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的比特币：分布式右翼极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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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哥伦比亚（David Golumbia）
作为政治的比特币：分布式右翼极端主义
戴维·哥伦比亚（David Golumbia）
科学技术理论家长期坚持认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往往可以而且应该被理解为：这些对象深深卷入了产生它们、而它们又置身其中的社会制度，并至少部分地由这些制度构成。这种看法常常很难与一些看似显然的常识事实相协调：喷气火箭确实使太空旅行成为可能，激光确实能够读写数字媒体光盘，晶体管确实使小型数字设备成为可能，等等。那么，宣称这些对象“是”社会性的或政治性的，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似乎意味着，社会或政治意志或许能以某种方式改变或阻止这些对象的诞生，或者在没有相关技术基础的情况下使太空旅行或小型数字设备成为可能。然而，我们很难否认，政治和社会背景在技术设备与方法的采纳和普及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这些作用与技术实际的建造和运行之间的界线，充其量也只是模糊的。
技术学者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1980年的名篇《人工制品有政治吗？》中，请我们思考，是否某种“既定装置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被设计和建造：它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在逻辑和时间上都先于它所宣称的任何用途”。[1] 对于某些技术以及某些情境，这种动态关系可能很难看清；那种似乎符合常识的、认为技术仿佛会自主发展的坚持，不断促使我们拒绝接受技术可能部分甚至主要是社会建构的观点。即使技术本身被宣传为具有有益的社会效应，情况依然如此——今天有关计算设备和方法的大量宣传正是这样。这种观点似乎暗示，当人们为了“我们”（不论“我们”是谁）不喜欢的目标而使用技术时，技术就是中性的；当技术被用于“好”的目的时，它们就嵌入了社会，是民主力量或社会力量的产物，而这些力量又几乎完全由市场或类似市场的聚合机制来确定。（这里也同样无视了一个事实：从一个角度看来好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一点也不好。）在许多方面，技术本身的有效性被当作一种自我辩护的证据，用来反驳技术可能具有深刻政治性的看法，尤其是在所涉及的政治恰好是“我们”所反对的时候。
比特币，以及其他采用分布式账本的加密货币——比特币是其中最知名、使用最广的一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格外鲜明的例子，展现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不同于许多
受到学者批判的技术，比特币并不是一种失败的技术：它既不是因错误前提而全然失败的技术（例如冷聚变），也不是因社会压力而部分失败的技术（例如 Betamax 录像带格式）。比特币是一种能够运作的技术——这一点很难怀疑。此外，它已经广泛传播，并正以极快的速度被采纳。然而，尽管如此，比特币并不起作用——至少并不像其倡导者所说的那样起作用。比特币确实能做一些事情，却做不到许多倡导者宣称它能够做到的事情。比特币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功能远远超过技术功能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比特币视为一种受到政治异乎寻常地深刻塑造的技术对象。更进一步，从某些显著的视角来看，比特币似乎主要就是这些政治关切的实现：也就是说，无论软件本身做什么，作为文化对象的“比特币”所做的，都是推动一种只有知道应该看哪里才能看见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比特币是伪装成技术的政治，或者是召唤和推广一种非常特定的政治的技术。这种政治尽管在公共领域十分显眼，却难以充分进入某些社会空间，而比特币恰好为它提供了重要入口。
