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个体化：社交网络的未来

/¶

许煜（YUK HUI）与哈里·哈尔平（HARRY HALPIN）¶

社会的　集体的　FACEBOOK 网络　个体化　万维网 数字　数据　世界　用户 关系　个体¶

我们身处网络的时代。世界正迅速被理解为一个由相互交织、种类仿佛无穷无尽的网络构成的巨大空间：生物网络、生产网络、控制论网络，以及最重要的社会网络。网络图像带着明显的视觉偏向，已成为范式性的表征，帮助我们把当前的技术社会理解为一个整体；否则，这个整体会超出认知把握范围。然而，没有图像在意识形态上是中性的。网络图像也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把某种概念装置铭刻——或预先编程——到世界之上，也就是节点与链接（用图论术语说，即顶点与边）的装置。这并非没有后果：由于支配我们的想象，网络构成了可能发明的地平线，正如西蒙东在《想象与发明》中所展示。¹ 但网络概念本身从何而来？尽管人们对 Facebook 等数字社交网络的统治多有夸饰，量化社会网络的概念却早于数字社交网络，源自心理学家莫雷诺1930年代末的工作。我们认为，数字计算机的出现，主要是加速了前数字时代的网络概念装置。虽然无人能否认其如今的全球影响，但社交网络的根本本体论预设，尽管已占据如此重要地位，却仍未被充分探究。借用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术语：Facebook 这个“什么”，如何构成我们的“谁”？²¶

社会关系的工业化

心理学家、社会计量学创始人 J.L. 莫雷诺（1889—1974），是最早展示图论方法对社会关系研究价值的社会学家之一。莫雷诺在1930年代末及1940年代的工作直接源于心理学，在历史上早于控制论与互联网。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他在哈德逊纽约州女子教养学校的工作，那里的女生逃跑率是常态的14倍。莫雷诺认为，原因在于校内女生之间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随后，他设计了一项简单的社会学调查，帮助自己“绘制网络”，或创造其所谓“社会关系图”；这无非就是熟悉的做法，把人映射为节点，把关系¶

原注 1. Gilbert Simondon, Imagination et Invention, Chatou: Editions de la Transparence, 2008.¶

原注 2. Bernard Stiegler, ‘Who? What?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in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4-180.¶

映射为链接。调查由“你想坐在谁旁边？”之类简单问题构成。莫雷诺从图中发现，女生现有宿舍分配方案造成了冲突；于是使用同一模型提出另一套方案，成功降低了逃跑人数。相信“绘图”能够表征社会关系，促使他写道：“由于社会宇宙的模式对我们不可见，绘图使它变得可见。因此，社会计量图越准确、越真实地描绘所发现的关系，就越有用。”³ 对莫雷诺而言，社会关系绘图不再只是社会关系的表征；这些关系地图可以重新设计社会生活。他将之称为一种新的社会规划，借助预先规划、由技术实现的社会网络，重组“有机”社会关系。早在1941年，他已提出，把技术社会网络叠加于原有社会网络之上，“会产生一种令社会措手不及的局面，使它越来越脱离人类控制”。⁴ 这种失控正是当下技术社会网络的核心问题。为了处理这一现象，我们提出，必须质疑社会网络分析历史发展中所隐藏的某些本体论预设。¶

尽管明确绘制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分析实际上却是社会原子主义的极端表现。必须从社会学和哲学两方面理解这个命题：社会网络的预设是，个体构成网络；因而，个体——传统社会学通常指人类个体，但也可以是动物、民族国家等其他完全个体化的行动者——是社会网络基本且不变的单位。若存在任何集体性，也主要被视为个体及其社会关系之总和，并由量化“社交图谱”映射出来，为社会网络概念赋予数学精度。这与人类学中广泛接受的观点冲突：社会、共同体或其他集体的存在，超出个体及其关系的简单相加，并深深嵌入其技术、历史，甚至动物学世界。可以注意到，集体的发展在历史上以家庭、氏族、部落等形式存在，甚至早于自主个体的观念。¶

同时，社会与网络的结合，也重新激活了工业化精神；这可追溯至远早于莫雷诺的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哲学家亨利·德·圣西门。皮埃尔·米索指出，圣西门是首位通过对生理学的理解，完整概念化网络理念的哲学家；圣西门随后用它分析截然不同的领域，尽管其方式更富想象，而不像后来莫雷诺那样使用数学术语。圣西门确实设想了通信、交通等网络，把网络观念同时作为社会转型的首要概念与工具。他相信，通过工业化，就有可能¶

