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离开 Facebook”：即使退出马克·扎克伯格的社交图谱，也执意拒绝不复存在
这个段落位置已不存在。请使用目录或当前章节查找内容。
/
罗伯特·W. 盖尔（ROBERT W. GEHL）
FACEBOOK 离开 你 社会 更多 人们 来 投票 我的 喜欢 朋友 关于 用户 数据 博客 工作
离开 Facebook 是一件孤独的事。¹ 我在这个社交网络待了两年，然后离开。对我而言，离开就像一场独自采取的行动，仿佛在一场盛大聚会结束之前，一个人悄悄溜走。我又无法用 Facebook 向亲友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这更放大了那种看似孤独的感受。
但我当然不可能是唯一离开 Facebook 的人；事实上，许多人也这样做了。其中一些人不愿不告而别，于是在博客上（以及 Twitter、Google+、Diaspora 和其他媒体上）说明自己的理由。和我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示，离开时仿佛只有自己一个人。
然而，他们并不孤单。事实上，这样的人有很多。而且，他们公开分享的离开理由，对其他想退出扎克伯格社交图谱的人颇有启发。这些 Facebook 退出者对其最糟糕的特质提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批判性追问：它如何重塑我们对隐私与分享自身数据的理解；它如何把用户活动与情感商品化；它如何把生活简化为点赞和加好友；它那无休无止、又令人莫名上瘾的噪声；以及它已经不再酷这一事实。此外，写下自己退出的决定，也帮助削弱了这个似乎人人都在用的社交网络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换句话说，通过书写自己的选择，他们帮助保存并扩展 Facebook 之外的其他话语空间。他们也使离开 Facebook 的感觉不再那么像悄悄离开一场聚会，而更像加入一个聪明而善于思考的俱乐部。
Facebook 民主
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离开 Facebook？为什么不从内部改变它？既然 Facebook 声称自己的“月活跃用户”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公民数量——也就是超过 8 亿，² 我们或许会决定借用公民身份与民主的比喻，理解这个网站如何治理。毕竟，这正是 Facebook 自己所使用的语言。Facebook 和其他社交媒体的所有者与营销人员，用“参与”和“民主化”之类的词语描述他们向
原注 1. 本文献给 Jessica Houf；她是我所认识的社交媒体退出者中最好的榜样之一。
原注 2. David A. Ebersman, ‘Facebook, Inc Registration Statement on Form S-1’,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1 February 2012: 1,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26801/000119312512034517/d287954ds1.htm。
用户提供的东西。例如，2007 年 Facebook 的 F8 大会上，微软副总裁 Dan’l Lewin 在主题演讲中宣称（微软当时刚向 Facebook 投资了 2.4 亿美元）：
［Facebook 与微软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以民主化、释放网络、释放 Facebook 用户群体［……］正在创造的数据为导向的。今天，Facebook 也许提供了释放网络力量、释放用户创造并相互分享的数据力量的决定性机会。³
按照这种思路，Facebook 赋予用户自我表达的能力，因此是一股推动民主化的力量。让网络挣脱缰绳吧！据说，由普通用户的数据构成的网络一旦获得释放，就会成为推动民主与连接的不可阻挡的力量。这种过于常见的思路解释了为什么有人把“阿拉伯之春”称作 Facebook 革命，仿佛只要 Facebook 存在，就足以推动人们走进公共广场，挑战独裁者，要求民主改革。
所以，当人们在 2009 年发现 Facebook 的新《服务条款》（ToS）声称，即便用户离开该服务，它也永久拥有用户数据时，用户高声抗议并使用民主治理工具，也许可以理解。这项变动由 The Consumerist 的一篇文章公之于众，标题是“Facebook 的新服务条款：‘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你的内容。永远如此。’”⁴ 愤怒的用户建立了“数百万人反对 Facebook 的新服务条款和版面”小组，最终发展到超过 200 万名成员。他们发起请愿，要求改变。
他们的声音似乎被听见了。为缓解他们的担忧，Facebook 允许用户投票，选择采用拟议的新服务条款，还是保留旧条款。2009 年，马克·扎克伯格推出首次 Facebook 网站治理投票时写道：“今天，我们以第一次用户投票迈出下一步，向每一位使用 Facebook 的人开放网站治理。”⁵ 2012 年，Facebook 也为回应用户压力和欧盟隐私法规，举行投票，让用户选择保留旧服务条款还是接受新条款。和 2009 年一样，抗议用户使用请愿和评论等民主工具，施压要求 Facebook 改善隐私政策。⁶
条件只有一个：两次有关服务条款变更的投票，都必须有至少 30% 的月活跃用户参与，才具有约束力。2009 年，这大约是 1.6 亿人；2012 年，则大约是 2.4 亿人。这些数字大得惊人，事实上，
原注 3. Mark Zuckerberg and Dan’l Lewin, ‘Keynote’, F8, San Francisco, CA, 24 May 2007. http://www.facebook.com/f8。
原注 4. Chris Walters, ‘Facebook’s New Terms Of Service: “We Can Do Anything We Want With Your Content. Forever”’, The Consumerist, 15 February 2009, http://consumerist.com/5150175/facebooks-new-terms-of-service-we-can-do-anything-we-want-with-your-content-forever。
原注 5. Mark Zuckerberg, ‘Voting Begins on Governing the Facebook Site’, The Facebook Blog, 16 April 2009.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76815337130。
原注 6. Cameron Scott, ‘User Vote on Facebook Privacy Policies Hasn’t Stemmed Criticism’, PC World, 6 June 2012, https://www.pcworld.com/businesscenter/article/257101/user_vote_on_facebook_privacy_policies_hasnt_stemmed_criticism.html。
结果证明，它们确实大得离谱。第一次投票约有 60 万人参加，⁷ 2012 年则只有 35 万人。⁸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人可能把这些数字视为用户不在乎服务条款的证据。甚至可以把这些结果理解为民主正在发挥作用（还是民主无所作为？），因为选择不投票也是公民的权利。但这里还发生了别的事情：以“月活跃用户的 30%”施展数学戏法。投票只进行一周——也就是一个月的 25%——这意味着潜在投票者的数量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压低。考虑到服务条款文件枯燥乏味（在社交网络上花几个小时读这些东西，肯定谈不上好玩），竟然有数十万人实际投票，已经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些人数远远达不到 Facebook 为投票设定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高目标。
公平地说，2009 年，当 60 万名投票者中约 75% 选择新政策后，Facebook 决定放弃 30% 规则，保留新政策。⁹ 当时听起来，Facebook 似乎实际上要取消那项高得离谱的 30% 要求。然而，2012 年它又重申了这条规则。更重要的是，虽然 2012 年投票结果中有 87% 反对新政策，Facebook 仍决定采用它；这与它 2009 年的反应恰好相反。¹⁰ 再加上用户抱怨 Facebook 没有宣传投票，也没说明究竟如何投票，¹¹ 而且投票只开放一周，可以清楚看出，Facebook 对“民主化”与参与的宣称，就算不至于毫无根据，充其量也只是虚情假意。无论哪次，Facebook 基本上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服务条款文件，投票结果见鬼去吧。