比特币被宣传为一种替代通货，有时甚至被宣传为一种替代货币。但无论是比特币的开发还是其推广，都不是源于对现存货币或通货的深入分析，更不用说对它们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思想和历史的分析了。比特币倡导者视为核心的基础问题，并不是左右翼主要货币思想家认为重要的那些问题。相反，这些基础问题只有较小一部分属于现有技术基础设施内生的问题（尤其是“双重支付问题”，即数字交易容易被伪造）；更大一部分则是意识形态问题：一方面，希望绕过信用卡公司和 PayPal 对维基解密实施的（看来合法的）“封锁”——这通常被说成是比特币得到广泛使用的导火索；另一方面，希望绕过中央银行和／或商业银行来创造货币（许多更狂热的倡导者坚持这一点），或提供金融服务（这是中本聪最初那篇比特币论文的主要关注点）。[2] 前一种想法来自一种明确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和反政府政治，这种政治在维基解密故事的许多部分中并不陌生。后一种想法则来自深具意识形态色彩、公开诉诸阴谋论的反中央银行言论，这类言论早在自由游说团和约翰·伯奇协会时期就已由美国极右翼传播。尽管它公开使用“反银行”措辞，多数深思熟虑的分析却表明，它服务于而非抵抗银行与大型金融资本的利益（比特币自身虽然使用反银行措辞，如今却也受到银行、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的推动）。[3] 如同当代政治
话语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右翼话语所展现的那样，这些形态致力于使权力保持集中，其主要目标是引导大量被剥夺政治发言权的选民去支持某些候选人（尤其如此），以及某些政策（程度稍低）；而根据大多数合理的判断，这些候选人与政策实际上损害了选民自身的阶级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茶党抗议者，他们举着标语牌，写着“政府：别碰我的医疗补助”这句话的某种变体。[4]
玛丽·梅勒（Mary Mellor）和安·佩蒂福（Ann Pettifor）等货币研究者提出了替代现行货币制度的有意义方案，但比特币与她们的分析或建设性提议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那些提议既需要社会和政治上的同意，也需要技术创新。[5] 对现有金融制度缺乏任何有效而非阴谋论式的分析，意味着比特币无法构成一种实质性的替代方案。原因与技术关系甚小，却与比特币和所有其他加密货币所置身的金融制度密切相关。这些制度体现了社会权力的具体形式，而这种权力不可能通过一厢情愿、技术规避，甚至政治规避来消除：富有而有权势的人，不会仅仅因为一些人决定经营替代性的交换经济，就变得贫穷而无权。缺乏一种扎实的、有关如何改变这些权力制度的论述，即便没有比特币的缺陷，一种“完美”的加密货币也只会加剧、而非解决我们货币和金融制度中现有的严重问题。正因为它在缺乏这种论述的情况下运行，比特币的真正效用与目的——以及加密货币运动总体上的效用与目的——更适合被理解为一套“程序”，把不了解情况的公民招募进新自由主义和（名义上）反政府的政治话语之中。要理解这种话语的性质及效果，恰恰需要关注比特币热衷者所抨击的政治理论和历史。
比特币的倡导者告诉我们，要关注其复杂而独创的技术如何承诺解决紧迫的政治问题。但没有兑现这些承诺的，并不是比特币的技术。相反，缺陷在于诊断本身。像许多与我和其他学者所称的“网络自由意志主义”有关的最有影响力的观念一样，热衷者要求我们把比特币理解为一种值得欢迎的政治介入；但一旦被追问这种政治介入的细节，其倡导
者总会回过头去谈技术和工程问题。[6] 在比特币这里，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据说比特币能够“修复”的那些金融问题，既复杂，又有很强的技术性，连专家都难以理解；比特币倡导者经常拒绝承认这种复杂性，并声称那些享有声誉的经济学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7]
Bitcoin 这个名称里的 coin（币）一词容易让人想到货币，许多人谈论比特币时也把它当作货币；但更冷静、对货币稍有了解的倡导者，却几乎只把它称作通货。[8] 货币与通货并不是同一回事。按照我们今天对这个词的用法及经济学家的定义，“货币”具有三种属性：交换媒介、价值储藏和价值尺度。[9] “通货”指的是交换媒介职能，但众所周知，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充当交换媒介。价值储藏与价值尺度职能需要国家（或其他统摄性制度机构）的授权；在历史上，它们也一直需要国家干预来确保稳定——这些都是比特币无法迫使各国放弃的职能。“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并不相同，这是非常基础的经济学常识，然而阅读有关比特币的材料时，我们常常会觉得，其倡导者似乎拒绝承认两者之间的差异。[10]
