势延续到2016年：合作社实现1,070万美元销售额，得以发放300,000美元股息。[46] 作为一家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社，Stocksy United 章程规定三类成员分别享有不同比例的盈余：创始人与全职员工各获得5%，供稿摄影师获得90%，按每位摄影师在平台上的收入比例分配。[47]
Stocksy 团队不打算让摄影师人数超过1,000人，因此它依赖这个相对较小群体的产出。他们必须提供符合 Stocksy 标准的产品。为此，合作社开展线上培训，向摄影师展示如何拍摄会被接受的照片；这一过程既培养摄影师的才能，也提高产品价值。Stocksy United 投资于自己的摄影师，而不是陷入让无数摄影师凭越来越低的报价与海量图片相互竞争的逐底竞赛。持续教育，是我在2014年为良好的数字劳动提出的原则之一，也是 Stocksy United 商业模式的一部分。
所有权。 Stocksy United 是一家生产者合作社，其形式与“劳动者所有”的合作社相近但又不同。劳动者所有的合作社以个人为成员基本单位，把成员归为合作社雇员；而生产者合作社通常由独立经营者组成，他们共享合作社所有的基础设施，以获得规模经济的优势。[48] 例如，属于生产者合作社 Land of Lakes 的农民，共同分担加工和分销设施的成本，也共享销售产品的品牌名称；但他们仍是独立企业，并大体保有各自独立的市场渠道。[49]
同样，Stocksy United 的摄影师成员不是雇员，而是独立生产者；他们共同拥有推广和销售其作品的平台。Wettlaufer 说，之所以选择生产者合作社模式，是因为摄影师虽然希望有一个公平、合乎伦理地对待自己的作品销售渠道，却往往对合作社模式本身所提出的要求不感兴趣。[50] Stocksy 管理层正在学习如何让成员参与，向他们介绍合作社模式，并使成员所有者更有共同治理的意识。
申请成为合作社成员的人，必须通过 Stocksy 网站提交作品集供审核。从中选出的艺术家会收到联系，要求进一步提交完整分辨率的样片。[51] 将合作社成员上限定为1,000名摄影师，使平台可以密切观察成员的贡献；这也是 Stocksy 支持职业摄影师，而非只会批量制造廉价、“图库味十足”产品的人的目标的一部分。[52]
治理。 Stocksy United 的治理结构分为三组，各组参与合作社运营的程度不同。A 类由创始人和高级顾问组成。B 类是员工，也就是负责日常运作的人。C 类是摄影师。重大决策——例如修改利润分享条款或商业战略——会提交年度成员大会表决，任何成员都可以提出决议案。[53]
以成员投票为基础的决议模式，不仅要求组织透明，也给予成员在整体运营方面切实的发言权。当成员以400票对4票表决修改扩展授权的利润分享办法，同意把支付比例从100%的利润份额降至75%时，决议过程的实际潜力表现得格外清楚。[54] 成员决定把价值重新投入合作社，而不是由个人留存；Wettlaufer 说，那是“一个真正值得骄傲的时刻——每个人都真正致力于对公司最有利、也对他们自己最有利的事情”。[55]
1,000多人聚在一起讨论战略规划，听起来可能令人望而生畏；但 Stocksy United 的记录表明，以成员为基础作出决议的方法是可行的。合作社并非总像某些批评者说的那样需要做更多工作。（或如 Oscar Wilde 所说：“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占去太多个晚上。”）Wettlaufer 说：“关键在于你把努力投向哪里；因为说到底，经营一家企业，你总要对某个人负责；如果能选择对谁负责，我总会选择成员。”[56]
Stocksy United 与传统图库摄影网站的区别，在于它重质量而非数量。Wettlaufer 说，合作社成员为平台只拥有700,000张照片而感到自豪；在一个把供图数量看作成功关键的行业里，这个数字非常低。[57] 合作社成员利用私人频道查看新投稿，通过赞成或反对票决定哪些适合网站。[58] 内容策展人拒绝约50%的照片投稿，视频内容的拒绝比例还要更高。[59]