当然，这并不是对 Facebook 政策投票的唯一途径。也许，既然 Facebook 如今已是上市公司，股东就能够投票支持保护用户权利的政策和做法。然而，即便只是粗略翻看 Facebook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注册声明，也会发现，有机会拿到 Facebook 首次公开募股（IPO）股票的投资者——也就是那些与华尔街投资公司有关系的用户；别忘了，小投资者几乎总被排除在 IPO 之外——得到的是 A 类股。这种股票在股东大会上每股有一票表决权。相比之下，马克·扎克伯格等高管持有的 B 类股，每股有十票表决权。凭借所持 B 类股，扎克伯格与高层管理人员牢牢掌握着控制权。而且，即使股东能够设法联手，
原注 7. Ted Ulyot, ‘Results of the Inaugural Facebook Site Governance Vote’, The Facebook Blog, 23 April 2009,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79146552130。
原注 8. Casey Johnston, ‘Whopping .038% of Facebook Users Vote on Data Use Policy Change’, Ars Technica, 8 June 2012, http://arstechnica.com/business/2012/06/whopping-00038-of-facebook-users-vote-on-data-use-policy-change/。
原注 9. David Sarno, ‘Facebook Governance Vote Is a Homework Assignment No One Did’, Los Angeles Times, 23 April 2009, 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technology/2009/04/facebook-governance-vote-is-a-homework-assignment-no-one-did.html。
原注 10. Somini Sengupta, ‘Facebook Holds a Vote and Turnout Is Low’, New York Times, 8 June 2012,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2/06/08/facebook-holds-a-vote-and-turnout-is-low/。
原注 11. 见 https://www.facebook.com/fbsitegovernance 上的用户评论。许多人称直到投票结束后才听说这件事。另见 Johnston, ‘Whopping .038% of Facebook Users Vote on Data Use Policy Change’；以及 Ricardo Bilton, ‘Facebook Hid Policy Vote, Privacy Group Says’, VB, 8 June 2012, http://venturebeat.com/2012/06/08/facebook-china-policy-vote/。
要求更好的隐私政策，他们又为什么要这样做？股东要的是投资回报。Facebook 只有把用户活动商品化，才能提供这种回报；这个过程需要的，正是服务条款投票中那种故弄玄虚与两面话术。¹²
以 Facebook 民主来从内部改革这个社交媒体垄断者，也就不过如此。
退出：Facebook 不是互联网……但它想成为互联网
说过以上这些之后，我应当承认：尽管 Web 2.0 满口参与和民主，我从来不认为 Facebook 是民主的，其他人也不应如此认为。Facebook 是一家企业，其业务建立在不断观察我们表达欲望和关系之上。资本主义与民主根本合不来；据说马克·扎克伯格曾解释：“最具颠覆性的公司不会听顾客的话。”¹³ 所以，我们不妨从备受推崇、拥有主权的理性消费者的角度，而不是民主公民的角度，考虑自己的选择——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和“颠覆性”企业，我们唯一被邀请占据的主体位置，正是消费者。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有一句话：“如果你不喜欢美国，你可以自由离开。”¹⁴ 这句话所服务的一种论证是：真正的爱国，就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美国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如今持续发动战争的外交政策。从字面上看，这话没错——不同意国家行为的美国人确实可以离开——但在实践中，这几乎不可能，除非某人十分富有（就像 Facebook 的一位创始人为逃避纳税义务，离开美国移居新加坡那样）。¹⁵
但对 Facebook 而言，这就稍微可行一些。与上述说法相呼应的是：“你可以自由离开”；不喜欢 Facebook，就不必使用它。这就是消费导向的社会赋予我们的那种权力。不喜欢毫无效力的 Facebook 民主？不喜欢它利用数据、把情感简化为“喜欢”，或对友谊持有那种贫乏观念？你可以离开。
但真的是这样吗？
原注 12. Facebook 不断记录、存储用户活动，再把其中的一部分卖给营销人员，甚至国家，从而将其商品化。这套机制隐藏在软件表层之后，也隐藏在 Facebook 所运用的“参与”和“友谊”话语之后。见 Robert W. Gehl, ‘The Archive and the Processor: The Internal Logic of Web 2.0’, New Media & Society 13.8 (December, 2011): 1228–1244；Robert W. Gehl, ‘Real (Software) Abstractions: On the Rise of Facebook and the Fall of Myspace’, Social Text 30.2 111 (2012): 99–119；以及 Christian Fuch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cy on Facebook’, Television & New Media 13.2 (1 March, 2012): 139–159。
原注 13. Owen Thomas, ‘Even Facebook Employees Hate the Redesign’, Gawker, 20 March 2009, http://gawker.com/5177341/even-facebook-employees-hate-the-redesign。
原注 14. 关于这一口号的 Facebook 页面，见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If-you-dont-like-America-then-please-dont-live-here/308442008575。
原注 15. Quentin Hardy, ‘Eduardo Saverin’s Billionaire Blues’, New York Times, 18 May 2012,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2/05/18/eduardo-saverins-billionaire-blues/。
传播技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是网络效应。基本上，它意味着：一项传播技术的使用者越多，其价值就越高。例如，如果我有一部电话，但朋友、家人和同事都没有，即便我为它花了不少钱，它的价值仍然很低。随着我认识的更多人拥有电话，它的价值几乎以指数速度上升，超过我付出的价钱。
这个经济学理论也有社会学的一面：加入某个网络（如电话网络或社交网站）的人越多，非用户所承受的加入压力也就越大。这正在 Facebook 身上发生。Facebook 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因此，家人、朋友、政治与文化团体、商家和职业同事开始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有 Facebook 账户。这就带来了一些关于人们被排除在社交或职业活动、讨论之外的个案叙述。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网站采用 Facebook Connect 作为登录系统，拥有 Facebook 账户将成为使用许多在线服务的必要条件；音乐流媒体服务 Spotify 和 Answers.com 都是突出的例子。如果这种情况普遍化，Facebook 的网络效应就可能严重削弱退出作为抗议形式的力量。“如果 Google 找不到你，你就不存在”这一观念，将扩展到 Facebook，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友谊、约会、就业以及互联网使用。
不过，Facebook 的网络效应确实有一个弱点：Facebook 并不是互联网。当然，它想成为互联网。按照其首次公开募股时提交给 SEC 的注册声明：“据一项行业资料，全球互联网用户超过 20 亿，我们的目标是把所有人连接起来。”¹⁶ 在 IPO 后完成向上市公司的转型后，Facebook 很可能会追求这一目标，当然也会同时追求将用户内容与注意力变现的目标。