“货币”指一个民族国家开展官方交易时使用的工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债券的价值以美元计价，美国的税款也必须以美元缴纳。正如另一位经济学家所说：“在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中，凡能清偿合法契约义务的东西都是货币。而按照民事契约法，由政府决定何物能够清偿合法的货币契约义务。”[11] 这是对一切货币理论都至关重要的基本要点，比特币倡导者似乎无法或不愿承认这一点（当然，直到目前为止，这确实一直是经济理论中相当冷僻的一个问题）：国家决定什么是货币；个人或群体提出任何相反主张，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只有法律能够改变它。
货币的性质极其复杂。剑桥大学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杰弗里·英厄姆（Geoffrey Ingham）在2004年《货币的性质》中写道：“也许最大的悖论在于，货币这样司空见惯的事物，竟然会引发如此之多的困惑、争议，而且必须承认，还有错误。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它。”[12] 英厄姆提到，已经成为数字颠覆守护经济学家的约瑟夫·熊彼特，尽管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断努力，却始终无法充分厘清自己关于货币的想法，以完成一本有关货币的专著。然而，比特币支持者不断写得好像货币十分简单、直截了当，好像任何探究其复杂性的尝试都是中央银行家散布的虚假信息，等等；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却连那个自称已经改进了的事物的基本参数都不愿研究。
比特币倡导者最夸张的主张，是比特币对“民族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据说民族国家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货币替代品的存在，威胁了它们通过美联储等中央银行掌控货币政策的能力。[13] 比特币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乔恩·马托尼斯（Jon Matonis）在2012年比特币第一次受到广泛报道时写道：“比特币阻止货币暴政”，而且“正如美国第二修正案的核心，仍然是自由人民防止自己最终遭受政治压迫的最后权利一样，我们也需要一种强大的工具，来防止与之对应的压迫——国家的货币至上权”。[14] 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国家货币的替代物比比皆是：从常旅客里程到信用卡奖励积分计划，从杂货店优惠券到美术品、贵金属和宝石等高价值商品。比特币只有在这种微不足道、日常口语的意义上才是货币。[15] 这些替代通货没有一种对国家的货币主权构成任何威胁，比特币倡导者似乎无法消化这一事实。事实上，他们不断提到黄金支持的货币的优越性，却无视政府在历史上的许多时刻甚至曾固定金价以抑制波动，也无视
当下有关金银价格也是 LIBOR 合谋操纵价格丑闻一部分的报道。[16] 他们偏爱黄金而不喜欢民族国家的所谓“法定货币”——这个称呼多少有些不准确——恰恰说明其主张的意识形态性质：黄金现在就存在，交易广泛、难以追踪，很大程度上能够防范伪造，却仍被比特币倡导者所厌恶的那些民族国家和中央银行广泛使用，尽管并非作为通货的挂钩基准。
与黄金的比较，为理解潜藏在太多有关比特币的写作与思考之下的隐秘政治打开了大门。许多最激烈的倡导者，把美联储本身描述为一个腐败的构想：一个由阴谋银行家操控、想让“国家控制所有人的生活”的装置。[17] 这些主张以极右翼政治人物在美国乃至全球散布的言论为基础，其中包括大力倡导比特币的罗恩·保罗（Ron Paul）；他关于美联储的赤裸宣言，在性质上远比实质内容更具意识形态色彩。保罗宣称希望废除美联储、恢复金本位，仿佛这样便会带来自由意志主义者要求的那种绝对经济自由。而这条论证路线本身，与保罗父子长期牵涉其中的种族主义阴谋论有着深刻联系。[18] 然而，历史表明，金本位本身具有管制性质，与其他任何通货一样，也无法免于操纵、衍生化与投机；黄金近期的价格波动，就清楚证明了这一点。[19]
