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或走向心理生活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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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娜埃勒·朗格卢瓦（GANAELE LANGLOIS）¶

社交　媒体　心理　生活 利润　沟通　更多 平台　用户　信息 他者　世界　生命 政治的　有意义的　存在¶

我们应当在什么基础上发展 Facebook 和其他营利性社交网站的替代方案？2012年 Unlike Us 阿姆斯特丹会议上的大量讨论和众多项目，都聚焦于把社会性与营利动机分离的 Facebook 替代方案。总体而言，这些方案关注用户的政治与权利，特别重视在社交网络上重建隐私：从匿名权，到重新赋予用户决定可以收集自己的何种数据、用于何种目的的权力。¶

隐私问题虽然关键，却不是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考察社交媒体的独特性，与其把它看作内容传递平台，不如把它看作我们借以生活的平台。与旧媒介不同，社交媒体并不以开发内容为业：主要内容创造者是社交媒体用户，无论专业应用开发者还是高中生。社交媒体所做的、独属于它且与其他媒介根本不同的事情，是提供一套工具和实践，使内容对我们、对我们的喜好、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意义。¶

因此，社交媒体从事的是让我们生活的事业：帮助我们寻找、培育并维系与信息、他人、运动，总之与整个世界的有意义联结。这或许就是它们存在时间不长，却已令我们如此依恋的原因。¶

把社交网络理解为生活平台，值得进一步探究。在这个特定语境中，生活关乎不断寻找意义：有意义的联结、有意义的信息、有意义的行动。这里所说的生活既是日常的，也是哲学的；尤其如我将在本文主张的，它还是心理的。然而，当心理生活必须由主要服务于营利动机的信息技术来中介时，会发生什么？心理生活已成为新的投资市场，这必然引发一些忧虑。同时，也不应否认发展新空间的潜力：在其中，信息和网络技术能够以更服务于人类用户的方式使用，成为促进创造力，以及精神分析意义上真实性的技术。¶

生活的平台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 Facebook 对隐私多么有害，为什么没有更多人放弃它？”这个在 Unlike Us 阿姆斯特丹会议某一讨论环节提出的问题，对任何专注思考替代方案的社交媒体批评者来说，都有些棘手。确实，Facebook 之类平台对隐私的危害¶

经常登上新闻头条，Facebook 的用户却仍在增加。对这个难题的回答通常包括：营利性社交媒体如今已是人类沟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具有黏性；如果放弃与亲友联系的主要平台，就会失去联结；人们对不断变化的更新流存在不可思议却普遍的成瘾；以及一种盛行的态度——多数人觉得自己没什么要隐瞒，所以隐私并不重要。¹ 简单说，营利性社交媒体已经如此深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无法舍弃；而建立替代方案又过于复杂、昂贵。¶

所有这些回答都表明，社交媒体掌握一种新的权力，已不只是工具或沟通手段。放弃社交媒体，与放弃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并不处于同一层次。所牵涉的不只是娱乐或信息收集：社交媒体使我们能够继续生活，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不分先后地经历友谊、爱情、极度无聊和孤独，总之，经历生活本身。如果它们不再持续存在于电脑、平板或手机之中，我们确确实实会错过自己的生活。我想在此探究的，正是这一点：社交媒体是我们借以生活的平台。¶

社交媒体既极其危险，又极具解放潜力，因为它们主要投资于正在被经历的生活。现在需要一个新框架来理解社交媒体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社交媒体如何不仅在社会或文化生活领域，也在心理生活领域运作：不只是我们的实践与知识，还包括非凡与平常的情绪、情感、欲望和恐惧。本文关注的是，社交媒体在心灵向世界敞开的时刻运作：在我们向外寻求对内在体验的确认时，在我们寻求外部联系以满足安慰、支持、兴奋和安心等心理需要时。¶

这种看待向世界敞开的心理过程的视角，主要在精神分析中、以“关系”取向的名义发展起来。² 关系取向涵盖一系列理论视角，它们共同的前提是：与其他人的关系处于心灵发展的核心。³ 简言之，这些理论认为，主体性与个人身份的形成，离不开主体间性，离不开另一个主体把我们承认为个体主体，并以此与我们交往。⁴ 从精神分析治疗的角度看，要成为一个健全、能感受广泛情绪、具有创造力和应变能力的人，需要曾与善意的他人建立关系。¶