尽管有这样的雄心，Facebook 还没有（谢天谢地！）渗透到每一种网络传播之中。它并不是互联网上的霸权平台，而只是我在别处所说的“Web 2.0 门户”的一个组成部分。¹⁷ 在向网络其他部分提供身份凭据方面，Facebook 的确很强，虽然 Twitter 的 OAuth 系统在这方面也具有竞争力。¹⁸ 与 Web 2.0 门户的其他部分相比，它在搜索上较弱（人们会转向 Google），在内容管理上也较弱（新闻和媒体网站、博客文章及视频大多托管在别处——不过 Facebook 确实拥有庞大的照片数据库）。Facebook 只是由多个社交媒体网站构成的集合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强大的一部分；这些网站大体上各自垄断自己的领域，并通过一系列协议、API、用户活动和行业协会彼此联系。¹⁹
原注 16. Ebersman, ‘Facebook, Inc Registration Statement on Form S-1’。
原注 17. Robert W. Gehl, ‘Distributed Centralization: Web 2.0 as a Portal into Users’ Lives’, Lateral 1.1 (March, 2012), http://culturalstudiesassociation.org/lateral/issue1/gehl.html。
原注 18. 在讨论网络门户的文献中，这被称为“单点登录”（single-sign on）。
原注 19. 正如我在即将出版的 Reverse Engineering Social Media（《逆向工程社交媒体》）一书的一章中所探讨的，各大社交媒体会通过互动广告局（IAB）等制定标准和惯例的联盟共同协作。新闻报道虽然经常把 Google、Facebook、微软、苹果和 Twitter 描写为激烈竞争的对手，但它们确实通过 IAB 这样的组织合作，分享数据并游说监管者。
因此，Web 2.0 门户中 Facebook 替代方案（尤其是博客）的存在，使退出者能够“存在”，或者用 danah boyd 可能采用的说法，在另一种语境中“通过书写使自己存在”。²⁰ 这便引出了本文的核心对象：那些离开 Facebook 的人所写的博客文章。
离开 Facebook
此处我应先作说明：下文并非科学调查，只是一系列引文和评论，来自自称已经离开 Facebook 的人。²¹
不过，在进入这些引文之前，也许我应先探讨“离开 Facebook”这个想法本身。它意味着什么？我自己拥有 Facebook 账户约两年。2010 年，我走了一遍离开的流程：访问帮助中心，查看账户设置，阅读删除账户的教程。最重要的是，我克服了一种无耻的情感拉扯：屏幕上写着：“你确定要停用账户吗？你的 312 位朋友将无法再与你保持联系。Suzy 会想念你。Jim 会想念你。Antonio 会想念你。”²² 即便如此，我还得在停用两周之后再次确认，才能真正删除账户。
那么，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离开 Facebook 了吗？也许吧。但 Facebook 承诺，即使我关闭账户也会保存我的所有数据，这又该怎么算？别忘了，正是这一点引发了 2009 年的抗议和第一次 Facebook 服务条款投票。我是离开了 Facebook，还是我的数字数据替身仍以某种僵尸或营销档案的形式活着——25—33 岁、大学学历、喜欢 20 世纪 90 年代垃圾摇滚的异性恋白人男性？如果别人的个人档案上还有我的照片，或关于我的评论，又怎样呢？只要这些东西还在，我就算离开 Facebook 了吗？
目前我还拥有两个虚假的 Facebook 账户。因为我研究 Facebook 的架构与软件，即使不参与日常使用，也必须跟进其界面与政策的变化。我用这些账户登录并探索这项服务。登录的不是我——无论“我”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我离开 Facebook 了吗？这些假账户中包含了多少“我”？
而且，Facebook 的离开流程并不透明。大多数“离开”的用户，很可能只是停用了账户，而没有删除。这是“离开”的最容易选项。删除要困难得多：要等候两周，操作流程还埋藏在各种帮助页面后面。停用的账户会一直保持不活跃，直到用户重新登录。如果某个用户再也不登录，但其数据仍留在 Facebook 的服务器上，他或她算是离开 Facebook 了吗？
原注 20. danah boyd, ‘Friends, Friendsters, and Top 8; Writing Community into Being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First Monday 11.12 (December, 2006),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418/1336。
原注 21. 我也应说明，我并没有核查这些人，确认他们实际上是否真的离开了 Facebook。
原注 22. 关于这种负罪感操纵的讨论，见 Jennifer Van Grove, ‘Want to Delete Your Facebook Account? Be Prepared For a Guilt Trip’, Mashable, 22 July 2009, https://mashable.com/2009/07/22/facebook-deactivate-account/。
最后，还有第三类账户，属于那些离开人世的人。这就是“纪念账户”。Facebook 的 Max Kelly 解释道：“你如何处理与一个已无法登录的人之间的互动？当有人离开我们时，他们并未离开我们的记忆，也未离开我们的社交网络。为体现这一现实，我们提出了‘纪念化’个人档案的想法，让人们在这里保存和分享对逝者的回忆。”²³ 那么，如果死者从未离开“我们的社交网络”，其个人档案仍然在线，他们离开 Facebook 了吗？
这些问题颇为耐人寻味，其核心在于数字文化的性质：数字数据的复制，意味着任何数字对象都无法真正为某人所拥有；社交网络中的生活是自我的数字影子（或许也是自我的义肢），即便死后也能持续存在；关注数字流，是一种享有优势的存在方式，一种以“声明式”生活、²⁴ 不断宣告自身存在的方式。
鉴于此，我只能按照这些故事的表面陈述，理解下文关于离开 Facebook 的叙述。我无法辨明这些博主是否“真正”离开 Facebook，因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清楚。暂且搁置这些限制，终于可以问了：人们为什么离开 Facebook？
对隐私的担忧
对 Facebook 最常见的批评也许是，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收集用户的私人数据。除了据称说过“颠覆性公司不会听顾客的话”之外，马克·扎克伯格也将永远与“隐私已死”这句话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实际上并未这样说。²⁵ 不管他到底说过什么，一些 Facebook 退出者反感扎克伯格所暗示的意思。例如 Matthew K. Gold 写道：
我非常想与家人朋友分享宝宝的照片，却不想在一个相信“隐私已死”的人经营的空间里分享。事情就这么简单：我删除 Facebook 账户，是因为我爱自己的 Facebook 人际网络，不愿看见我与这个网络的互动，被一家毫无顾忌的公司无休无止地挖掘。²⁶
喜剧演员兼博主 Fenzel 也赞同：
［Facebook 会］说他们在增加功能，而且的确如此……但他们不问你就这样做；他们不给你拒绝的机会，就从你那里拿走有价值的东西——你的隐私、个人信息，甚至你与朋友之间的谈话。他们让你很难谨慎行事，很难为自己在网上说的话保持边界，从而危及你的工作。
原注 23. Max Kelly, ‘Memories of Friends Departed Endure on Facebook’, The Facebook Blog, 26 October 2009,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163091042130。
原注 24. James Governor, Dion Hinchcliffe and Duane Nickull, Web 2.0 Architectures. 1st ed. 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 Inc, 2009, 190–192。
原注 25. Bobbie Johnson, ‘Privacy No Longer a Social Norm, Says Facebook Founder’, The Guardian, 11 January 2010, http://www.guardian.co.uk/technology/2010/jan/11/facebook-privacy。
原注 26. Matthew K. Gold, ‘Why I Left Facebook’, The Lapland Chronicles, May 15, 2010. http://mkgold.net/blog/2010/05/15/why-i-left-facebook/。
他们哄骗你，以为什么事也没发生。接着，他们就把这一切卖给别人。²⁷
这种批评有一部分针对 Facebook 的知识产权做法，尤其是 2009 年 2 月引发“数百万人反对 Facebook”抗议的服务条款变更。拒绝加入 Facebook 的 Cord Jefferson，把隐私忧虑与知识产权忧虑联系起来：
