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谵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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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琳·巴塞特（CAROLINE BASSETT）¶

沉默　语言　社会性 代码　回应　垄断 传播　伊里奇　方式 声音　空间　形式¶

我们通过成为谎言，最充分地说出真相。¹

回应商业社交媒体垄断的一种方式，是停止交流。抵抗被最终整合进那些不断扩张、远远超出屏幕的传播回路。可供选择的做法有多种：关机、转身离开、说错话、拒绝参与——或者陷入沉默。不要制造那些会产生可剥削信号的社会噪声。¶

这种传播上的异议形式相当罕见。很少有人主动断开连接——尽管许多人会逐渐疏远各种网站。例如，个人退出 Facebook，常被描述为与“自我媒体”的最终脱离，但这种做法相对少见；或许是因为有意退出者十分清楚，留下来的人会在他们如今无法进入的场所，喋喋不休地谈论他们的“消失”。共同关机的呼吁，虽然可能成为对各种传播垄断形式的集体回应，却也往往鲜有回响；或许同样因为人们不确定，这种回应究竟会在哪一种空间产生共鸣。我们被媒体中心主义牢牢抓住——这种观点认为，生活通过“媒体”获得意义——而且我们把传播物化了。¶

事实上，这里并不只是冷漠：若有人提出，对社交媒体贪婪索求更多材料的批判性回应，或许就是少生产一些材料，这似乎根本无法被接受。并且，不仅那些支持社交媒体及其共同生产的环境的人如此，许多警惕社交媒体所促成的商品化传播方式的人，也同样如此。变得沉默、不作贡献、阻滞交流、拒绝联网、停止计算化：这些活动都会激起广泛的怀疑与不安。¶

也许，这种反应并不那么令人惊讶。沉默历来是强者的武器，因为被迫沉默的是弱者，而能让声音被听见的是强者；这也是为什么，在任何旨在解放传播的计划中，沉默看上去都不太可能成为其要素。此外，人们普遍觉得（在西方如此，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某种传播的充裕状态才刚刚获得。一个以信息与传播匮乏为特征的“从前”的幽灵，纠缠着当下——并且会自动更新自身。例如，想想以巨大非同步性为特征的大众媒体形式（如广播缺少返回通道），它们曾构成 1990 年代万维网的背景；又或者，¶

原注 1. China Miéville, Embassytown, London: Pan Macmillan, 2011, p. 296。¶

那个同样属于 1990 年代的万维网，如今又被框定为无可救药地匮乏的“从前”，与（后）Web 2.0 世界“真正具有社交性”的品质相对照。人们很容易为并不遥远的过去创造近乎神话式的描述，在其中，传播技术因种种奇特的不足而显得古怪繁复——卤化银、合用电话线路、电话、不断劣化的复制循环、两三个电视频道、固定在墙上的电话，没有什么属于个人，更谈不上个性化。¶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锁定效应（无论如何都要继续交流）。传播媒体从受限走向无处不在，不仅与媒体系统本身有关，也被视为对更广泛发展的描述：社交媒体被对应于消费者权力（个性化），旧媒体则与缺乏选择（福特主义）相联；“免费／自由”的社交媒体的兴起，与政治自由的兴起相联系，而它的另一面——旧的／被动的媒体——总是代表相反方向。这些多重关联逐渐被自然化，使人在探究真实形态时，很容易忽略其中明显的不一致。例如，有一种论断认为，一个提供更多“免费”资源的商业社交媒体平台（给内容更多“免费”空间，就连接和组织内容的方式提供更多“选择”）的兴起，会自动推进其他形式的自由——例如，对社会正义或民主至关重要的价值。“自由”与“免费啤酒”之间的区别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它却太常被抹去。断言我们“现在”拥有传播的充裕，而这又带来其他“充裕”（充足的自由、充足的正义），会产生意识形态效果；尤其是，它使人们对任何支持某种媒体政治的策略、战术或论证保持戒心，只要这种媒体政治看上去可能导致（重新回到）限制、渠道收窄、信息受阻——或媒体沉默。¶