原注 3. J.L. Moreno, Who Shall Survive? 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 Group Psychotherapy and Sociodrama, New York: Beacon House, 1978, p. 95.¶

原注 4. J.L. Moreno, ‘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 An Introduction in Sociome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4.1 (February, 1941): 15-35.¶

经由网络系统，把财富与资源从富者重新分配给穷者、从才干较高者分配给才干较低者，从而创建社会主义国家；如同有机体通过疏通全部循环，取得内部平衡。⁵¶

今天，历史让我们知道，圣西门的社会学忽视了政治经济学问题（因而也必然忽视阶级问题），这些问题后来由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⁶ 然而，数字社交网络的扩散似乎仍带着一丝解放意味，因为网络的无摩擦中介，似乎也释放了对新型民主社会的想象。所谓“无摩擦”，是指把社会结构设想得更加扁平，使此前孤立的社会组成部分可以彼此参与，甚至在全球层面如此。这一现象被“人人时代”等口号概括：人们可以利用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工具，自主组织活动、运动，乃至革命。对莫雷诺而言，社会计量革命从未摆脱自己的影子。¶

将社会网络描绘为节点和链接的图像，强化了这样一种哲学假设：社会关系总是以物化方式存在，成为一个原子单位与另一个原子单位之间的“链接”。可以想见，把社会网络仅仅描绘为点与点之间的线，会限制创新的地平线：这种原始图像不懂得怎样把超出个体的任何集体性作为首要之物来图示，反而总把集体性当成相互连接的原子地图的后果或副产品。把每个人视为社会原子，已经意味着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内在地否定集体性的位置。¶

Facebook 之类的社交网站停留在这一范式内，只为那些往往早已存在于更丰富社会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提供数字表征，并主要基于不同发现算法，使新联结得以出现。但一个人通过 Facebook 认识的真正新朋友，又有多少不是先在另一个非数字或数字领域相遇？这些用阿多诺的话说“非同一的”（das Nichtidentische）社会关系，被压平为“朋友”这一同一空间；Facebook 本身的存在，很大程度依赖个人主义预设，因为其基本单位始终是个人的 Facebook 资料。⁷ 因此，Facebook 节点最初是人，而人与人唯一的关系只能是“朋友”。后来，对其友谊概念的某些线性修改，分化出“亲密朋友”或“熟人”等其他类别（“敌意”“敌人”等概念当然被禁止，Hatebook 之类讽刺性社交网站除外⁸）。近期，Facebook 又把地点、品牌等新对象类型纳入网络节点，这一次用“赞”关系连接。¶

原注 5. Pierre Musso, ‘Aux origines du concept moderne: corps et réseau dans la philosophie de Saint Simon’, Quaderni 3 (Hiver 87/88): 11-29.¶

原注 6.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en Fowke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92 (1867).¶

原注 7. 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3 (1966).¶

原注 8. 见 http://www.hatebook.org/。¶

尽管这些数字社交网络经过优化，旨在收集原子化个体的营销数据，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们能够把人聚在一起，形成活动超出购物的群体，传播被审查的新闻，甚至开展政治抗议。但赞美 Twitter 这样的社交平台时，必须谨慎。¶

当用户被视为叠加于技术网络上的社会原子时，其潜在集体智慧中的自发性和创新，会被网络控制扭曲；驱动这种控制的是针对个人的密集营销与消费主义，而不是群体潜力的发展。在社交网络中，个体主体是原子，主体化成为在密集监控与控制下展开的工程过程。因此，弗朗索瓦·佩鲁这样的理论家，会把社交网络看作通过否定集体性而产生新型异化的来源。⁹ 群体并不是在共同计划的条件下形成，而共同计划本应指定注意力、力比多能量和时间的投入。今天发生在 Facebook、Twitter 等平台上的却恰恰相反：尽管它们是庞大人群的虚拟家园，却从未形成“共在”的集体计划。在一种对共在近乎残酷的嘲弄中，每个社会原子的时间与注意力被切成更小碎片，再通过状态更新、互动、广告等分散在社交网络上。贝尔纳·斯蒂格勒会认为，这些被构造出的社会原子其实并非“个体”，而是去个体，因为它们似乎失去了在原子主义社交网络装置之外行动的能力，而该装置的社会再生产由其特殊技术形式保障。¹⁰¶