掀开幕布，就会发现这个地方让 13 岁及以上的人自愿交出向自己兜售东西的最直接途径。这就像与所有朋友参加一场大聚会，却突然发现，这场聚会实际上是必胜客组织的焦点小组访谈。而且，你在聚会上拍的任何照片，都会永远属于这个焦点小组。你觉得这好玩吗？²⁸
在这里，Jefferson 巧妙地把 Facebook 对用户活动的监视、其存在理由（把用户数据卖给广告商），以及它试图将占用而来的用户创造性活动建成我所谓“情感档案”的欲望，联系了起来。²⁹ Facebook 和其他以广告为中心的社交媒体，经过专门设计，以收集关于用户欲望的精细数据。这种情感的量化——伊娃·易洛思称之为“情感资本主义”³⁰——被想象为一座金矿，可以实现锁定在商品之中的剩余价值。如果通过监控用户活动，可以建立一份由创作成果与元数据构成、细分程度很高的情感档案，那么理论上，就能向消费者投放更有针对性的广告。这些博主认识到了这一点。
博主们较少讨论，但监控研究确实关心的一个现象是：监控文化正在渗透“普通人”（姑且使用这个不够理想的词）的日常实践。也就是说，上文引用的博客文章指出，企业（Facebook 本身、广告网络）等强势实体，以及程度相对较轻的国家，如何在社交媒体上观察我们。但当然，社交媒体的很大一部分都带有“横向监控”的特征——马克·安德列耶维奇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彼此观看的劳动”。³¹ 换句话说，相互监视如今已被正常化，并带来形形色色的后果。
一些 Facebook 退出者在文章中提到，相互观看（以及被观看）这种劳动带来的负担。博主 Cass 写道：“我见过家庭分崩离析。我见过活动被欠考虑的社交‘管理’毁掉。我见过跟踪骚扰变得更容易，也见过人们删除自己的祖母，因为他们
原注 27. Fenzel, ‘Why I Left Facebook’, Overthinking It, 13 May 2010, http://www.overthinkingit.com/2010/05/13/why-i-left-facebook/。
原注 28. Cord Jefferson, ‘The New Dinosaur: Why I’m Not on Facebook, and Why You Shouldn’t Be Either’, Good, 6 May 2011, http://www.good.is/post/the-new-dinosaur-why-i-m-not-on-facebook-and-why-you-shouldn-t-be-either/。
原注 29. Gehl, ‘The Archive and the Processor’。
原注 30. Eva Illouz,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2007。
原注 31. Mark Andrejevic, ‘The Work of Watching One Another: Lateral Surveillance, Risk, and Govern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2.4 (2005): 479–497；以及 Mark Andrejevic, ‘The Discipline of Watching: Detection, Risk, and Lateral Surveillanc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3.5 (December, 2006): 391–407。
再也受不了这种压力了。”³² 这种以软件为中心的语言——“删除”一位祖母——有力地表明，在由亲友组成、始终注视着自己的观众面前表演，负担是何等沉重。同样，Brian Fegter 写到了向如此多的人表演所带来的负担：
我在 Facebook 有 1,300 位朋友，在 Twitter 有将近 500 名关注者。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刻，都有 1,800 人可以窥见我的私人生活、意见、照片等等……有些人关注我，却从不与我互动；然而，在会议上碰见我时，他们竟能把我过去半年发的东西一一复述出来。我们看着别人的个人思想和生活在自己的时间线上展开，却不发生互动，这是一种数字窥私。³³
另一位博主 Bluedepth 认为，Facebook 那套控制什么数据向谁分享的系统，并没有减轻为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而表演的劳动。事实上，使用这套系统本身就是一份工作：
Facebook 过去有非常简单的方法来管理好友名单，但最近，他们削弱了其中许多功能。我保留了一个 NoWall 小组，禁止这个小组看到我 Facebook 页面上的任何内容。然后，我把家人、朋友以及那些略有交情的人塞进这个小组。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应付他们看到我分享的一切，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想惩罚其中某些社交混蛋。³⁴
Bluedepth 接着解释，即使做了这些管理亲友的工作，数据仍会泄露给不该看到它的观众；这是人们对 Facebook 的常见抱怨。³⁵
而那些试图限制哪些亲友可以观看我们的人，也有麻烦。正如 Fegter 所写：
有几次，我停止关注某些人后，收到的却是一封愤怒或追问的邮件，要求我给个理由。我和朋友谈过这件事，许多人都遇到过同样的情况。那一下“停止关注此人”或“从好友中移除”，已经在许多现实友谊中引起风波。³⁶
因此，对这些博主来说，要么承担为窥私观众表演的负担，要么花上数小时仔细管理自己的隐私政策。不管怎样，他们都在使用 Facebook 时劳动。当然，为 Facebook
原注 32. Cass, ‘I Left Facebook’, I Left Facebook, 4 August 2010, http://www.ileftfacebook.com/。
原注 33. Brian Fegter, ‘Why I Am Leaving Twitter and Facebook’, Mister Nifty, 13 September 2010, http://www.misternifty.com/internet/social-networking/why-im-leaving-twitter-and-facebook/。
原注 34. Bluedepth, ‘Why I Left Facebook’, Bluedepth’s Journal, 9 November 2011, https://bluedepth.wordpress.com/2011/11/09/why-i-left-facebook/。
原注 35. 见 Clay Shirky, ‘It’s Not Information Overload. It’s Filter Failure’, The Web 2.0 Expo, San Francisco, CA, 23 April 2008, http://web2expo.blip.tv/file/1277460 中 11 分 25 秒处；那里讨论了即使社交媒体学者尽最大努力利用 Facebook 的隐私设置防止泄露，他们的数据仍然会泄露的情况。
原注 36. Fegter, ‘Why I Am Leaving Twitter and Facebook’。
本身、为朋友与家人表演的劳动，确实具有生产性；我们也确实从社交媒体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快乐、连接、自我满足。但这些价值足以抵偿我们的付出吗？这就引出了离开 Facebook 的博主提出的下一种批评。
谁得到了价值？
由于 Facebook 的商业模式建立在用进入社交图谱的机会交换个人数据之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笔交易。让我们戴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帽子，把自身的存在看作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一个人从 Facebook 得到的价值，是否超过花时间更新状态、给照片加标签、整理好友名单所带来的价值？几位 Facebook 退出者给出了否定答案。Nick Bruun 写道：
我得一遍遍经历同样愚蠢的流程，阅读同样无关的内容。到头来，仅仅尝试使用 Facebook 就会耗尽我的精力，因为每付出一点努力，我都会有一种感觉：“好吧，〈在这里填入一段时间〉再也回不来了。”那么，用商业术语说，我的［投资回报］绝对为零；就像生活中任何其他部分一样，如果没有回报，我就懒得费心。³⁷
进入 Facebook 是免费的，用户付出的努力也同样免费，这正是蒂齐亚娜·泰拉诺瓦著名称之为“免费劳动”（free labor）的现象。³⁸ 以免费劳动换取免费进入社交图谱，看似公平交易；但考虑到 Facebook 和营销人员如何利用用户数据，一些 Facebook 退出者认为这种交换极不平等。对博主 Thudfactor 来说，Facebook 使用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意见，等于签下了不付报酬的代言合同：
