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设出来：建制的批判性实践

Bernhard Garnicnig¶

这篇文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批判性制作”（critical making）与“编造／创设出来”（making it up）这两个说法相近。文章考察艺术家“创设”出具有机构和企业形式之空间与场所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这种创设被理解为一种解放性的挪用，使艺术家和公民与机构或企业的关系得以现实化。复制、模仿机构的徽记、装饰和行话，被视为一种手段：借此获得与企业或治理机构平视的位置，以政治转化为意图同它们对话。下列例子让我们能够反思各自理解“批判性”的不同方式，并思考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富于发明性的模仿。这种空间制作实践并不试图实现乌托邦式的改进，而是共同生产那些滑移：当基础设施试图吸纳并消解这些空间的差异时，滑移便出现了。¶

与一位白手起家的博物馆馆长相遇

我在侏罗纪技术博物馆（Museum of Jurassic Technology）楼上的茶室里，见到了创办人 David H. Wilson。就在几分钟前，我刚在放映室看完一部影片，描绘的是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影片的构想，是通过维护人员来呈现这座博物馆，同时强调展品之间不可见的关系；创办人正是围绕这些关系安排展览的。David 很喜欢这座博物馆，提起它时，仿佛它是一位异母姐妹：两者都深深热爱博物馆，也都热爱物件构成星丛时所具有的诗意力量。¶

我询问他的博物馆如何起步，以及如今运营中的实际事务。他自豪地指出，与他一起工作的人，到别处都可以赚到三倍的薪水，但许多员工依然在团队里待了多年。这时，一位员工有事找 Wilson 先生。这个异常潮湿的冬季，雨水再次让那位栖身于扩建楼闲置入口的无家可归者措手不及。接着展开了一段围绕湿透睡袋的简短交谈：上次把睡袋送去投币洗衣店烘干，谁欠谁多少钱？有没有给他买新的？对话转向后勤安排；在为了做成大事而迅速处理许多小事的环境中，这种情形很常见。谁去给他找一只崭新、干燥的睡袋？又去哪里试着把旧的弄干？那一刻，很快便清楚了：侏罗纪技术博物馆（MJT）早已远不止一座“编造出来”的博物馆。它已经成为承担机构功能的空间，将对其时代和地点至关重要的方法与实践融入其中。除其他作用外，这使他们能够创造令人向往的工作条件；其共同体通过持续投入时间与才华，认定这样做是对的。这些条件对组织之外的人来说，也被证明并无威胁，而且值得向往。¶

与 David 交谈后，行政主管兼档案员 Hana 带我从后面的消防出口走出去，穿过两辆 Airstream 房车之间，进入一个容纳工坊、办公室和杂陈档案的空间。她向我介绍了许多写这座博物馆的文章与故事。我则拿出之前在博物馆礼品店买的一大堆书。其中一本大大提升了侏罗纪技术博物馆在美国传奇地点版图上的地位：Lawrence Weschler 的《Wilson 先生的珍奇柜》（Mr. Wilson's Cabinet of Wonders），曾入围 1996 年普利策一般非虚构作品奖。只过了几秒钟，我就明白，这本书并不完全是博物馆引以为傲的东西。它似乎试图拆开博物馆为使人着迷而精心编织的线索。作为一名受过训练且十分成功的记者，作者根据自己对事实和数据的研究，试图描述博物馆及其创办人背后的某种真相，一种调查得出的真相。这种真相细致地叙述了沿着馆内线索追溯源头的过程，希望发现它们的“真实”本质。但如果这种尝试放错了地方呢？为什么会这样？也许 MJT 试图保存的，并非器物体现的某一种科学知识，而是一种不同的知晓方式：物件的星丛在其中讲述故事，创造惊奇的体验。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不同的认识机器，是有意从作为事实集合的博物馆中逃离，转向作为虚构叙事星丛的博物馆。在这一空间，真相超越数据，走向对其间关系的体验。因此，仅凭逐项清点构成博物馆的每个部分，或剖析促使创办人建馆的每件事情，无法捕捉真相。¶