要相信这些观念，就必须无视摆在眼前的直接证据。恰恰因为比特币置身监管结构之外，它特别容易遭受囤积、抛售、衍生化和操纵——这些是所有不受中央银行控制、也不受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机构监管的工具的共同特征。与倡导者的主张相反，不受监管的证券工具在当代金融中无处不在；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无法确立对担保债务凭证（CDO）与担保抵押贷款凭证（CMO）的监管权，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20] 如今，对比特币缺乏监管，
意味着囤积者能够利用各种复杂交易手法操纵市场（截至2013年12月，大约927人持有全部比特币的一半，其中包括因 Facebook 事件而声名不佳的文克莱沃斯双胞胎这样的“反抗权力的革命者”）。[21] 这意味着不可靠的经营者可以来去自如，为自己窃取巨额比特币——那个短命的丝绸之路毒品超市替代网站，讽刺地名为“绵羊市场”，其经营者似乎就是这么做的——或者被别人掏空；而这些情况都可能是 Mt. Gox 事件的故事。[22]
网络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欢呼的比特币的惊人波动性与缺乏监管，实际上恰恰阻止了这种加密货币按照其倡导者所声称的方式使用。中央银行之所以调节通货价值，正是为了确保货币三大职能之一：成为稳定的价值来源。比特币实验证明了一条迄今从未被推翻的金融规律：完全不受监管的市场会造成极端的繁荣与萧条循环。[23] 如果比特币受到充分监管，足以作为稳定的价值储藏，并确保未来不会再发生 Mt. Gox 这样的灾难，它或许可以用作全球支付系统（但 PayPal 和 Dwolla 这些通常不具变革性的技术也可以）。不过，这几乎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世界政治结构。如果比特币仍置身一切价值监管和交易监管之外，那么对我们之中除了最能承受风险的人以外的所有人而言，它仍将是一个存放辛苦赚来的钱的非常危险的地方。最能承受风险的人就是极其富有者；他们对比特币的兴趣，本应让倡导者明白，比特币为何、以及如何不可能在经济上产生变革。
2013年末，比特币一度达到超过900美元的历史最高点，虽然十分短暂。当时，各种网络自由意志主义者把此次及以往类似的暴涨，欢呼为比特币重要性的证明；这种言论不难找到，事实上很难避开。[24] 暴涨固然说明了一些事情，但读到人们欢庆暴涨，仿佛这证明比特币作为其宣传所说的通货具有可行性，仍令人无比惊讶。因为只有通过一种极其狭隘且无知的世界观——一种典型地体现了网络自由意志主义话语中到处可见的悖论的世界观——才可能这样理解某种工具（相对）价值的剧烈飙升。按照任何常规经济理论，这种飙升证明的并不是它是一种能推翻政府的新通货；恰恰相反，它证明这种工具作为通货几乎毫无用处。与网络自由意志主义话语的许多其他部分一样，比特币所谓的力量如此彻底、如此显而易见地建立在赤裸裸的矛盾之上，竟还有人认真对待，实在令人惊讶；然而，揭露这些矛盾似乎反而只会让比特币倡导者更加认真，重新燃起传教般的热情。
在许多方面，这都是一个熟悉的故事，讲的是那些强烈认同“数字”的人的傲慢。工程师想象，自己在特定领域的知识能够转化成普遍知识（“那些很擅长自己所做的事、又认为这使自己成为一切事情的专家的人”[25]）；想象所有问题都是工程问题，未解决的问题只是说明，还没有像他们这么聪明的人来解决；想象领域专门知识是一种“精英主义”，目的在于把他们这样的真正专家挡在门外。[26] 这也是一个关于网络自由意志主义如何容易受到茶党式自由意志主义的渗透的故事：因为对比特币的欢庆之下，潜藏着对罗恩·保罗派有关货币政策的阴谋论式主张的赞同，而这些主张经不起审视；即便在更受尊重的右翼和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多数也站不住脚。[27] 综合起来，我们看到这样一幕奇观：像海盗党领袖里克·法尔克温格（Rick Falkvinge）这样的狂热网络自由意志主义者，恰恰因为比特币表现出令它无法胜任所宣称用途的特征，而大力推广它。法尔克温格或许是这种自相矛盾的“分析”最显眼、嗓门最大的倡导者，但只要看一看任何对比特币经济学提出批判性问题的文章的评论区，就会发现这种分析被一再重复，令人厌烦；而且，凡是不直接基于领悟比特币算法天才性的观点，都会遭到典型的挑衅和轻蔑回应。[28]
要看清这一点，只须从头开始。比特币被吹捧为“法定通货”的替代品。虽然“法定通货”在许多经济理论中有悠久基础，但今天它主要是经济自由意志主义极端边缘、尤其是保罗派的一个流行术语。“法定通货”的普通定义是：
法定货币是其价值来自政府规制或法律的货币。当法定货币充当一国主要通货时，就使用“法定通货”一词。这个术语源自拉丁语 fiat（“让它被实行”“应当如此”）。