去中心化与社交网络

如果作为中心化数字社交平台主要代表的 Facebook，是社会关系工业化的顶点，那么，仅仅把 Facebook 去中心化，用户能否逃离被化约为社会原子的命运？事实上，多数黑客正是这样简单回应社交网络问题的，从知名的 Diaspora，到建立在开放社交网络标准上、较成功的 Status.Net 项目，皆是如此。但这些黑客和社交“初创”公司，可能忘记了社交网络与中心化的历史。最初，数字社交网站种类很多，例如 LiveJournal、Tribe.net、Friendster 和 Orkut，但这些网站最终开始整合。与 MySpace 等前辈相比，Facebook 的主要优势在于一致的用户界面，以及最初瞄准哈佛等精英大学；它由此利用用户在数字社交网络中的位置来判断社会地位。此外，为防止下一个社交网络颠覆自己，Facebook 创建了 Facebook¶

原注 9.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接过圣西门关于工业与社会转型的问题，发展出一种集体创造的构想：人与机器相互作用，通过对象标准化，人能够更新生活方式，生产出一个“自我集体创造”的系统。值得注意的是，佩鲁也受约瑟夫·熊彼特影响，尤其是创造性破坏概念。François Perroux, Industrie et création collective, tome I: Saint-simonisme du XXe siècle et création collective, Paris: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64.¶

原注 10. Bernard Stiegler, États de choc: Bêtise et savoir au XXIe Siècle, Paris: Fayard/Mille et une Nuit, 2012.¶

开发者平台，让应用可以在 Facebook 之上运行，巧妙地违背了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经典“创造性破坏”模型。¹¹ 这样，Facebook 一边允许开发者在其上建立自己的业务，一边捕获开发者，把他们困在自己的“围墙花园”里，从而把一个单纯的社交网站转变为无所不包的社交平台。¶

数字社交网络诞生之初，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社会关系的中心化存在危险。最早的典型案例或许发生在2005年：伊朗政府封锁 Orkut，不久又封锁其他社交网站。当时在万维网联盟任职的 Dan Brickley 写道：“开关一拨，65,000多个伊朗博客（据 blogcensus）和 Orkut 超过7%的用户，就这么没了。”¹² 万维网联盟（W3C）是世界首要的网络标准机构，维护 HTML 及其他标准。当时，Brickley 正与广受赞誉的网络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合作，创建伯纳斯-李所称的“语义网”：雄心勃勃地将文档网络转变为链接数据的语义网络，赋予数据“明确界定的”意义。伯纳斯-李认为，不仅释放全世界的文本，还把全世界的数据从各种封闭数据库中去中心化，将引发巨大的创新爆发。第一步是 RDF（资源描述框架）：一种开放、可扩展的数据格式，旨在用基于网络形式的简单知识表示语言，描述任何事物的元数据；具体说，就是节点与链接，节点表示主语和宾语，链接表示二者之间的谓词。¹³ Brickley 决定使用 RDF 创建“朋友的朋友”（FOAF）项目，以“〔创建〕一个由机器可读页面组成的网络，描述人、他们之间的链接，以及他们创造和从事的事物……FOAF 定义一种开放、去中心化的技术，连接社交网站及其所描述的人”。¹⁴ 他希望，有了这样的数据可携带标准，用户就能随意携带数据迁移，摆脱社交网站消失时数据也随之毁灭的问题。¶

LiveJournal 创始人 Brad Fitzpatrick 是开放社交图谱的最早倡导者。起初，他允许用户从 LiveJournal“导出”FOAF 资料，让他们控制自己的数据，并迁移到其他支持 FOAF 的网站。在与当时 Six Apart 同事 David Recordon 合编的《社交图谱思考》中，Fitzpatrick 表示：¶

越来越多新的“社交应用”及传统应用，要么需要“社交图谱”，要么可以利用其中的信息，为用户提供更大价值……不幸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全面且去中心化的社交图谱（甚至不存在多个能够互操作的社交图谱）。

原注 11.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2003 (1943)。关于“创造性破坏”，另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eative_destruction。¶

原注 12. Dan Brickley, ‘Re: Twitter and Iran Elections’, posting to W3C mailing list, 16 June 2009, http://lists.w3.org/Archives/Public/public-xg-socialweb/2009Jun/0096.html。¶