为回应这种形态，而且确实是为了扰乱它，我不从滑动不定的自由（与民主）话语入手，而从增长入手——从新自由主义要“放开”增长的欲望入手。我的主张是，在社交媒体条件下，呼吁减少传播——在最极端处表现为呼吁沉默——之所以成为异端，首要原因在于它对抗了与技术进步相联的“更多”崇拜；而技术进步被视为与一般意义上的进步不可分离，二者又共同被纳入把增长视作社会善的话语。¶

许多在其他领域质疑增长议程的人，并不质疑技术进步；即便他们看到了技术的问题，或者某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的问题，也会寻求一种专门的技术修补。技术之善、传播之善、社会之善——这里又出现了一组相互对应；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善”是用“更多”来定义的。想想看，不赞成通过增加连接密度（接入更多线路）来建设共同体，普遍会被视为反社会。此外，这种立场往往不只被认为是反社会，还被认为是反技术——这两者在此如何紧密相联，十分清楚。因此，一个蓬勃发展、嗡嗡作响、拥有更多（数字）连接的共同体，会被判定为更“健康”、更“开放”、更“友善”，甚至更“有生命力”或更“有人性”。²¶

原注 2. 据说，如今大多数社会的噪声水平都在上升；这种上升被广泛接受为进步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尽管存在反噪声运动）。这催生了各种商品化噪声控制形式的市场，以及声学反污染运动。关于噪声增加的讨论，见 Sandra Braham, ‘When Nightingales Break the Law: Sil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9 (2007): pp. 281-95。¶

在这些情境下，要求减少传播流量显得反动。至少在英格兰，关于卢德主义的旧指控已经被拂去灰尘，准备重新投入使用。¶

在一个把增长奉为神明、把技术增长与进步等同的世界里，不为社会环境的传播量或密度作贡献，就是亵渎神明（并且请注意，密度正以惊人的速度变成容量）。本文并不介意这种亵渎，将考察沉默以及相关的传播反抗形式，如何可能构成对社交媒体垄断的恰当回应。正因为这种要求——在最极端处成为对沉默的要求，但并不限于此——完全无法被接受，它也才格外引人探究。¶

本文论证的核心，是 20 世纪活动家与思想家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的著作。他曾探讨技术垄断，也曾另行探讨以沉默回应早期电子媒体系统。伊里奇要求建立沉默公地，以回应他所看到的扩音之声的暴政，以及这种扩音所生产的电子组织空间中，人类关系被掏空的现象。³¶

伊里奇讨论的是电视及其相关媒体系统，但本文要问：回归沉默，能否让今天产生新形式的共同空间——从而使个人和集体的声音，再次在商业社交媒体平台的个性化圈地之外被听见。伊里奇的思想可以开启这样一种认识：存在一些思考语言的方式——也许是从音量、可听性／沉默、声音、复杂性与多义性的角度出发——使语言能够成为回应社交媒体垄断的基础，成为一种传播政治的基础；这种政治虽始于符号层面，却可能溢出到某些更具物质性的东西——某些地方——之中。¶

这是一种从感官（聆听、沉默、可听性）出发的路径；作为其中一部分，我在沉默之外，还考察语言与言语脱离意义、成为一种灵语（glossolalia）形式时，其肌理所包含的潜力。最后，我从感官返回，考察符号语言自身蕴含的革命能力——它能够同时意指两种事物，这意味着，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它能够“传达某种（自身之外的）东西”。⁴ 这种开启同时也是一种加倍，在隐喻这一修辞形式中最为集中：隐喻把真与假强行并置，制造出新东西。也许，自然语言正是在这里离编码指令最远。对于社交媒体平台所运营、所设计的那种传播经济而言，沉默、谵妄的语言与谎言，都与 Facebook 及其同类格格不入。因此，如果我们想说出的真相，是一种不愿把自己奉送出去的真相（例如，如果¶

原注 3. 见 Ivan Illich, Tools for Conviviality, 1973, http://www.opencollector.org/history/homebrew/tools.html；以及 Ivan Illich, ‘Silence is a Commons’, CoEvolution Quarterly (Winter, 1983), http://www.preservenet.com/theory/Illich/Silence.html。¶

原注 4. 米耶维尔在《使馆城》的题辞中引用本雅明。（原出自 Walter Benjamin,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 in 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p. 107-123。）¶