目标是避免陷入 iStockphoto 创造的微图库行业的数量陷阱。Stocksy United 在图库摄影行业中占有某种声誉卓著的位置。它已向《财富》500强中的124家企业出售照片，[60] 作品也见于《Elle》和《Glamour》等杂志。[61] 合作社向摄影师支付公平报酬，并给予他们参与运营的发言权，因而得以避免逐底竞赛，生产它所谓的“可持续图库作品”，使平台目录增长时，作品价值不被稀释。[62]
兑现承诺
平台合作主义诞生才几年；它仍是一种尚未得到充分验证的经济模式，但其文化影响已不容忽视。合作主义者在基层开展工作；学者也超越了倡议和鼓舞人心的文章，创建了一个聚焦平台合作主义的新学术研究分支：在新型组织形式与创业方法方面，哪些有效，哪些无效。[63]
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浪潮迅速临近，企业主可能愿意接受劳动者收购；因此，把陈旧基础设施转变为平台合作社，也成为扩展这一模式的可行战略。同样，接管经营失败、原由风险资本资助的平台，也成为一种可能的改造途径。
#WeAreTwitter[64] 运动启发了许多记者、技术爱好者和合作社领导者，去思考我们最依赖的平台的所有权与治理问题。这场运动已为人所知。作为一项实际提案，它只取得了有限成功：2017年5月，Twitter 股东表决是否讨论将平台转变为用户所有的合作社。超过4%的 Twitter 股东投票赞成讨论提案，因此它如今可以在下一年的董事会会议上再次讨论。
平台合作社模式的优势
与传统创业模式相比，平台合作社在市场竞争和社会效益方面都有许多优势。
保护劳动者免受剥削。 劳动者共同拥有并掌舵合作社，因此受到免于剥削的保护。在 Fairmondo 等平台合作社中，预算和其他财务数据对成员透明。
留人成本更低。 在通过所有权、透明度与控制权保护劳动者免受剥削的平台上，留人不那么成问题。考虑到 Uber 的攫取性做法，50%的司机在六个月后退出平台，只有4%的司机坚持满一年，这不应令人惊讶。[65] Stocksy 表明，摄影师若得到优厚报酬、培训机会，并能对平台上发生的事发表意见，就会留下来。
收入盈余转交给成员。 攫取型平台把收入盈余视为再投资的资本，或分给投资者的股息。相反，许多平台合作社在年末将盈余返还成员所有者。2015年向成员支付200,000美元股息的 Stocksy 采用了这种模式；Fairmondo 也是如此，它把年度盈余的25%返还成员。
失败率更低。 80%的合作社能够熬过开业后的前五年，而其他所有权模式的企业只有41%。[66] 一方面，这可能因为劳动者合作社本身比传统企业更具生产力，“员工工作得‘更好、更聪明’，生产组织也更高效”。[67] 另一方面，对合作社使命的信念，也能让企业维持足够久，直至取得成功。Fairmondo 如今已能自给自足，但其传播负责人 Christian Peters 形容，此前 Fairmondo “主要靠在那里工作的人的理念支撑”。[68]
资金在地方社群中流动。 企业平台利用中介地位，从劳动者收入中抽取高额租金。这意味着，本应在每笔交易的地方参与者之间流转的大部分资金，被从社群中抽走。
反对短期主义与必须增长的逻辑。 以“退出”而非可持续经营为动力的硅谷模式已臻完善：1）投资一家初创企业；2）把技术开发到刚好足以扩大用户群；3）卖给更大的公司，换取丰厚回报。这种思维方式，培养出短期主义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的信徒。
合作式数据公地的前景。 Facebook、FitBit 和个人基因分析服务23andMe 等依赖用户数据变现的营利公司，并不为用户创造的宝贵数据付费。实质上，人们在从事无偿的数据劳动。与公司不同，合作社的优势在于，它们明确以相互受益为设计目标。健康数据合作社 MIDATA 希望让用户聚在一起，把自己产生的健康相关数据变现，尤其是我们每个人数量都相同的遗传数据。MIDATA 会把全部收入盈余捐给公益项目；与此同时，共同创始人 Ernst Hafen 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合作社能够为当地人口带来可观收入。在“隐私是权利还是商品”的更广泛讨论中，合作式数据公地已触手可及。
