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中国创客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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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 Gu 与 Pip Shea
2017 年 6 月一个星期四的下午，中国创客文化的代表人物 David Li 带我们参观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Shenzhen Open Innovation Lab，SZOIL）。SZOIL 位于深圳福田区，这一区域为创意产业提供税收优惠。[1] 实验室所在的创意集群名为 Sino High Tech Industry Park。它被高楼包围，当时仍在建设中，尚缺乏“有人生活于此”的共同体感。SZOIL 的一片区域里，一群美国学生正在参加工作坊，身边摆着 3D 打印机、扫描仪、激光切割机和其他手工工具。墙上挂着麻省理工学院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MIT CBA）[2] 的一份协议，确认 SZOIL 为官方 Fab Lab。没有当地创客在场，这令我们吃惊，但在中国的创客空间中并不罕见。David 说：
SZOIL 和这座城市的许多创客空间一样，更多地扮演中介角色，连接希望在深圳顺利落地的外国创客与本地制造业供应链。这些创客空间为那些希望通过创客空间完成制作、原型开发、生产、营销及产品分销的创客，提供一站式服务。[3]
中国创客身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然而，大学毕业生转型为创意创业者、农民工使用精密技术的形象，构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创客文化”叙事。如同西方对创客身份的建构，这些故事把技术呈现为一种促成力量，一种让失去权力者获得力量的方法。相比之下，我们对中国创客空间的研究支持 Anita Chan 的立场：原本旨在扩大来自发展中地区之参与的“反向运动”活动，反而使盎格鲁—撒克逊式支配与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常态化。转而受益的是数字知识经济中能够在跨国市场运作的那些部分。[4] 尽管中国国家试图以社会工程方式塑造创客文化，创客身份也受到全球创客、创客空间、外国国家及企业的影响。这种普遍主义式的知识发展，展示了发达西方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权力。因此，它也揭示出创造替代性知识生产模式何其困难，即使对中国这样的经济强国也是如此。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1. Xin Gu，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中的美国学生创客工作坊，2017 年。 〔图中文字对照〕
山寨
中国创客身份当下的表现形态，无法与“山寨”分离；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仿制商品的生产。山寨产生于中国走向衰退的制造业，以及相对不发达的创意生产文化。[5] 当代创客文化甚至被称为“新山寨”。不过，由于不遵循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确立的知识产权法律，支撑山寨的创新体系被视为与全球数字经济不相容。[6] 因此，中国的创客空间被用作社会中介，把传统制造业重新界定为一种新形式的数字创意经济。
社会变迁使中国制造业劳动者接受了新知识经济所要求的新工作条件。与本土山寨文化相比，这种立场更可能得到“借来”的创客文化支持。山寨关注的是“复制”——掌握规模化生产技术——因此更关心维持制造业，而非取代它。另一方面，创客文化的政治——由新型“创客行动者”（敢于冒险、精神自由、扎根本地）开展开放、民主且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包含了全球知识经济以及试图追赶西方的国家所共同认可的价值。
国家
中国创客文化受到创意产业政策的塑造。因此，很难把新出现的创客身份与国家主导的社会工程计划分开。西方创客身份通常以颠覆主导范式的愿望为基调；与之相比，中国创客身份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此外，“创意集群”把创客空间模式当作营销工具，用以掩盖许多后工业城市中新一轮的城市绅士化。[7]
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们提出，制度化的创客空间——例如中国与北爱尔兰的创客空间——无法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过程分离，因为即使公众参与率很低，仍有一系列战略性公共政策机构参与其中。[8] 例如，受到国家影响的企业富士康，作为全球手机制造业的领军者，大举投资创客产业，以利用创客空间较少结构化的组织逻辑。把创客产业发展为一种新的内城经济——后工业城市借此替代传统制造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中国创客文化之技术乌托邦观点的解释。
