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大欢喜：肯定性话语时代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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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赛德斯·邦茨（MERCEDES BUNZ）¶

FACEBOOK　批判　社会性 肯定　数据　喜欢 权力　秩序　中心 话语　否定　世界¶

我喜欢。你喜欢。他喜欢。她喜欢。我们喜欢，而且喜欢得很多。据 Facebook 称，2012 年第一季度，用户每天产生三十二亿条互动，其中主要是点赞，也包括评论。¹ 与之对应的“我不喜欢”或“讨厌”按钮，既不存在，也不在计划之中。这是一个高效的技巧：Facebook 几乎不需要规训用户，而是设计他们的行动，这些行动是正面的。这并不意味着 Facebook 上不能存在分歧，只是表达分歧更为费事，因为必须在评论中明确写出来。因而，它通过在视觉上偏爱肯定的设计，培养了赞同而非批判的取向。乍看起来，Facebook 的这种取向可以这样解释：朋友之间通常会对彼此说积极的话。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彼此尊重，也共享某些兴趣。然而，Facebook 并不仅仅是一个朋友网络，而是一个由数百万朋友组成的网络。正因为如此，Facebook 所培养的肯定具有社会维度——它远不只是朋友之间的私事。当其基本设计绕开现代话语中赞成或反对的辩证秩序，代之以“我喜欢”这一肯定命题时，它便展开了一种在我们社会中日益占据支配地位的话语风格：肯定性话语正在兴起。批判还能够得到挽救吗？¶

奥斯维辛？我喜欢！

2012 年阿姆斯特丹 Unlike Us 大会结束数日之后，克拉科夫犹太人隔都清场事件迎来了阴郁的周年纪念。为了纪念这场始于 3 月 13 日的事件，奥斯维辛纪念博物馆的 Facebook 页面上发布了以下帖子：¶

1943 年 3 月 13–14 日，德国人清除了克拉科夫的犹太人隔都。这一行动由党卫军突击大队长威利·哈泽（Willi Haase）监督。约 6,000 名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被转移到普瓦舒夫集中营。约 1,000 人在隔都街头遭到杀害。3 月 13 日，一批约 2,000 名犹太人被送往奥斯维辛。经过甄选，484 名男子与 24 名女子被登记入营。其余约 1,492 人在二号毒气室中被杀害。²

截至 2012 年 10 月，已有七十七人点击 Facebook 按钮，表示喜欢这条内容。当然，这些人并不是纳粹。由于没有其他按钮，人们只能通过喜欢¶

原注 1. Facebook 企业传播经理 Tina Kulow，2012 年 7 月 20 日致作者的电子邮件。¶

原注 2. Auschwitz Memorial / Muzeum Auschwitz, ‘On 13-14 March 1943 German […]’, Facebook update, 13 March 2012, 13:25, http://www.facebook.com/auschwitzmemorial/posts/10150592000141097。¶

这则状态更新把它分解而成的恐怖细节，来表明我们不会遗忘这场令人难以理解的种族灭绝。¶

Facebook 的结构允许人们每周发布数条帖子，而不只是发表一篇文章，从而为个人故事，以及那些我们几乎从未听闻、规模较小却同样关键的日常事件留出空间。2009 年，奥斯维辛纪念博物馆决定以这种示范性方式使用 Facebook，通过我们社会中的新传播平台，让记忆保持鲜活。³ 除此之外，它还做了另一件事：当大屠杀的历史恐怖只能以破坏性的方式进入 Facebook 默认的肯定结构时，它揭示了有某种新事物正在支配社会话语。奥斯维辛纪念博物馆的 Facebook 页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够勾勒出我们的社会话语如今如何服从 Facebook 的肯定性——如果你想成为新数字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就必须登上 Facebook。更糟的是，肯定性的治理并不只发生在 Facebook，也远远超出它：这个社交网络只是一个使这种话语的新支配地位显露得格外清楚的平台。¶

让我们暂且借助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来理解 Facebook 所处的这一悖论位置。他写道：“即使最简单的技术，也是社会技术性的。”⁴ 这里存在一种有趣的双向关系：技术是社会的效果，还是社会是技术的效果？复杂的现实告诉我们，两者似乎都成立：Facebook 的设计显然把肯定性话语强加于我们；但环顾四周时（我们马上就会这样做），也能在社会中感觉到它，所以它在 Facebook 上的出现，很可能只不过是一种社会趋势，被马克·扎克伯格这样聪明的开发者决定采用了。既然 Facebook 使肯定性变得显而易见，现在就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我们所处的政治现实，看看能否感受到它被用作当今社会权力话语中的一种工具。¶