尽管存在障碍，优势仍然成立
平台合作社的普及面临几项关键障碍，给模式扩展带来困难，但这些障碍绝非不可克服。
资金。 在没有风险资本投资的情况下获得资金，是平台合作社面临的最大挑战。迄今，创始成员、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社的成员，以及基金会资金，常常承担启动成本的大头。平台合作主义联盟与 Outlierventures.io 正试验一种平台合作社加密代币，可用于向自由及开源软件（FLOSS）程序员付费。如果平台合作社的代码库能够自由授权给其他合作社，重复成本便可大幅降低。
治理。 分散各地的劳动者如何治理，仍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不过，平台合作社正在遵循一名劳动者一票的模式，探索新的劳动者代表机制；目前还没有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出现。治理模式着眼于 Loomio 之类工具，以及通过选举董事会成员，让不同利益相关者获得民主代表权。
营销。 平台合作社可用的营销资源，与 Uber、Airbnb 等现有巨头相比微不足道；后者花费数百万美元，在各个城市培育网络效应。Crowdacting 等游击营销项目，也应利用传统合作社庞大的社会网络。[69]
价值主张。 平台合作社必须始终关注强有力的价值主张。它们需要建立有尊严的工作实践，同时对消费者形成足够吸引力。
网络效应。 用户群越大，平台价值就呈指数增长。平台积累的数据越多，算法效率就越迅速提高。对此，一种解决办法可能是建立地方合作社联盟：各合作社在本地扩大规模，同时受益于参与更大的网络。另一种可能是，平台合作社在进入尚未开发、规模小到不足以引起“五巨头”兴趣的市场时，取得最大成功。
监管。 最后，现有平台在监管领域取得的突破，有某种双刃剑效应。例如，Uber 挑战禁止无牌网约车服务的地方规定，为网约车平台合作社打开了空间；但这些平台也能够游说取消有利于平台合作社的规定。
更广泛的问题仍然存在。合作社历史上的某些劣势，能否被平台合作社的技术可供性抵消？哪些民主治理模式能有效回应零工劳动者分散各地的现实？为什么选择进入数字经济的合作社相对较少？仅仅投票选董事会就足够了吗？是否存在被忽视的融资方案，例如区块链驱动的社会货币和加密代币？哪些界面设计模式能够抵消 TaskRabbit 等线上劳动力市场中有害的种族关系？哪些行业最有望推动这一模式增长？推动20世纪合作社运动的经济民主原则，如何进入当今新兴数字经济，并在其中加速发展？这类平台在实现可持续性的同时，数字经济的投资者怎样才能获得公平回报？鉴于不同形式的价值创造，可能在长期而非短期显现，我们怎样找到一种超越成败二分法的分析框架？
平台合作主义可以补救资本主义的某些侵蚀性影响，提醒我们：劳动能够增进人的尊严，而非贬损人的体验。平台合作社不是治愈平台资本主义全部弊病的万能药。它们必须与团结经济、公地运动、共益企业、绿色行动者、地方主义运动及其他各类努力结合起来。大家有共同的斗争，平台合作主义可以为反对剥削这一共同敌人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是把一些伦理的丝线编入21世纪劳动织物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如何成为 Stocksy 供稿者（About Becoming A Stocksy Contributor）’, Stocksy.com, https://www.stocksy.com/contributor.
