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福利,或共同财富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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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
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劳动政策与社会政策密不可分。随着劳动的变质〔译注:原文为 prevarication,词义与语境不符,此处暂译〕,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之间的分离逐渐消失。生命资本主义[1] 把生命时间抽象成一种关系性商品。新自由主义治理确保,无论生存斗争中还残存什么潜能,其价值都被榨取殆尽。欧洲通过艰苦政治斗争获得、曾一度由国家维持的福利,无论还剩下多少,都完全被攫取技术淹没。现在是更新福利概念的时候了。它必须适应当下状况,尊重性别、族裔与教育差异,并保障社群的福祉;共同财富的福利[2] 必须重新为生活注入质量,以及享受快乐的权利。
福特主义特有的补偿性扩张,也就是工资与利润同步增长,如今已经耗尽。今天,公共福利被视为一种成本,其资金来自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创造的价值作财政扣减,而这种扣减又会损害市场竞争力。按照这一逻辑,公共福利已不再负担得起。
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扩散,福利机构日益“资本化”。最重要的是,它们变得可以由私人市场的等级体系直接管理。凯恩斯主义公共福利在公共预算受到的约束下已无法治理,逐步被一种排他性的工作福利(workfare)取代。工作福利并不是福利制度:它只向有经济能力付款的人提供保障,例如私人养老金。它是一种自筹资金的福利制度,如同今日欧洲大多数退休制度,可与医疗和教育私有化政策相比。因此,工作福利与所谓“辅助性原则”相辅相成;按照这一原则,只有、并且仅限于无法以私人方式令人满意地实现目标时,国家才可以采取行动。
社会再/生产这一概念,是认知生命资本主义的典型。它涵盖从照护、健康、教育到知识和文化的广泛活动,把积累与价值增殖范式的主要新变化纳入其中。我们所说的社会再/生产,是指生活中在社会环境内生成的复杂互动与交换。社会再生产的内容和形式,比过去更清晰地涉及被生命资本主义加工的物质身体,并与生命的时间和需要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3]
今天,福利机构已经变成直接的生产性活动,而非支持性的再生产活动。被理解为支持非物质财富的资本——研发、教育、培训和健康——其份额已超过了过去在工厂和办公室等传统空间中积累的物质资本份额。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开始显现,随后在欧洲显现。
如今,金融资本已成为增长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物质资本趋于转化为人力资本,即知识、习惯、社会与人格属性,包括创造力的储备,这些都体现为从事劳动并生产经济价值的能力。因此,福利在被私有化和金融化之后,开始在积累过程中充当首要生产要素。市场行动者取代国家与公共行动者,导致人口分层分割的过程。结果,普遍性变成了空话。
传统上,照护劳动被视为附属于工厂生产劳动的活动。如今,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它已成为直接的价值来源,一部分有工资,一部分无报酬。
鉴于生命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我们建议将批判性讨论引向以下几个方面:
- 我们需要认识直接剥削人体(器官移植、代孕……)和地球的各种形式;这增加了生物圈能够被商品化的程度,其中部分得益于生物技术创新;
- 我们需要思考“情绪性”照护和情感作为生产性劳动的后果;这一面向对服务业许多职业至关重要,不仅是教师和护士,也包括公关与时尚/电视行业的专业工作者;
- 我们需要反思,由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社交网络的合作形式所促成的社会生活,如何也正在变为生产性劳动;
- 我们需要思考水与健康如何被私有化。社会再生产同时是一种集体和个人活动,因为它同时涉及个体学习与社会关系。在 LinkedIn 上推销自己,使用 Google 和智能手机应用,在 Duolingo 参与终身学习,在 Facebook 点赞……再/生产被剥削、家务劳动与照护变得不可见的问题,关乎当代再生产与生产机制;这些机制在新自由主义下的志愿劳动领域中急剧扩张。今天,对社会再生产价值的剥夺,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情境中积累的核心。在利润积累的商品化逻辑之外、并超越这一逻辑来治理社会再生产,是共同福利项目处理的核心问题。[4]
过去二十年欧洲劳动力市场的转变,使重新界定福利政策的需要日益紧迫。因此,有必要引入一种新的福利观念,即我们所说的共同福利(commonfare,也就是共同财富的福利)。通过共同福利概念,我们将能够处理生命认知资本主义当前阶段的两个特征,尤其是在所谓西方国家:
- 作为社会控制与支配装置的不稳定性和负债状态;
- 源自社会再生产、合作与一般智力的财富创造。[5]
劳动正变得更加碎片化,不仅从法律角度如此,更普遍地也从性质与主观体验角度如此。非典型、不稳定的准从属劳动者与自主劳动者群体不断扩大。个人谈判优先于集体谈判,使工会以传统方式提供代表的能力被掏空。此外,在危机时期,负债状态加剧,又进一步强化不稳定处境,形成恶性循环。结果是“不稳定陷阱”,如今它趋于取代“贫困陷阱”。