原注 1. Daniel Solove, ‘“I’ve Got Nothing to Hide” and Other Misunderstandings of Privac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12 July 2007, http://papers.ssrn.com/abstract=998565。¶

原注 2. Stephen Frosh, Psychoanalysis Outside the Clinic, London: Palgrave Macmilan, 2010, p. 32.¶

原注 3. D.W. Winnicott, Playing and Reality,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5.¶

原注 4. Jessica Benjamin, Shadow of the Other: Intersubjectivity and Gender in Psychoanalysis, 1st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Jessica Benjamin, Like Subjects, Love Objects: Essays on Recognition and Sexual Differ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社交媒体如何投资心理生活？社交媒体是一种结构化平台，以极为独特的方式连接语言、技术、经济和心理：语言如今既是心灵的反映，也是一组信息技术。思想、情感和情绪不再只是从人的心灵发出；在一个通过人们表达自我、度过生活而获利的环境中，它们成为搜索引擎和推荐软件如今能够生产的有价值产品。¶

因此，除了 Wikipedia，大多数热门社交媒体都受到营利动机的侵入；社交媒体的信息处理能力，使无形思想、情感和情绪组成的心理生活得以向市场化敞开。因此，现在应发展一种心理生活的政治经济学：我们需要研究，通过把不同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语言和心理过程结为联盟，服务于特定利益（即商业获利）的权力形态如何被结构化。社交媒体政治经济学具体要追问：这些结构化动力，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内部及彼此之间发展出的界面、数据储存库和信息处理系统，得到组织并形成模式。这样的分析计划，将使我们能够从心理参与的角度辨认社交媒体的替代方案。¶

自由沟通与获得解放的生活？

社交媒体，尤其是 Google 世界的各部分（Blogger、YouTube、Google+）、社交网站（Facebook）和微博平台（Twitter）等最流行的平台，已经根本解构了以下关联：作为不受束缚的信息交换的自由沟通，与积极社会变化、集体及个人赋权和转变之间的关联。社交媒体看起来把民主、自由、不受审查的沟通承诺，与营利性事业调和起来。按照如今的主流叙事，2011年阿拉伯之春这样的民主革命，是由巨型社交媒体平台，尤其 Facebook 和 Twitter，使之成为可能的。¶

于是，有意义的联结、创造潜力和变革行动（简言之，使生活值得过的东西），似乎与营利动机携手并进。按照这种叙事，所发展的是哪种社交媒体并不重要：无论营利还是非营利，社交媒体都意味着朝向更加平等、更具社会关联性的沟通形式的不可否认的进步。¶

将不受束缚的沟通与积极转变画等号，问题在于它只看到社交媒体的一个方面：界面层面上人类用户之间的沟通。社交媒体远不止于此：软件和信息机器也与用户沟通，尤其通过搜索建议、定向推荐和自动更新。此外，社交媒体上的沟通不只发生在界面层面，也在后台通过用户数据的流通发生，生成大量个人画像信息，再出售给第三方。¶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用户间自由沟通，不应被完全等同于积极转变和解放。毕竟，我放到¶

营利性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不再属于我，而被捕获、监测，用于我本无意的目的。我或许可以自由沟通，但所表达的东西可能未经我同意就被私有化、纳入监视和监控。¶

当然，也可以说用户之间的沟通仍然重要；无论使用什么数据捕获系统，它都可以在人类领域演变、流通，并产生深远的社会、政治和心理影响。然而，社交媒体在试图确立信息意义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不只是显示信息，还把信息从更有意义到较少意义排列次序。不同社交媒体有不同排序逻辑，但越来越与个性化有关，也就是联结网络中的接近程度：有意义的，是靠近我、说我的语言、被我的网络喜欢、符合我及同辈观点的东西。因此，人类沟通的政治不只是关乎说了什么或发布了什么，而是日益关乎社交媒体的信息逻辑，以及它如何分配信息、确立信息层级、赋予信息意义。¶

