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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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炮台
于是我往上爬,脚下是滑溜溜的松针,头顶是那些树木底下浓重的空气——空气里满是午后斜阳投下的昏暗斜光——一直爬到快到山顶,来到一片空地上。我马上认出这是一条军用道路,通往我们当年所说的「假炮台」,也就是一道挖出来的工事,有炮眼,可以把炮安进去,里面却并没有炮。因为自从法国人成功造出一种真正机动的重炮以来,他们就在永久要塞之间修了不计其数的这类辅助工事。这些工事用不着安放固定的炮,因为法国人如今可以视情况时而用这道胸墙,时而用那道;好处是你的炮永远不会闲着,总能调到需要的地方去,这样六门炮就能干过去二十门炮的活儿。
这座假炮台就在山脊上;我到了那里,顺着山坡往下望,越过遮住铁丝网的灌木丛,整条摩泽尔河谷就在我脚下。
这是我朝圣路上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峰,因此这也是我遇到的第一片真正的大景致。我仔仔细细地把它画了下来,一部分一部分地画,在西斜的阳光里坐了很久,把看到的一切都记下来。阿尔谢特就在下面;平坦的河谷,河流在其中左右蜿蜒;一行行笔直的白杨树;山上黝黑的松林;还有那些浑圆的山峦,越远越高,一直升进远方,我所见的最后一座,远在东南方,想必就是摩泽尔河源头的阿尔萨斯气球峰——那座山标志着我旅程第一个完整阶段的终点,从那里可以俯瞰瑞士。

大景致
的确,这正是徒步去远方、尤其是笔直地走去远方的独特好处:你能从山顶上看到世界的这些景象。
每当我在心里重温这次伟大的行军,我便看见它全都铺展成一幅幅风景,每一幅都是我从某座山上捕捉到的,每一幅都与前一幅、后一幅相衔接,直到我能把整条路拼合起来。这里阿尔谢特山上的景致,阿尔萨斯气球峰上的景致,格洛夫利耶山上的、魏森施泰因山上的、布里恩茨山脊上的、格里姆瑟尔山口上的、贝林佐纳上方的、普林奇佩萨山上的、蒂扎诺的、亚平宁山脊上的、锡耶纳城墙上的、圣奎里科的、拉迪科法尼的、圣洛伦佐的、蒙特菲亚斯科内的、维泰博上方的、龙奇廖内的,最后是卡西亚大道上那处隆起的坡顶——从那里,人会忽然望见那座城。它们按顺序一一展开,直到我能看见整个欧洲,而罗马在尽头闪闪发光。
可你们坐火车的人,必然被关在长长的河谷里,有时甚至被大地的墙壁封在里头。就连骑自行车或赶车的人,也难得见到这些景象,见了也不成连贯,因为道路同样避免爬坡,除非迫不得已,比如翻越某些山口。只有沿着直线一路向前,人才能从一道山脊走到另一道山脊,对自己走过的路得到这样一幅完整的图景。
景致的事就说到这里。我连爬带滑地下了山,到了阿尔谢特,几乎就在看到的第一座房子上,挂着一块摇摇晃晃的招牌:「孚日鳟鱼」;这时已是傍晚,我便进去吃晚饭。
我一坐下来吃饭,马上注意到两件事。第一,围坐在那张客栈餐桌旁的都是社会上的中产阶级;第二,我虽然与他们同属一个阶层,却妨碍了他们的兴致。因为在树林里睡觉,行军大约七十英里、后半程顶着耀眼的烈日,最后又顺着一道泥土陡坡滑到大路上——这一切在一个人身上打下的烙印,恰恰是这类人最不愿意被硬塞到眼前的东西。至于那些指责中产阶级在这类事情上墨守成规的人,那些自称超然于中产阶级所特有的对清洁、衣着和社交礼仪的讲究之上的人,他们要么天生是无政府主义者,要么是傻瓜,把不过是自己财富造成的结果当成了天生的美德。
我直截了当地说:要不是中产阶级在这些事情上一丝不苟,我们整个文明都会分崩离析。他们是标准的守护者和维持者,是欧洲的调节者,是社会的盐。因为那种夸口说自己不在乎衣服脏、不在乎吃苦受罪的人,要么是对文明所建立起来的一切毫不在乎、甚至颇为憎恨的人,要么(这种情况要常见得多)就是个富人,或者惯于生活在富人中间的人;他之所以挥霍得起精力和东西,是因为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衣服总能再买,流浪一结束就能吃上丰盛的大餐,伦敦和巴黎到处都是奢华的浴室和理发店。财富的种种腐蚀作用之中,没有哪一种比这一种更坏:它让富人(以及依附他们的寄生虫)把实际上只不过是自己过奢侈日子的能力,看作某种神圣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一种可爱的心灵品质。愿上天保佑我们大家都免于巨富——我是说,免于非常巨大的财富。