如前所述,财富生产已不再仅仅建立在物质生产之上。学习经济产生知识,网络经济让知识在不同层面传播;二者如今是生产率提高背后的关键变量。这种生产率,来自对共有物品和共同财富的利用与剥削,而它们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合作,例如教育、健康、知识、空间与社会关系等。
重新界定福利政策,应当能够回应生命认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内部不稳定的权衡:平台资本主义——例如 Peerby、Airbnb 等——之下,不稳定性与社会合作之间的负面关系。一方面,必须为社会合作支付报酬;另一方面,必须支持各种社会生产形式。
我们的共同福利提案以四根支柱为基础。
第一根支柱:无条件基本收入
基本收入应向居住在本地区的每个人提供,不论其职业与公民身份,并应从相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开始。基本收入应被理解为对社会生产率,以及现有劳动合同没有确认的生产性时间所作的一种货币补偿或报酬。它发生于收入的初次分配层面,是一种初次收入;因此,无论按工作福利还是凯恩斯主义的逻辑,都不能仅仅把它视为福利干预。这一措施必须同时为雇员与自由职业者引入最低工资,以免基本收入与工资之间发生有利企业、损害雇员的替代效应,即压价。基本收入与最低工资相结合,可以扩大劳动力市场中的选择范围:拒绝一份“坏”工作,进而改变其劳动条件。无条件拒绝劳动的可能性,开启了远远超越单纯分配措施的解放前景。必须为自由职业者引入最低工资。从事自由职业的人群正在迅速扩大。对这些人来说,加入工会争取权利,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十分困难。个人谈判往往导致自由职业者薪酬过低,进而压低雇员的工资。
相反,传统福利以让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为基础,不论所从事的任务多么无用。通过过时或多余的工作“重新骑上工作这匹马”,似乎比待在家中照料家庭更重要。尽管一个得到良好照护的家庭,由于有更多空间进行教育和养育,能够减少未来犯罪、医疗和贫困救助的成本,而且减少幅度超过当前贫困救助的成本,情况仍是如此。照护国家变成了控制国家。国家担心人们领取无条件基本收入后会停止工作,这种担心有一部分依据:人们确实会停止做不必要、无意义的工作。取而代之,许多人会先接受更多教育,再回去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另一些人会把全部或部分时间用于社会工作,或其他被严重低估、常常是志愿性的劳动,例如照顾老年人或有需要的人。
第二根支柱:同时管理共有物品与共同财富
共同福利的理念有一个前提:社会重新取得利用共有物品所产生的收益,因为这些共有物品是当今积累的基础。这种重新占有,不必然意味着从私有制转向公有制。就医疗、教育、出行等基本服务而言,目标是对使用价值的供给实行公共管理,以保护它免遭任何商品化与攫取企图。
但如果我们说的是共同财富,框架就不同,因为社会合作与一般智力的成果,既不是私人物品,也不是公共物品。管理共同财富的唯一方式,是通过自组织,想象一种不同的价值增殖体制。
就共有物品而言,共同福利提案意味着:
- 在认知共同财富(一般智力)方面,能够减少知识产权与专利法的限制,增进知识流通的自由,以及获取自由信息基础设施的能力;同时,拆除阻碍自由、自主、普遍教育的所有社会与货币障碍,即获得非物质共有物品的机会;
- 在社会再生产方面,能够免费提供健康、住房、出行、交通与社会交往的基本条件,改进良好实践,试验自下而上的新型自组织福利,即获得生活自组织的机会;
- 能够摆脱经济寡头、商品和公用事业强加的等级结构。在过去20年里,由于涉及商品与服务市场规制的卡迪夫进程,[6] 这些领域经历了广泛私有化;这里涉及获得物质共有物品的机会;
- 能够通过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主义”形式,在地方层面建立关于水、能源、住房存量与环境可持续性等基本物品的共同体制度,即民主原则。
第三根支柱:另一种共享经济
我们需要针对资本主义共享经济的负外部性,提供可获得的替代方案。这些外部性包括:(1)作为数字共享平台基石的用户关系的生成;(2)任何被共享的实体资产的所有权。如果开始设想一种完全成形的资本主义共享经济,第二点的含义甚至比第一点更可怕。那将是一种“一切都被共享,却没有什么归自己所有”的经济。这已成为技术宅的梦想,寄希望于“共享电动工具”。这是一个多么贫乏、被培育出来的梦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真正需要的是打开集体想象。
第四根支柱:Commoncoin(共同币)
共同福利以自主和独立为前提,因此需要启动自组织或自治过程。良好实践的开发与实施需要实验场,所以并非总能产生效益。为此,必须确保充分的经济可持续性,避免衰落。从这个角度看,共同福利以自身资本化为前提,朝向不断增长、广泛扩展的替代生产,目标是生产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由此可见,共同福利只有置于一个货币循环之中,才可能在金融上自主;而这个循环本身,又必须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惯例的命令与强制。
因此,Commoncoin 是共同福利的表达,并界定其实施框架。当这种货币服务于一种替代生产情境,即人为了人而生产的情境时,共同福利就赋予 Commoncoin 正当理由。Commoncoin 的设计,旨在处理构成诸众的各个独异性所生产的生命政治价值,与生产这种价值所必需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在经济和货币层面,这一自我强化的过程,需要通过实施一套货币工具来组织,以帮助回答以下问题:从一个旨在分享由诸众生产、并为诸众服务的生命政治价值的平台出发,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把界定不同再分配模式的过程自动化?