面对这一新语境，我们应当警惕过去被视为不容置疑的自由沟通与向好转变之间的关联，尽管营利性社交媒体正以此假设为基础。社交媒体的意识形态认为，平台越了解用户，就越能服务其需求、建议探索路径并找到答案。因此，社交媒体不只是分享信息和沟通的场所；它们为我们如何度过日常生活、如何与他人共处，提供模式与指引。社交媒体日常、无处不在，也关乎心理。其目的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想要什么、该怎样感受、下一位朋友应是谁、下一部最喜欢的电视剧、小说或电影是什么，哪些政治事业值得关注，等等。¶

然而，社交媒体的一个悖论是，在持续寻找意义的过程中，最终反而使沟通变得无意义。这也许更像一种西方的“那又怎样？”现象：如此多行动者和公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却往往没有带来任何有意义的变化。“有意义”是这里的关键词：社交媒体造成沟通政治的解构，单单说出某事已不够。任何人类沟通若要有意义，就必须被别人注意到，继而引发某种政治行动、社会变化或意识转变。¶

问题在于，社交媒体上的沟通并不总会引向变革实践和有意义的行动。更多时候，提高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只停留于无休止的讨论。我并非说不能采用沟通策略来处理这种现象，但社交媒体平台内置着一种矛盾逻辑：为了留住用户注意力，对意义的寻找必须永不结束，任何满足都必须是暂时的，或不断被推迟。因此，当网络与现实的变革可能性隔绝时，信息在其中持续流通，便产生了无意义。¶

此外，把数据收集与个性化所用的特定搜索逻辑结合，并不等于映照出用户未知的欲望和心理需求，尽管营利性社交媒体很擅长让我们相信二者相同。尤其是，社交媒体受到过度正向连接的困扰：它假定，幸福的人就是不断在网上与别人联结的人。不受打扰、保持距离观察、感到疲倦的权利——简言之，与别人建立多种联结，包括负向联结的权利——在营利性社交媒体上往往不存在。¶

总之，社交媒体把自身插入我们的生活，作为帮助生活展开的媒介，尽管它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有时会被营利动机抵消。治疗情境通常鼓励我们在善意他人的支持下，主要依靠自己来实现改变；社交媒体则让我们把不确定和欲望排遣出去，确实到别处寻找答案。因此，我们批判性关注的重点，应放在社交媒体通过个性化推荐、建议和劝诫，寻求接触并匹配人类心灵的那些时刻。¶

从机器主体化到心理投资

社交媒体平台在一条细线上摇摆：一边是丰富我们的生活，另一边是随着对我们的了解不断增长而过度控制生活。不能否认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因为两者内在相连：营利性社交媒体的经济成功，建立在用户不断寻找意义、联结和自我发现，并与之挣扎的基础上。社交媒体利用沟通、信息网络和数据挖掘，生产出我们可以投入这种寻找的方式。我们需要一个框架，理解社交媒体上的生活已变成什么，尤其要理解：资本主义动机与心理生活通过软件平台和数据联网发生这种有问题的结合后，呈现出怎样的新轮廓。¶

因此，我想进一步探究社交媒体后台的数据流通，同时把注意力从软件和网络架构问题转向生活问题：社交媒体怎样把自身嵌入那种通过向世界敞开而发现自我的过程？这种探索已经充分展开，有赖于自治主义研究识别出新资本主义形式的兴起：它在金融和技术上投资于创造力、智慧、知识和语言，以取得经济成功。¶

用户数据流通关乎对主体化的管理。⁵ 研究主体化，就是研究我们成为特定主体的过程。当我们受到教育、邀请、强迫、胁迫或说服，试图融入特定权力形态时，主体化就发生了。在营利性社交媒体环境中，这种实现可以表现为：购买 Gmail 或 Facebook 账户向我们推荐的产品，或在观看所选视频之前必须先观看 YouTube¶

原注 5. Maurizio Lazzarato, 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 An Essay on the Neoliberal Condition, trans. Joshua David Jordan, New York: Semiotext(e), 2012；Franco ‘Bifo’ Berardi, The Soul at Work: From Alienation to Autonomy, trans. Francesca Cadel and Giuseppina Mecchia, New York: Semiotext(e), 2009；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trans.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aito and Andrea Casson, 1st US edition, 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上的广告。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被强烈邀请去适应顾客的主体位置，并认识到：证明自身存在的一种核心方式，是购买商品。¶