即使我们开口谴责这种“利用”，也不希望自己被当作工具来“使用”），那么在今天的条件下，在包括自我在内的种种事物都通过我们的传播行为被收割的时代，我们可以保持沉默。或者，正如小说家柴纳·米耶维尔（China Miéville）在《使馆城》中的一个人物所说，我们可以“通过成为谎言，最充分地说出真相”。⁵ 这部近期的科幻小说，赞颂的正是语言成为革命力量的能力。¶

漫步《使馆城》……

短暂进入米耶维尔的小说世界，或许是一个有用的起点。它探究对传播系统的垄断，尤其是对翻译的垄断——在翻译中，一个词必须同时面向两个方向（但问题在于如何做到）——如何成为维持社会权力的工具。不过，它也探究那些想要挑战这种垄断的人，如何同样把语言当作战术武器。在这一案例中，战术包括沉默与缄口，以及利用语言的谵妄（灵语）。但米耶维尔所赞颂的，最重要的是隐喻语言坚韧的力量与效力：它能够开启新世界，撼动既定等级。诚然，这一切发生在遥远之处（在米耶维尔笔下，是“恒域之外”的偏远世界；对我们而言，则是一个虚构宇宙）。尽管如此，虚构而遥远的《使馆城》，同时又完全关乎这里、此刻、今天。它考察语言能够同时面向两个方向的语境与方式，也因此成为一篇当代评论，评论社交媒体垄断初露曙光时的语言条件与关系。¶

……再返回社交媒体

让我们回过头来考察现实存在的社交媒体的运作，尤其是那些平台与架构：在其中，以自然语言发生的事情，也总是以技术的方式发生——这是另一种双重表述。¶

社交媒体具有雅努斯式的双面性，或许不言而喻，但仍然容易被忽略。事实上，许多种技术中介传播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们邀请用户忽略其运行所内含的、特定的技术操作（想想看，社交媒体平台对许多人的一大吸引力，在于其可供性很容易被体验为“非技术性的”）。这些平台的设计，暗示人们在在线说话、写作、提问及使用语言时，只不过是在继续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毕竟，iPhone 对话或推文是用英语、法语或汉语进行的，拼写检查器和文字处理器也使用熟悉的词典。尽管有人认为，语言“本身”在文字处理的条件下会退化，但也有充分证据与之相反，表明新的媒介促成语言创造与创新；借用（大致改述）沃洛希诺夫的话，语言在生成中延续自身。⁶ 在人际互动日益经由其路由的各种社交媒体平台框架内，言语仍保留着由隐喻语言赋予的力量：开启新世界，在语义上创新，同时言此而意彼。但仍有某种东西不同了。区别在于，即便这些语言中的互动在屏幕上被¶

原注 5. Miéville, Embassytown, p. 296。¶

原注 6. V.N. Volosino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

呈现为一切照常——只是数量多得多——另一种业务却正在同时进行；另一张嘴正在吞食你。¶

我们的互动，作为其得以开展的条件，被捕捉为代码，加入数据库，并以多种方式处理、加注。因此，以一种语言（具有全部复杂性的自然语言）所说所做的事情，同时被转写为没有歧义的数字代码。在这种第二形式中，它是可量化、可销售的，而且——虽然其内容关乎社会互动，这一点颇为矛盾——作为人的你再也无法访问它，因为你不能控制它接下来的流通。在这个生产出超越言语与语言的传播系统的过程中，词语的隐喻指涉，它们继续指向自身之外、从而创造的能力，被舍弃了。在这种处理中，含混性与多义性并不受欣赏，创造力当然也不是组织原则；相反，目标是消歧与高效分块。难道不是这样吗：Facebook 最不想要的，就是关于你的虚假数据？¶