Bergren Miller, Anna. ‘访谈：Stocksy 的 Brianna Wettlaufer 和 Nuno Silva 谈建立合作社图库摄影平台（Interviewed: Stocksy’s Brianna Wettlaufer and Nuno Silva on Building a Cooperative Stock Photo Platform）’, Shareable, 31 May 2016, http://www.shareable.net/blog/interviewed-stocksys-brianna-wettlaufer-and-nuno-silva-on-building-a-cooperative-stock-photo.
‘透视首席执行官薪酬：信息图（CEO Pay in Perspective: Infographic）’, Payscale, http://www.payscale.com/career-news/2013/03/ceo-pay-in-perspective-infographic.
Cheney, George. 工作中的价值：Mondragon 员工参与面对市场压力（Values at Work: Employee Participation Meets Market Pressure at Mondrag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Cortese, Amy. ‘零工经济的新变化：劳动者拿到大部分钱（A New Wrinkle in the Gig Economy: Workers Get Most of the Money）’, The New York Times, 20 July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21/business/smallbusiness/a-new-wrinkle-in-the-gig-economy-workers-get-most-of-the-money.html.
‘协作经济（Collaborative Economy）’, European Commission on Growth, 22 May 2017, http://ec.europa.eu/growth/single-market/services/collaborative-economy_en.
Cowen, Tyler. 平庸时代的终结：推动美国走出大停滞时代（Average Is Over: Powering America Beyond the Age of the Great Stagnation）, New York: E.P. Dutton & Co, 2013.
Crain, Marion G., Winifred Poster, and Miriam A. Cherry. 隐形劳动：当代世界中隐藏的工作（Invisible Labor: Hidden Work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Edelman, Benjamin, and Michael Luca. ‘数字歧视：Airbnb.com 案例（Digital Discrimination: The Case of Airbnb.com）’,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14.054 (January 2014).
Edelman, Benjamin, Michael Luca, and Dan Svirsky, ‘共享经济中的种族歧视：来自田野实验的证据（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6, http://www.benedelman.org/publications/airbnb-guest-discrimination-2016-09-16.pdf.
Dillet, Romain. ‘Uber 法国负责人因经营非法出租车公司被捕（Uber France Leaders Arrested for Running Illegal Taxi Company）’, TechCrunch, 29 June 2015, https://techcrunch.com/2015/06/29/uber-france-leaders-arrested-for-running-illegal-taxi-company/#.sdpulz:fhsN.
‘事实与数字（Facts and Figur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http://ica.coop/en/facts-and-figures.
Graeber, David. ‘论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STRIKE! Magazine, 18 June 2014, https://www.strikemag.org/bullshit-jobs/.
Locke, Sean. ‘掌舵（Steering the Ship）’, Sean Locke Photography, 15 October 2013, http://www.seanlockephotography.com/2013/10/15/steering-the-ship/.
Macro, Ashleigh. ‘iStock 创始人透露离职真相及创办新图库公司的原因（iStock Founder Reveals Real Reason He Left & Why He’s Started a New Stock Company）’, Digital Arts, 10 October 2013, http://www.digitalartsonline.co.uk/news/creative-business/founder-of-istockphoto-reveals-real-reason-he-left-why-hes-started-new-stock-photo-company/.
McGee, Chantel. ‘报告称一年后仅4%的 Uber 司机仍留在平台（Only 4% of Uber Drivers Remain on the Platform a Year Later, Says Report）’, CNBC, 20 April 2017, http://www.cnbc.com/2017/04/20/only-4-percent-of-uber-drivers-remain-after-a-year-says-report.html.
McLeod, Andrew. ‘合作社的类型（Types of Cooperatives）’, Cooperative Starter Series, December 2006, http://cets.coop/moodle/pluginfile.php/75/mod_folder/content/0/Types%20of%20Co-operative.pdf?forcedownload=1.