我提到侏罗纪技术博物馆，并不是因为它的名字里有“技术”二字。它完全也可以叫作“更新世美食博物馆”。这里的重点是建造、制作并创设一个人们前来工作的地方——而相较于行业其他地方的条件，这里的工作具有解放性。这个空间以批判性的方式预先实践某些做法，它们不会把共同体划定并呈现为技术的战术资产。这个空间把解放性实践编码为批判性制作中的欲望。在这些器物构成的诗意星丛中，也在围绕它的行业中，任何“自然秩序”的表象都被破坏了。^[1] 创设一座博物馆，就是创设博物馆得以运作的条件。这些条件以带有批判性的个人方式，重新呈现博物馆是什么、又可能是什么。在这个案例中，结果就是 Wilson 先生及其团队的侏罗纪技术博物馆。¶

模仿与行动：自然历史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遍布世界各地。作为生态启蒙教育的场所，它们被重新界定为讲述“我们”关于“我们的”星球之故事的地方。其馆藏包括历史物件，它们被期待在历史的连续体中唤起各自时代的故事。讲故事的是矿物和化石、骨骼和蝴蝶翅膀、花瓶和矛头、服饰和整套盔甲——它们由导览员和中介者赋予生气。这些物件生活在一个机构的空间里，而机构管理着这些故事。在那里，维系机构的无形安排，也控制着哪些物件获准讲述哪些故事。与这些历史器物一道，政治人物、科学家和捐助者，也都为这些叙事添加自己的解释方向。¶

自然历史博物馆也是一种可复制的复数形式。具有殖民—贵族起源、名称相似的博物馆在世界各地存在，名称随着当地语言变化，却都在各自的独特性中提供相似的特征。如同双年展和画廊，它们可以被视为可供使用、改编的现成形式，是可以复制、可供占据的非空间场址，是可以依附的历史，是可以扰动或延续的经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一种处理自然秩序的方式。作为解放性实践，博物馆是一种材料，既易被工业家收编，也可由艺术家和行动者加以操弄。¶

2014 年有一段时间，纽约存在两座自然历史博物馆。第一座位于曼哈顿中央公园西侧与第 79 街交会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一座纪念碑式的古典主义建筑，分成若干侧翼，收藏不同的专门馆藏；其中之一便是“David H. Koch 恐龙馆”。它以 Koch 先生命名：此人的企业集团一度对美国超过 50% 的温室气体排放负有责任；此人可能资助否认气候变化或进化论的政治团体；也正是此人如此迷恋恐龙，不仅以数百万美元捐款资助纽约的恐龙馆，还资助了华盛顿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类似展区。¶

纽约的另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在 2014 年夏季短暂存在过。一群行动者注意到，一个本应教导我们保护环境的机构，其理事会里居然有气候否认者。受此驱动，他们申请资金、设计标志，把标志绣在绿色帽子上、画在横幅上，并印在游览巴士上。他们用数月时间，在皇后区博物馆中创设了一座另类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它举办关于机构批判的讨论，并提供带解说的巴士导览，穿行于城市的自然栖息地。讲稿不去指认鸟类，而是聚焦于“机构与企业之间隐秘而有害的纠缠”——首要证据便是 Koch 兄弟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关联。在 150 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包括数位诺贝尔奖得主）和超过 550,000 名公众联手敦促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将气候否认者 David Koch 从理事会除名后，Koch 于 2015 年 12 月在争议中辞职。¶

我采访了 Not an Alternative 的 Steve Lyons 和 Jason Jones，询问他们：在培养艺术家和创客的学校里，如何教授那些创设机构／意识到自身建制能力的实践？他们回答如下：¶

NHM 源于一次押注：我们可以借助机构正当性来反过来对付它，从而分化博物馆领域；与其作为行动者在门外敲打，我们以内部人的身份发言，便能在博物馆领域获得更多权力和影响力。当然，“制度化”的威胁是真实的——如果你的意思是异议被捕获和消解的话。每一次反叛都会遇到反反叛。每一种真正的威胁都会面对权力的力量。我们坚持得越久，获得的象征权力越多，斗争的利害就越高。过去几十年那种砸抢式的介入主义，制造了不错的图像和精彩的轶事。但争取权力的斗争不会一夜取胜，它需要坚持。我们所参与的这种反叛，只有在反叛者设定具体且不断升级的目标，并坚定不移地忠于计划、事业和地平线时，才能奏效。^[2]