“赞”了一家公司？请允许他们拿这个来做广告。在 Amazon 买了东西？也许你的朋友也会对那件东西感兴趣。在某家酒吧喝酒？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发到 FB 时间线上，也许会有人来加入你！［……］这才是他们真正想从你身上得到的东西。使用 Facebook 的代价，不只是你的一部分信息会被分享给营销人员，也不只是你得看广告。真正的代价，是一份一揽子代言协议。我更愿意自己决定为哪些东西代言、哪些不代言，但现在我已经清楚，Facebook 根本不愿把这个决定权留给我。所以，我走了。³⁹
在这里，Thudfactor 做的是一种理性计算：我不想把免费劳动交给 Facebook，因为相对于得到的价值，必须无偿为产品代言的代价太高。
但泰拉诺瓦的“免费劳动”论证还有另一面：在线劳动（点赞、评论、加好友等等）往往是情绪与情感劳动。这种劳动是
原注 37. Nick Bruun, ‘Why I Left Facebook’, Nick Bruun, 21 September 2011, http://nickbruun.dk/2011/09/21/why-i-left-facebook/。
原注 38. Tiziana Terranova,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18.2 (2000): 33–58。
原注 39. Thudfactor, ‘Why I Left Facebook’, Thudfactor, 26 September 2011, http://www.thudfactor.com/left-facebook/。
建立并维系关系。⁴⁰ 这样的劳动往往不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理论之内，因为它很难用价格和价值加以合理化。我们高度重视让家人、朋友与同事快乐的日常工作，却不为它标上货币价格——你报偿过母亲为你所做的一切吗？你做得到吗？而且，这既是艰辛的劳动，也是爱。无论如何，这种劳动在社交媒体之中极其必要：它恰恰生产出 Facebook 等公司试图卖给营销人员的数据。Facebook 退出者 Sarah Hunt 认识到了免费劳动的这些矛盾：
哪怕只是拉开一点距离，也让我看清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而其中几乎全是在做 Brene Brown 所说的“拼命证明自己值得被爱”。⁴¹ 我显然天生幽默、讨人喜欢（还很会讽刺），但我开始给自己施压，要求自己始终机智，这实在让人精疲力尽。我还有一种无法满足、又很烦人的需要，总想避免让朋友感到不舒服；于是我花太多时间，确保给他们的帖子点赞，至少成为那个会给他们充满戏剧性的状态更新、极私密的照片或其他东西留言的人。我确信，这其中部分动力来自一种无意识的期待：希望他们也能回报我。⁴²
在这里，Hunt 认识到，让别人感到被欣赏、被爱也是一种劳动。这种令人筋疲力尽的劳动没有得到 Facebook 的报酬，尽管恰恰是它赋予 Facebook 生命，并为其所有者创造物质财富。她能够期待的唯一回报，是自己的情感在一个控制论反馈回路中回到自己身上：也许朋友会以点赞和评论来“回报”。Facebook 实际上要求情感、爱与情绪，尽管它同时限制着它们；其他 Facebook 退出者的论述会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被压平的友谊
自 Facebook 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网站以来，关于“朋友”一词如何贬值，已有大量论述。Molly Schoemann 写道：
点这里，浏览你的 Facebook 好友，然后意识到，他们中很少有人代表真实、当下的友谊，甚至很少代表你哪怕略微重视的交往。事实上，你的联系人名单像一座诡异的社交墓地，埋着过期的友谊、糟糕收场的关系，以及你毫不在乎、印象模糊的旧识。你开始沮丧，因为如此多人进出过你的生活，却没给你留下多少印象。你会疑惑，一个如此无意义、空洞、肤浅的网站，怎么会变得这么压倒性地流行——尤其在年轻一代中；这又如何体现我们今天看待社会互动的方式，以及它正在走向何方。⁴³
原注 40.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的 The Managed Heart 提出了类似论点，尤其与服务工作有关。对服务业劳动者而言，和对 Facebook 用户一样，这种劳动都是爱的劳动，即确保别人快乐。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原注 41. 她链接到一段播客，可见 http://howshereallydoesit.com/podcast/2011/03/brene-brown/。
原注 42. Sarah Hunt, ‘Why I Left Facebook and Why Nobody Noticed’, Cincy Sarah, 20 February 2012, http://cincysarah.blogspot.com/2012/02/why-i-left-facebook-and-why-nobody.html。
原注 43. Molly Schoemann, ‘Why I Left Facebook’, I Heard Tell, 1 January 2009, http://mollyschoemann.com/2009/01/01/why-i-left-facebook/。
Schoemann 的批评，或许是其他博主类似批评中表达最有力的一个例子。Facebook 退出者认为，在 Facebook 上，友谊的含义被缩减为“我在某个时候见过的人”。例如，Nick Bruun 写道：“我在 Facebook 上‘认识’的人，只是一群在我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偶然碰见的人，而不是我真正与之互动的人。”⁴⁴ 对 Sarah Hunt 而言，离开之后发生的事印证了这种缩减：
没有人注意到。我近 200 位“朋友”中，似乎没有一个注意到我走了；就算注意到了，也显然说明我们的互动只限于虚拟现实，因为尽管我们以前每天在 FB 上互动，我却没有通过其他方式收到他们的消息。没有人来询问我为什么离开那里，不过我想，也许其中几个人正在猜，我是不是把他们屏蔽了。我希望不是这样。老实说，如果他们消失了，我自己也只会去寻找其中几个人，所以对此我并没有怨恨。更像是平静承认事实，像一段情事以“我们都知道这算什么”而告终。⁴⁵
按照这些批评，Facebook 对友谊的缩减，建立在友谊的稀释之上。正如下一个批评方向所显示的，这种稀释还会产生一个副作用：噪声。
噪声，或者，“那些该死的应用！”
Felicia Yonter 的一段话是我最喜欢的引文之一：“有一天，Facebook 的噪声终于让我受不了了，尽管它此前一直在逐渐累积。那些应用，那些该死的应用，还有毫无内容的测验，实在太烦人了。”⁴⁶ 她使用“噪声”一词，触及了一大类批评：尽管 Facebook 声称拥有过滤器与设置，能够防止社交流被污染，如今它却是一个嘈杂之地。Brian Fegter 写道：“为了让自己的声音盖过人群，你必须大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大喊，噪声就变成一片单调的静电嗡鸣：这种嗡鸣震耳欲聋，足以摧毁专注，却对价值缄默无言。”⁴⁷ Matthew Eaves 又补充道：“我真的想看 20 年前同校的人吃烧烤的照片，接受某人奶奶发来的 Mafia Wars 游戏邀请，或读到我在澳大利亚认识的某人的朋友，正在 12,000 英里之外低价出售物品的信息吗？”⁴⁸
Eaves 的批评触及 Facebook 内部的一种矛盾。一方面，存在一种积累逻辑：获得更多朋友、更多赞、更多评论。把你的社会价值量化。这种积累虽然给予用户种种愉悦，从社交的愉悦到自恋的满足，却也增加了流经系统的数据——这恰恰是 Facebook 想要的——同时又导致 Yonter 所指出的噪声。
原注 44. Bruun, ‘Why I Left Facebook’。
原注 45. Hunt, ‘Why I Left Facebook and Why Nobody Noticed’。
原注 46. Felicia Yonter, ‘Why I Left Facebook’, Felicia Cago: Mental Meanderings, 11 February 2010, http://feliciacago.wordpress.com/2010/02/11/why-i-left-facebook/。
原注 47. Fegter, ‘Why I Am Leaving Twitter and Facebook’。
原注 48. Matthew Eaves, ‘Why I Left Facebook’, Matthew Eaves, 14 January 2012, http://www.mattheweaves.co.uk/2012/01/14/why-i-left-facebook-2/。
我想把这与另一种常见批评联系起来：Facebook 会令人上瘾。或许可以用信息论来理解这个成瘾比喻。从 Facebook 退出者的博客文章来看，在噪声中寻找意义，是一种耗时却又强烈吸引人的过程，他们将之等同于上瘾。如果噪声这么多，是什么驱使用户不断查看 Facebook？也许，是一种承诺：可以在社交流中找到噪声的反面——意义。Facebook 内外充斥如此多的噪声：广告、街头声响、闲聊、智能手机铃声、推销话术；不断寻找意义与连接的过程，因而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困难，而收到一条消息或一个赞的兴奋感也越来越短暂。就像上瘾者逐渐产生耐受性一样，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送达的意义，才能穿透噪声；然而，我们焦急地寻找意义时，只不过制造了更多噪声。