为中产阶级辩护
中产阶级可没法想买新衣服就买;也没法在一趟游玩之后洗个土耳其浴、再来一顿有酒的盛宴。所以他们总是用心保全自己碰巧拥有的东西,凡事不过分,讲究清洁、秩序、体面、节制和平和的脾性;他们用唯一能保全这一切的办法把它们围护起来,那就是:用成规。他们做得完全对。
我发现自己很难达到我这些同伴的要求,但我承认,在这场争执中,他们站在正义的一边;他们谁也别到处装作我没有在这本书里替他们辩护过。
于是我琢磨怎样才能在这些人面前挽回自己的形象。我看出,一个精心编造的故事(比如说:我被一个流浪汉拦住,他逼我跟他换了衣服;我这样打扮是为了打赌;我是个军官,受雇当间谍,正要乔装成劳工越境进入德国;我的医生不许我刮胡子——或者别的什么这类夸夸其谈)——我是说,我看出,冒险编出任何这样的借口,都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冒犯他们另外某条我不知道的规矩,一条比他们关于衣着的规矩更深刻、更神圣的规矩;在解释的过程中,我以前就干过这种事。
于是我换了个办法,一坐下就说——
「请原谅我这副模样。我在山里遭遇了一场极不幸的意外,迷了路,不得不在外面露宿了一整夜;我也没法留下来收拾整齐,因为我务必要在午夜前赶到我的行李那儿(行李在勒米尔蒙)。」
晚饭前我喝了一杯白葡萄酒,特意用一张钞票付账;我还把我的速写给邻座看,好给人留个印象。我又谈起外国政治,谈起我去过的国家,尤其是英国,谈得那么细致入微,他们的厌恶很快就变成了钦佩。
以树为寝
这家客栈的女主人举止优雅,礼数周到到了极点,却处处想占客人的便宜;而客人们呢,她每进攻一次,他们就照例以惊人的灵巧回击一次。
于是她会说:「这块肉要是端到桌上来切,也许味道更好些;还是先生们更喜欢在旁边切好了再端上来?」
对此,坐在我对面的一位银行家沉着嗓子答道:「夫人,我们更喜欢在旁边切好。」
要不然她又会探进头来说:「我可以向诸位推荐我们上好的啤酒。说真的,它比本地这种葡萄酒强多了。」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游客便斩钉截铁地回答:「夫人,我们觉得您的葡萄酒好极了,简直好得无以复加。」
她在任何一件事上都拗不过他们。我实在可怜她,便向她买了面包和葡萄酒来安慰她,还任由她多收了我的钱。然后我带着她的祝福走进了落日的余晖里,身后还伴着那些中产阶级的道别声——这时他们已经坐在屋外的小桌旁喝起咖啡来了。
我沿着通往勒米尔蒙的大路奋力赶路。夜色渐浓。午夜时分我到了勒米尔蒙,却觉得毫无睡意,于是又在巨大的松林底下沿着河谷继续往上走;最后,我拐上一条小路,选定了一丛树——那里背风,而且我以为很暖和——便躺下来打算一觉睡到天亮。结果恰恰相反,我足足醒着躺了一个钟头,躺在芬芳而平整的松针地毯上,透过黑黢黢的枝杈仰望那弯刚刚升起的残月,心里想着松树是多么适合人在底下睡觉。
「山毛榉,」我想,「是很好的睡觉的树,因为它底下什么都长不出来,而且总有干燥的山毛榉果落了一地;紫杉也不错,只可惜长得太矮;不过总的说来,还是松树最好。」我又想到,最糟糕的睡觉的树大概要数见血封喉的箭毒木了。这些念头几乎已经接近于什么都没有,因此我虽然并不困,却还是睡着了。天亮前很久,月亮仍在天上皎皎发光,天幕上还残留着几颗暗淡的星星,我就冻得发抖醒了过来。
睡眠之中,有某种东西会让我们变得渺小。这一点人人都注意到了:试问谁曾在清醒时做过噩梦?谁曾在神志完全清明时体会过那些潜伏在睡眠彼岸的可怕的无能为力?我们躺下时,是自愿地——却又是受自然之力驱使地——把自己交给某些力量,在它们面前我们消融殆尽,化为乌有。而在睡眠种种奇异的脆弱之中,我注意到了寒冷。
这里是松树底下一处温暖的地方,我可以躺在仍饱含着白昼余温的松针上舒舒服服地休息;这松针层是那些喜爱恒温的地下小兽的被褥——对一个疲惫的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地板。就连残月下吹过的微风也是暖的,星星慵懒而不耀眼,仿佛万物都浸透了夏意;我知道这一夜会很短——这是仲夏之夜——而在我打算歇息之前,已经度过了它的一半。可是,我要说,我还是冻得发抖醒了过来,而且心情凄凉,渴望有个伴儿。我穿过被露水浸透的高而茂密的野草往下走,横过大路,来到河岸边。等我走到那里,曙光已开始占据东方。