原注 13. 关于 RDF，见 http://www.w3.org/TR/2004/REC-rdf-concepts-20040210/。¶

原注 14. 见 http://www.foaf-project.org/。¶

相反，存在的是数百个分散的社交图谱，多数质量可疑，许多是围墙花园。¹⁵

因此，Fitzpatrick 宣称，社会应“最终使社交图谱成为共同体资产”，以便“让图谱数据像个人电脑上的文档一样可以携带”。¹⁶ 一系列工作随即展开，制定创建去中心化社交网络所需的规范。在“联邦式社交网络”的口号下，Status.Net（前身 identi.ca）等公司开始产出可运行代码，展示以标准为基础、真正去中心化且开放的社交网络的潜力：状态更新、个人资料等数据，可以在多个服务器之间无缝分享——至少在技术上，这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这些去中心化社交网络的工作，在黑客与社交网络爱好者之外几乎没有影响，尽管它确实让几位先驱在 Facebook、Google 等公司找到了工作。Fitzpatrick 的合著者 David Recordon 离开 Six Apart，成为 Facebook 首任标准经理；这至少部分归功于他最初围绕开放授权（OAuth）、OpenID 及去中心化社交图谱所作的工作。在 Facebook，Recordon 开始对伯纳斯-李的语义网感兴趣，与 FOAF 发明者 Dan Brickley 讨论，并传出 Facebook 可能“开放”社交平台的消息。然而，实际发生的更有意思：它发布了“赞”按钮，正式名称为“开放图谱协议”。¹⁷ Facebook 巧妙利用 RDF 开放标准，让站长把网页描述为有限商品类别中的一种（电影、人物、书籍、地点等），再结合 Javascript，把任何网站的数据发送给 Facebook。与 Google 抓取的超链接不同，哪个用户“赞”了某项商品的信息，不向网站所有者揭示，甚至也不由用户本人保存，而是被送往 Facebook 的中心化数据库。颇为讽刺的是，Facebook 利用开放标准语义网，在整个网络上建立了一个真正封闭、只包含“赞”这一关系的平台！面对 Facebook 在社交网络中日益扩张的统治，Google 惊慌之下招募了去中心化社交网络背后的许多关键人物，包括 Brad Fitzpatrick、Dan Brickley、Joseph Smarr、Chris Messina 等；其中一些人后来开发了 Google+。但迄今，Google+ 仍未成为去中心化社交网络的核心。¶

关键在于，社交网络去中心化只是社交网络的扩散，因此实际上与中心化平台“开放”商业模式的扩散相容；这些模式完全没有挑战社交网络本身的本体论预设。语义网的去中心化性质，却产生了大规模中心化的“赞”按钮，这说明问题并非简单地把中心化数字社交网络与去中心化社交万维网对立起来。去中心化从不彻底完成，而且往往充满矛盾。即使可以说互联网在 IP 地址层面是去中心化的，但目前，¶

原注 15. Brad Fitzpatrick and David Recordon, ‘Thoughts on the Social Graph’, bradfitz.com, 17 August 2007, http://bradfitz.com/social-graph-problem/。¶

原注 16. Brad Fitzpatrick and David Recordon, ‘Thoughts on the Social Graph’。¶

原注 17. 关于“开放图谱协议”，见 http://ogp.me/。¶

通过 Google 和 Facebook 的服务器与数据库提取货币价值，仍然是中心化的。¶

“去中心化”一词需要进一步审视，因为眼前哲学问题的关键是：即使在去中心化系统中，也从未挑战把人还原为原子、把关系还原为原子之间链接的本体论化约。未能超越这一点，使真实的人类用户几乎没有理由采用中心化数字社交平台及其社会管理方式的替代方案。我们承认，去中心化往往是值得追求的特征，但必须记住，它并不必然意味着正面意义，否则会简单滑向对点对点系统的某种拜物教。不过，反过来相信去中心化永远负面，也会让我们陷入角落，只能像加洛韦一样指出网络如何意味着控制。¹⁸ 对我们更有用的是斯蒂格勒的术语：去中心化技术始终是一种 pharmacon，某种同时正面与负面、既是药方又是毒物的东西。¹⁹ 因此，中心化数字社交平台的大规模采用，既意味着民主传播——2011年各种抗议中 Twitter 与 Facebook 的作用便是见证——也意味着社会控制——同样技术对其中一些运动的监视与摧毁便是见证——这并不应令人意外。探究社交网络这一“新”现象如何嵌入一个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更大意识形态装置，其意义不只是批判性揭露某种“真理内容”；我们还认为，通过有意识地分析并超越以图来经典表征社会网络时僵硬、贫乏的本体论假设，想象与发明的可能性，仍能为个体化打开新空间。去中心化现在不够，永远也不会足够。¶