这并非真实生活，而是经过中介的生活
与对噪声的抱怨类似，Facebook 的模板结构⁴⁹ 以及它对速度的强调，⁵⁰ 使一些 Facebook 退出者指出了它与“真实生活”的偏离，尽管 Facebook 的核心宣称是：它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当然要使用真实身份。诚然，“真实生活”的含义存在争议，也有多个面向。不论我们能否定义“真实生活”，至少 Facebook 退出者认识到了 Facebook 本身高度受中介塑造的性质。博主 qntm 写道：
感觉像是 Facebook 这样的网站，把我们所有自由表达都引入整齐、预先铸好的盒子里。“Susie 是写作的粉丝！”“Ed 爱上了 Tina！”该死，把作品给我们看！把爱给我们看！似乎任何低于“朋友”的关系都无法表达，任何低于“是……的粉丝”的感受也无法表达。这就像用企业制造的语言说话；在这种语言里，我们只能宣告自己对某种产品的喜爱，否则就保持沉默。它把一切缩减为爱／不爱的二元选择。性格测试？好极了！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就告诉你，你和所有人类一样，属于这八类人中的某一类！这难道不是信息量十足吗？你难道没学到点什么吗？⁵¹
多位 Facebook 退出者都让人注意到 Facebook 这一受到中介、受到约束的面向。Twitter 因其 140 字符限制而被明确视为短形式媒介，相比之下，Facebook 似乎允许长篇写作，以及博客文章或视频等媒介形式。然而，Facebook 退出者却在其中看到了“短形式文化”。R.D. Thompson 对浮浅油滑深表不满：
我认为［Facebook］是失败的，因为它助长了当下文化中浮浅油滑的缺陷。你说的任何东西，绝对任何东西，都必须简短而愚蠢。我有无数“朋友”说，我的状态和笔记写得不够简单，应该短小讨巧。这
原注 49. Kristin L. Arola, ‘The Design of Web 2.0: The Rise of the Template, The Fall of Design’, Computers and Composition 27.1 (March, 2010): 4–14。
原注 50. Ben Agger, Speeding Up Fast Capitalism: Internet Culture, Work, Families, Food, Bodies. Boulder, Colorado: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
原注 51. qntm, ‘On Leaving Facebook’, Things of Interest, http://qntm.org/facebook。
不是好事，只会进一步助长一个浮浅粗疏的社会，一个只来得及关注声音片段与闪光、注意力持续时间如蜂鸟般短暂的社会。⁵²
Brian Z. Bub 则写道：
这是我的呼吁：让它更长一些。多读书、散文与诗歌；多写作；观看具有挑战性的电影和戏剧；与睿智的朋友长谈；学一件乐器，或学着拍一张好照片；长时间散步（或跑步、骑车等等），不受干扰地与自己的心灵相处。花时间面对艰深的思想，让它们在脑中成长，花时间用自己的话说清楚它们。用手指画画。做什么都好！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拥抱长形式。我们远不只是状态更新。⁵³
在这一批评方向中，Facebook 高度受中介塑造的结构，与“真实世界”的活动和情感表达形成对照；后者被认为比这个社交网络所提供的、限制重重的软件更细腻、更微妙。
它就是不酷了
最后，我想起威廉·吉布森的《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中的人物 Cayce Pollard。她是一名“酷猎人”，受雇在全球搜寻时尚与消费的最前沿。如今我们有了 Facebook，很容易想象 Pollard 会失业；今天的酷猎人也许只需登录网站，观察各种亚文化中的人们在说什么；更可能的情形是，有人在开发一种算法，解析亚文化话语数据库，找出何为“酷”。
但我也认为，面对 Facebook 的酷猎人，不管是人还是机器，Pollard 可能会笑到最后；因为 Facebook 或许并不是亚文化的集合，而只是一种自成一体的单一文化，而且明确是一种不酷的文化。Facebook 退出者 troutgirl 看到了这一点：
前几天我坐 Caltrain 时，整节车厢挤满了喝醉的（更糟，也许只是装醉的）斯坦福本科生，要去参加某种愚蠢的化装派对。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吵得不可思议，却又如此无话可说——嘴里冒出来的全是别人嚼烂的套话。他们几乎每隔一句就提到 Facebook。那时我意识到，他们就是 Facebook。⁵⁴
这令人想起美国在线（AOL）：它如何从一个让兴趣相投的群体聚集、讨论各自亚文化的地方，变成技术落后的标志。换句话说，对 AOL 中各种趣味群体的规范和语言有所了解，原先也许还算“酷”，但这一切
原注 52. R.D. Thompson, ‘Why I Left Facebook Forever’, The Little Puritan, 18 December 2009, http://www.littlepuritan.com/journal/2009/12/18/why-i-left-facebook-forever.html。
原注 53. Brian Z. Bub, ‘We Are More Than Status Updates’, Burning All Illusion, 25 September 2011, https://burningallillusion.wordpress.com/2011/09/25/we-are-more-than-status-updates/。
原注 54. troutgirl, ‘Leaving Facebook’, Fishy Thoughts, 16 February 2009. http://troutgirl.wordpress.com/2009/02/16/leaving-facebook/。
如今都被淹没在关于拥有 aol.com 邮箱地址的笑话之中了。⁵⁵ 对 troutgirl 和其他已经离开的人来说，拥有 Facebook 账户可能意味着技术无能，以及文化资本的流失。
博主 John-Michael Oswalt 则认为，我们正在经历“Facebook 峰值”：
以前上工程课时，我们讨论过石油峰值及其对世界的意义。如今，我更多在想 Facebook 峰值，以及它对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意味着什么。你还打算在 Facebook 上待多久？⁵⁶
沿着这一批评方向，很难超越 Timo Vuorensola 对 Facebook 的抨击：
问题是，我就是不喜欢他们的做派。FaceBook 就像酒吧里身材最壮的混蛋。你知道那种人：肌肉硕大，肤色是假晒的，牙齿漂得雪白。他爱怎么恶劣就怎么恶劣，可身边总还是围着一群人。有时，大型在线服务就是走上这条路，再也不回头；我身边不需要这种狗屎。⁵⁷
Facebook 会成为下一个 AOL 吗？或者下一个 Myspace、Friendster？这些比较意味着什么？从互联网潮流来说，Facebook 当然极为流行，但 Myspace 和 AOL 也曾如此。很难想象 Facebook 会因自身人气的重负而衰落，但这种事以前就发生过。它可能——而且很可能将会——再次发生；而我们讲述 Facebook 兴衰的故事，很可能将由一条从“酷”走向陈词滥调的叙事线索所主导。
结论：提高我们的批判水平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社交媒体（或社会生活中任何领域）的人，文化批评者 Sean Andrews 的一篇博文提出了警告：“如果你所能提炼出的洞见，如今已经被这个领域的普通博主视为完全稀松平常——美国电视里有种族主义，女性应享有平等权利，企业是贪婪的——那么，如果你还想被视为具有更高智识水平的人，就得提高自己的水准。”⁵⁸ 人们很容易对“网络是哈贝马斯式公共领域”的宣称抱持犬儒态度；但它的确似乎是我们目前最接近这一理想的东西。随着更多人书写文化，我们获得了更多、更好的批判见解。回到本文的对象，考虑到这些退出 Facebook 的博主所写批评的广度与力量，可以清楚看出，身居大学的社交媒体批评者，在工作中不能躺在任何既有荣誉上。面对日益增加的思想生产，我们必须“提高自己的水准”。
原注 55. 关于 AOL 邮箱地址文化含义的漫画解释，见 http://theoatmeal.com/comics/email_address。
原注 56. John-Michael Oswalt, ‘Why I Left Facebook’, The Schipul Blog, 2 June 2010, http://blog.schipul.com/why-i-left-facebook/。
原注 57. Timo Vuorensola, ‘Why I Left FaceBook’, Beyond the Iron Sky, 28 April 2010, http://blog.starwreck.com/2010/04/28/why-i-left-facebook/。