不过，这种经典的消费者主体化，只是营利性社交媒体上发生之事的一个方面。主体化也意味着通过不断更新状态、接受推荐、点击链接等，总之通过持续使用平台，融入社交媒体平台的逻辑。这些好行为可以获得奖励：如果我邀请别人使用某个平台，就可以得到更大账户存储空间、购物抵用额和其他好处。当我们被邀请和鼓励采用特定用户方式时，主体化就发生了——这包括表达自己的方式、重视平台信息逻辑及其推荐系统的方式，以及与别人交往的方式。做一个“好”用户的最大好处之一，是被网络的其他人认可和看见：我越多在 Facebook 上贡献内容、与同辈互动，并接受自己无法控制数据，我的贡献就越突出，我也就越受欢迎；我越多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评论产品，就越会被呈现为可信赖的贡献者。¶

这种奖励系统让用户感到被赋权、拥有更多可能性，符合福柯把权力理解为生产性的、而非完全压抑性的定义。⁶ 主体——此处即社交媒体用户——必须遵守一些规则和做事方式，才有可能丰富自我。自治主义思想的影响，是理解通过社交媒体发展起来的新资本主义形式的关键：这种资本主义直接以用户的主观生活为食，创造消费的理想条件。⁷ 社交媒体关心的不是出售商品，而是创造可供商业化开采的态度和主体位置。¶

主体化虽是重要分析场域，但必须记住：主体概念不等于心理生活。主体化可在多个层面运作：心理层面，也包括生物、政治、经济等层面。反过来，心理生活不能被化约为主体化过程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我们遭遇世界、从中取得行为模式、期待和信念时，所产生的多种有意识与无意识反应。⁸¶

关注对主体化过程的心理反应，促使我们分析一个完整的人类经验领域；迄今这个领域主要在精神分析中讨论。在关系理论里，分析主体化与心理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是“假自体”概念。⁹ 假¶

原注 6.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Vintage, 1980.¶

原注 7. Maurizio Lazzarato, Révolutions Du Capitalisme, Pari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2004.¶

原注 8. Judith Butler,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1st ed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6.¶

原注 9. D.W. Winnicott, ‘Ego Distortion in Terms of True and False Self’, in D.W. Winnicott,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P Inc., 1965, pp. 140-152.¶

自体的生成，是为了适应个人无法控制的外在压力，而真自体——能够创造、生成意义、转变自身的自体——则被埋藏起来。其结果，是普遍感到生活空虚、耗竭，并伴随抑郁、苦闷、压力和偏执等心理健康问题。因此，接下来我想主张：抑郁、解离、欲望、满足感，以及寻找依恋对象、处理与他者的关系，如今都必须纳入任何对社交媒体的批判路径，包括政治经济学路径。¶

连接心灵问题与批判研究的桥梁已经在建设中：主体性理论已经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¹⁰；同时，自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¹¹，以及瓜塔里关于分裂分析的工作¹²以来，心理生活就被带出精神分析情境的边界，成为政治和技术问题。总体而言，向非物质劳动形式的转变，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心灵状态反映了当代权力斗争。比福对“工作中的灵魂”的探索¹³，以及将抑郁、压力和偏执考察为资本主义系统产物的研究，展示了通过信息技术开采心理生活的这一新转向；这一资本主义系统通过投资人类创造和想象能力，以人类心灵为食。¶

在社交媒体的情形中，对自己作为主体化场所所处位置的不满，产生了一系列当前批判和政治经济分析往往忽略的现象：面对持续收到的个性化信息流时的倦怠、偏执、不参与、冷漠和耗竭，都应考虑在内。雪莉·特克尔的《群体性孤独》¹⁴虽然常被概括为又一份对社交媒体的悲观描述，却提出了重要一点：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我们把自己的脆弱——对联结、承认和意义的需要——暴露给一种技术装置，而这种装置已把自己塑造为能够替我们理解世界的东西。问题在于，为发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与世界联结，并不等于网络连接：社交媒体中持续发生的链接，几乎不为停顿、建设性的断裂，以及寻找世界给予安心感的新方式留下空间。¶

