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的反证词

玛丽亚·达达（Maria Dada）¶

本章从批判的问题出发。我们如何批判，为何批判——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如今再没有人能有效地批判？布鲁诺·拉图尔在《批判为何耗尽了动力？》一文中表达了类似感受。他说：“我不觉得学术界已足够迅速地做好准备，面对新的威胁、新的危险、新的任务、新的目标。我们不正像那些机械玩具吗？周围一切早已改变，它们却还无休止地重复同一个动作。”^[1]拉图尔认为，问题在于原则的缺失。按他的说法，批判冲垮了一切声称拥有根基的主张，侵蚀了任何坚实基础感，也随之侵蚀了有说服力的论证。结果，连批判本身都没有确定的根基。没有根基，就很难区分严谨的批判主张与阴谋论。这就是阴谋论书籍畅销的原因。拉图尔哀悼批判的死亡。在它破败的遗骸上，整个产业兴起，否认阿波罗计划曾经发生。¶

批判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自我反思式追问的模式，产生于启蒙时代；那个时代的思想者大多高度重视理性与推理。批判的目的，是质疑我们对理性的理解，使它受到约束。它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理解摆脱任何特定的、教条式定义观点的枷锁。无论我们主张启蒙运动过度夸大了理性的力量——正如反启蒙的声音所说——还是缩小了它，要点都相同：启蒙原则歪曲了理性，而批判要去拯救理性。我的主张是，原则的缺失，把批判转化为围绕证据力度和证词可信度的问题。有效的批判，与可靠证人提供的反证词同义。¶

证人是在事件发生时在场的人，事件往往是犯罪；他们能够在法律面前作证，就相关事件提供直接证据。然而，他们常常依靠模糊的记忆和不清晰的视觉。辩方或控方要质疑证人的可靠性或可信度，并不太难。制作的作用就在这里出现。在后批判时代，证词或反证词往往不只是被说出来，而是被建构出来。拉图尔首先承认，批判必须被制作。因此，目击证人不再是一个人，而可能是一张照片、一段视频，或其他监控形式。当事实——以物件形式提交的证据，而非证人模糊的证词——摆在面前时，陪审团会更加果断。批判或反证词，是一个由基础设施赋能的物质过程，是涉及物理、化学及物质能动性形式的实践问题。¶

有鉴于此，我将进一步探索批判性制作作为反证词的作用。从法证与反法证的审美实践，到实验室在媒介考古和调查实践中的作用，我将讲述一些创客的故事：他们呈现自己的物件，作为对紧迫社会政治问题的反叙事。但更重要的是，我会讨论，在充斥赝品、普遍丧失信念的世界里，批判性制作实践如何建立可信度。¶

批判的问题

Heather Dewey-Hagborg的《陌生人肖像》（Stranger Visions），呈现为一组经3D打印制作、与真人等大、色彩完整的“肖像”。这些肖像通过计算生成，依据的是从纽约普通行人留下的头发、嚼过的口香糖和烟蒂中提取的DNA痕迹。每一幅精细构造的“肖像”，都表现一个陌生人可能的样貌，是根据其遗传特征制作的再现。项目提醒人们关注日益精密的生物监控机制。这件作品可以被理解为批判性创客的创作：创客收集或生产物件、人工制品、文字和图像，以之展开批判。但作为批判之物的3D打印雕塑，与互联网上或画廊里大量涌现的其他物件有何不同？总体而言，后者本身也相当精巧。在这一语境中，批判究竟是什么？¶

一个极大影响批判性制作实践的问题在于，目前对于批判性创客可能认为什么是理性，并没有统一看法；启蒙批判通过无休止的追问，已经拆解了围绕理性的大多数观念及其根基。如今还高度重视何种理性——如果还重视的话——并不清楚。在这些条件下，批判陷入困境。你看，批判与理性相伴而行：一方充当确立另一方的手段。没有批判，就无法审慎推理；没有理性，就没有据以批判的基础。如果批判有麻烦，批判性创客同样如此。更进一步，在不确定、犹豫和日益怀疑的危机之下，批判的消失变得危险，损害我们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他全球问题的能力：政治僵局、国际援助、移民——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

不过，困扰我将在这里讨论的两位理论家的，是气候变化。布鲁诺·拉图尔与媒介理论家Wendy Chun都认为，在气候问题面前丧失对科学的信任，极其重要，也是复兴批判的首要理由。我先从拉图尔谈起。他认为，批判理论家拒绝接触他所称的事实之事（matters of fact），^[2]也就是科学家所谓的原初事实（brut fact）或经验事实，已经太久了。他在2004年《Critical Inquirer》的一篇文章中说，错误在于以为，批判事实之事的唯一办法就是远离它们。^[3]¶