黎明
我在一处得天独厚的地方久久伫立——就在河边一排树木的上方——看着一天的开始,因为光线每一分缓慢的增长,都预示着我将得到给养。
那微弱而游移不定的微光,与其说是透过空气照射过来,不如说本身就是空气的一部分;它抽走了树林、田野和我头顶高坡上的一切颜色,只剩下一片片灰色和更深的灰色。我身旁的树林成了一幅剪影,漆黑而纹丝不动,反衬出更远处的东方。河水苍白而死寂,连一缕水汽也不升起;但从更远的牧场上,一层柔和的薄雾已经升起,平平地铺在群山的两侧,于是群山从雾中耸出,山脚模糊不清,山顶却在渐亮的天空下轮廓分明;山越远,它们的起伏褶皱在晨光中就越显清晰,而最远处的山脊,已经迎上了清晨。

这奇妙的景象,我一动不动地足足凝望了半个钟头,从中汲取活力,就像一个人摄取食物和美酒一样。等我挪动身子、环顾四周时,已经能轻易分辨出一根根的草叶了;灌木丛中有一两只鸟开始断断续续地啁啾,一阵晨风从河谷上游吹来,拂乱了寂静,月亮在天空中黯然失色,星星都已隐没。我怀着庄重的心情回到大路上,转身朝着附近的河源走去。
特设的小教堂
每艰难地走过一英里,我都清楚地感觉到,我与摩泽尔河的相伴就要到头了——在过去八十英里里,它已成了我这趟冒险的一部分。如今它只是一条小溪,带着山野气息,时缓时急,不过有些河段依然平静舒缓。这里也出现了我认为僻静的山谷和河流上游必然伴有的东西(无论那里修了多少运河,甚至盖满了房子)——我指的是周遭某种粗犷之气,以及山民们倔强的抗争:他们的石头小屋,还有他们那些离开大路、通向幽僻之处的小径。
这里正是如此。群山高了许多,也离河边平原近了许多;沿着沟壑望上去,我不时能瞥见一座古老而粗朴的桥,桥边有一间小屋,全是用经久不坏的石头砌成的——已成了群山的一部分。此外,山嘴上还零零星星地立着一些孤零零的小教堂,在天主教国家,这些小教堂是山区的标志,也标志着一条河谷的富庶到此为止。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不上来。你有时在森林里也能找到它们,尤其是在海岸那些较小的海湾里,还有,正如我说过的,就在这里,在大山中河谷的上游。在这样的小圣堂里,很少举行弥撒,有时一年只在某个特别的纪念日举行一次。其余的时候,它们就空荡荡地立在那里,其中有些较古老或较简陋的,人们简直会把它们当成废墟。它们处处标记着某种强烈的情感——祈求、感恩或敬畏;它们把这些荒野之地系泊在它们自己的过去之上,用回忆来弥补它们在繁盛生机上的欠缺。


论地名
在大路跨过河流的地方,我用面包和葡萄酒吃了早饭,随后又决定还得喝杯热咖啡;看见前面有个村子叫吕普——意思是「裂口」(因为这里的山坡上确实有一道大裂口)——我便走上去喝了咖啡。这时我发现了一件怪事:当地人已经厌倦了起名字,什么东西都不给它来一场专属的洗礼。我觉得这实在是奇妙之至,因为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注意到,人们越是偏远、越少有什么让他们分心,就越会为方圆几英里内的每条溪流、每段河湾、每丛草、每个土包、每道幽谷、每片矮林、每条沟壑,收获一大批稀奇古怪的地方名字;我在荒僻之地迷了路,向农夫问路时,常常听他絮絮叨叨地说什么「把我们叫『纳金』的那块石头留在左手边,绕过有人叫『圣堤』的地方,一直走到他们叫『玛丽渡口』的那儿」……如此等等,听得我不耐烦起来。海边的码头工人,还有住在近海那些可怕而荒凉的河流两岸的居民,也正有这样的习惯。此刻我心里就浮现出一小段潮水河道,其中不过五处浅滩,却个个都有名字,分别叫作「房子、诺尔、古德曼地、摩尔和补丁」。
可是在吕普这里,令我大为惊讶的是,竟没有这种普天之下、人所共有的本能。我对在葡萄架下给我倒咖啡的老人说(这时已是大白天,太阳高高升起,云朵斑斑驳驳地浮在群山之巅的高处):「老爹,这座山你们叫它什么?」说着,我指了指陡然耸立在村子上方的一座非常醒目的山和山顶。
「那个呀,」他说,「叫作吕普上头的那座山。」
「对,那当然,」我说,「可它叫什么名字呢?」
「那就是它的名字。」他答道。