在政治领域，无论内政还是外交，辩证秩序的衰退已经明显存在一段时间了。在国内政治方面，为 1789 年法国国民议会座次安排而确立的“右翼”与“左翼”政党的旧分类，在大多数工业国家都受到了质疑。在对外事务方面，东、西方阵营的划分，随着柏林墙倒塌而瓦解。辩证秩序既然已经崩解，接下来该往哪里走？必须指出，“第三条道路”⁵ 的理念并没有带我们走多远。今天，人们逐渐看清，某种形式的肯定已经在广泛范围内取代了反对，而英国政府对欧盟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比较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与戴维·卡梅伦首相的做法，可以毫不意外地说，他们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作为英国保守党人，两人对欧盟都颇为批判。然而，直接比较他们在议会演讲的两段 YouTube 视频，就会发现，¶

原注 3. 见奥斯维辛纪念博物馆的 Facebook 主页：http://www.facebook.com/auschwitzmemorial。¶

原注 4. Bruno Latour, ‘A Collective Of Humans And Nonhumans’, in Bruno Latour,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0。¶

原注 5. 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8。¶

他们表达批判态度的方式迥然不同。“铁娘子”对欧盟挑衅般地高喊“不，不，不！”，而 21 年后的卡梅伦，则把反对藏在肯定性话语的偏远角落：他前去“寻求协议”，并“怀着善意”回应条约修改，“真诚地寻求达成一致”。⁶ 显然，权力话语发生了变化，其修辞也随之变化。撒切尔否定欧盟时，她的政治权力清晰可见；卡梅伦的权力做着同样的事，却在肯定性的掩护下暗中运作：他否决了另外 25 个欧盟国家已经同意加入的财政协议，但这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本来想达成协议。¶

奥斯维辛纪念博物馆，以及卡梅伦被重新诠释的拒绝，这两个例子都清楚表明：不仅在 Facebook 上，而且从十分普遍的意义上说，我们社会话语的秩序已经拥抱了肯定性。带着批判态度审视这一点，我们便遇到下一个问题：在肯定性的治理中，权力如何运作？¶

让你的“不”就是“不”，让你的“是”也成为“不”

为探究这个问题，让我们继续以 Facebook 为例，分析这家公司如何应对抵抗。2011 年 8 月 19 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独立数据保护中心（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决定，让本地区成为那个著名的高卢村庄，抵抗如今名为 Facebook 的罗马帝国。此前不久，这项社交服务推出了一项功能，使其触角远远超出自身平台。它重新设计了 Graph API，允许其他网站嵌入“赞”按钮；马克·扎克伯格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在旧金山 F8 大会上宣布：“我们正在构建一个默认具有社交性的万维网。”⁷ 哈里·哈尔平（Harry Halpin）在阿姆斯特丹 Unlike Us 大会上所作的启发性演讲⁸，说明了扎克伯格如何做到这一点：Facebook 加入了万维网联盟，利用其开放标准，构建的却不是一个开放的图谱，而是一个巨大的封闭全球图谱。¶

德国的数据保护中心决定不接受这一做法，提出以下异议：从外部网站 Facebook 按钮获取的数据——谁在什么时候访问了什么、是否给它点了“赞”——不会留在这些网站上。为了分析这些信息，Facebook 服务把流量和内容数据传输到美国。嵌入这个精巧的、竖起大拇指的 Facebook 卫星的网站，没有就此向用户提供充分信息。此外，Facebook 也不满足与法律告知、隐私同意和一般使用条款合规相关的法律要求。⁹ 因此，该中心决定禁止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注册的网站嵌入 Facebook 按钮。到¶

原注 6. 视频见：‘Margaret Thatcher No No N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etk_ayO1x4；‘British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defends EU treaty vet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LePwTb53s。¶

原注 7. Dan Fletcher, ‘Facebook Looks to Get Personal’, Time, 22 April 2010, http://www.time.com/time/business/article/0,8599,1983721,00.html。¶