集体个体化

是否可以重新思考集体性概念，以补救当前数字社交网络的个体化原子主义？这并不意味着抹去个体，用某种神秘化、物化的集体性替代其独特性，带来斯大林主义集体主义所显示的可疑政治后果。相反，我们希望集体与个体相互创造，犹如某些花朵与蜜蜂之间必需的繁殖关系。社会计量学要求越来越精确的映射，以准确反映和预测连接、互动的概率，从而通过营销最大化平台自身的利润率；因此，数字社交网络中的技术个体化，很容易重新滑向去个体化。我们能否思考一种新的个体化，既不颂扬、也不拒绝数字社交技术的可能性？网络预设了当前这种使人去个体化的社会概念，并在实践中通过社会技术工程将之实现；一种能够对此发挥治疗作用的个体化模型，恰恰就是吉尔贝·西蒙东在《心理与集体个体化》中提出的。²⁰¶

原注 18. Alexander Galloway,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Boston: MIT Press, 2006.¶

原注 19. Bernard Stiegler, Ce qui fait que la vie vaut la peine d’être vécue: De la pharmacologie, Paris: Flammarion, 2010.¶

原注 20. 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Paris: Editions Aubier, 1989.¶

西蒙东指出，个体化始终同时是心理的与集体的。他所谓心理个体化，指个体心理的形成，例如处于焦虑、悲伤、愤怒等状态。“集体”则指出，这些个体状态的形成，必然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技术世界相连。但心理与集体的二分本身不够，必须同时思考二者。个体与群体并不对立，个体和集体构成持续的个体化过程。对西蒙东而言，心理个体化更多是一种单纯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它也是个体化的条件；集体个体化则是使个体进入持续转变状态的过程。¶

集体的形成常被化约为“个体为什么想参与”之类考量，这也是营销者或筹划创业者的典型问题。这个问题只把社会规范和集体看作预定义结构，错误假定：为了创建集体，工程方法必须立刻设置社会范畴，并根据这些预先配置“塑造”参与个体。西蒙东把个体化看作类似结晶的过程。同样，群体的生成也可以看作一种个体化，使每个个体同时成为行动者与环境。有人可能问：我们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不已经是心理与集体个体化吗？的确，西蒙东的哲学路径可以成为分析社会关系的工具；但必须超越这种局限，理解这些理论不仅是分析工具，这些概念也是转变的工具。正如前文所见，Facebook 主要让原子化个体进行个体化。因此，真正替代 Facebook 的方案，不会复制其功能，而会从完全不同之处出发：从集体出发，重新设计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我们不应只问原子化个体怎样形成集体，而必须发现集体社交网络怎样改变、塑造个体，并把这种现象置于首位。¶

因此，我们想反思群体问题，并提出：将集体与个体区别开的，是属于群体的共同计划；共同计划继而塑造集体个体化过程。以 Ushahidi 为例，它在 Google Maps 之上提供众包地图服务，最初旨在监测肯尼亚选举期间的暴力。2010年海地地震之后，为帮助从灾难中恢复，Ushahidi 让当地与海外志愿者通过特殊标签收集短信，绘制危机地图，救出那些否则可能失去生命的人。2011年日本地震与海啸之后，日本工程师分析推文及其他社交媒体，绘制海啸损害与待处理紧急情况的地图。这些项目的动力远超简单发布个人状态更新，使人们能围绕共同目标积极协作，由此发展出集体的计划性。正是计划形成的时刻，让个体通过集体使自己个体化，并赋予个人投入以意义。在 Facebook 上可以建立群组、页面、活动，但 Facebook、Google+ 和 Twitter 都没有提供基于协作的集体个体化工具。换言之，在 Facebook 上，群组与个体并无¶