过渡性媒介

面对这种可以称作心理资本主义的新语境，营利性社交媒体的替代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到这里应该已经清楚，用户界面设计只是答案的一部分。阿姆斯特丹 Unlike Us 会议非常有益地指出：若想理解社交媒体产生的新型权力，用户在界面层面发生的沟通只是冰山一角。¶

原注 10. Butler,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Lauren Berlant, Cruel Optim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原注 11. Gilles Deleuze,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st e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原注 12. Félix Guattari, The Machinic Unconscious: Essays in Schizoanalysis, trans. Taylor Adkins, New York: Semiotext(e), 2010.¶

原注 13. Berardi, The Soul at Work。¶

原注 14. Sherry Turkle,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在界面层面，我们可能感到沟通与表达是自由的，任何人都能分享表达。但研究社交媒体平台的后台，以及可与商品相联的用户数据、个人资料、喜好、行为和偏好的流通与挖掘，至关重要。因此，对隐私、知识产权、黑箱平台和网络的担忧，凸显出权力斗争的场所已从人类行动者之间的沟通，转向个人数据在无形网络中的流通；这些数据又以持续不断的个性化推荐流返回，萦绕着我们。确实，不仅在线上，而且随着地理定位工具扩散，也能在现实世界追踪个体用户的能力，引发人们对隐蔽营销在生活中过度存在的严重忧虑。¶

我关于社交媒体与心理生活的论点，应被视为这种隐私关切的延伸：通过持续追踪和画像，社交媒体试图锁定个人心灵向世界敞开的潜在时刻。由此提供的个性化商品化与营销新市场，还刚开始被界定；但不难看出，臣属策略不断深入心灵，会带来何种风险。¶

我并不想否认社交媒体负面方面的关键重要性，但现在想转向考察更有变革潜力的一面。这真正关乎社交媒体平台如何把自身安置为心理和主观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越来越把它们当作自我发现、建立关系（亲密或较表面、友谊或职业联络）的平台，简言之，作为与他人和自己共处的平台。在许多方面，这项工作已在进行：替代社交网络的设计，显然包括反思作为用户的条件，以及用户之间、用户与技术之间的理想关系。¹⁵ 把社交网络技术看成心理生活的辅助，并对之反思，旨在为推进这些思考提供新的概念工具。¶

任何变革计划，包括政治计划，都需要开启一种可能性感。社交媒体确实开启这种感受，但它对营利动机的关注，会限制、并且往往最终否定通过与别人真实相遇而产生的创造可能性感。这种可能性感不能只是物质层面的，还必须进入心理生活。因此，我们从经济学和信息政治转向心理治疗与社会治疗，考察社交媒体如何丰富生活。这个药理学视角，来自斯蒂格勒的药理学概念：某物因剂量以及与其他成分的混合而既可为毒、也可为药。¹⁶ 它要求超越连接性，转向真实承认来思考社交媒体。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社交媒体发展为这样的空间：在其中，我们不只是与他人取得联系，还能充分探索与他人的关系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帮助生成创造与转变的感受。¶

原注 15. Christopher M. Kelty, Two Bit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ree Softwar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08.¶

原注 16. 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lden and Cambridge: Polity, 2010.¶

问题是，为恢复创造力和生命力而培养心理转变，主要是在精神分析诊所这种非常特定的情境中处理的：治疗师与一位或多位来访者投入特定时间，努力解决那些阻碍真实自体形成的冲突与问题；真实自体能够界定并寻找意义。当然，这种情境很难移植到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当代精神分析情境依赖于中介的缺席：主要转变模式，是来访者与治疗师之间直接的言语交换。不应让社交媒体以某种人工智能的身份重新进入心理生活，承担客观解释心理症状的传统治疗角色。相反，正如当前精神分析治疗依靠反思和探索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空间，社交媒体也可以充当中介空间，在个人的具体处境中探索创造力的轮廓。¶