原注 58. Sean Andrews, ‘This Image, Which I’ve Liked for Some Time Because...’, Breaking Culture, 1 August 2012, http://breakingculture.tumblr.com/post/28485650483/review-of-the-public-domain。
那么，鉴于博客圈正在产出如此出色的批评，提高 Facebook 批评的水平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经过这番对博客圈的简要回顾——以及我在别处对社交媒体批判文献所作的回顾——它意味着几件事。
首先，我们必须继续把 Facebook 等公司放在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将 Facebook 历史化。我们为什么会走到如今这一步？Facebook 与它的前身、失败的项目、媒介史，以及过去和现在的积累体制，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也意味着继续与价值理论较量。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对主观欲望和消费愉悦的强调，在 Facebook 使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然，在欲望这一核心量之外，还有（免费）劳动这一核心量，因此也需要劳动价值理论。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种综合欲望与劳动、主观性与客观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价值理论。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可以供批评者借鉴以开展这项工作。
其次，我们需要比这些博主所提供的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由于我自身的局限，我只处理了用英语写成的博文。我们必须分析不同文化如何理解劳动、价值与愉悦。拥有时间与资源的批评者，可以用多数博主必然无法做到的方式，开展这项全球性工作。
最后，新兴的软件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种动力，促使我们越过 Facebook 的界面，深入支撑这个社交网络的底层代码、协议、API 和网络拓扑。同样，这类工作提供的背景，比我们通常在社交媒体批判分析或博客分析中获得的背景更为丰富。
最终，除了把 Facebook 等公司放进更广阔的历史、文化与政治经济背景，批判性地追问它们的底层软件之外，为回应 Andrews 的警告，批评者还必须持续倾听博客圈：亲自写博客，在博主能够获取的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引用提供思想的博主；总而言之，参与那种正在学院之外缓慢成长——或许始终存在于那里——的批判话语。我希望，通过对 Facebook 退出者博客文章的这番简短考察，人们已经能够清楚看到：在启动一项批判研究时，关注博客是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Agger, Ben. Speeding Up Fast Capitalism: Internet Culture, Work, Families, Food, Bodies（《加速快速资本主义：互联网文化、工作、家庭、食物与身体》）. Boulder, Colorado: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
Andrejevic, Mark. ‘The Work of Watching One Another: Lateral Surveillance, Risk, and Governance’（《彼此观看的劳动：横向监控、风险与治理》）, Surveillance & Society 2.4 (2005): 479–497.
______. ‘The Discipline of Watching: Detection, Risk, and Lateral Surveillance’（《观看的规训：侦测、风险与横向监控》）,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3.5 (December, 2006): 391–407.
Andrews, Sean. ‘This Image, Which I’ve Liked for Some Time Because...’（《这张我喜欢了好一阵子的图片，因为……》）, Breaking Culture, 1 August 2012, http://breakingculture.tumblr.com/post/28485650483/review-of-the-public-domain.
Arola, Kristin L. ‘The Design of Web 2.0: The Rise of the Template, The Fall of Design’（《Web 2.0 的设计：模板的兴起与设计的衰落》）, Computers and Composition 27.1 (March, 2010): 4–14.
Bilton, Ricardo. ‘Facebook Hid Policy Vote, Privacy Group Says’（《隐私团体称 Facebook 隐瞒政策投票》）, VB, 8 June 2012, http://venturebeat.com/2012/06/08/facebook-china-policy-vote/.
Bluedepth. ‘Why I Left Facebook’（《我为什么离开 Facebook》）, Bluedepth’s Journal, 9 November 2011, https://bluedepth.wordpress.com/2011/11/09/why-i-left-facebook/.
boyd, danah. ‘Friends, Friendsters, and Top 8; Writing Community into Being on Social Network Sites’（《朋友、Friendster 用户与前八名：在社交网站上通过书写使共同体存在》）, First Monday 11.12 (December, 2006),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418/1336.
Bruun, Nick. ‘Why I Left Facebook’（《我为什么离开 Facebook》）, Nick Bruun, 21 September 2011, http://nickbruun.dk/2011/09/21/why-i-left-facebook/.
Bub, Brian Z. ‘We Are More Than Status Updates’（《我们远不只是状态更新》）, Burning All Illusion, 25 September 2011, https://burningallillusion.wordpress.com/2011/09/25/we-are-more-than-status-updates/.
Cass. ‘I Left Facebook’（《我离开了 Facebook》）, I Left Facebook, 4 August 2010, http://www.ileftfacebook.com/.
Eaves, Matthew. ‘Why I Left Facebook’（《我为什么离开 Facebook》）, Matthew Eaves, 14 January 2012, http://www.mattheweaves.co.uk/2012/01/14/why-i-left-facebook-2/.
Ebersman, David A. ‘Facebook, Inc Registration Statement on Form S-1’（《Facebook 公司 S-1 表格注册声明》）,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1 February 2012,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26801/000119312512034517/d287954ds1.htm.
Fegter, Brian. ‘Why I Am Leaving Twitter and Facebook’（《我为什么要离开 Twitter 和 Facebook》）, Mister Nifty, 13 September 2010, http://www.misternifty.com/internet/social-networking/why-im-leaving-twitter-and-facebook/.
Fenzel. ‘Why I Left Facebook’（《我为什么离开 Facebook》）, Overthinking It, 13 May 2010, http://www.overthinkingit.com/2010/05/13/why-i-left-facebook/.
Fuchs, Christi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cy on Facebook’（《Facebook 隐私的政治经济学》）, Television & New Media 13.2 (1 March, 2012): 139–159.