中国创客如今在外国创客、投资者与本地制造业供应链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说明，中国创客文化确实有意打破数字知识经济中的全球等级结构。大规模制造产业正被迅速迫离中国城市。在中国政策界，有关转向一种新经济的讨论正不断推进；这种新经济以“后福特主义”的生产形式、信息通信网络，以及重新修订的“文化”与“经济”关系为基础。[9] 在这一修订中，创客及创客空间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社会中介”，它们推动着制造业与全球技术市场之间向知识经济的转型。[10]
西方
许多中国创客空间倡导的活动，源于一种非常西方化的自己动手（DIY）方法。与西方创客空间相似，其参与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属于中产阶级，是城市大学毕业生。[11] 中国创客空间还代表着一种工作环境，脱离官僚化控制的工作场所的束缚，被认为更有回报、更有意义、更令人兴奋，也更光鲜。它们也建立在同一个具有误导性的前提之上：任何人都能制作任何东西。[12] 然而，中国创客空间与既有制造业高度契合。例如，Seeed Studio（矽递科技）是中国创客文化中的重要参与者。这家公司生产硬件，利用从众筹网站 Kickstarter 获取的海外创意。Seeed Studio 支持一家名为柴火（Chaihuo）的本地创客空间，后者通过草根社会正义倡议开发技术解决方案。虽然柴火展现出符合西方创客文化建构的特征，但它与 Seeed Studio 的关系，使它与中国传统制造业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西方，自我主导的公民行动，或称“DIY 公民实践”，[13] 也与创客文化联系在一起。[14] 需要指出，这些自主实践来自那些有能力、有能动性以非规范方式行动的人。在中国语境中强调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它创造了新的排他条件。[15] Dunbar-Hester 的研究[16] 从历史上揭示了这一特征，指出“DIY 本身传统上就不是面向随便‘任何人’的”，因为 20 世纪 60、70 年代最初的 DIY 运动，也推崇一种带有白人男性编码的自主家居改造方式。此外，创客文化优先看重工程、计算机编程和业余电子制作这些在历史上被男性化的实践。[17] 把这种“普遍主义”观念注入技术传播的人，可能再生产出原本就存在排斥与等级的同样条件。如果中国创客文化要创造一个让人参与技术与政治的替代空间，就必须处理结构性的社会排斥，同时批判性地反思本地语境。
批判性制作——一种谬误？
学术意义上的批判性制作，指一种强调对所处理材料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制作方法。[18] 作为一种实践，它通过反对现有产业范式，旨在挑战既有权威体系。因此，把中国创客定位为“批判性创客”的内在难题，在于它与既有制造业基础设施和组装体系的紧密结合。更准确地说，中国创客语境推动的是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数字知识经济等级，而非打破自身的产业过程。若要进一步把中国创客定位为“批判性创客”，也必须寻求理解那些影响制作行为的权力安排。
在批判性制作的语境中，山寨值得关注，因为它回应了消费者对低价、个性化、产品周期短的手机不断增长的需求。它处理了一些与传统制造业研发成本上升有关的创新障碍，并认识到小微企业能够开展创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山寨的一项核心主张，是以具备多种技能、获准在产品创新中作出复杂决策的劳动者，取代传统工厂里的技术劳动分工。
相比之下，西方创客文化叙事强调通过揭开技术的神秘面纱来扰动社会秩序，或者通过批判性制作实践培育创客能动性。这种信念符合西方的 DIY 公民实践观念：即便技术能力有限的人，也可能强烈认同制作的政治。然而，这种信念不足以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参与创客运动不仅需要技术技能，还需要时间、资本和创造性思维等资源，而这些只有少数享有特权者才能获得。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依然普遍；当前创客文化作为有知识、有创业精神、有创造力者的专属领域，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本已严重的社会经济鸿沟。不仅如此，将外国创客优先视为能够参与政治的创造性行动者，而把本地创客视为相对欠缺创造力，又重新制造了创客文化原本要打破的不平等。
创客空间尝试通过吸纳农民工、退休者等新手群体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这些参与者大多有工程或设计背景，几乎人人都拥有大学学历。这种推动普遍主义创客能动性政治的尝试，表明了以技术赋权所面临的结构性困难。这一困难主要源于：中国创客文化较少关注挑战生产与消费相关的权力分化，而更着重于集体应对全球化技术所塑造的社会变迁。