他们的表述意味着：忠于地平线，培育共同想象，却绝不要求那条地平线必须凝固不变。它只需要引导创造共同体与形成公共性的过程。地平线也许是理想，但事业是具体的：一种批判性的解放实践，把制度性从僵化权力的占据中解放出来。¶

今天，艺术院校、策展项目和技术学位的毕业生，面对着与创设 MJT 和 NHM 的艺术家类似的选择。他们会用自己的才华与生产力，去补贴艺术市场、文化产业或技术部门吗？还是会转而投入共同空间的创造，使“后数字时代具有社会参与意识的创意专业人士与公民”^[3] 的精神和能量，不被机构规范结构所规定的简化现实截断？这种以批判性方式创设的学习空间与场所，如今正在建立，为技术—工业部门支持的文凭工厂提供另一种选择。¶

关于职业乌托邦的警示故事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不断回到 Claire Pentecost 在一次讨论如何表达乌托邦观念的谈话中分享的这段想法：¶

乌托邦主义是我们脑子里的某种东西，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有，只是自己并不真正意识到。但正是它让我们早上起床，也是我们为之付出努力的东西。问题在于，如果你不开始说清自己的乌托邦想法，你就在为别人的乌托邦服务。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为新自由主义乌托邦服务，除非我们有意识地尝试创造其他类型的共同体和价值体系。它像一条地平线——我不是说那种你实际建起来、再去管控的乌托邦，那些东西名声很坏。^[4]

这种“让我们早上起床并为之付出努力”的说法，呼应了我将建制视为创造性实践的兴趣。乌托邦作为地平线——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遥远，又不断后退——都是日常生活或生活方式之批判实践的定向点。作为建造与建制的“创设出来”，也许还需要以解放的方式，对“批判性意味着什么”进行反学习，从而把批判实践从“别人的”乌托邦中解放出来。¶

最近访问加州艺术学院（CalArts）时，我有机会查阅其档案，其中记录了这所受迪士尼公司捐助的私立艺术院校的创办岁月。从一开始，新成立的院系之一就成为观念上的激进艺术实践与解放性的激进教育学汇合的空间：批判研究学院。这是一种尝试，要把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视角，转化为 20 世纪 70 年代加州的千禧年主义。艺术家通过以批判视角看待社会秩序，能够学到什么？由此出发，艺术家需要知道什么，才能发展出一种使时代要求得以实现的实践？什么是他们不可或缺的核心，是那一样让实践具有现实意义、并能改变校园之外生活的东西？¶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1. 批判研究学院 1970–71 年课程表节选。^[5] 〔图中文字对照〕¶

当我在批判研究学院 1970–71 年课程表中发现上面这段文字时，不禁想：Bob Penny 是否把汽车修理教作一种批判性制作技能，让艺术家能够在洛杉矶地区生存？其中特别邀请女性的表述，应被理解为一种解放姿态吗？或者，“汽车修理基础”其实没有课程说明所暗示的那么机械性，而更像是在 CalArts 广阔停车场上展开的社会—制度机制分析？对于批判性制作的讨论，必须摆脱与创新及生产范式的联系，转而在维护和修理中重新创设话语与行动的空间；这段节选便以文字表达了 CalArts 批判研究学院早期提供的乌托邦主义——一种宽厚地容纳激进教育实践与批判艺术实践之间模糊性的状态。¶

Judith Adler 在《办公室里的艺术家》（Artists in Offices）中对那一时空的研究，对机构如何说话与如何思考之间的分裂作出了更深入的反思。我只能简要窥见她对这个加州反文化项目的“梦的分析”。《办公室里的艺术家》以 1970 至 1972 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提供了一组艺术家的案例：他们回应自身职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试图创设一所乌托邦式艺术学院，在那里，艺术家和教育者开始实现一种“职业乌托邦”。¶