Gehl, Robert W. ‘The Archive and the Processor: The Internal Logic of Web 2.0’（《档案与处理器：Web 2.0 的内在逻辑》）, New Media & Society 13.8 (December, 2011): 1228–1244.
______. ‘Distributed Centralization: Web 2.0 as a Portal into Users’ Lives’（《分布式集中化：作为进入用户生活之门户的 Web 2.0》）, Lateral 1.1 (March, 2012), http://culturalstudiesassociation.org/lateral/issue1/gehl.html.
______. ‘Real (Software) Abstractions: On the Rise of Facebook and the Fall of Myspace’（《现实的（软件）抽象：论 Facebook 的兴起与 Myspace 的衰落》）, Social Text 30.2 111 (2012): 99–119.
Gold, Matthew K. ‘Why I Left Facebook’（《我为什么离开 Facebook》）, The Lapland Chronicles, May 15, 2010. http://mkgold.net/blog/2010/05/15/why-i-left-facebook/.
Governor, James, Dion Hinchcliffe and Duane Nickull. Web 2.0 Architectures（《Web 2.0 架构》）. 1st ed. 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 Inc, 2009.
Van Grove, Jennifer. ‘Want to Delete Your Facebook Account? Be Prepared For a Guilt Trip’（《想删除 Facebook 账户？准备好接受负罪感操纵吧》）, Mashable, 22 July 2009, https://mashable.com/2009/07/22/facebook-deactivate-account/.
Hardy, Quentin. ‘Eduardo Saverin’s Billionaire Blues’（《爱德华多·萨维林的亿万富翁之忧》）, New York Times, 18 May 2012,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2/05/18/eduardo-saverins-billionaire-blues/.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被管理的心：人类情感的商业化》）.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Hunt, Sarah. ‘Why I Left Facebook and Why Nobody Noticed’（《我为什么离开 Facebook，以及为什么没人注意到》）, Cincy Sarah, 20 February 2012, http://cincysarah.blogspot.com/2012/02/why-i-left-facebook-and-why-nobody.html.
Illouz, Eva.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冷亲密：情感资本主义的形成》）. Cambridge, UK: Polity, 2007.
Jefferson, Cord. ‘The New Dinosaur: Why I’m Not on Facebook, and Why You Shouldn’t Be Either’（《新恐龙：我为什么不使用 Facebook，以及你为什么也不该使用》）, Good, 6 May 2011, http://www.good.is/post/the-new-dinosaur-why-i-m-not-on-facebook-and-why-you-shouldn-t-be-either/.
Johnson, Bobbie. ‘Privacy No Longer a Social Norm, Says Facebook Founder’（《Facebook 创始人称隐私不再是社会规范》）, The Guardian, 11 January 2010, http://www.guardian.co.uk/technology/2010/jan/11/facebook-privacy.
Johnston, Casey. ‘Whopping .038% of Facebook Users Vote on Data Use Policy Change’（《高达 .038% 的 Facebook 用户投票表决数据使用政策变更》）, Ars Technica, 8 June 2012, http://arstechnica.com/business/2012/06/whopping-00038-of-facebook-users-vote-on-data-use-policy-change/.
Kelly, Max. ‘Memories of Friends Departed Endure on Facebook’（《对逝去朋友的记忆在 Facebook 上长存》）, The Facebook Blog, 26 October 2009,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163091042130.
Oswalt, John-Michael. ‘Why I Left Facebook’（《我为什么离开 Facebook》）, The Schipul Blog, 2 June 2010, http://blog.schipul.com/why-i-left-facebook/.
qntm. ‘On Leaving Facebook’（《论离开 Facebook》）, Things of Interest, http://qntm.org/facebook.
Sarno, David. ‘Facebook Governance Vote Is a Homework Assignment No One Did’（《Facebook 治理投票是一份无人完成的家庭作业》）, Los Angeles Times, 23 April 2009, 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technology/2009/04/facebook-governance-vote-is-a-homework-assignment-no-one-did.html.
Schoemann, Molly. ‘Why I Left Facebook’（《我为什么离开 Facebook》）, I Heard Tell, 1 January 2009, http://mollyschoemann.com/2009/01/01/why-i-left-facebook/.
Scott, Cameron. ‘User Vote on Facebook Privacy Policies Hasn’t Stemmed Criticism’（《关于 Facebook 隐私政策的用户投票未能平息批评》）, PC World, 6 June 2012, https://www.pcworld.com/businesscenter/article/257101/user_vote_on_facebook_privacy_policies_hasnt_stemmed_criticism.html.
Sengupta, Somini. ‘Facebook Holds a Vote and Turnout Is Low’（《Facebook 举行投票，参与率很低》）, New York Times, 8 June 2012,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2/06/08/facebook-holds-a-vote-and-turnout-is-low/.
Shirky, Clay. ‘It’s Not Information Overload. It’s Filter Failure’（《这不是信息过载，而是过滤失灵》）, The Web 2.0 Expo, San Francisco, CA, 23 April 2008, http://web2expo.blip.tv/file/1277460.
Terranova, Tiziana.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 Social Text 18.2 (2000): 33–58.
Thomas, Owen. ‘Even Facebook Employees Hate the Redesign’（《就连 Facebook 员工也讨厌新版设计》）, Gawker, 20 March 2009, http://gawker.com/5177341/even-facebook-employees-hate-the-redesign.
Thompson, R. D. ‘Why I Left Facebook Forever’（《我为什么永远离开 Facebook》）, The Little Puritan, 18 December 2009, http://www.littlepuritan.com/journal/2009/12/18/why-i-left-facebook-forever.html.
Thudfactor. ‘Why I Left Facebook’（《我为什么离开 Facebook》）, Thudfactor, 26 September 2011, http://www.thudfactor.com/left-facebook/.
troutgirl. ‘Leaving Facebook’（《离开 Facebook》）, Fishy Thoughts, 16 February 2009. http://troutgirl.wordpress.com/2009/02/16/leaving-facebook/.
Ulyot, Ted. ‘Results of the Inaugural Facebook Site Governance Vote’（《首次 Facebook 网站治理投票结果》）, The Facebook Blog, 23 April 2009,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79146552130.
Vuorensola, Timo. ‘Why I Left FaceBook’（《我为什么离开 FaceBook》）, Beyond the Iron Sky, 28 April 2010, http://blog.starwreck.com/2010/04/28/why-i-left-facebook/.
Walters, Chris. ‘Facebook’s New Terms Of Service: “We Can Do Anything We Want With Your Content. Forever”’（《Facebook 的新服务条款：“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你的内容。永远如此”》） The Consumerist, 15 February 2009, http://consumerist.com/5150175/facebooks-new-terms-of-service-we-can-do-anything-we-want-with-your-content-forever.
Yonter, Felicia. ‘Why I Left Facebook’（《我为什么离开 Facebook》）, Felicia Cago: Mental Meanderings, 11 February 2010, http://feliciacago.wordpress.com/2010/02/11/why-i-left-facebook/.
Zuckerberg, Mark, and Dan’l Lewin. ‘Keynote’（《主题演讲》）, F8, San Francisco, CA, 24 May 2007. http://www.facebook.com/f8.
Zuckerberg, Mark. ‘Voting Begins on Governing the Facebook Site’（《Facebook 网站治理投票开始》）, The Facebook Blog, 16 April 2009.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76815337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