不同，只是网络中又一个原子。我们要超越原子与链接，超越节点与顶点！¶

集体式社交网络

说清楚一点：我们反对的是社交网络关于个体及其关系的哲学假设；正是通过改变这些假设，我们才能想象把社交网络转变为集体个体化的技术。从初步瞥见集体个体化这一新哲学模型，到在技术系统中实现它，我们提出：社交网站应作为一套动态、开放、没有预定终点的工具存在，使集体计划能够被创建和管理。只要群体成功运用其生物—技术能力，完成集体个体化过程中产生的目标，集体智慧就能成为现实。因此，用户必须始终属于某个具体集体计划，否则就不能充分利用平台定义的功能和数据。每项集体计划可由共同同意的目标界定，由一起经历集体个体化的群体“成员”集体提出并更新完成要求。任务随后可分配为个人行动或子群组行动，其进度应被监测和显示。不过，集体应该动态而非静态：群组可随时合并为更大计划，计划也可拆分为更小集体。通过这种方式，集体能够彼此发现、沟通，寻找合作与信息分享的可能。¶

有趣的是，替代性数字社交网络唯一成功的例子，都是为草根政治项目整合集体功能的网络。实际上，第一个由用户贡献内容驱动的 Web 2.0 网站，可以说是 Indymedia：世纪之交另全球化运动兴起时建立的全球独立媒体中心网络。²¹ 如今，几乎所有大众媒体渠道的网站，都拥有 Indymedia 曾经创新的开放评论功能。此外，最初设想“增强社交网络”的行动者与程序员，希望它能够“增强公民形成关系、围绕实践共同体中的共同兴趣自我组织的能力，从而更好参与民主治理过程”²²；这些人似乎多数已经放弃，现在要么在传统数字社交网络工作，要么也许在打“长线”，以实现原初愿景。最后，从 FOAF 到 Diaspora²³，这些 Facebook、Twitter 替代方案的成功，可以客观地用用户数量及持续长期增长来衡量。Diaspora 等替代网络虽因《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报道，短暂吸引大量用户，却从未提供集体个体化所需的协作工具。因此，除抽象价值与¶

原注 21. 见 https://www.indymedia.org/。¶

原注 22. Ken Jordan, Jan Hauser and Steven Foster, ‘The Augmented Social Network: Building Identity and Trust into the Next-generation Internet’, First Monday 8.8 (4 August 2003), http://www.uic.edu/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068/988。¶

原注 23. 见 https://joindiaspora.com/。¶

工程设计以外，它们无法以用户能理解的方式与 Facebook 区分开，用户最终失去兴趣；甚至如今，留下的创始人也转向其他项目。此外，任何仅仅创造社交网络去中心化的协议，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被 Facebook 或 Google+ 等现有平台吸纳。更可能的是，任何所谓替代方案，只要不超越原始社会物理学的构想——社会原子由物化社会关系联结——就会枯萎、死亡。尽管对中心化数字社交平台的批评接连不断，这种原始社会物理学的概念装置似乎对行动者影响甚微：从埃及革命到 #occupy，他们都经常使用 Twitter、Facebook 等传统原子化网络，主要是为了借其庞大用户群进行宣传。这确实是传播消息最有效的方式。但人类经由数字社交网络实现全球互联，最终结果竟只是分享照片和用140个字符呼喊以求注意，仍显得相当贫乏。¶

仔细观察会发现，行动者彼此组织时，用的并不是 Facebook 和 Twitter，而是鲜为人知的替代社交网络，如去中心化数字社交网络 Lorea²⁴，以及由行动者服务器 riseup.net 运营的 Crabgrass。²⁵ 客观而言，这两个网络在各自共同体中都算成功：各有约50,000名用户，持续增长，软件不断更新。这很可能因为它们广为运动参与者熟知，并整合进现有社会运动，直接关联街头与网络上的集体个体化。Lorea 是西班牙“愤怒者”运动首选的集体社交平台，Crabgrass 则与美国、德国、巴西的多种无政府主义运动保持长期关系。这并不是说，任何由草根政治行动者创建的平台都注定成功，远非如此：#occupy 运动计划创建、曾被大力炒作的 Federated General Assembly（联邦式大会）平台，至今仍是草案，而非拥有真实用户的可运行代码库。Lorea 和 Crabgrass 成功的原因很直接：Facebook、Twitter 等原子化数字社交网络，恰恰缺少协调与数据生产所需的工具，例如这些平台“群件”所提供的文件协同编辑和任务组织。“群件”一词通常与 IBM Lotusphere 等商业软件相联，但此类工具多数长期只向愿付高价的企业用户提供，功能也局限于企业用途。我们如今看到的是，群件进入公民自组织的手中。此外，这两个网络在实践中都并不特别去中心化：Lorea 虽然去中心化，几乎所有活动却在单一节点上；Crabgrass 出于安全考虑，尚未实现包括联邦互联在内的功能。从这一点看，用户真正重视的显然是使集体个体化成为可能的功能，而非去中心化本身。¶