因此，把社交媒体概念化为过渡性空间，大有可为。“过渡性”观念来自温尼科特对儿童与特殊玩具或物品（如某只特别的泰迪熊或某条特别的毯子）关系的分析。温尼科特认为，这些物品具有根本的过渡功能，因为它们提供一个既非完全处于儿童心灵内部、也非完全属于外部现实的场所。¹⁷ 过渡性客体在内外之间提供安全空间，使主体可以在其中试探外部世界。过渡性客体的概念可以延伸至艺术，因为艺术体验把创造力和新潜能的感受传递给观者，并将之唤醒。因此，问题是：怎样把社交媒体设计成过渡性空间？这要求思考，怎样运用信息和数据处理，使用户能够创造、排练、玩味自己与他人的表征。¶

与此同时，必须发展一种不只提供游戏模拟的社交媒体。否则会培育唯我论环境，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被模拟，并与外部生活隔绝。因此，把社交媒体视为过渡性空间，要求我们将其理解为提供朱迪斯·巴特勒¹⁸所谓的承认规范：我们借以考察、理解、塑造自己相对于他人是谁的空间与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过渡性媒介的社交媒体，应包含反思真实相遇的空间，并能够提高我们对与他人共同作为世界中主体之条件的认识。这些建议目前看起来或许过于宽泛、含糊，但可能有助于就技术中介下与他人和世界的联结，发展新的视角。¶

心理生活与承认的重要性

不必说，谈论心理生活充满风险；第一项极其现实的风险是：将爱、孤独、渴望等情感与情绪带到前台，听起来可能十分矫情，因为它们通常不被视为任何“严肃”政治与批判计划的一部分。然而，只从狭义信息政治角度看待社交媒体，将是一个错误：社交¶

原注 17. D.W. Winnicott, Playing and Reality。¶

原注 18. Judith Butler, Frames Of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USA, 2010.¶

媒体不只是控制工具，而是我们借以生活的平台；我们越来越多、甚至有时完全通过它们，表达对意义与联结的追寻。不考虑这一追寻的多种后果——从隐私问题和监视，到心理生活的商品化——将不利于设计可行的社交媒体替代方案。¶

社交媒体向心理生活施加特定连接模式：它们不是提供内容（那是其他用户或第三方的工作），而是提供模式，使内容交换成为有意义地确认个人在世界中位置的行动（与朋友、制度、文化文本等等相联系），并因此能够引向行动（如购买商品或参与政治行动）。当然，这种模式化并不顺畅；我们在营利性社交媒体中经历的情绪与存在层面的不满，是经济动机与心理发展相互渗透的重要指标。反过来，解构这种渗透，可以引向对社交媒体在心理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新理解。¶

参考文献

Benjamin, Jessica. Shadow of the Other: Intersubjectivity and Gender in Psychoanalysis, 1st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

______. Like Subjects, Love Objects: Essays on Recognition and Sexual Differ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erardi, Franco ‘Bifo’. The Soul at Work: From Alienation to Autonomy, trans. Francesca Cadel and Giuseppina Mecchia, New York: Semiotext(e), 2009.¶

Berlant, Lauren. Cruel Optim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Butler, Judith.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1st ed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______. Frames Of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USA, 2010.¶

Deleuze, Gilles.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st e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Foucault, Michel.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Vintage, 1980.¶

Frosh, Stephen. Psychoanalysis Outside the Clinic, London: Palgrave Macmilan, 2010.¶

Guattari, Félix. The Machinic Unconscious: Essays in Schizoanalysis, trans. Taylor Adkins, New York: Semiotext(e), 2010.¶

Kelty, Christopher M. Two Bit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ree Softwar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08.¶

Lazzarato, Maurizio. Révolutions Du Capitalisme, Pari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2004.¶

______. 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 An Essay on the Neoliberal Condition, trans. Joshua David Jordan, New York: Semiotext(e), 2012.¶

Stiegler, Bernard.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lden and Cambridge: Polity, 2010.¶

Turkle, Sherry.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Solove, Daniel. ‘“I’ve Got Nothing to Hide” and Other Misunderstandings of Privac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12 July 2007, http://papers.ssrn.com/abstract=998565。¶

Virno, Paol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trans.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aito and Andrea Casson, 1st US edition, 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Winnicott, D.W. Playing and Reality,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5.¶

______. ‘Ego Distortion in Terms of True and False Self’, in D.W. Winnicott,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P Inc., 1965, pp. 14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