他说得一点不错,因为我一看地图,上面果然印着「吕普上方之山」。我想,要是这成了通行的做法,那该多么乏味:要是人们把泰晤士河叫作「伦敦的河」,把埃塞克斯叫作「北边」,把肯特叫作「南边」,那可怎么得了;不过转念一想,这种荒唐的办法只有一个可怜巴巴的村子在沉溺其中,我便放下心来,把这类可怕的事发配到殖民地去,又上路了。
河谷上游的这一整个角落就是一座花园。它四面八方都挡住了风,尽头被阿尔萨斯气球峰的庞大山体封住,谷底平坦齐整,肥沃的土地用来养草放牧,一丛丛的树木点缀其间,仿佛是特意为了悦人眼目而栽种的。
河流的童年
什么也夺不走河流源头那种与世隔绝、安宁恬静的品格。在这里,那些日后将要影响平原的力量,就像在果园里一样受到培育和照料;一整条丰饶河谷及其王者般的城镇的未来生命,也在这里被决定下来。这些地方有某种东西,使外人无法侵入,也无法掠夺。它们除了农民之外,容不下任何定居者;这里的水太年轻,还套不上轭;群山也不许人同邻居轻易往来。走遍天下,我发现河流的源头都是寂静而知足的安稳之所。而正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童年,是河流最终必将成为的一切的早年家园——我指的是独特的建筑方式、别样的生活状态、地方的风气和历史的传统,因为河流向来是省份的缔造者——所以它们会把人带回到最稚嫩的童年,世间这些上游的幽谷,会让人浸润在质朴和童真之中。
我最开心的,是躺在路边的土坡上,把眼前所见画下来:那是摩泽尔河纤柔的溪流,悄悄滑过一片平坦齐整、没有篱笆分隔的田野;这里的河岸有一种奇特的效果,仿佛大自然在模仿人的技艺:它们看上去像一座园林,河水蜿蜒其间,充满了处女所特有的那种确确实实的纯真:它滋养着树木,也受着树木的守护。

虔诚的妇人
那景色里有某种创世和开端的意味;我画着它的时候,它像一份礼物似的,把生命最初体验的那种清新赠给了我,让我满心都是记忆中的春天。我沉思着河流的诞生:它们如何是有人格、有名字的——是国王,日渐强大,统治着广大的国度;最后又如何到达了大海。
可是正当我想着这些事情,心里浮现出一幅「河谷」的图景——人们簇拥在自家的河流周围,河两岸最终是辽阔无边的平原,一切的尽头是大海那道白线——一个女人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她长得很丑,穿一身黑。她的衣裙硬挺而有光泽,我猜想是值钱的料子。她手里拿着一本法国人称为《罗马堂区教友》的书,那是一本祈祷书。她的头发藏在一顶硬邦邦的便帽或软帽里;她走得很快,眼睛盯着地面。一看到这景象,我猛然想起一件事,便亵渎地大叫起来:「魔鬼把我抓去吧!今天是基督圣体节,又是我出门的第三天。我要是再不去望一台弥撒,这趟朝圣可就是罪过了。」因为我的第一天(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树林里睡过了弥撒的时辰,第二天(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又在床上睡过了头。可这第三天,况且还是个大瞻礼,我非望弥撒不可,而这个女人匆匆赶往下一个村子,就证明我还不算太晚。
于是我紧随其后赶到了那个村子,走进教堂,里面挤得满满的;出来的时候(那是一台读弥撒,又简又短——他们是基督徒嘛),我沿着一条由小树和大枝条搭成的林荫道走下来,这些树枝是立在家家户户门前、用来迎接将近中午举行的游行的。街尽头有一家客栈,我进去吃东西,发现那里还有另一个男人——我猜他是个店主——便决定谈谈政治,开头是这样的:
「你们镇上有反犹风气吗?」
「那不是我的镇子,」他说,「不过反犹风气是有的,而且很盛。」
「那是为什么呢?」我问,「你们镇上有多少犹太人?」
他说有七个。
「可是,」我说,「七户犹太人家——」
「不是七户,」他打断我,「总共就七个犹太人。只有两户人家,我连孩子都算进去了。仆人都是基督徒。」
「嗯,」我说,「这倒是合情合理、理所应当的:从边境那边过来的犹太人家,自然该有本地的基督徒来伺候他们、听他们使唤。不过我刚才想说的是,犹太人这么少,在我看来似乎不够当燃料,点不起反犹分子的火来。他们的主张又是怎么兴旺起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