目前，这些行动主义社交平台，在集体个体化所需工具方面还只触及表面。Crabgrass 与 Lorea 最受欢迎的工具是维基协同编辑，但严格局限于小型行动者群体，¶

原注 24. 见 https://lorea.org/。¶

原注 25. 见 https://we.riseup.net/。¶

替代社交平台保护这些群体的隐私，使其免遭潜在监视。然而，还需要更多种工具，在更广泛的延迟时间和媒介范围内协调，从 Eetherpad 的实时聊天，到视频协同编辑与注释。真正替代原子化社交网络的方案，不只应培育信息的集体生产，还应创造一个横跨一切可能数据类型、供各种反思与知识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发现，这些集体平台确实可能成为伯纳斯-李语义网的核心：它们应有能力储存、提炼、分享数据，使用 RDF 等开放而灵活的格式，再通过将数据投射到地图和其他可视化中，使之容易解释。与把网络简单想成任何用户都能轻易访问全部数据的普遍空间不同，集体个体化平台只允许参与数据与知识创造的人，通过访问控制掌握数据，使他们能够在准备好时向更广世界发布。正如当前社交平台的首要存在理由，是为营销收割用户数据，真正的替代方案则会让用户创造关于其世界的多种数据，以增强自身在其中的集体存在：形成广泛、多样、开放的关系。最终，这些不是原子间的连接，而是存在于数据、栖居于数据的不同方式，是在互联网时代的此在（Dasein）之中，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此”（Da）。¶

沿着这一思路，参与集体个体化过程的人，必须能够以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显露自身，能够使用不同人格面貌，甚至保持匿名，而不是永远绑定单一身份。可以想象，有些人宁愿使用化名或匿名，甚至只在完全匿名的集体中行动。当前数字社交网络主要作为营销机器存在，（去）个体化只是副作用；看似私密的东西，对服务器运营者始终可见。因此，要为集体个体化打开空间，连运营服务器的系统管理员，也不应能够访问其上集体群组的数据。利用公钥技术与服务器端加密，应能实现这一点，阻止运营者窥探用户。确实，出于安全考虑，只要正确实施，去中心化就有意义；同时，以去中心化和冗余方式把数据储存在多台服务器，能够尽量降低攻击与集体生产数据被毁的后果。¶

结论：有待到来的社交网络

我们并不反对图的数学，而是反对网络的世界图像（Weltbild）：一种关于整个世界的特定图像，它限制、塑造我们的潜能。²⁶ 如同此前把世界看作钟表或计算机的图像，这幅特定图像远非无辜，而是反映社会与经济秩序的本体论假设：亚当·斯密及古典经济学家把交换——一种链接！——看成总发生于个体之间，这并非偶然。我们一再指出，网络理论与¶

原注 26. Yuk Hui, ‘Computational Turn or a New Weltbild?’, Junctures: The Journal for Thematic Dialogue 13 Unseen (2010): 41-51。可见 http://www.junctures.org/index.php/junctures/article/view/6/4。¶

数字性本身关系不大，因为远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圣西门失败的空想社会主义就已渴望建立网络世界。数字社交网络把社交图谱数学理论，与横跨全球的数字通信网络这一现实人工物结合，代表社会关系的工业化：它把“社会的”这个难以捉摸的形容词所指向的丰富可能性，转变为彻底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与世界的关联被还原为纯粹链接。当今社交网络的预设，远非中性科学方法，而是在中介我们的真实沟通。¶