结果，这些批判理论家从不体验科学和技术中那样复杂的物件。米歇尔·塞尔（Michael Serre，原文如此）虽与批判相距甚远，却是少数从本体论和人类学角度认真对待科学物件的思想家之一。其他理论家和哲学家似乎喝很多咖啡，因此，他们似乎唯一体验的物件就是壶——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最喜欢用来思考的对象。有时，为了让描述多样化，他们也使用石头。但按照拉图尔的说法，若他们描述的不是一块石头，而是白云石，岂不更有意思？¶

因为批判理论家不沉思精密复杂的物件，他们无法将其视为拉图尔所说的关切之事（matters of concern），即更类似于艺术作品，或具有社会和历史意义的作品。例如，马丁·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会把手工制作的壶视为关切之事，而工厂制造的一罐可乐则只是一个物件、一项事实之事。关切之事是那些被赋予政治含义或审美意义的事物。¶

与海德格尔不同，拉图尔相信，内涵丰富的技术物可以转变为关切之事。他举出20世纪80年代“挑战者号”事故为例——这架航天飞机在尝试飞行后数秒解体——认为它完美体现了这种转变，整个过程仅仅用了73秒。反过来，关切之事也能够转变为物件或事实之事。因此，拉图尔的批判方法包含将事实之事转变为关切之事。这难道不正是批判性创客的任务：把事实性物件转变为关切性物件？也许如此，但任务并不简单。拉图尔说：“你可以对杯子、壶、石头、天鹅、猫、垫子做某类事情，却不能把同样的事施于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所涉及的电气时钟同步。聚集起来的事物，不能像物件一样朝你扔过来。”^[4]当我们把物件转化为关切之事时，也削弱了它们的科学性主张。当事实之事融入高度复杂、具有历史位置的关切之事时，它们就被置于怀疑之中。¶

为什么？拉图尔在这里把责任归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方法。社会科学总以荒谬方式表现事实之事——我们也可以把批判性制作算在内——批判开始类似某种反拜物主义，或拉图尔所说的“仙灵立场”。所谓仙灵立场，指社会科学中的常见论证：揭示被错误地投射到物件上的欲望和愿望，即那些“仙灵”。社会科学家或创客批评者，总是向作为信奉者的天真读者说明：他们正错误地把愿望和迷恋投射到一个物质实体，即物件之上。换言之，批判性创客试图揭示投射在实体上的意识形态与霸权。“看啊，天真的读者／观众／傻瓜，”批评者说，“你意识不到的力量正在作用于你。”然而，学科之外没有人对社会科学家如何处置事实之事感兴趣。没有人在乎其拜物化物件脚下的社会地毯被猛地抽走。没有人愿意这些物件受到如此对待。读者宁可坚持事实之事。而且，当面对具有某种坚实性的物件时，这样的批判毫无用处。例如，你不能对神经递质玩投射游戏。任务并不是抽走事实之事脚下的地毯，以揭示其成立条件。这种举动把注意力从事实之事转向使它们成为可能或不可能的东西；在拉图尔看来，这种做法已经过头了。不过，不加批判地使用科学成果或事实之事时，批判同样没有用。虽然拉图尔多少谴责仙灵立场，却并不主张它的反面，即他所谓的“事实立场”，也就是社会科学可能称为实证主义的东西。总之，拜物不奏效，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拜物；关切之事也不奏效，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也是拜物。¶

拉图尔的结论是，必须制定一种新方法，其作用不能仅仅是说明物件不过是读者无意识的社会投射。他声称自己在寻找类似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所谓实践的绞轧机的东西：¶

不是逃向某一既定事实之事的可能性条件，也不是添加某种更人性的东西，以补足非人性的事实之事所遗漏的内容；而是使用人类学、哲学、形而上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工具展开多方面探究，发现究竟有多少参与者聚集在一件事物中，使它得以存在，并维持其存在。^[5]

在不确定条件下行动

对Wendy Chun来说，问题不在于批判理论家不再接触事实之事，^[6]而在于我们作为寻求信息的公众，开始向事实之事索求不合理程度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并不是启蒙时代对思想家的要求；在那个时代，科学怀疑受到欢迎，并构成科学过程的重要部分。^[7]按照Chun的说法，我们身处一个“CSI效应”时代，人们把不可能实现的期待加到科学身上。《CSI》，即《犯罪现场调查》（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是世界上观看人数最多的电视剧之一。每一集中，CSI团队都通过寻找法证证据、DNA样本和指纹，弥合推测与定罪之间的距离；所有这些证据汇合起来，无可辩驳地指认某个罪犯。对Chun而言，CSI的调查呈现、模仿或预示了一种思维过程：要求弥合科学证据与科学结果之间的间隙。所有证据都必须指向答案，不留任何疑影。真理和正义体系，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演出。¶