资本并不愿意让诸众逃离其枷锁。因此,创造 Commoncoin 这样的补充性加密货币,其底层假设来自一种需要:把货币本身变为武器,使诸众在出走过程中能够对抗货币的生命权力。现实中,这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倡议发生,把批判性思考用于加密货币设计,以谋求诸众的共同利益。因此,如果作为分布式账本上的加密货币来实施,Commoncoin 加密货币系统就能以当前公共福利供给成本的一小部分运行;去中介化和近乎为零的交易成本,使它们对共同福利自下而上的制度化更具吸引力。更具体地说,Commoncoin 更被设想为在替代性经济循环中流动的交换手段,而不是普通加密货币那样的价值储藏工具。
由于服务业增长,共同福利能够促进替代生产形式的扩散:这些形式符合环境约束、尊重人的本性,尤其旨在使 otium(闲暇)和 opus(工作)的创造性活动获得价值,对抗当今的劳动专制。这种专制以绩效效率、为资本服务的生产率为基础,结果却是破坏一切社会与自然纽带。
因此,共同福利也适应泰勒主义效率体制运行50多年后所显现的生态约束。这可以遵循两条指导原则。第一,一方面对受稀缺性约束的环境物品——从空气到水,再到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如森林、动物、海洋等等——实行“共同”管理,另一方面对社会再生产与人际关系实行共同管理。第二,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以对自身生活的选择权与自决权之名,支持与生态相容的价值创造,对抗破坏环境平衡的生产。
共同福利意味着一项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用以更好地治理所谓“资本世”的当前阶段。由于生命维度是积累与剥削、因而也是价值增殖过程的核心,福利条件如今就是把这些问题凝聚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要素。
共同福利希望通过创造新的想象,克服当代悲观主义的强制逻辑;这种悲观主义与当前一般智力贫困化、无产阶级化的过程相联系。它旨在发展具体的微观政治形式,使在场、不同才能的能力,以及人际交换的丰富性获得价值。它也应能至少部分地让生产适应社群的需要与欲望。都市与社会空间、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价值增殖的引擎,以及生产资料,已经直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身体与头脑里。
为了走出瘫痪,我们现在就可以描绘无数现实:它们建设着“共同财富”、社会合作、自主生产、立足社会再生产的发明,以及包容性的出走。这样的描绘,就是开始想象一个值得向往的社会的轮廓。
参考文献
Fumagalli, Andrea.《劳动转型与福利转型:欧洲的不稳定性与共同福利》(‘Trasformazione del lavoro e trasformazioni del welfare: Precarietà e welfare del comune (commonfare) in Europa’),载 Paolo Leon、Riccardo Realfonso(编),《不稳定性的经济》(L’Economia della precarietà),Roma: Manifestolibri, 2008,第159–174页。
同上作者,《共同福利:重新取得自由使用共有物品的权利》(‘Commonfare: Per la riappropriazione del libero accesso ai beni comuni’),Doppio Zero,2014年1月14日,http://www.doppiozero.com/materiali/quinto-stato/commonfare。
Marx, Karl.《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七笔记本》(The Grundrisse: Notebook VII),1858,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grundrisse/ch14.htm。
Mayday Network Milano.《知识劳动者权利宪章》(‘Charter of Knowledge-workers Rights’),European Institute for Progressive Cultural Policies,2009年5月,http://eipcp.net/n/124117049。
Terranova, Tiziana.《红色堆栈进攻!算法、资本与共同之物的自动化》(‘Red Stack Attack! Algorithms, Capital and the Automation of the Common’),Effimera,2014年2月12日,http://effimera.org/red-stack-attack-algorithms-capital-and-the-automation-of-the-common-di-tiziana-terranova/。
Vercellone, Carlo.《从形式隶属到一般智力:马克思主义解读认知资本主义论题的要素》(‘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 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1 (2007): 13–36。
同上作者,《共同之物作为生产方式》(Il comune come modo di produzione),Ombre Corte: Verona,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