集体个体化提出，对于一种远远超出营销、点击率、用户数量之类指标的经济，另一种社交网络不仅可能，而且必要。集体式社交网络是可能的，它基于我们自身及我们与他人在世共在的显现，基于围绕共同计划或召唤形成的“群体”。计划也是投射，即预期群体集体个体化的共同未来。把群体与计划联系起来，就是坚持：个体化始终也是时间性和存在性过程，而不只是社会与心理过程。把共同意志投向计划，是计划本身产生群体与个体的共同个体化。此外，创建一种受开放标准影响、建立在这种群体观念上的新技术基础，就能让不同替代方案交换其社交网络的要素，并在协议、数据可携带性，尤其概念化层面实现相互沟通。因此，我们批评社交网络的局限，也批评把社会计量学奉为理解社会计算之康庄大道的研究者；同时，我们也想勾勒：理解、甚至编程社会与数字的新方法，是可能而且迫切的。¶

最后，让我们用几句或许令人意外的话，为社交网络辩护。¶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越来越着迷于一种新的世界图像——全球社交网络——同时也越来越深陷其中。社交网络或许发挥着与早已逝去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小说相似的功能，正如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分析的：当个体被连根拔出此前稳定的田园世界、推入城市，资产阶级小说叙事提供了关键表征，既见证资本主义到来造成的伤害，也使人能够象征性地获得一种新的整体理解，面对压倒性的大都市新世界。²⁷ 如今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生活被连根拔出，超出特定城市与国家；失业率上升又让“工作”（工厂、工作场所、办公室）的重要性下降。于是，我们在 Facebook 的图像里瞥见一种理解全球关系网络、理解自身生活“时间线”的方式，又有什么奇怪？对“朋友”的普遍痴迷，难道不既暴露全球世界的孤独，也暴露人类对真正友谊的渴望？把力比多投入个人资料，难道不恰恰准确地映照出：在一个脱离传统与地方感、漂泊不定的世界里，维持身份感何其困难？尽管节点与链接的本体论有缺陷，全球社交网络的图像里，仍包含一个统一世界的可能图景，远比那种把世界描绘为彼此分隔的民族国家、¶

原注 27. Georg Lukács, Theory of the Novel, trans. A. Bostoc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4 (1916).¶

各有特殊颜色与僵硬边界、永不混合的地球图像更为如此。莫雷诺今天仍有一个尚未兑现的承诺，由覆盖全球的社交网络图像呈现出来：构建真正全球性的友谊与联结观念的可能。全球社交网络世界图像之后会出现什么图像，尚不得而知；但我们只能希望，那将是废除一切此类图像。图像始终见证着我们的异化，以及我们未能把握实际上已经存在之物。当我们培养认知能力，足以对共同世界承担责任时，就不会再有世界的图像。届时，只有世界本身。¶

参考文献

Adorno, Theodor.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3 (1966).¶

Fitzpatrick, Brad and David Recordon. ‘Thoughts on the Social Graph’, bradfitz.com, 17 August 2007, http://bradfitz.com/social-graph-problem/。¶

Galloway, Alexander.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Boston: MIT Press, 2006.¶

Hui, Yuk. ‘Computational Turn or a New Weltbild?’, Junctures: The Journal for Thematic Dialogue 13 Unseen (2010): 41-51.¶

Jordan, Ken, Jan Hauser and Steven Foster. ‘The Augmented Social Network: Building Identity and Trust into the Next-generation Internet’, First Monday 8.8 (4 August 2003), http://www.uic.edu/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068/988。¶

Lukács, Georg. Theory of the Novel, trans. A. Bostoc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4 (1916).¶

Marx, Karl. Capital: Volume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en Fowke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92 (1867).¶

Moreno, J.L. ‘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 An Introduction in Sociome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4.1 (February, 1941): 15-35.¶

______. Who Shall Survive? 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 Group Psychotherapy and Sociodrama, New York: Beacon House, 1978.¶

Musso, Pierre. ‘Aux origines du concept moderne: corps et réseau dans la philosophie de Saint Simon’, Quaderni 3 (Hiver 87/88): 11-29.¶

Perroux, François. Industrie et création collective, tome I: Saint-simonisme du XXe siècle et création collective, Paris: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64.¶

Schumpeter, Joseph.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2003 (1943).¶

Simondon, Gilbert.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Paris: Editions Aubier, 1989.¶

______. Imagination et Invention, Chatou: Editions de la Transparence, 2008.¶

Stiegler, Bernard. ‘Who? What?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in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4-180.¶

______. Ce qui fait que la vie vaut la peine d’être vécue: De la pharmacologie, Paris: Flammarion, 2010.¶

______. États de choc: Bêtise et savoir au XXIe Siècle, Paris: Fayard/Mille et une Nuit,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