原注 8. Harry Halpin,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Like” Button’, Unlike Us: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and their Monopolies Conference, Amsterdam, 8-10 March 2012。演讲记录见：http://networkcultures.org/wpmu/unlikeus/2012/03/10/harry-halpin-on-the-hidden-history-of-the-like-button。¶

原注 9.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ULD an Webseitenbetreiber: “Facebook-Reichweitenanalyse abschalten”’,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19 August 2011, https://www.datenschutzzentrum.de/presse/20110819-facebook.htm。¶

2011 年 9 月底，本地区仍在使用这项服务的网站所有者，将被处以 50,000 欧元罚款。¹⁰¶

这一决定引发了密集对话。Facebook 欧洲政策主管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an）表示公司愿意交谈；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数据保护中心则形容双方交流处在“友好气氛”中。然而，在该中心看来，技术上并没有任何改变。据该中心称，Facebook 起初提出，要以更透明的方式处理名为 Insights 的网络流量分析，但随后从未提供足以支持这一提议的相应技术文件。¹¹ 第二次会谈中被问及此事时，德国政策主管贡纳尔·本德尔博士（Dr. Gunnar Bender）也很方便地无法保证提供这些材料，因为 Facebook 在欧洲是以一家爱尔兰公司的身份运营，因此不属于这位德国政策主管的管辖范围。¹² 石勒苏益格数据保护中心于是明白，自己需要联系都柏林的数据保护机构，到那时 Facebook 才必须作出回应。¶

在全球化世界中捉迷藏，就是肯定时代权力的运作方式：躲避责任，只表示善意——责任不在我们，事实上，我们也不喜欢这个问题，我们同意你们。这种话语风格——用肯定作掩护，低头躲避——已经在“谦卑”的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身上找到了代言人；这名商人声称，不对自己的企业“新闻国际”公司负责。如今的高管只签字，却不在公司文化中留下自己的笔迹。2011 年 7 月丑闻曝光的非法电话窃听，可能并不只是其一家，而是数家报业机构的惯常做法。然而，他仍明确表示不接受最终责任，反而不断将失误往下推，直到责任脱离其掌控范围，落到大街上的普通人身上：“我认为，应当负责的是我信任并委托他们经营公司的人，以及他们信任的人。”¹³¶

综观上述情况，Facebook 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数据安全中心的友善回应、卡梅伦首相的“善意”、鲁珀特·默多克的“谦卑”回应，以及无疑还有许多其他例子，显然都共享一种特定姿态。它们表示善意，却要求他人负责。这刻画了肯定时代的权力；在这里，Facebook 这个新帝国，也不过是众多实例中的一个。¶

以扰动作为批判工具

当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数据隐私中心决定介入时，前景似乎不佳：一家位于基尔的小机构，正与一家跨国运营、雇用着一大队律师的公司对峙。此外，该中心无法直接触及 Facebook，而必须绕道，通过监管¶

原注 10.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ULD an Webseitenbetreiber’。¶

原注 11.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Facebook Sucks – Objection is Still and Once Again Necessary’,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16 May 2012, https://www.datenschutzzentrum.de/presse/20120516-facebook-sucks.htm。¶

原注 12.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Facebook im Gespräch mit dem ULD: Keine Verbesserungen beim Datenschutz’,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24 July 2012, https://www.datenschutzzentrum.de/presse/20120724-facebook-stillstand.htm。¶

原注 13. ‘Rupert Murdoch: I do not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wrongdoing at News of the World’, The Telegraph, 19 July 2011,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phone-hacking/8647802/Rupert-Murdoch-I-do-not-accept-responsibility-for-wrongdoing-at-News-of-the-World.html。¶

本地区使用 Facebook 服务的其他网站来攻击这个社交平台。在这一情形中，批判仿佛从 Facebook 身上滑落，如同雨水从雨衣上滑落：公司不可触及，雨水却落在了别人身上。这种难以捉摸的特性，是肯定时代权力的症候。鲁珀特·默多克也如此：他继续经营，而在关闭其窃听旗舰《世界新闻报》时，200 名记者失去了工作。在这里，否定性批判已经不再有效，因为被否定的对象已经侧身一步，退到触及不到的地方；而违规者所表示的善意，往往甚至赞同批判。在这里，曾经推动抵抗的黑格尔式否定力量，发现自己失去了效力。这不仅令 Facebook 的反对者担忧，也令我们整个社会担忧。在这种情境下，批判将变成什么？它还能够被挽救吗？¶