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终止了美元直接兑换黄金的制度。从那以后，包括美元和欧元在内的所有储备货币都成为法定通货。[29]
最简单地说，“法定货币”就是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所谓内在价值，是指用于充当这种货币通货的代币，在其他情境中也有合理价值。非法定通货最典型的例子是黄金，因为黄金有许多用途，即使不作为通货流通，仍然有价值；另一方面，纸币被视为法定货币，因为印制它的纸张作为纸张几乎没有价值。事实上，这种区分远比倡导者希望我们相信的更难做出；下文还会谈到这一点。维基百科词条接着说：“虽然以黄金或白银支持的代表货币，意味着发行银行依法必须以固定重量的黄金或白银赎回它，但法定货币的价值与任何物理数量的价值无关。即便是含有贵重金属的硬币，如果其面值高于其作为金属的市场价值，也可以被视为法定通货。”
【译注】原句在“没有内在价值”后接肯定形式的释义，定义衔接有歧义；此处依据后续黄金与纸币的例子，将该释义理解为解释“内在价值”，保留作者的论证。
据说法定货币究竟有什么问题？对于比经济自由意志主义者更右倾的意识形态论者而言，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故事，也是保罗家族最爱谈的论点之一。[30] 所谓法定通货的问题，是它令货币三大职能之一——价值储藏——无法实现。他们（错误地）宣称，价值稳定来自使用有价值的工具作为通货（例如用黄金铸币），或者让它成为货币本身的基础机制（即对一国货币供给实行“金本位”）。这两个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但黄金狂热者的宣传经常将其混淆。按照这种说法，必然结果不仅是经济不稳定，更是现实中的极权政治权力。正如罗恩·保罗本人2003年在美国众议院所说：“如果不加遏制，通货毁坏所引发的经济与政治混乱，必然导致暴政。”[31]
据说，保罗这类人厌恶“法定”通货，是因为“中央银行家”能够操纵通货价值，而据称黄金这类以资产支持的通货则不能。整套主张的目的，是拥有一种稳定的通货，一种价值不会剧烈波动的通货。但比特币完全不受控制，因此无法把资产职能与通货职能分离。这意味着，一旦它显现通货紧缩迹象，投资者（即“囤积者”）便会涌入，正如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问题在于，这恰恰以自由意志主义者所大声抱怨的方式，使这种工具波动得过于剧烈，以至于无法用作价值储藏。
“法定通货”的问题在于价值波动。最危险的价值波动是通货紧缩螺旋，通常人们认为，它甚至比津巴布韦元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所经历的那种通货膨胀螺旋更糟。这就是说，商人不能把比特币作为利润持有，因为他们无法保证利润还能保持获取时的价值。我今天卖一台割草机得到的6枚比特币，明天可能（很可能）只够买一盒麦片。这迫使人们不断将比特币兑换成那些据说已经过时、却支撑着比特币的国家货币；这些国家货币实际上是比特币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不只是它过时的前身。〔译注：原文在此使用“通货紧缩螺旋”，随后举出的却是比特币购买力下降的例子；此处保留原文论述，未将该术语改作“通货膨胀”。〕
目前，哪一种世界通货正经历着人们见过的最剧烈的通货紧缩螺旋之一？正是比特币自身，那个“对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生存的威胁”。[32] 此刻，任何神志清醒的人，如果在世界所有通货中选择比特币来投入毕生积蓄，都和购买郁金香球茎的荷兰人一样愚蠢。这是因为，尽管比特币宣传者拼命想让我们相信，通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形式、机械或算法问题，而是只能通过政治机制解决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因此，无论比特币倡导者如何措辞，目前大多数主权通货都远比比特币将来能够达到的稳定程度更稳定。（比特币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控制机制，而其最终的总币量上限本来就被设计为具有通缩性，显然源于一种内置的、阴谋论式且典型右翼的通胀疑虑。）比特币倡导者相信缺乏监管会带来稳定，这一信念已经被历史推翻；历史数据一次又一次表明，缺乏监管所产生的繁荣与萧条周期，其强度远高于比特币倡导者所厌恶的中央银行监管下的周期。