顺带说一句，这一切你早已知道。这里并没有暗示什么阴谋。这正是作为用户的你所同意的过程。契约非常清楚：社交媒体要求人们捐出个人数据，以此作为充分参与某些传播形式的代价；而这些形式正成为日常生活的内在部分，并越来越塑造日常生活。这种交换，是至少十五年来形成的各类商品化虚拟共同体标准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作为千禧年以前的例子，可参见早期 GeoCities 的契约⁷）。不过，如前所述，即便这种交换在形式上是公开的，它所授权的操作有一面却未被充分呈现给用户（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被呈现），这就系统性地扭曲了我们对谁或什么正在向谁或什么传播的认识。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依赖视觉⁸——惯常关注视觉的程度，可能把我们束缚在屏幕上，使我们大体忽略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因此，在我看来，考虑一种借助听觉范畴（如噪声与沉默）的回应社交媒体垄断的方式，是有道理的；这种回应或许不信任屏幕，试图穿透屏幕聆听，或使屏幕的喧嚣静下来。声音的视角（即便是虚拟化的声音视角），为审察社交媒体的运作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沉默的种种内容

我前面指出，沉默——使人沉默——往往是强者的策略。但现在我想补充限定：沉默也曾是受支配群体采用的策略，并成为自由诉求的基础。毕竟，伴随发声权利的呼吁而来的，也有保持沉默权利的呼吁——而后者在某些方面更加根本。以沉默作出的抗议（也许就是由沉默构成的抗议）一直有效，¶

原注 7. Caroline Bassett, The Arc and the Machin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7。¶

原注 8. 例如，参见弗朗西丝·戴森对视觉优先地位的考察。不过，我并不是说数字媒体“是一种听觉媒体”。在我看来，在探索社交媒体网络时保留一种视觉中心的观点，往往有用，恰恰因为它强调：互动在多大程度上仍以屏幕上的互动形式为中心——但显然不是说生活本身也以屏幕为中心。（Frances Dyson, Sounding New Media: Immersion and Embodiment in the Arts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尤其在媒体与传播受到根本性垄断的条件下，例如国家掌握传播垄断时，更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革命的开端并非 Twitter，而是沉默，是在沉默中开始的⁹；那是一种公共沉默，即便拒绝发表声明，仍包含着——而且以可听见的方式包含着——种种意图。¶

如果我们要重新思考沉默能做什么，也有必要重新思考沉默是什么。沉默通常被定义为噪声的缺席；尽管人们在不同语境中对噪声的理解不同，但在许多层面上，噪声都是不想要的声音。例如，在信息论中，噪声与信号的区别，意在界定所需信息与不希望出现的失真；于是，沉默可以被认为既意味着没有信号，也意味着没有噪声——一种完全的缺席。与之相反，请看 20 世纪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的探索；他以“无声”作品《4′33″》闻名。¹⁰ 他的探索得出了不同结论，并激发了关于沉默的新思考方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凯奇来说，沉默从不绝对，也不完全空无。¹¹ 在无回声室里，他听到身体系统发出的两种声音（双重嗡鸣），之后得出结论：人的生命与绝对寂静不能相容。人作为具身的生物，无法体验绝对寂静。《4′33″》常被认为制造了空无空间，但更恰当的理解是：它探索一种乐谱所产生的空间中充满的声音，而这份乐谱确保没有刻意发出或预先编排的声音。¶

在较近的一次沉默研究中，莎拉·梅特兰（Sarah Maitland）发现了寂静景观的声音品质（沙漠与山丘、荒原、大海各不相同）。在这一过程中，她也开启了思考沉默各种内容的方式。¹² 在一场极其个人化（最终也具有终末论性质）的追寻中，梅特兰还探索了环境赋予的安静（沙漠中静止的风），与人际互动或人声缺席之间的区别。像她之前的许多隐士一样，她逃离的不只是城镇或聚居地的喧闹，还有共同体日常生活中持续连接的惯例。而且，如果说她最迫切想摆脱的是后者，那么吸引她进入的却是前者——寂静的景观，也就是沉默所造就的空间。梅特兰从未明确探索由技术生产的空间（例如虚拟世界），但她的叙述与这里的问题相关，因为她仍然是在回应一种总体环境（一种日常生活）：这种环境越来越依照根本性垄断所生产的噪声加速的一般传播逻辑而运作。面对世界日益喧闹的状况，可以说，她在沉默中找到了一种回敬世界的方式。¶

梅特兰记录了自己逐步退隐于世界之外的过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对当代社会条件的公开回应（正如她追溯的某些隐士的历史中，这可能也是一种公共／私人姿态）。然而，很清楚，¶