为了说明艺术家为何会来到办公室工作，并带着强烈的千禧年主义与共同体主义意识，Adler 提出：“对现有机构不满，却不相信它们能够改革”，带来了某种“令人安心的信念所给予的宽慰”——相信这些现存且令人不满的机构，是“注定失败的过去”的产物，并且“在未来巩固之前，生活可以在另一套体系中度过”。透过这一视角，自由大学与帐篷城就成了逃避现实的“疲惫流亡者的休憩地，并且最终成了它们原本试图取代的主导机构日后开展肤浅创新的试验场”。^[6]¶

这种在 CalArts 创设职业乌托邦的方式，也许正是 Claire 在访谈中谈论的。一旦这些教育乌托邦变得太过真实，太多努力就会投入到实现某种理想之中。它们开始背离自己的愿望。那些年 CalArts 的景象想必令人兴奋，但学生与教师也许实际上是受邀参与实现别人的乌托邦。批判性地创设事物的实践，需要从那些塑造我们对自身职业之执着的乌托邦中解放出来。¶

这所学院的历史很短暂。Adler 很快就明白，那些希望创设一所先锋学校、并维持其可信度的人，“必然会发现自己面对着矛盾：一方面是学校作为机构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他们声称延续、并援引为自身正当性来源的先锋传统所提出的象征性要求”。^[7] 正如 Adler 的研究所详述的，原有课程计划被叫停，其原因与学校治理结构的转变深深纠缠。那一时刻，让最初的开端结束、让一个新的开端启动，至关重要。经过数次迭代，其结果便是今日存在的批判研究学院。¶

尾声

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我在承接本人研究项目的一所应用科学学院的办公桌前写下的。不久之前，这个地方还是某个人的想法：一个包含某个人的议程、某个人服务国家的信念、由某个人希望某个下一代拥有更好未来的愿望所驱动、又受限于某个人的认识论界限与生活方式的想法。我坐在一个曾被创设出来的地方，它曾由某个委员会在纸面上构想，如今却用基础设施为我服务，赋予我权力并使我承担义务，还提供免费而好喝的咖啡。也许，当你阅读这些文字时，你也在一个类似空间里，或正在前往那里、从那里离开。一旦这条思路展开——一切都曾在某个时刻是某个人的想法——人们就可能认为，一切都在某种意义上是编造出来的，我们都在经历某种建构主义的假想成真。我们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在这颗行星上的短暂岁月里养成的那种有时具有破坏性的创造习惯。更频繁地创造更多东西的能力，已经不再让人觉得理所应当。难道没有一些事物和地方，无需我们沉重的心与笨拙的双手，也能自行生长出来吗？解放政治的实践也许具有破坏性，却仍然必要：它试图消解一切人为却把自己装扮成自然秩序的东西，例如那些因过去集体追求更好生活而建立的机构。如今，数以千计因科技泡沫而被逐出住所的无家可归者，不得不把旧金山的柏油路当作家。与此同时，编程训练营邀请城市流动人口融入有收入的就业，而支持这些项目的，恰恰也是导致他们被驱逐的同一个行业。如果敢于真正去看、去听，事物的自然秩序——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掌握内情者与懂得勉强过活者之间、创客／成功者与不会成功者之间——就被呈现得自然得可怕。在这个时刻，究竟什么是至关重要、需要我们以批判方式创设出来的？¶

参考文献

Adler, Judith. Artists in Offices: An Ethnography of an Academic Art Scen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2003.¶

‘CalArts Schedule of Classes at the School of Critical Studies’, 1970-71, Term II。由 CalArts 档案馆提供。¶

'Call for Contributions: The Critical Makers Reader',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31 October 2018, https://networkcultures.org/blog/2018/10/31/call-for-contributions-the-critical-makers-reader/.¶

Fisher, Mark.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London: Zero Books, 2009.¶

Lyons, Steve, Jason Jones and Bernhard Garnicnig. 'The Occupation of Institutionality and Institutional Liberation – Interview with Not An Alternative', continent. 7.1 (2017), http://continentcontinent.cc/index.php/continent/article/view/303.¶

Khaikin, Lital, and Garnicnig, Bernhard (eds) 'Interview with John Tresch and Claire Pentecost', continent 6.3: The Technosphere Dialogues, 2017.¶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