在推动社会前进方面，否定性批判在概念上一直具有重要作用。例如，黑格尔赋予它核心地位：他描述一种既存状态如何通过对它的否定而获得提升，然后该状态及其否定被综合、“扬弃”到新的层次。¹⁴ 他说：“使概念自身得以前进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它自身所具有的否定；这正是构成真正辩证环节的东西。”¹⁵ 正是否定“使前进成为可能”，因为它把进步引入社会；即便在最一般的挑错意义上，否定性批判的目标也是使世界变得更好（尽管犬儒者或许会反驳，说它只是让挑错者自我感觉更好）。否定性批判关乎改善；如果批判再也触及不到它意欲反对的对象，我们就必须追问：“我们的社会如何取得进步？”¶

显然，辩证法与否定性批判同样，都不只是哲学概念。远远超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范围，它们对于人类解放具有核心意义，并在总体的现代性、尤其是民主之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所有民主社会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我们拥有政府与反对派；反对派通过否定政府政策，不仅监督政府，也向它提出挑战，推动其改善与进步。以左、右对立定位形式存在的反对，组织了我们的公共社会生活、议会，以及报纸和媒体机构。因此，当批判这一概念面临危机时，我们的现代民主社会有理由担忧。¶

然而，明白否定性批判的重要性，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下的肯定性话语中，它抓不到任何东西。对手只是表示同意，也表达善意，当然，却不打算让任何事情改变。幸运的是，否定并不是推动进步的唯一动力。否定性批判无疑曾是最常用的修辞技术之一，但论证可以循着许多路径，推动边界向外拓展。除了康德十分喜爱的疑难（aporia）¹⁶，还有德里达钟爱的交错结构（chiasm）¹⁷，或者福柯经常采用的历史比较与¶

原注 14. Alexandre Kojève, ‘The Dialectic of the Real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in Hegel’, in 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69-260。¶

原注 15. Georg Friedrich Wilhelm Hegel, Science of Logic, London: Routledge, 2002 (1969), p. 55。¶

原注 16. Immanuel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1784), p. 1。¶

原注 17. Jacques Derrida, Aporias (Meridian: Crossing Aesthetics), trans. Thomas Dutoit, Palo Alt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转型追溯¹⁸，以及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事实上，“批判”一词本身的使用方式，也并非都指向否定。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后来的瓦尔特·本雅明的《暴力批判》，都借这个词表示对某个对象的考察。¹⁹ 这说明，批判并不能被还原为否定；沿着这一思路，哲学家卡特琳·蒂勒（Kathrin Thiele）最近提出，以肯定性的参与来实践批判性。但问题仍在：抵抗将变成什么？如果放弃否定这一概念，我们就失去了反对的工具。权力如何能够受到约束？再一次，如果回到 Facebook 及其运作权力的方式，我们就能继续追问这个问题。¶

当权力在新的话语中通过转入地下而运作，当权力不再直接施展，而必须经过调查、分析和揭露才能变得可见时，它的运作方式显然已经改变。乍看之下，数据保护中心反对 Facebook 的策略失败了，因为它只是给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某些网站惹了麻烦，其中约有三家将在 2012 年底以前于行政法院受审。不过，就 Facebook 而言，这个小小的数据保护中心并没有白费力气。虽然无法直接触及公司，其行动却制造了富有成效的麻烦。它引起了关注，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报道该中心的举措；相关文章让人们意识到多项事实，包括 Facebook 所称的“开放图谱”，在技术上其实是围墙花园；用户非常私人的数据，正在通过十分现实的途径流转；以及它是以一家通常难以触及的爱尔兰公司的身份运营。该中心的行动也提醒 Facebook，它必须尊重法律，而不能仗着网络空间的独立性运营，任由大玩家摆布他人。此外，尽管形势似乎不利，数据保护中心仍保留了质疑 Facebook 的权利，从而开辟了一种空间，让人们可以声称自己“不愿被这样治理”——套用福柯的话，大致可以这样说。²⁰¶

直接反对虽无法触及 Facebook，数据保护中心的行动却扰乱了它的运转。该中心没能直接强迫公司作出改变，也未能赢得争论，却造成了扰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再也藏不住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在今天，扰动是一种启蒙技术，而且很有力量：否定可以被收编，扰动却不行。当我们发现否定性批判被“大体同意这一诉求”和“不负有责任”的口头禅中和时，否定性反对便落了空。而扰动不容许问题被掩盖，它迫使我们深入细节，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这个位置出发，批判的概念也能够被重新夺回。¶