原注 9. 例如，想想罗马尼亚缺席的掌声；它标志着斯大林主义政权走向终结的开端。¶

原注 10. 约翰·凯奇的音乐作品《4′33″》于 1952 年在纽约州伍德斯托克首演。¶

原注 11. John Cage, An Autobiographical Statement, New Albion Records, 1990, http://www.newalbion.com/artists/cagej/autobiog.html。¶

原注 12. Sarah Maitland, A Book of Silence, London: Granta, 2008。¶

它在根本上是一种个人的拒绝或转向。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作为集体回应，在面对信息、传播及其噪声时运用或要求这种充满内容的沉默，前景如何？¶

沉默公地

这使我回到 1983 年，当时伊里奇呼吁捍卫沉默公地。¹³ 这一呼吁本质上是一份宣言，它声称沉默是一种共享条件，正受到新技术及其扩音功能的威胁。它批判大众媒体，把大众媒体看作一种极不利于共生交往（conviviality）的技术：传播“机器”提供假体，而且有选择地提供，以至于某些支配群体成为声音更大的喊话者，并具有使他人沉默的权力。喊话者自身的声音已变得非人或人工化；通过这种行为，他们剥夺了他人作为人而获得充分承认的权利。这是因为，在伊里奇看来，拥有声音（也许是大声说出来的能力），是“人的出现所必需的”，而这种能力在此遭到了剥夺。¶

在扩音（或在这里说，媒介化）的条件下，本来能让任何声音发出的共同环境，被一个封闭空间取代；在这个空间里，发声成为掌握扩音器者的特权。因此，呼吁一种共享的保持沉默的权利，是因为只有沉默才能让人的声音重新被听见。沉默公地的呼吁将这一点空间化，把它变成恢复公共空间（公共声景）的诉求。对伊里奇而言，实现这一权利，意味着移除那些圈占此前开放空间的“大声说话者／扬声器”（人和技术）；也就是去私有化。显然，对总体上怀疑大众传播技术的伊里奇而言，“大声说话者／扬声器”既包括大声说话的人（强者），也包括他们借以确立支配地位的工具（扩音技术本身）。¶

在社交媒体及其运作要求的情况下，沿着伊里奇的思路可以认为，公共空间不仅遭到圈占，还受到根本性的削弱。其结果是，本来发生于公共场合的参与（在一个声音可以被听见的地方发声），变成了没有地点的互动——因为它被彻底个性化了。¹⁴ 这样一来，所有声音也许都可以说话，却无法进入一个共同场所，在那里被作为同一个（共同的）声音听见。人们广泛讨论，尤其是乔迪·迪安讨论过的一种忧虑是：当今信息网络产生无穷无尽、却通往无处的传播循环。这与伊里奇关于圈地阻断聆听的认识相通。无论如何，沉默公地的论题确实不信任传播的效力——它把人的声音置于传播的对面——尤其不信任音量。它批判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自由定义为给“每个人”一个平台，于是平台越来越多，每个人从平台上发出的声音也比以前更响；与此相反，它偏爱沉默，把沉默看作能够创造共同条件的东西，而这些条件是让所有声音、或任何声音能够说话所必需的。¶

原注 13. Illich, ‘Silence is a Commons’。¶

原注 14. 关于把社交媒体作为数据库来理解，见 Eli Pariser,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Harmsworth: Penguin, 2011；关于 GeoCities 及其被收购，见 Bassett, The Arc and the Machine。¶

这或许意味着，关键任务是用数字材料捍卫和建设一处公共公地，或一个共同空间。然而，反对圈地的行动并不只对虚拟空间产生影响（而且，在生态化媒体条件下，“虚拟空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真正清楚），它也包含对现实空间权利的主张。可以说，这些主张与哈维所称的城市权利相衔接¹⁵；尤其是因为传播本身就是生活环境肌理的一部分，而这个环境同时具有物质性与非物质性。¶

作为一种关系的共生交往？

对伊里奇来说，恢复公地的方法，是重建不再被扩音秩序圈占的环境。在这样的地方，公共讨论可以再次发生，共生交往或许能够重新建立。这一目标，与社交媒体所许诺的、为所有人提供扩音的共同平台，形成鲜明冲突。依循伊里奇的一般逻辑（即便不接受他对特定媒体究竟具有或不具有共生性的具体分类），这种扩音／互动并不能促成人际互动；相反，它通过使根本性垄断的圈地逻辑具体化，倾向于把人际互动圈住并商品化。¶