Mejias, Ali Ulises. 脱离网络：扰动数字世界（Off the Network: Disrupting the Digital World）,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Mexico, Roger. ‘首页博客：真是多得不得了！iStock 供稿者2007年收入2,100万美元（Front Page Blog: A H*ck of a Lot! iStock contributors make $21 Million in 2007）’, iStock, 1 April 2008, http://www.istockphoto.com/forum_messages.php?threadid=67521.
National Cooperative Business Association, ‘建设合作的未来（Building a Cooperative Future）,’ NCBA, 2014.
Newcomer, Eric. ‘研究发现 Uber 和 Lyft 司机存在种族歧视（Study Finds Racial Discrimination by Uber and Lyft Drivers）’, Bloomberg, 31 October 2016,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10-31/study-finds-racial-discrimination-by-uber-and-lyft-drivers.
O’Connell, Ainsley. ‘投资者每年付出20亿美元补贴你的 Uber 行程（Investors are Paying $2 Billion per Year to Subsidize your Uber Ride）’, Fast Company News, 1 December 2016, https://news.fastcompany.com/investors-are-paying-2-billion-per-year-to-subsidize-your-uber-ride-4026256.
Odin. ‘劳动者合作社比普通公司更具生产力（Worker Cooperatives are more Productive than Normal Companies）’, Generational Theory Forum, 13 May 2016, http://generational-theory.com/forum/thread-68-post-416.html.
‘对种族与不平等的看法，黑人与白人天差地别（On Views of Race and Inequality, Blacks and Whites Are Worlds Apart）’, Pew Research Center, 27 June 2016,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6/06/27/on-views-of-race-and-inequality-blacks-and-whites-are-worlds-apart/.
Opfer, Chris. ‘零工劳动者组织者仍在寻找路线图（Gig Worker Organizers Still Looking for Road Map）’, Bloomberg BNA, 26 May 2017, https://www.bna.com/gig-worker-organizers-n73014451571/.
O’Reillly, Tim. ‘我们完全搞错了独角兽这回事！（We’ve Got this Whole Unicorn Thing all Wrong!）’ Medium, 25 September 2015, https://medium.com/the-wtf-economy/we-ve-got-this-whole-unicorn-thing-all-wrong-3f3d108cc71d#.d9ir543xa.
‘概述：通过自制食品政策建设社群所有的食品体系（Overview – Creating Community Owned Food Systems Through Homemade Food Policy）’, Sustainable Economies Law Center, February 2017, http://www.theselc.org/creating_community_owned_food_systems.
Oxfam, ‘62人的财富等于半个世界（62 People Own same as Half World）’, Oxfam, http://www.oxfam.org.uk/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6/01/62-people-own-same-as-half-world-says-oxfam-inequality-report-davos-world-economic-forum.
Parker, Geoffrey G. 平台革命：联网市场如何改变经济，以及如何让它们为你所用（Platform Revolution: How Networked Markets Are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 – And how to Make Them Work for You）,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6.
Penman, Maggie, and Shankar Vedantam. ‘#AirbnbWhileBlack：隐藏偏见如何塑造共享经济（#AirbnbWhileBlack: How Hidden Bias Shapes the Sharing Economy）’, NPR, 26 April 2016.
‘平台合作社 Stocksy United 收入翻倍至790万美元（Platform Co-Op, Stocksy United, Doubles Revenue to $7.9M）’, Business Wire, 8 June 2016, http://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60608005340/en/Platform-Co-Op-Stocksy-United-Doubles-Revenue-7.9M.
Scholz, Trebor. ‘平台合作主义与共享经济之争（Platform Cooperativism vs. the Sharing Economy）’, Medium, 5 December 2014, https://medium.com/@trebors/platform-cooperativism-vs-the-sharing-economy-2ea737f1b5ad.
Scholz, Trebor, and Nathan Schneider (eds). 由我们改造，由我们拥有：平台合作主义的崛起，劳动未来与更公平互联网的新愿景（Ours to Hack and to Own: The Rise of Platform Cooperativism, a New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Work and a Fairer Internet）, New York City: OR Books, 2016.