施加于理性及其事实之事的不合理要求，是启蒙时代批判和怀疑主义的结果。恰恰因为批判不断冲击理性不确定的根基，确定性才变得必不可少。索求确定性，抹去了争论和争议本为科学核心这一事实。把科学当作“真实”来推销，封闭了辩论。结果，事实之事被缴了械。启蒙工具最初为支持科学而设计，如今却被用来反对科学。因此，气候变化虽已被预测，人们却鲜有行动。对Chun来说，问题不是丰富我们的事实之事。事实已然知晓。因此，问题不在于对气候变化取得更多确定性。地球气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上升，事实全都在那里。问题是，我们似乎失去了在不确定条件下行动的能力。我们不断期待理性交给我们确信，提供无可争议的确定性。面对如此高的期待，保守组织和不端的科学家，轻而易举就能向任何议题注入怀疑。于是，争论很容易被描绘成科学对抗政治。但这并不是组织辩论的富有成效的基础。在这片怀疑主义的浓雾里，以批判为武器的批判性创客，只是在放大否认者的声音，而贩卖怀疑的人变成了科学家自己。¶

Chun认为，不确定性需要成为使行动成为可能的力量。我们要应对无法看见或亲身体验的风险，就必须有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摆脱“不确定性助长不作为”的观念。如果公众认为，必须收集所有事实之事才能获得确定性，而且这种壮举确实可能，他们就会尝试这样做——并在获得这种确定性之前陷入瘫痪，冻结于不行动状态。然而，我们必须谨慎，不能把复杂性简化为一个容易解决或判定的事件。我们需要运用假说——以促使进一步行动和调查的假定“将就着前行”——而不是采用法证式验证逻辑，即为了准确和确定而累积证据的过程。¶

法外策略，以及法律与规范的纠缠

对拉图尔和Chun而言，在理性领域内行动，实际上就是在科学理性与事实之事的领域内行动。他们都试图从不确定性和阴谋论的魔爪中拯救启蒙科学。在他们看来，科学凭一己之力终结了宗教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就是启蒙，而它正陷于困境。但两人似乎忽略了一点：科学并不是我们能够理性行动的唯一场域。事实之事当然重要，但如果不诉诸它们在其中运作的规范与价值，这些事实就缺乏政治含义。作为批判的奠基者之一，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也是最早认识到理性、科学与可称为法则之事之间重要关系的人之一：对经验性的事实之事作出裁决的，正是理性的法则，无论这些法则是自然的、道德的还是司法的。^[8]Chun在阐述能够在不确定性边界内行动的重要性时，借鉴了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工作。然而，她阅读贝克《世界风险社会》时遗漏的是：索求确定性的局限，不仅发生于科学领域，也发生于法律范围之内。未能回应气候变化等灾难的，既是科学，也是法律。¶

科学始终与包括批判在内的启蒙观念并肩前行。然而，法则，特别是自然法则的观念，同样至关重要。批判的大量工作，围绕如何使理性摆脱其法则的限制展开；这些法则不只包括自然法则，也包括道德和司法法则。例如，米歇尔·福柯追溯“治理”理性的谱系，从处决和拷问罪犯等治理与立法的理性开始，经过自然法则由教会设定转向由科学设定的历史变化，最终走向市场的价格和需求法则。^[9]无论批判采用何种方法，如果它不能向规范、价值和政治倾向发言，并与之抗衡，就没有意义。¶

拉图尔努力使科学免受其害的“阴谋论”一词，本身就是法律范畴。什么是阴谋论、什么不是，由法律决定。因此，只有在法律面前，才能区分批判与阴谋。记住这一点后，我们就必须更仔细地注意CSI思维验证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将证据置于法律面前。在某些法律体系中，事实问题是通过收集和构建证据，以及这些证据所允许的推论，能够回答的问题。另一方面，法律问题则是那些只有诉诸法律、通过应用法律，才能回答的问题。¶

问题在于——而这正是CSI思维的不足之处——在我们这个时代，法律持续被中止，被置于例外状态。正如Louise Amoore在《正义之前的风险》一文中主张的，今天的治理工具“呈现为多种战术的形态，而不是法律”。^[10]一切司法决定都被作为法律例外而实施的风险策略替代。Amoore以给予欧洲公民美国签证豁免的备忘录为例。这类备忘录，正是法律被中止和例外化的典型。法律规定，所有欧洲公民进入美国时都获得签证豁免。然而，各种备忘录——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广为人知的那一份——为这项法律设定例外，根据护照持有人的出生地点，通过统计计算其可能给美国带来的风险。协议文本概述了实施的法外实践：个人在旅行之前便受到筛查和风险评分。法律不再能确定地授予签证豁免，而是依赖风险管理策略和法外实践。这些实践的危险在于，与法律不同，它们的适用不受限制，也不根据某种正义观念衡量。例如，在伦敦地铁对穆斯林实施种族画像，依照法律本应被禁止，却因这些法外操作而成为可能。Amoore认为，正是这些法外实践及其与法律的关系，界定了规范。于是，我们对法律与规范差异的理解变得复杂。¶