绕开伊里奇论述中隐含的决定论，同时保留他关于技术系统在真实政治体系中被落实时所受到技术与社会共同塑造的认识（究竟哪个群体能够控制扬声器），或许就需要重新安置共生性或非共生性的品质。我们可以不问某一种技术是否在根本上具有共生性，而问：共生关系如何、或在何处（在哪一种传播架构中）成为可能并得到维持¹⁶，又在何处变得不可能。¹⁷¶

这类参与的一个例子，是“占领”运动中某些参与者的传播战术；它也说明，沉默如何富有启发性，如何能够促成共生关系。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聆听者通过手势作出的评论：它们补充发言者，而不是打断发言者。这些没有发声、未经扩音的评论，尊重沉默，把沉默视为声音从中产生的所在。这些群体占据空间，而不只是谋求在公共领域传播；通过这样做，它们生成了种种（无声的）言谈形式，远离 Facebook 那种竞争性的“噪声”¹⁸，而且已被证明明显难以处理或收编。¶

因此，把沉默作为战术加以评估，追问它作为对社交媒体的批判性回应究竟能够多么有效，就需要追问沉默如何能够成为共同关切。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在这里谈论要求沉默，并不是下令让个人默默退出。沉默是在积极意义上被调用的：它是一种塑造不同类型的、未被私有化／解除圈占的共同空间的手段，是¶

原注 15. David Harvey,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 53 (2008): 23-40。¶

原注 16. Paul Gilroy, After Empire: Melancholia or Convivial Culture. London: Verso, 2004。¶

原注 17. 保罗·吉尔罗伊在《帝国之后》关于种族的讨论中，把共生交往阐述为一种值得追求的接触形式；我在其他研究中，探索过它与围绕交叉性政治可能提出的诉求之间的关系。¶

原注 18. 尽管它们确实呼应了后者的肯定性惯例——也许这是一种真正的重新挪用。¶

一种新的传播公地所必需的条件。这本身或许就能质疑／揭露大众个性化的运作机制——一种分而治之——它在把人们作为整体来操作的同时，鼓励对个人回应（以及个人责任）赋予价值。¹⁹¶

韧性

这番关于沉默的讨论，或许显得十分防御性。例如，它似乎在主张，应当保护语言（自然语言）不受代码侵害，开口说话时应当极其谨慎；与其说这种谨慎源于害怕背叛——“小心你说的话”——不如说源于害怕污染。担忧语言受到技术官僚式污染，确实是一条已有的思路。奥威尔在《1984》中通过“新话”所探讨的语言遭侵蚀的著名例子，就与此相关。在那里，“好”（good）、“加好”（plusgood）、“双加好”（doubleplus good）²⁰ 等词，展示了一种语言形式的建构，其中的含混性／多义性将逐步被清除。新话意图达到的结果是：凡不能被完全量化的东西，根本就不能被表达——即使在沉默中也不能。而那些能够量化的东西，则会被削减为毫无歧义的基本项：正面对负面，好对坏——以及纯粹的恨（后者没有与之相对的一项，因为爱已被驱逐）。¶

本文采取的思路不同。重点是寻找并激活语言中的资源。其意图是利用沉默的潜力，创造一个能容纳语言、让语言被听见的空间；考察声音抵抗意义圈地的力量；借助隐喻语言的含混性和双重性，并追问能否将其用来回应正在发展的社交媒体垄断。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一半，因为已经确认：沉默能够有所作为——沉默并非空无，而可以被理解为容纳并框定着各式各样的东西。¶

作为越轨声音的灵语

快速撒谎：在那一连串声音整体的非真实性夺走说话者思考它们的能力之前，把它们纷乱地吐出来。²¹

正是通过框定与使能的观念，沉默或许能够与灵语，或“说方言”，联系起来。文化理论家德·塞托（de Certeau）说，灵语是一场玩弄声音肌理的游戏，是一种“语言的假象”；只要知道其语音规则，就可以模仿。²² 这种言语形式在提供意义的同时，又拒绝意义；看似语言的东西滑走了，显露为幻象。说灵语者发声，是“为了不被词语欺骗”，²³ 但也欺骗了聆听者。¶