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一件事情，而比特币的发明者和倡导者似乎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直接的监管结构来防止一种工具被用作投资（也称“囤积”），任何工具（包括黄金）都将受到衍生化、证券化的影响，并最终经历中央银行受命防止的极端繁荣与萧条循环。比特币价值波动得越厉害，作为通货的功能就越弱；它对“世界各国政府”的影响也就越小，无论这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比特币越是“升值”——也就是经历剧烈的通货紧缩螺旋——它就越不能成为货币。
事实上，由于快速通缩与通胀的循环促使人们不断把比特币换成其他价值储藏，通常是国家货币，我们更容易把比特币理解为：它不仅是一种商品，是众多其他数字商品中的一种，而且自身也是一种衍生品——一种与其他工具价值相关的期权或期货合约，各类投资者都可以据此投机，并视交易量而定，甚至操纵市场。鉴于比特币根本性的反监管立场，几乎无法想象大型参与者会自觉不做这种操纵。因此，文克莱沃斯双胞胎这类知名参与者的加入，也不能成为庆祝比特币通货潜力的理由；反而，它证明比特币可作为一种可被操纵的商品，供典型的既有资本用来实现自身目标。从这个意义上，它成为既有权力进一步
集中的工具，而非对现存秩序的挑战。正如许多更了解经济学的评论者始终指出的，它“更像一种投机性投资，而非通货”。[33]
很少有什么态度，比“Sanjuro”的态度更能典型地体现比特币推广者（以及许多其他人）那种自相矛盾的数字自由意志主义心态。Sanjuro 是创建比特币“暗杀市场”的人的化名，安迪·格林伯格（Andy Greenberg）曾报道过他。[34] 他相信，通过激励人们杀死政治人物，他将摧毁“世界各地的一切政府”。这“会让世界变得更好”，产生“一个没有战争、撒网式全景监狱监控、核武器、军队、压迫、货币操纵和贸易限制的世界”。虽然这段表态并不直接关乎比特币的革命力量，但它仍源自同一种误入歧途的计算“智慧”。只有被意识形态的狭隘视野蒙蔽至此的人，才会在审视世界历史之后，想象通过谋杀来消灭民主政府，会有任何别的后果，而不是让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比已经存在的状况严重得难以衡量。
准确地说，比特币其实不只是一个独立的软件；更确切地说，它是依据一种模型编写的软件，这种模型既适用于其他十分相似的软件（莱特币、狗狗币等其他加密货币），也适用于广泛的其他技术功能。倡导者告诉我们，由密码学支持的分布式账本，以及当前加密货币用来实现账本的“区块链”，在这些用途之外也有广泛应用。我们经常听到，这项技术在今天的革命性，就如同“1975年的个人电脑、1993年的互联网”。[35] 据说，基于这类技术建立的网络，在技术上实现了当今互联网尚不具备的去中心化方式，从而支持一系列服务，并使检查（因此也包括合法及非法监控）难以穿透。倡导者说，若不看这类网络实际运作，就很难把握其潜在用途，这一点是对的；但表面看来，它们似乎围绕着一些承诺来建构，而这些承诺迎合并强化了特定政治意识形态。[36] 这些意识形态几乎无一例外都具有广义的自由意志主义性质，并服务于新自由主义议程：它们追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及其门徒吉米·威尔士，相信市场而非正式政治结构，才是获取知识和行使权力的唯一有效方式；也相信，如果我们把竞争性市场结构强加于政府自认属于其管辖范围的社会部分——例如货币发行——“善就会胜出”。尽管频繁使用“民主化”这个词，这类努力却具有深刻的反民主性质。它们坚持认为，自封的技术官僚精英推出的设备和软件，高于依法制定的法律及执法机制；还认为一种市场——采纳这些服务的市场——应该是社会评判这些服务供给的唯一方法。这类策略最狂热的倡导者公开拒绝民主治理：
“我们把这看作彻底扬弃国家的一部分，”科迪·威尔逊（Cody Wilson）说。［……］他在当年早些时候把一种可用3D打印机制造的手枪蓝图发布到网上，由此出名。“我知道自己听起来像某种古怪的耶和华见证人，但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承认，我们是意识形态论者。”[37]
曾经，人们相当难以想象，一个软件平台在政治领域的力量会大于它在宣称用途上的力量；也曾经，人们很难想象，科迪·威尔逊这样的右翼极端主义者会在本国主要报纸上被当作任何事情的权威来引用。今天，这类表述竟然不引人注意，标志着比特币作为意识形态的力量；同时也标志着，这类技术对民主本身构成的威胁。[38] 这种威胁，恰恰是这类技术的倡导者自己经常宣传的；而这正是不同立场的政治思想家需要认真对待的比特币与加密货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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