与麻烦共处

哲学家卡特琳·蒂勒（Katherin Thiele）在柏林一场会议上讨论当代批判性思维时，提出一个有趣建议：不要把批判理解为发现、¶

原注 18.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p. 32-50。¶

原注 19. Walter Benjamin, ‘Critique of Violence’, trans. Edmund Jephcott, in 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NLB, 1979 (1921), pp. 236-252。¶

原注 20.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Critique?’, trans. Lysa Hochroth and Catherine Porter in Sylvère Lotringer (ed.) The Politics of Truth, Los Angeles: Semiotext(e) 1997, p. 44。¶

揭露和对抗矛盾的过程，而应把它理解为一种内在实践，也就是投入其中。²¹ 这一把批判视作激进肯定姿态的概念，援引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与麻烦共处”的路径²²，主张与争议中的事项建立关联，周旋其中，并通过协商把它们带向一个“不同”的未来，而不是倾向于把自己与不喜欢的东西“分开”、“区分开来”并“保持距离”。这种姿态以康德式的方式让批判站稳脚跟，因为它实践批判的意义，与康德理解启蒙的意义十分接近：正如蒂勒所指出的，它是一项“艰苦的操练”，而不是“无所不能的幻想”。²³ 为了不再生活于自己招致的受监护状态，我们需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解力”。当一个预先配置好、整齐地分成两个对立面的辩证世界已经不存在时，我们需要重新组织自己，“既反对与世界的现行方式结盟，也反对退出对世界的参与”；英国哲学家彼得·霍尔沃德（Peter Hallward）在阐释一种值得考察的“政治的规定性实践”时，正是这样说的。²⁴ 因为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答案。在当今世界，事物繁复而复杂；这既令人疲惫，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

Facebook 就提供了这样的挑战。尽管我们有理由指出，我们“不愿被那样治理”，不愿依照这些规则生活，但它并不只是我们的敌人。尽管平台采用了肯定性的、竖起大拇指的设计，它也可以是一种具有批判作用的社会工具；而且，它不仅从用户那里收集数据，也为用户提供安全保障。在始于 2010 年 12 月、后来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起义中，Facebook 与其他社交媒体网站被用于组织示威与抗议，以及记录和报道暴力。普通人开始发布街头与安全部队冲突的情况，用拍照手机拍下残酷暴力与令人心碎的葬礼。在突尼斯政府封锁了许多其他视频分享网站之后，Facebook 成了一家替代性通讯社，并很快受到该国安全部队的关注。这些部队借助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植入恶意代码，在用户上线时窃取其登录信息。在这里，Facebook 首席安全官乔·沙利文（Joe Sullivan）以两项技术方案作出了聪明回应：为了加密传输的信息，他们把流量重新导向 HTTPS 服务器；而为了真正确保登录账户的是本人，他们要求用户辨认照片中的朋友。²⁵ 这个技巧简单而有效。在此，以下一点变得清楚：在肯定时代，事情总是有不止两个方面。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表明立场，而且我们能够做到。在肯定性话语中，批判并非进行否定，而是抓住问题不放，以便执着地把这个世界引向不同的未来。¶

原注 21. Kathrin Thiele, ‘In Critical Condition or Fully Out of Steam? Critical Thinking Today’, Gegen/Stand der Kriti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y the DFG-Graduiertenkolleg ‘Lebensformen und Lebenswissen’, Berlin, June 28-30, 2012。¶

原注 22. Donna 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8.1 (2010), p. 53。¶

原注 23. Thiele, ‘In Critical Condition or Fully Out of Steam? Critical Thinking Today’, p. 8。¶

原注 24. Peter Hallward, ‘Politics of Prescriptio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4.4 (Fall 2005), pp. 770-71。¶

原注 25. Alexis Madriga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Facebook Responded to the Tunisian Hacks, The Atlantic, 24 January 2011,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1/01/the-inside-story-of-how-facebook-responded-to-tunisian-hacks/7004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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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ddens, Anthony.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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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pert Murdoch: I do not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wrongdoing at News of the World’, The Telegraph, 19 July 2011,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phone-hacking/8647802/Rupert-Murdoch-I-do-not-accept-responsibility-for-wrongdoing-at-News-of-the-Worl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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