原注 19. 这一标准的证据可见社交媒体契约。这些契约长期以来一方面要求用户对自己的数据负责，另一方面又声称拥有这些数据的所有权。这是圈地权利的扩展：不仅是活动，就连个人自己的数据轨迹、他们的数字自我，也作为使用这些被圈占地盘的条件而成为产权对象。¶

原注 20. George Orwell, 1984, Harmsworth: Penguin, 1989。¶

原注 21. Miéville, Embassytown, p.128。¶

原注 22. Michel de Certeau, ‘Vocal Utopias: Glossolalias’, Representations (Special Issue: The New Erudition) 56 (Autumn, 1996), p. 29。¶

原注 23. de Certeau, ‘Vocal Utopias’, p. 29。¶

那么，也许这种言语也具有欺骗当代那些捕捉我们话语的机制的潜力。伊里奇希望，通过重新奠定真正共同的辩论空间，把人们“恰当而平等的声音”归还给他们。相较之下，灵语指向声音不合规的品质中所蕴含的潜力。它在承诺说出语言的同时扣住语言不放，但正因为它承诺说话，便保留着某种连接或交融的邀约；按定义，这种连接或交融处在有意义的交易之外。要恢复公地，要找到不完全、也不立即便于攫取的地带，要打破垄断的掌控，就需要找到办法，利用声音的充盈与厚度所提示的可能性。¶

据说，灵语并不是一种例外状态。德·塞托认为，它“从普通对话的裂缝中冒出来：身体的噪声、对越轨声音的引用，以及他人声音的碎片，以断裂和惊奇打断句子的秩序”。²⁴ 然而，语言有一种更日常却依旧奇妙的能力：指向自身之外，从而通过象征和意指的能力进行创新。最终，这种能力也许比灵语、比无意义言语的颗粒质感中诱人的承诺，更富启发性——或许，选择应当是创新，而非谵妄。我将在下文回到这一点，但在这里坚持认为，语言的不合规方面和诗性方面——前者见于灵语的形式，后者体现于隐喻的生产力——都可以被调动起来。¶

也就是说，两者都可能帮助构成一种不大寻常的织物材料，用以编织至少一种形式的沉默公地：在那里，话语被倾听，却不被捕获。值得回想的是，在柴纳·米耶维尔的《使馆城》中，语言肌理中的技巧——把一连串噪声纷乱吐出——被用于寻找进入隐喻的路径，而隐喻能够从不可能的组合中创造意义。¶

语言、代码、政治

或许有必要说明，此处的赌注在于：尽管朝向社交媒体根本性垄断形式的趋势正在加速（伊里奇对根本性垄断所作的有用区分是：垄断者不是福特，而是汽车），回应仍然可能。更具体地说，一种媒体与传播政治仍然可能。有些人说它不可能。例如，乔迪·迪安（Jodi Dean）²⁵ 关于传播只能与自身传播的论点，实质上意味着：任何改变数字系统的希望，都只能来自这些回路之外（例如作为一个意外事件，使整个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我们可以同情这种立场（也可以欣赏它在多大程度上使媒体与传播系统不再居于中心，并要求更具物质性的参与），同时仍希望考察可以利用哪些资源，来发展一种更贴近对象的回应，甚至是一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回应，以面对社交媒体垄断和数字转型。这里——以及别处——正是我们身处的位置。¶

这些资源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和代码。区分二者如何被使用的一种方法，是再次思考感官偏向：声音，还是视觉？¶

原注 24. de Certeau, ‘Vocal Utopias’, p. 29。¶

原注 25. Jodi Dean, Democracy and Other Neoliberal Fantasies: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Left Politics, North Carolina: Duke UP, 2009。¶