每一种此类风险实践都“延宕主权决定”。^[11]许多法律行动者越来越倾向于恢复人权等法律，以对抗这些例外。然而，当法律与其例外如此纠缠时，这类行动徒劳无功。法律机构和法官已被风险管理专家与数学模型取代。在这里，以正义或权利为基础同法律展开对话，变得几乎不可能。这些所谓“专家”充当证人，在事实发生之前呈现证据；这些证据意在否定事实的存在，阻止它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可以获准成为证据，其门槛发生了变化。¶

创客的证词

要有效对抗这些法外措施，证据必须存在于其门槛之内，成为事实发生之前的证据，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为反风险或反推测的证据。在这种体制下，批判性创客的作用是将事实之事建构为削弱风险专家的证据，反击金融、军事、边境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可能风险。他们必须在另一套权利管理体制下成为“专家”。然而，事实之事必须被生产、被提出，并以证据和审美的方式，在司法之外与不确定条件相联系。这不是为了否定事实而揭示其中隐匿的拜物，而是沉浸于反事实材料之中，以拆解规范。这是确保世界保持不确定——尽管它不断具有计算某一类风险的能力。¶

拉图尔说得对：“批评者不是揭穿的人，而是组装的人。”^[12]为对抗法外措施而构建的证据，是白云石：一种更丰富、更细腻地描述这种半透明矿物的方式。它不是普通的壶或平庸的石头。恰恰在这一刻，事实之事变为关切之事。它被制作出来，摆在风险管理技术面前，成为与后者不相容、意欲改变后者的东西。这种证据生产，不是为了维护法律权威，而是为了揭露法律的无能，动摇其对“专家”的依赖。在这一情境中，批判性创客成为统计学家——不是预测性金融模型意义上的统计学家，而是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所说的“作为统计学家的社会学家”。这位统计学家，是可能性的法证科学家：呈现证据，不是为了满足法律、不留任何疑影，或在陪审团面前获得确定性，而是为了反抗规范，无论规范以何种施演方式实现。^[13]¶

有效的批判，与可靠证人的反证词同义。在法外风险管理时代，法律实践与技术性的专业知识形式纠缠在一起。在这些条件下，批判性创客必须成为反对专家的证人，能够在专家预测的事件发生之前，提出与之抗衡的证据。以此为目标，批判性创客——无论是工程师、设计师还是技术专家——都应当充分发挥其技术技能与专业知识，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作为业余者的艺术家。¶

最后，我回到开头的例子。Heather Dewey-Hagborg的《陌生人肖像》展出两年后，Parabon NanoLabs推出一项供警方使用的DNA画像服务。这一消息促使Dewey-Hagborg扩展其批判工作，启动一个旨在揭示这种表型技术局限的新项目。项目过程中获得的专业知识，使她发现，NanoLabs的DNA画像准确性不足以用于刑事调查。¶

《陌生人肖像》采用某种美学，让观众惊叹于3D打印壮观的可能性。然而，作品的批判性在于，它动摇了警方的法外战术：依赖劣质DNA采样来量化和计算犯罪风险。不过，如果不借助DNA画像及计算实践方面的专业知识，Dewey-Hagborg就无法展开这种批判，也无法削弱表型风险管理的实践。通过增进在这一领域的熟练程度，她成为专家证人，在法律的例外情境面前，提出科学事实作为反证据。¶

参考文献

Amoore, Louise. 'Risk before Justice: When the Law Contests Its Own Suspension',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1, no. 04 (2008): pp. 847-861.¶

Beck, Ulrich.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Beck, Ulrich, and Mark Ritter.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3.¶

Chun, Wendy Hui Kyong. 'On Hypo-Real Models or Global Climate Change: A Challenge for the Humanities', Critical Inquiry 41, no. 3 (2015): pp. 675-703.¶

Dewey-Hagborg, Heather. Stranger Visions, 2012-2014, https://deweyhagborg.com/projects/stranger-visions.¶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2nd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1975).¶

Foucault, Michel.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trans. Michel Senellar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Paul Guy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Latour, Bruno.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Critical Inquiry 30, no. 2 (2004): pp. 225-48.¶

Tarde, Gabriel De. The Laws of Imitation, Redditch: Read Books, 2013.¶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