在中国创客文化中，人们对“做出来／获得成功”（making it）抱持不同态度。创客空间的话语往往一面“鼓励所有成员制作”，一面又断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有些创客“只是想玩得开心”“结交工作之外的朋友”和“练习英语”。[19] 然而，归根结底，参与者来到这里是为了利用既有制造业基础设施，而不是发展解放性的实践。
中国创客能动性发展面临的挑战
根据我们自 2016 年以来对深圳创客空间的观察，创客空间中的参与，显然与更广泛创意产业中不稳定劳动的特征相似。此外，这种不稳定劳动阶层，还是中产阶级为赢取政治加分而有意塑造的。深圳的创客文化提供了证据：参与非专有技术的“礼物经济”，[20] 并不会带来个人解放。它再次说明，西方关于开放、参与式创新的愿景，掩盖了企业对志愿劳动的资本化。这呼应了 Sharon Zukin 对某种相关实践——黑客马拉松——的批评。这种“狂喜劳动的仪式”[21] 成为一种“制造共识”的方式，使人接受新创意产业中的不稳定劳动。随着中国获取数字制作技术的机会增加，社会分化的动力可能创造新的不平等。数字素养问题是阶级的产物，由新的包容与排斥体系的建构所造成。
与 DIY 制作相关的对“新事物的冲击”的追求，可以被重新定位为阶级分层的一项核心价值。这些从大规模制造的废墟中出现的自由、个体化、手工式创新，不太可能为社会中被剥夺权利的人创造参与环境。山寨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文化，与以创客空间、企业和国家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文化之间的鸿沟，很难用西方的普遍主义修辞来弥合。创客和创客空间越来越多地向山寨寻找灵感，将其推崇为中国技术文化的起源。把创客文化与山寨联系起来，提供了重要的本地语境，但并不能消除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建立参与结构——例如创客空间——可能难以落实。
我们的研究注意到，当地社群正在出现一种抵抗，对普遍化创客文化的正当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山寨 2.0”这一新概念更适合应对自动化、绅士化等本地问题。山寨 2.0 提升了那些继承自旧产业的实践的地位。他们也承认，中国语境下创客能动性的发展，必须处理历史上限制技术参与的因素，例如技术获取受限、创造性能动性有限，以及劳动剥削。文化民主作为制作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是如何得到维护或受到压制的，也值得形成更有针对性的研究议程。2014 年一项关于中国互联网审查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创客运动的界限。[22] 与社会政治变化相关联的 DIY 公民实践这一观念本身，就与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发生冲突；这一制度经常删除被认为会促进集体行动的内容。这表明，创客文化的普遍主义逻辑，可能超出了中国社会政治体系的框架。
另一种制作政治？
中国创客文化对个人创造力的容纳，正在一种国家化的创意经济范式中形成；这一范式强调文化消费与个人主义。中国创客文化远未促成广泛参与式的文化创造，反而不断生产出个人乒乓球训练机、核设施退役机器人之类富于憧憬的故事。这些例子之所以浮上表面，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玩趣”“开放”“热情”与“社会性”——这些词语让西方创客文化意识形态优先于本地对于结构效率的强调。此外，企业和国家参与塑造中国创客文化，也暗示着自上而下的组织范式仍在延续。
如果数字普遍主义的社会民主理想要在有意义的层面进入中国，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其更广泛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上。讨论必须超越“资源所有权与用户能动性”的政治，转而关注公众内部的社会经济变迁，与那些给参与制造障碍的传统结构之间的关联。我们也必须注意技术自动化——创客文化中备受推崇的一面——对就业的影响。传统制造业劳动者可能抵制创客文化，因为它威胁着他们既有的劳动安排。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拥抱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往往意味着，不仅学习技术与行政解决办法，也学习西方的文化形式和价值。这一倾向再次提出那些始终存在的问题：从自身传统中可以动员什么？要借来什么，又借来多少？以及随之可能发生哪些社会、文化和政治变化？这些问题在中国创客文化中尚未找到答案。回应这些挑战，将是创造一个不受数字普遍主义逻辑局限的替代空间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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