致力于发展代码政治的批判软件研究理论家（以及活动家），经常关心可见性问题。这类路径首先强调，把那些用户虽知道、却被要求忽略的、未被呈现的代码操作（前文已讨论）“变得可见”，或推到前景。接着，它们可能主张，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些过程（数字素养），或者我们需要明白如何介入其中（代码素养），以便能够用新方式利用它们，或颠覆、转向它们（重新编码）。这里列出的最后一步，本质上是一种黑客式回应：它试图靠得足够近（贴近代码或硬件），或看清发生了什么。在我看来，这些路径（代码研究、各种软件研究）最令人信服之处，在于它们开始考察的不仅是代码（该如何对待代码），还有本文同样关注的语言／代码组合。¶

于是，人们所主张的，是必须学会同时用两种语言说话。²⁶ 他们坚持，必须培养新形式的双重智能。那么，人类应当像机器一样，能够同时面向两个方向吗？¶

当然，我们早已如此，因为我们所说的语言，其核心就具有从不可能的断言中创造意义的能力（米耶维尔说，“城市是一颗心”），并能够指向自身之外（又回到本雅明）。不过，软件方面的论证所暗示的，当然是另一种加倍或双重视野。其意图是同时用自然语言和机器代码说话，同时看向机器内部和外部。¶

这里的一个问题在于，对双重智能的呼吁，可能仅仅意味着学会更好地说代码或写代码²⁷（因为我们已经会说自然语言）；于是，焦点又一次回到代码。另一个问题是，它预先假定，把代码改造成更能容纳——处理——自然语言的东西，天然值得追求。这也可以被看作只是在提高收编过程的效率。当然，这一问题或许会被搁置，或者被视为无关紧要。但如果如此，那是因为对作为抽象物的代码的关注，遮蔽了社交媒体垄断问题；也就是说，遮蔽了软件在特定技术社会体系中被具体实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才是关键）。它也可能遮蔽尺度问题：代码或许能得到更好的处理，或变得不那么晦涩，但特定理解形式的限度仍然存在——也就是代码技能的卓越或精湛能够揭示什么的限度，而不是例如通过其他方式处理问题。¶

上述说法表现出的敌意，可能比我的本意更多。我在许多方面是赞同的：回应社交媒体垄断，最终也许既需要思考应当开展的代码工作，也需要一种与语言交涉的政治。从软件研究的一般视角来看，这或许可以建立在一种我称之为以融合为基础的政治之上：发展彼此逐渐靠近的语言形式和代码形式——也许是生产非自然的代码，以及类似代码的自然语言。不过，本文前面发展出的关于语言与沉默的视角，也可以用来思考与此截然不同的东西。把语言中的反抗与代码中的反抗重新结合，¶

原注 26. 例如，参见 Mathew Fuller, 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 London: MIT, 2008。¶

原注 27. 例如，参见 Michael Mateas, ‘Weird Languages’, in Matthew Fuller (ed.) 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 London: MIT, 2008, pp. 267-276。有意识地创造、奇异而精彩的语言，并不只存在于米耶维尔的怪奇科幻文学中。¶

可能反而要求的，不是几乎成为机器代码的自然语言（或反过来），而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它可能要求重新思考翻译本身，也重新思考翻译的限度：不再试图面向两个方向，而是重新考虑交汇本身的时刻、语言、肌理和声音？¶

这类潜在的重新组合，可能把代码与语言一起引入一种新的媒体政治，颇具启发性。但最后，我想回到这个问题：更多，还是更少？本文始终基于一个信念：社交媒体的垄断应当受到扰乱，而且至少要以两种事物的名义这样做——社会正义，以及作为共同体形式的团结；社交媒体理所当然地被认为会促进这些事物，实际却没有。本文主张，可以尝试使用一套并不常被认为适合这项任务的工具来进行扰乱：沉默、对语言的扰动，以及利用语言多义性的能力（隐喻和谎言）。我的论点——在这里，我再次向伊万·伊里奇致敬——是，这些工具可以被用来创造其他种类的、更具共生性的参与，创造比我们貌似“社交”的媒体所能实现的更好的公地。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认真对待这样一个想法：传播密度和传播量的增加，本身并不意味着更多理解、自由、开放或“善”。而这也要求我们认真对待一种以沉默为起点的媒体政治。¶

感谢米里亚姆·拉施的耐心，也感谢扬内克·阿德马（Janneke Adema）及考文垂开放媒体研讨会，就沉默进行了一场有声的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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