Schor, Juliet. ‘辩论共享经济（Deba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Great Transition Initiative, October 2014, http://www.greattransition.org/publication/debating-the-sharing-economy.
Shankland, Stephen. ‘iStockphoto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离开 Getty（iStockphoto founder, CEO leaves Getty）’, CNET, 23 March 2009, https://www.cnet.com/news/istockphoto-founder-ceo-leaves-getty/.
Sibilla, Nick. ‘加利福尼亚将销售自制食品合法化，创造逾千家本地企业（California Legalized Selling Food Made at Home and Created over a Thousand Local Businesses）’, Forbes, 29 January 2014, https://www.forbes.com/sites/instituteforjustice/2014/01/29/california-legalized-selling-food-made-at-home-and-created-over-a-thousand-local-businesses/#6ad701ac63b7.
Slee, Tom. 你的就是我的：反对共享经济（What’s Yours Is Mine: Against the Sharing Economy）, New York City: OR Books, 2015，第11页。
Smith, Aaron. ‘零工、线上销售与房屋共享（Gig Work, Online Selling and Home Sharing）’, Pew Research Center, 17 November 2016,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6/11/17/gig-work-online-selling-and-home-sharing/.
Solomon, Brian. ‘Uber 司机队伍激增背后的数字（The Numbers Behind Uber’s Exploding Driver Force）’, Forbes, 1 May 2015, https://www.forbes.com/sites/briansolomon/2015/05/01/the-numbers-behind-ubers-exploding-driver-force/#536083ad5750.
Taskrabbit, ‘TaskRabbit 的服务费是什么？（What is the TaskRabbit Service Fee?）’, TaskRabbit, https://support.taskrabbit.com/hc/en-us/articles/204411610-What-is-the-TaskRabbit-Service-Fee-.
‘2015年合作社经济：英国的所有权议程（The Co-operative Economy 2015: An Ownership Agenda for Britain）’, Co-operatives UK, http://www.uk.coop/sites/default/files/uploads/attachments/co-op_economy_2015.pdf.
Tomlinson, Chris ‘问题出在 Uber 和 Lyft，而非城市规则（The Problem is with Uber and Lyft, Not City Rules）’, Huston Chronicle, 10 May 2016, http://www.houstonchronicle.com/business/columnists/tomlinson/article/The-problem-is-with-Uber-and-Lyft-not-city-rules-7450937.php.
Torrens, Lee. ‘Stocksy United’, Microstock Diaries, 13 July 2015, http://www.microstockdiaries.com/stocksy.html.
Wark, McKenzie. ‘数字劳动与人类世（Digital Labor and the Anthropocene）’, DIS magazine, November 2014, http://dismagazine.com/disillusioned/discussion-disillusioned/70983/mckenzie-wark-digital-labor-and-the-anthropocene/.
Weber, Lauren. ‘“常规工作”正在消失（“Routine Jobs” Are Disappear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3 January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routine-jobs-are-disappearing-1483455600. 访问日期：2017年5月22日。
Wettlaufer, Brianna. ‘不再有糟糕的图库照片：一张好照片如何启发我创办 Stocksy（No More Bad Stock Photos: How a Great Image Inspired Me to Launch Stocksy）’, Success, 13 May 2015, http://www.success.com/mobile/blog/no-more-bad-stock-photos-how-a-great-image-helped-inspire-me-to-launch-stocksy.
_____. ‘以 Stocksy United 看线上社群中的权力与伦理（Power and Ethics in Online Communities with Stocksy United）’, 讲座，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科罗拉多州博尔德，2016年9月15日, 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983593/events/6351458/videos/135862964.
Whitman, John R. ‘合作社的类型（Types of Cooperatives）’, Cooperative-Curriculum, 7 March 2011, https://cooperative-curriculum.wikispaces.com/file/view/Types+of+Cooperatives-Whitma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